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书评

换一个角度思考中国的文明起源、民族关系和历史发展

和国内外许多关于游牧民族和文明起源的论著不同，拉铁摩尔在这本书里超越了传统“游牧民族”和“定居农民”的二分观念，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论述了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民族演变和历史发展等等关键性问题。或许作者所持观点显得有些折衷，还有待商榷，但却契合协同学等系统论的现代思维方式，读来令人印象颇深。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作者持“内生说”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曾受其他文明的影响，但并非外来民族取代了原住民，而是原住民自身分化演变的结果。而且作者持“多元起源论”的观点，认为夏商之间并非前后相继，而是相互重叠，直到商文明通过较好的利用外来技术后才突颖而出。与作者精要的论述相比，“中国文明外来说”显得过分生硬呆板，而国内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太过迂腐。而对于匈奴等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古代中国均持“华夏同源说”，而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历史学说的传入，该观点早已被人冷落。作者却能从中翻出新意，认为匈奴等游牧民族并非独立演变而来，而是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发展较快的部分压迫发展较慢的部分退往草原地带，它们由于适应了草原等生存环境才形成了所谓的“游牧民族”，在与中国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带交互的过程中才逐渐强大，开始影响中国历史。从作者这一观点来看，“中华民族”涵盖了五十六个民族这一命题可以接受。作者在书中还花了很多篇幅论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认为中国历史演变的很多原因要从边疆地带寻找，边疆地区通过吸收游牧民族的特点而变得强大，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内陆边疆实是历史变化的根源所在。这一视点确有很多历史可以作为佐证，令人耳目一新。我个人在读完该书之后比较认可作者在书中所持的观点，而作者关于长城、绿洲等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也值得屡屡回味。

理解边疆

虽然拉铁摩尔并不能说是职业学者，最早了解这个名字还是从《光荣与梦想》里，他担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顾问。这本书也是久仰大名，下了很久以后才断断续续读完。全书分成四个部分，一以贯之的主题是边疆，现在更流行的提法是农牧交错带，前面更强调从地理的方面做横向考察，后几部分则注重历史演变，从史前时代一直到明清。简而言之，作者的目光主要放在了自然条件决定的基本生产关系上，认为这是形成社会经济组织和制度的主要因素。核心观点有如下几个：1、游牧文化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从农耕文明深入草原的过程中逐渐异化而成。2、虽然长城是条明确界限，然而农牧交错带却是一片区域（内陆边疆），这片区域同时有倾向于两方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涨落变化形成了中国边疆关系的主题。3、与草原不同，新疆的绿洲文化本质仍是农耕文明，因此自然地与中原文明更接近。读这本书，对思考了很久的”什么是中国？“”历史上何以疆界不断变化？“乃至近代现代这一地区的情势都有了新的认识，启发很大。大概看了维舟的书评，其实以前他的很多观点都比较赞同，然而这篇书评却不敢苟同。部分是认识译者的缘故，部分是因为虽然说是”翻译商兑“，文中讨论的大多却是原文和文字的疏失。我想翻译的基本要求应该是尽可能还原原著，某些后来争议的问题，比如人名，地名已有定论的不妨以”译注“的形式注明。而拼写之类的问题应该是校对编辑的责任。应该拿来考察译者的，是是否出现”常凯申“之类的错误或者改变了作者原意，以及流畅。就写这么多吧。

