《近东文明的起源》书评

前言

前 言对近代文明的起源进行全面描述将需要一部比目前这部著作大出很多倍的著作。我们这里集中讨论的是社会和政治变革。在这些变革中，巨大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变革与第一批文明社会的出现所引起的诸多问题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然而，这些变革却远不如技术和艺术领域的持续变化、宗教现象或文化的产生等所获得的重视多。既然技术和艺术的发展也能够体现社会政治状态，那么我们也把它们考虑进去；但是，我们并不对它们进行详细描述。通过对文明一词相当严格的阐释，我们把本书的主题保持在易于驾驭的限度内。事实上，就一般用法而言，“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因此每种区分都是武断的。鉴于此，我们首先对“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词的用法进行词源学的考察。“文化”一词具有“某物不符合逻辑、某物是自己产生的而非被创造出来的”等含义，因此它受到了那些研究原始人群的人们的青睐。相反，“文明”一词却受到了那些把人类首先看作是政治的人（homo politicus）的人们的钟爱，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本著作的主题。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那就是文明的起源问题。读者将会在本著作中发现，在整合历史源头的分支时，我们把这些分支设想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大文明的枝干而非根源。人们能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了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根源？促使这些文明产生的动力是什么？我相信历史学家们一定会认为这个问题无解。这种想法只能导致历史学家们在半哲学性推测的道路上偏离轨道，或者诱使他们给出伪科学的答案。正是后面这种情况产生了最坏的影响，因为历史学家们一再地认为，诸如食物生产的增加或技术进步（这两者的确与文明的发展一致）这样的变化使文明得以产生。这种错误的观念却阻碍了人们更为深入的理解。怀特黑德的话对过去和目前类似的情况都是适用的：在每一个因高级活动而著名的世界中，人们都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发展的高峰期，以及导致高峰期出现的诸活动中，总是存在某种深刻的宇宙哲学。这种宇宙哲学被普遍接受，并给当时的活动和潮流打上了深刻烙印。然而，这个基本的宇宙哲学仅仅被部分地表达出来，而且这种表达的细节又派生出了特殊问题……这些问题掩饰了人们对基本宇宙哲学的普遍认可，这种认可几乎太明显了而不需要表达，几乎太普通了而不能表达。在每一个时期，众多思想形态中都存在一个一般性的思想形态（即基本宇宙哲学）；而且，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这种思想形态是如此的透明、如此的广布、如此的必要，以至于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我们才能够意识到它。 这种努力正是历史学家所不能逃避的。历史学家们在对陌生的过去进行理解时也没有什么捷径。我相信：把平行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能最为真实地阐释历史现象和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形态。我们主要致力于研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古代近东文化中心。因为在边缘地区，文明产生的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边缘地区的文明总是派生出来的。在文明形成时期，埃及也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但埃及并未失去自身的特征和突出的个性。这种早期文化的接触方式对于我们的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们已经在本书的第五章中讨论了相关证据。接下来的几章是1948年—1949年冬季我在美国布卢明顿的印第安那大学帕滕基金会作访问学者期间递交的论文的扩展版。我要感谢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H. J. 坎托博士，他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图1和图4两幅图片。亨利•富兰克弗特 伦敦大学沃尔伯格研究所 1950年12月17日

研究古代东方史的一本好书

本书是伦敦大学著名的前古典古代史教授亨利·富兰克弗特的代表作之一。全书以作者亲自对近东的考古发掘为基础，介绍了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的译者为了使读者对近东文明有更全面的理解，特别选取了富兰克弗特教授的四篇代表性论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从总体上看，《古代近东文明的起源》还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对研究古代东方史的学生和学者都有较多的借鉴意义，对于研究古代文明的学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善意地理解东方

富兰克弗特把古代近东文明分成两个理想型（借用韦伯的术语），美索不达米亚的神社城邦和埃及的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他比较多地利用近东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探讨近东国家内部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关系，以及上述两大类型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此书属于比较专业的古代近东考古和历史研究著作，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可能并不好读。富兰克弗特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西方中心论者”，可能只是出于自身的专业需要而为其研究对象辩护，不过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他试图从内部理解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努力，的确难能可贵。对他来说，习惯上被西方人称为“专制主义”的“东方社会形态”，并不是神权帝王为所欲为的暴政和“普遍奴役制”，而是“建立在对必要权威和共同利益的承认之上、具有自我调整能力的一种有机共同体”。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很难不注意到这两种近东文明里与中国上古社会相似的一些因素，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城邦以宗教为中心的“国-野”体制，比如埃及那种类似《周礼》官制的官营工商业体制。此外，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体制作为小亚细亚的主导政治形态，对于希腊城邦的形成有何影响，作者并未涉及，但无疑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书的翻译差强人意，读起来感觉有点硬。有些词，比如多处“学生”，原文想必是student，明显应译为学者或研究者；比如塞姆语和哈姆语，似应按照既有术语译为闪语和含语；又比如tyranny，若是放在希腊罗马古典的语境下，当然应该翻译成僭政，但在此书中作为近代政治术语使用，说埃及不是tyranny，则应该翻译为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