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通史》书评

日本人的模仿与创造

本月阅读了叶渭渠著的《日本文化通史》，深感学术文章的艰涩与阅读的痛苦，若是对日本没有相当的兴趣、没有一定的日本历史常识，本书对读者来说或许就更加枯燥无味了。《日本文化通史》详细论述了日本国民在岛国的自然风土和生活实践中生成的文化成果及其凝聚而成的文化精神、融合东西的文化模式，并同时论述了这些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政治社会发展历史的有机联系，通篇贯穿着日本以“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性格，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的主题，对于有意欲进一步接触了解日本文化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部较全面与客观的工具，能够为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阅读的过程比较煎熬，但读来确实多有裨益。书中我最感兴趣的，同时也是觉得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关于日本民族如何引入并充分以我为主地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叙述。日本人的模仿能力堪称登峰造极，甚至开拓出一条“模仿即创造（本土化）”的康庄大道来，颇有种山寨起家、原创上市的感觉，将舶来文化不断地吸收、改造、再吸收，以达到满足现世政治经济需求甚至是意识形态需求的目的，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一个文明起步晚的孤岛，能走到今日这般富强的局面，模仿与创造的能力可以说功不可没，不得不让人佩服。日本的舶来文化有许多，其中佛教可以说是植根最深的文化之一。佛教随鉴真东渡传播后，它的地位和性质的变迁就与统治集团的选择和倾向息息相关。日本的原始神道根基牢固，反佛派大有人在，政治上也因宗教信仰与国家统一的问题起过斗争，但其实在信仰内容上，佛教和原始神道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对立。日本原始的“神”，是“八百万神”及其后裔，以及各种自然现象的神格化，是一种具有泛神性格的“唯神”，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的对生灵万物的崇拜，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从而有着“宽容”的特质（日本文化性格中很特别的一点便是它的宽容性，或许就是来自于这种原初的对万事万物宽泛的、不挑剔的接纳和崇拜，这使得文明起步晚的日本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对先进的、自觉的文化有强大的主动的吸收包容能力）；既然是“无体系”，那么即使是接纳佛教，也无须彻底否定和舍弃神道的“唯神”，加上佛教本身也存在着与原始神道相似的宽容性格，二者极易相融，于是在飞鸟·奈良文化时代，佛教得以广泛传播；平安文化时代，实现神佛融合。日本原始神道对自然神的崇拜，也包括了对性的崇拜，从日本的由爱与性开始的起源神话中便可见得。日本古代对爱与性采取的态度是十分坦率而宽容的，未将其看作禁忌之事，这种态度是很原始、很生命本真的。在此背景下，禁欲的大陆佛教传入日本后，日本佛教衍生出许多宗派，打破了传统佛教禁欲的戒律。日本的佛教文化也并不认为性与佛是对立的，反倒重视人性与情欲，对佛教徒的爱与性也采取一贯的宽容态度，从而打破了传统佛教禁欲的戒律，修行者便可食人间烟火，这是一个重要的佛教本土化的例子。统治集团信佛法、尊神道，“调和神佛”，平民神佛皆拜，路上寺庙和神社两相并立，产生“本地垂迹”说，并不是历史的意外。以“镇护国家”作为主要教义成立国家佛教，将天皇的势力与宗教的权威结合，确立了天皇的绝对地位，是为“政教合一”；佛教服务于国家，国家保护寺院势力，可以说国家佛教的兴隆是适应于其时律令制国家的政治需要的，是成功的本土化。佛教的传入不仅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更为日本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变革。佛教初传时曾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其影响不仅局限于佛教界内部。佛教教义和僧人的传教、社会活动对推动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发展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即使日后在近代化的冲击中“神国”思想、天皇制绝对主义抬头，在明治新政权时为维持社会安定与完成政治的统一，掀起过“废佛毁释运动”，分离神佛，传播以崇拜天皇为中心的神道教义作为宗旨，在天皇的主持下复活古代神道，调整政府机构，以（再一次）实现“政教合一”，也没有能抹去佛教渗透入社会生活的痕迹，以至于到今天仍能看到日本神佛并祭的趣景。在古代，日本吸收中国大陆佛教的同时，也积极吸收儒家学问。在圣德太子的努力下，儒家思想从最初被当作训诂来学习，到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被应用于规范现实的生活，而圣德太子之后的主政天皇也大多沿袭儒家“德·仁·礼”的思想治国治家，以满足革新政体的需要，包括儒学的教育，也是为律令政治服务的。