一位好导游

这是一本好书。读完这本书，我总想说点什么，可是又觉得无从说起，只能简单地说，这是一本好书。在我眼里一本好书不只是告诉你一些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你一个新的角度，读后给你一种微醉浮想的感觉。历史和庐山一样，也常常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在移步换景间之际，在熟视无睹或是不经意的地方，你突然却发现、感受到历史的另一种美。这样说来，此书的作者拉铁摩尔就是一位好导游，尽管这书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书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解释，赵武灵王一直被赞誉为一个有胆识有魄力的改革家，但拉铁摩尔却从中看到的是另一面，他认为这是一次汉族少数民族化、游牧化。“赵国直达内蒙古的边缘的扩张-----经由赵国向外发展的汉族文化就越过了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在新到达的土地上，汉族不再能同化当地的居民，反而要被他们拉走而离开中国。”从这个角度打量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又是另一番理解了。拉铁摩尔是个环境决定论者，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地理环境也的确深深制约着人类的历史。纵看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汉族向（东）南扩张，向（西）北防御的历史，汉唐时对匈奴、突厥的主动出击，其目的也不是扩张疆域，也只是为了防御的进攻。向南扩张很顺利，北方的小米，南方的水稻很容易融合于同一种农耕文化里，而向北防御却不容易，从春秋战国开始修的长城，到了明朝还在修。拉铁摩尔在书里提到了一个圣经故事：该隐杀弟。该隐务农，他的弟弟亚伯牧羊，他们共同献祭上帝，该隐献上他的谷实，亚伯献上他的羊羔，可是上帝喜欢吃肉吧，选择了亚伯的祭品，该隐恼怒了，对上帝没办法，就对亚伯下毒手了。这是一个圣经故事，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很有趣的隐喻，中国古代历史差不多一半就是农耕的该隐与游牧的亚伯之间的杀来杀去。到了满清，好象历史要给个总结似的，农耕的和游牧的在大清的晴朗的天空下一下子融合了在一起，所以，我也突然对满清有了好感，两千年没有解决掉的历史遗留问题，被满清一手化解，你不得不佩服满族人的政治智慧。在阐述满清的一章节里，拉铁摩尔还对当时的日本占据满洲进行了一番预测，他把日本人与满族进行了比较，“中国一定可以收复东北，因为日本的侵略方法比旧日的满族的方法，会更早地达到其利润消耗的失败点。”这无疑是个伟大的预测，一开始就对日本的侵略判了个死刑，看到这里我暗暗叫绝。满清给日本树立了一个成功典范，日本人就是学不成样。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以前，一提到满清，我就想到屠城、文字狱、闭关锁国、腐败无能、落后挨打、割地赔款，老毛说了句公道话，满清给我们带来了东北，仔细想想，满清也给我们带了蒙新藏，现在中国的版图受益于满清，现在的少数民族政策有些也直接继承于满清。历史总有另一面让我们深思。下面还是做一个文抄工，把书中一些精彩的论述录下来：“军阀政客不能在正面阻止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及经济自条约口岸及沿长江侵入，就把这种压力的一部分转移给内陆边疆。－－－于是东北旧日满族及蒙族聚居之地和辽河下游的‘汉边’，就被改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内蒙古改成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四省；西藏也建立了邻近甘肃的青海省及邻近云南和四川的西康省。这两省形成了一个‘内藏’地区，与内蒙古相似，而拉萨所统治的‘外藏’与外蒙古相似。”（式式按：外蒙独立了，内蒙留下了。上面所讲到或许也有功劳，但归根还是要说到满清对蒙古的强有力而且很有效的控制。）“关于中国的长城边疆，我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政治家们在从事于阻止少数民族自长城之外的攻击时，他们也在不十分自觉、却是相当努力地阻止汉族及其权益向长城以外的发展。”（式式按：淮南桔，淮北枳。移植是不容易的，最理想的是，我树个篱笆，不要来摘我篱笆内的桔子，我也对篱笆外的枳子什么的也不感兴趣。）“为什么坚持少数民族入侵的传说呢？我想，答案就在文化进步民族与文化落后民族间战争的特点，以及记述并保留历史材料的是比较进步的民族。一个自命为文明的民族，虽然事实上是在侵略一个落后的民族，但仍说自己不过是‘巩固自身的地位’。另外，尽管落后民族实际上是在自卫，但其战争的方式却是突袭，于是常常被看作是攻击者，而成为优越民族的藉口。”（式式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这话有很大的欺骗性。）“不是周朝的居民而只是周朝的王室成员自陕西的退却。陕西的汉族仍然留在陕西，他们成了秦国的臣民而不再是周的臣民。他们非但没有在少数民族前退却或被征服，反而夺取少数民族的土地，扩展了秦国领土。所以周室东迁的原因，很可能是其‘忠诚’的封国——秦国——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发展壮大，使周天子不得不以其东部封国的支持来对抗其西部的封国。”（式式按：钱穆在《国史大纲》也疑问：“《史记》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汉朝的成败并不在于匈奴多占或少占一些土地。汉朝在中国内地是中国集权，是统一的。一个边将可以不尊奉皇帝的命令，并且在压力过大时投降匈奴，这就引起了一个极危险的问题。”“从王朝利益上来看，北部边将最要紧的事情是个人对皇帝的忠诚，辅佐皇帝在中国境内维持不可动摇的统治，不脱离中国皇帝而去作匈奴的附属。总之，边将们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能否成功阻止匈奴侵入长城边疆的什么地段。”（式式按：司马迁看不到这层要害啊，对皇权认识不足，才犯了个致命错误。）

【读品•异见】维舟：《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翻译商兑

本书是拉铁摩尔的名著，译者唐晓峰博士是侯仁之的门生，我是抱了很大的兴趣来阅读的。译者在后记中说，他是不满于1940年代赵敏求译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内容完整性、准确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决定重译。那么这次他自己干得如何呢？拉铁摩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这本书之所以著名，原因在于其独到的见解，史识更高于考证。译者在翻译中只指出了作者一处错误，即P324注4，作者误把“乘弱”当作族名。但原文其实还有一些可商榷之处：P96：扎哈罗夫……认为Nikan起源于中文的han，是“汉人”的意思。若果真如此，那么Ni-这个音节可能来自汉语的“逆”按：拉铁摩尔在这里所引的1875年《满俄词典》里的解释是错误的。满族称汉人为“尼堪”，后一个音节并非起源于han，而是通古斯语言中对“人”的通称。在与满语有着密切关系的赫哲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赫哲氏族主要的15个父系氏族名称，均带“堪”的词尾，如达乌堪、洪棍堪等（参《赫哲族简史》）。至于为何汉人叫“尼堪”，Ni-这个音节我怀疑是从蒙古语对汉人的称呼Khitat的第一个音节转来的。又注45“尼堪外兰这个名字显示了混合血统……外兰，是和汉人的头衔”，这并不代表有混血，不过是未开化民族取名的一个特点罢了。外兰当是汉语“外郎”。清初还有两个尼堪：即敬谨庄亲王尼堪（1610—1652，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曾任定远大将军，率军十万征服湖南，见《清史稿》列传三）、理藩院尚书尼堪（叶赫那拉氏，1595—1660年），他们都是因相貌或作风像汉人而起名叫尼堪，满人谓之“蛮子相”。正如智利人称小孩子为“奇尼多”（小中国人）、“奇尼达”（中国小女娃），也不代表智利全国的孩子都有中国混血。前者正史不载其母血统，但以当时满清宗室习惯，他不大可能是满汉混血。P107：昆仑原来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部落的名字，最初也不是指西部，而是指在鄂尔多斯的边缘。按：拉铁摩尔的这段话是引用赫尔曼的结论，但这个解释看来是一个张冠李戴的误解。中国上古并无一个部落名为“昆仑”。当时倒是有“昆吾”、“昆夷”，从他说在“鄂尔多斯的边缘”，大概应是“昆夷”。P300：毫无疑问，匈奴是讲突厥语的（Bagatur的读音再次证明这一点）。按：匈奴人到底讲什么语言，一直争论不休，远不是“毫无疑问”，相反疑问很多。这里拉铁摩尔认为冒顿单于的名字可还原为Bagatur，从而证明当时匈奴人讲突厥语。可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反对意见。如内田吟风《〈史记•匈奴传〉笺注》就认为这应当还原为蒙古语，或是baghadur（“勇健者”），或是Bogd（“神圣”）。P259：蒙古人叫黄河为“公主河”。按：蒙古语称黄河为Kara Moren，即“黑河”的意思。这里提到的西夏公主传说，颇不足信。P354：尽管李氏的基地在山西北部，但其宗族来源可追溯到甘肃氐道地区短暂的匈奴“王朝”。按：这句话有两个错误：李唐自称是凉武昭王李暠之后，但西凉是汉人建立，拉铁摩尔误以为和匈奴人有牵连，大概是扯到了北凉。此外，李唐出自陇右成纪，这里是古之“狄道”郡，而非“氐道”。