日本初期吸收儒学，是急切而直接的模仿，采取的是移植的方法，并没有注入多少自己的、新的东西。以平安时代时废止遣唐使一举为契机，日本文化开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进行历史性的思考，从“汉风化”的极端倾向中出现了对汉学的反弹，呼唤日本古典文化的回归，思想上有了“和魂”的自觉。日本文化吸收中国文化经过消化达到的完全结合，是以对日本本土文化思想的认同为主体来吸收中国文化思想，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自己民族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日本古代文化在儒学从兴而衰、神佛融合的基础上，对本土文化的进一步的认知和自觉促进了以日本民族审美意识为主体的各种文艺模式的建立和发展，从而在经历了近千年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后，日本古代文化从“汉风化”走向“和风化（本土化）”。德川幕府时期，武士阶级掌握政治权力，儒学（宋学）对于规范和稳定社会秩序及等级关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于是义理被取出放大，并被理想化，以此来维持武士家系，统一社会秩序，完成德川幕府太平盛世时期的武士精神文化，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固有的神道也汲取儒教思想，形成儒·神一致，宋学逐渐以新儒学的面貌成为江户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着教化的作用，为朱子学的日本化打下了基础。日本朱子学的创始者们促使儒学摆脱了日本古代以来的佛教的束缚，将儒学与神道融合，适应了当时德川幕府的封建权力的需要和当时的社会条件，很快地取代了佛教，垄断了日本的思想界，甚至连神道和佛教也吸取新儒学的思想，形成了以新儒学为中心的三教一致的局面。所谓儒学的本土化，即是对儒学作出符合现世情况的解释，再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推广实践，融进社会生活，遂成一国之新道，是为创造。德川政权倾覆后，明治新政权成立，首先需要吸收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先进经验，着手“文明开化”的改革；面临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的压力和半殖民地化的危机，追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日本在富国强兵之后，不断地扩充军备，侵略野心不断膨胀，准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文化上，由于维持天皇制的“复古”运动，废佛毁释，推行神道国教化乃至国家神道政策，出现保守的国粹主义，却又在包括生活风俗的形式上实现全盘西化，有取舍地引进西方民主政治和科学文艺，“形成一股‘脱亚入欧’的社会文化思潮，模糊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正确方向，给日本近代启蒙运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复古’与‘文明开化’、‘皇权’与‘民权’的封建与民主两重性文化，如此微妙地交织在一起，并存与明治时代初中期，而前者强，后者弱，跛脚而行。”或许在高度的推崇国家主义时才不会陷入被外来文化全面渗透的泥潭，有一定的合理性；脱离强者的魔掌后又成为下一个“强者”，对弱者进行打击侵略，如同自己所经历过的一般，颇有种“勇士杀死了恶龙，坐在龙的椅子上，身上长出了龙鳞”的讽刺在其中。这样强大的“模仿”能力在此时无法不令人生惧，弱者模仿、重复强者之路，并摸索出一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道路来。在我看来，日本之所以在（依靠外来的技术和文化等）逐渐走向富强的道路上产生天皇制绝对主义、国粹主义、日本优越论，以及后来发动的侵略战争，都是由于其弱者的自卑心理，是对民族长存的强烈渴求，即生存意识、自卑感、优越感的一体化，越缺什么，就越想展露什么。近代以前从来都在文化上落后于中国与西方的日本，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弱者，通过不停地引入、模仿、改造（创造），一点一点地让国家强盛起来，但这种强盛是不健全的，模仿的文化大多停留在表层，创造实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本土化，是为了现世需要随时可以更改其内涵的，强盛的内里大多还是初始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模式，难以吸收到先进的精髓，仍是封闭和缺乏主体性、具有依附性的；弱者得到了强大的武器便总想拿出来耀武扬威，跟市井小民得到了一件昂贵名牌就想让全天下都看到名牌的logo的心情是一样的。------------又到月底了 这读书报告赶得我想吐 结尾很仓促 就这样吧 不想再论述了 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