关于译文部分，犯的错误其实并不严重，至少没有影响到阅读。只不过这次在东北长夜漫漫，带的书又少，翻来覆去看这本书，抓点瑕疵权当消遣。P34：参考赫梅尔（Hummel A.W.）翻译的……按：此是著名汉学家恒慕义。书后索引、参考文献提到他名字都作“赫梅尔”。葛剑雄翻译何炳棣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则作“A•W•休默”，葛氏把恒慕义的名著《清代名人传》书名译对了，中文名字却不对。P52：成吉思汗……任用一部分天主教维吾尔人和一些讲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回教徒。按：此处维吾尔族还是按蒙元时作“畏兀儿”的好；“天主教”当作“景教”。不过在本书中，“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一词的翻译经常前后不一，如P53作“涅斯托里教”，P114/P372作“景教”，书后索引作“基督教涅斯托里派”。成吉思汗时代，内陆亚洲各族与天主教会毫无联系，景教是唯一流传的基督教教派。天主教教义要到1294年忽必烈时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到北京传教，才带到蒙古，当时称“也里可温教”，其中包括景教和天主教教义。P56：西藏的第四世达赖喇嘛是蒙古人，也是唯一非藏族的达赖喇嘛。按：至今的14位达赖喇嘛中，有两人不是藏族——还有六世仓央嘉措是门巴族。因此，这里Tibetan不该翻译为“藏族”，而是指包括卫、藏、康、安多的整个西藏地区（不少达赖喇嘛出身于四川康区）。P75：这些早期民族及国家，包括上古的肃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5世纪）。按：此处恐当作“公元前5世纪”，盖肃慎族至汉魏已改称“挹娄”。P88：在满族征服中国内地的时候，小队的哈萨克民族正在开发黑龙江地区。……按：本页几段中多次提到“哈萨克”，全是“哥萨克”之误，哈萨克族远在西北，和黑龙江八杆子打不到一起。但在P390的书后索引中，Cossacks正确地翻译为“哥萨克”。两者虽然中文只差一字，但差别极大，而且哈萨克英文通常作Kazakh，与Cossacks相去很远，不知为何出错。P91：中国人……加强对蒙古人的压迫，这是一种“亚”帝国主义的做法。按：Secondary imperialism在其他各处（如P90）都作“次帝国主义”。另外，P70地图上“副极地部落”也是同样类型的词头翻译，似乎作“次极地部落”更合适。P95：戈尔斯基（1852年）…认为，“满”在五六世纪的部落语言里是“首领”的意思。按：这一段解释满洲名字的来历的诸说。这里所提到的“五六世纪的部落语言”，应是孟森《满洲名义考》中，提到的东胡系首领古代称谓“大莫弗瞒咄”。孟氏认为“莫弗”两字，即女真人称长老之“马法”，“瞒咄”则为尊称。准此，“满”并无首领之意。P95：蒙古语中的taiji（部落王子），就是中文的“太子”的变形。在转录成汉语时写作“太极”，虽然音节“太”被写成另外一个字。……劳弗……也注意到，蒙古语里的taiji成为部落或者氏族的名称（成吉思汗时称Taijigat）。按：蒙古语taiji的确源自汉语“太子”，但一般汉文的转写却不是“太极”，而是“台吉”——作者这里也明明写着“音节tai被写成另外一个字”，那自然不会仍是“太”了。译者这里之所以出错，大概是由于想到清朝的皇太极，但其实皇太极早期也被写作“黄台吉”。下面一句中提到的蒙古语中部落的名字没有译出，想必是泰亦赤兀惕部。《蒙古帝国史》拼作Tayitchi'oudar，余大钧译注的《蒙古秘史》中则拼作Taici'ut。但是，该部之得名，却并非因为“太子”，而是“太师”，是辽朝封授部落贵族的官号。这个错误应由作者承担。P96：柯绍忞（Koz'min）《突厥蒙古的封建制问题》，1934年，第29页等（俄文）按：此处是一经典误译。这里提到的Koz'min, N.N.K是苏联的历史学家。而柯绍忞（1850-1933）则是修订《新元史》的晚清民国时人，他不懂俄文，更不必说1934年他已去世，不可能写《突厥蒙古的封建制问题》了。译者觉得Koz'min与柯绍忞对音很相似，就误以为是同一人了，遂致全书多处提到Koz'min的全错。本书并非没有提到柯绍忞，在书末参考文献中Hsin Yuan Shih（《新元史》）条下，明确写着compiled by K'o Shao-ming，这才是柯绍忞的英文拼法。P98；1931年，包括满洲在内，中国铁路全长10157397公里……满洲铁路总长是6141公里。按：此处前一数字必定有误，1949年中国铁路全长也才2.2万公里，不可能1931年竟有了1015万公里长（现在也不过7万多公里）。这里应作10157.397，漏了一个小数点。这样也和满洲的数字能对得上，因为在1950年前，东北的铁路里程长期占全国总长一半以上。P104：绿洲……应是一块土地比较肥沃，有露天的流水，具有一般开阔草原特征的地方。按：这句话“露天的流水”直译得有点生硬了，当作“地表水”。P117：属于察合台一支的成吉思汗后裔各王公们——这时已经是回民而与一般蒙古人大不相同了——在权力上已不如和卓部。这一个宗教部落……按：全书很多地方都将穆斯林译为“回民”。“回民”给人的感觉一般是指回族，这里还是译为“穆斯林”的好。另外，天山南路的和卓家族不能算一个“部落”。P118谈到和卓家族时提到“喀什的哈萨拉阿帕的家庙”，按即阿帕霍加墓（也就是现在俗谓的香妃墓）。Hazrat Atpak并非地名，Hazrat系突厥语“尊者”之意，Atpak则是该家族首领Hidayat al-Lah的尊称。P118：在这个叛乱中，和卓部首脑又被阿古柏伯克——一个军事冒险家及从前的舞伎所篡夺。按：阿古柏1845年25岁就入宫廷作侍从，现有的文献没有他早年做过“舞伎”的记载（参[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P131：通过统治喀什、阿克苏、莎车与和阗的卡鲁克突厥人……按：Karluks中文当译为“葛逻禄”。P137：（藏族）也与古代长江流域的傣及其他部落有联系。P141：西藏原来分作三部分……一个是东部，与古代长江流域的掸族……按：这里说的“长江流域”，都指川滇一带的金沙江流域。按书末的索引来看，这里翻译的傣、掸族，原文都作T'ai People。作者的意思当指南诏-大理是操泰语系的民族（这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译为傣、掸族不是很好，尤其掸族是缅甸人对该族的称呼。P164：汤姆森（Thomsen,V）；《俄尔冈密码碑文》，1896年，都复原了俄尔冈突厥文的原文。按：这里谈到的Orkhon，是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1889年在这一地点发现了古代突厥的几块极有价值的碑文。而这里提到的Thomsen的书，即解读这些碑文的奠基性著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书名原文是法文：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这些碑文当然不是密码，只是失传已一千多年的古文字。本书后面的索引也一样译错了。另，P163“8世纪，在鄂尔浑突厥民族统治下”，应该指的就是鄂尔浑碑文所反映的突厥第二帝国时期，但翻译为“鄂尔浑突厥民族”也十分别扭。P254：地图上有“湟河”。按：这是泾河的支流环河（今甘肃环县即因此得名）。湟水则在青海。另外，该图上标着“山东丘陵”，但P170等都作“山东群山”。P213：颜复礼和商承祖《广西凌县瑶人调查报告》。按：凌县当作“凌云”，广西西北部的一个县。P300和书末“参考文献”中也一样译错，而英文明明写着Ling-yun。P337：公元前771年，周朝被“西方蛮族”所击败。按：当作“西戎”。P220：楚国终于征服了若干其他国家，如具有南蛮性格的吴国和越国。按：这里“性格”想必是英文character翻译而来，该词也有“特征”的意思，当译作“特征”。P247：公元前444年，韩和魏联合起来，把河南北部山地的戎族部落“消减”。按：这一条，应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的：“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自是中国无戎寇。”但杨宽《战国史》将此事系于公元前456年，这里作前444年，不知何本。又，“消减”当是“消灭”之误，大概因“灭”的繁体字“滅”与减字形相近。但原文应是英文，这里何以出错，颇难索解，我猜想是唐晓峰翻译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参考了1940年代赵敏求译本的，而且很可能当时的繁体字本也把“灭”字写错了，参考时遂因袭这一错误，又因为不理解“消减”是什么意思，加了双引号。P314：……和阗，是一个与乌克苏地区及伊朗地区联系密切的手工业中心。按：这里说的乌克苏，当是Oxus，即今阿姆河。汉朝称为妫水，隋唐则名之乌浒水。P325：这激怒了魏律……魏律本人……起初为汉朝做事，后降匈奴。按：魏律当作卫律。P339：参考鲁布鲁克、卡尔皮内（Carpine）及马可•波罗等旅行家的传记。按：卡尔皮内（Carpine）即柏朗嘉宾（全名Giovanni di Pian del Carpine）。又，全书其他地方都将马可•波罗翻译为马哥孛罗。P378：萨囊彻辰《蒙古秘史》。按：当作《蒙古源流》。P380：Ruins of Desert Cathay（《中国沙漠中的遗址》）。按：同一本书，书开头的“原序”中作《中国沙漠废墟记》。P386：“Barbarian” invasions（满族入侵），Chou period（周代）。按：这里显然当作“蛮族”。P400：Niru（=arrow），（弩、箭）。按：Niru是满语牛录，其本意的确是箭，但P84原文提到的时候是用来指努尔哈赤建立的一种军制，还是译为“牛录（箭）”比较好。此外还有一些译法的问题：P66：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作“拉希德丁”，书后索引则作“瑞施德丁”。P99：克里亚：按Keriya是维吾尔语，汉语地名作“于田”。P136：地图上的“湄公河”、“萨尔温江”在中国境内段一般作“澜沧江”、“怒江”。P148：西藏北部地区通作“安多”，不作“昂多”。以及一些显然是失误的错别字：P6/7：两次都把“唐努乌梁海”写成“唐努鸟梁海”，P62、75、208提到都作乌梁海。P70：早期满洲地图中将“三姓”地方写成“三牲”、P78则作“三性”，但P76写对了。P18：钜防：当作“拒防”。P92：报怨：当作“抱怨”。P99：八里坤：通作“巴里坤”。P115：撒马而罕：“而”通常作“尔”。P222：Hsiungun：这里匈奴的拼法末尾两个字母颠倒了，当作Hsiungnu。P230：合拼：当作“合并”。P288：士默特：士当作“土”。P403：Saiar Moslems撒拉回：Saiar拼写有误，当作Salar。[美]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29元。

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

辽东自古为中国的领土，此类话语实乃民族主义所建构，其作用是政治上的，而于历史，则不符事实。从辽东到内蒙到甘宁青，即长城一线，为中国第一道内边疆，东三省外蒙新疆西藏越南朝鲜是第二道，琉球日本贝加尔湖以北葱岭以西便是更外层，这是粗略的地理上的分别，若是包含文化因素，则内部还要分出中原与非中原，如同现在的东部与西部。说中国古代是帝国，帝国如何定义，帝国往往相对于民族国家，其实不然，帝国所相对的是一个相对同质化而联系紧密的共同体，而帝国则建立在对多种相对独立的共同体的控制，帝国内有中心，便是它所依靠的根本力量，如同军队中的嫡系。虽然中西的分别是相对的，共同之处也很多，但关键就在于其区别，将其区别抽出，则中国的组织结构是同心圆，西方为层级。这就有个怪像，中国政治层级虽然特多，但是官僚是非世袭的，所以其流动性较强（相对于西方的世袭贵族来说），虽然士大夫之家若世代高位，也颇似世袭，但终究是差些。一方面是这种阶级的模糊和流动性，一方面是社会同心圆式的结构，两者是一体两面，前者是动态结构，后者是静态结构。这两者互相作用互相加强，终于使得社会愈发散漫平面，而其根本原因则要从中国国家的形成来说。中国是大量农村的聚合体，单位组织同质单一且自给自足，可以说并没有组成国家的必要。但是有两点，一是水利工程，一是外族的入侵。而照拉铁摩尔的观点，草原民族的兴起是由于汉族向草原的扩张，迫使被排挤的汉族转化为游牧人，但是实际上是中间地带，真正的外蒙的游牧人是不具备建立草原帝国的政治和组织能力的，所以真正的草原帝国都成长于边疆的过渡地带，而其时间则是秦汉之交。虽然书中没直说，但似乎可以有个假设，战争比水利工程需要更大的权力集中，由此催生出更具权力的中央。如果粗略划分，中华帝国南方的疆域，由于他同样适合农业的精耕细作，所以中奖成为帝国的内部，也就是郡县制，而在长城以外的边疆则是分而治之，类似封建。这是由于对于一个农业基础的帝国，直接统治的成本太高，统治不同类的社会成本太高，且缺乏统治手段。书中提到铁路的进入，使得民国有能力对内蒙实行亚帝国主义。所以如果说中国近代的领土丢失了很多，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外蒙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领土，连民族国家这个概念都是外来的。中俄争议外兴安岭之时，中国连一张起码的地图都找不到，而俄国早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探险调查。况且中国近代的领土丧失是始于日本之占领琉球，所以中国近代的遭难，一方面是西方的入侵，一方面是亚洲内部中日的矛盾，外因使得内因有机会迅速发展。中日的此消彼长也是有很长脉络的，明清鼎革之时，日本就抓住这个机会，摆脱了丝绸对中国的以来，不但自给，而且出口超过中国。事实上，中国近代的领土丧失，丧失的是他无力掌握的土地，如果汉人真的大量在外蒙定居，会丧失么。民族国家的建构，内部是整个社会架构的变化，外部则表现为疆土，无力经营终于丧失了，始终无法完全占领的终于成为真正的国土了。

观点很新

我最喜欢书里讲的日本为何不能政征服中国的原因。作者讲的原因是日本在东北只是在地理上而不是历史上继承了满族，日本不能像满族那样利用满洲的中国人及蒙古人去征服中国。日本人的文化水平上对中国人有种天生的自卑感，因为他们相对中国还是劣等民族，因而不能用正常的心态去利用满洲的中国人及蒙古人去征服中国。这也是他们现在不能正常看待中国的崛起是一样的。

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 中国亚帝国主义

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 中国亚帝国主义读中国亚洲内陆疆界（拉铁摩尔著）辽东自古为中国的领土，此类话语实乃民族主义所建构，其作用是政治上的，而于历史，则不符事实。从辽东到内蒙到甘宁青，即长城一线，为中国第一道内边疆，东三省外蒙新疆西藏越南朝鲜是第二道，琉球日本贝加尔湖以北葱岭以西便是更外层，这是粗略的地理上的分别，若是包含文化因素，则内部还要分出中原与非中原，如同现在的东部与西部。说中国古代是帝国，帝国如何定义，帝国往往相对于民族国家，其实不然，帝国所相对的是一个相对同质化而联系紧密的共同体，而帝国则建立在对多种相对独立的共同体的控制，帝国内有中心，便是它所依靠的根本力量，如同军队中的嫡系。虽然中西的分别是相对的，共同之处也很多，但关键就在于其区别，将其区别抽出，则中国的组织结构是同心圆，西方为层级。这就有个怪像，中国政治层级虽然特多，但是官僚是非世袭的，所以其流动性较强（相对于西方的世袭贵族来说），虽然士大夫之家若世代高位，也颇似世袭，但终究是差些。一方面是这种阶级的模糊和流动性，一方面是社会同心圆式的结构，两者是一体两面，前者是动态结构，后者是静态结构。这两者互相作用互相加强，终于使得社会愈发散漫平面，而其根本原因则要从中国国家的形成来说。中国是大量农村的聚合体，单位组织同质单一且自给自足，可以说并没有组成国家的必要。但是有两点，一是水利工程，一是外族的入侵。而照拉铁摩尔的观点，草原民族的兴起是由于汉族向草原的扩张，迫使被排挤的汉族转化为游牧人，但是实际上是中间地带，真正的外蒙的游牧人是不具备建立草原帝国的政治和组织能力的，所以真正的草原帝国都成长于边疆的过渡地带，而其时间则是秦汉之交。虽然书中没直说，但似乎可以有个假设，战争比水利工程需要更大的权力集中，由此催生出更具权力的中央。如果粗略划分，中华帝国南方的疆域，由于他同样适合农业的精耕细作，所以中奖成为帝国的内部，也就是郡县制，而在长城以外的边疆则是分而治之，类似封建。这是由于对于一个农业基础的帝国，直接统治的成本太高，统治不同类的社会成本太高，且缺乏统治手段。书中提到铁路的进入，使得民国有能力对内蒙实行亚帝国主义。所以如果说中国近代的领土丢失了很多，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外蒙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领土，连民族国家这个概念都是外来的。中俄争议外兴安岭之时，中国连一张起码的地图都找不到，而俄国早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探险调查。况且中国近代的领土丧失是始于日本之占领琉球，所以中国近代的遭难，一方面是西方的入侵，一方面是亚洲内部中日的矛盾，外因使得内因有机会迅速发展。中日的此消彼长也是有很长脉络的，明清鼎革之时，日本就抓住这个机会，摆脱了丝绸对中国的以来，不但自给，而且出口超过中国。事实上，中国近代的领土丧失，丧失的是他无力掌握的土地，如果汉人真的大量在外蒙定居，会丧失么。民族国家的建构，内部是整个社会架构的变化，外部则表现为疆土，无力经营终于丧失了，始终无法完全占领的终于成为真正的国土了。

关于chinese一词

我在对比中英文本时,发现中文翻译最难办的一点，是处理chinese一词。拉氏早期中国边疆历史著作，围绕的一个理论核心是地理决定论，因此他以长城为限，大致将长城内外人口分为chinese和non-chinese。但这个词在现实中大有问题，因为chinese从来不是中国人自称，这个词很容易导致人们把今天的中国人与古代所谓中国之人混淆。译者在处理chinese一词，时而是“中国人”，时而又是“汉族”，而两者又都很难说是准确的——这正表现了自我认识与他人认识之间的裂痕，也表现了chinese一词的含混和尴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