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书评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社会学，在其发源地欧洲是随着欧洲现代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社会问题而产生的。而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进行的。正如作者所说：“应当如何处理同西方的关系，解救民族危机并寻求一条富民强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主线。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社会学被介绍到中国。”严复认为：“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曰近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群学即社会学。由此可见，社会学在中国一开始，就承担着一种富民强国的使命。由本书的记述来看，早期的中国社会学者也确实承担起了这个使命。然而，在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研究并不是由中国学者自己做出的，而是多由西方在华传教士秉持着某种宗教理念而做的。他们为社会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第一批在海外留学的中国社会学者的学成归国，中国社会学研究才真正由中国学者主导，社会学也才真正在中国大放光彩。中国早期社会学者一方面在西方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有着较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功底，可以说兼具世界眼光与中国情怀了。而这种学术背景也对早期社会学者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认为：“他们尽管接受了欧美系统的学术训练，但绝不盲从。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社会，是如何借鉴在西方所学的知识与方法，沟通东西方文化，并为祖国的富强寻找出路。”本书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人物是吴景超。吴景超早年受“庚子赔款”资助在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先后任教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吴景超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之方针。吴景超从人口分布与职业分布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种，而中国属于第四种，即人口密度大，人民谋生方式以农业为主。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民生活水平最低”，“问题最为艰难，人口密度与职业分布都需要改进”。吴景超从两方面提出解决方案：一方面是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除此之外，吴景超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也有探索。在吴景超看来“工业化‘是使中国由贫弱到富强最重要的工作’”。吴景超通过研究美国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比较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优缺点，冷静深入分析两种经济制度之利弊，最终主张融合两种制度，分别发挥其长处，以实现中国之现代化。另外，在文化上，吴景超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不但要保存中国的优秀文化，吸收西洋的优秀文化，还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像吴景超这样的以中国富强为研究目的的社会学者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许多的建设性方案，而这些方案往往是通过科学研究产生的，而不是教条的把西方的理论套用于中国。而像潘光旦、费孝通这样的学者更是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典籍中，通过对传统社会的研究来认识中国社会，构建中国的社会学，从而指出中国发展之前途。但是，历史并没有留给社会学者们实现其理论的机会。随着连年的战争和意识形态的高压统治，社会学最终被取消，社会学家们的理论也随之付诸东流。新时期虽然社会学在我国重建，但是我国与西方的差距已经不是短时间内更够赶上的。而像早期社会学家那样具有广阔的眼光、深厚的学识以及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的社会学者，在当今中国已经很难寻觅。社会学在中国的复兴，只能靠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而中国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社会学的复兴。通读这本著作，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学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社会学在中国尽管一次又一次地遇到挑战和挫折，甚至一度被“教条权威”取消，但社会学为中国做的出贡献是毫无疑问的。作为在当代学习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我们所了解的不仅仅是先辈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其在如今这个改革的年代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前辈社会学者们的努力认识中国、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想和胸怀，才是我们这代学子所真正要领悟和学习的。

文革以前的社会学

读这本书感觉上有一个转折，读前两章时觉得不错，但是接下来的内容感觉有些琐碎且没有深度（这可能和社会学在中国的具体情况有关，因为发展的时期差不多20年左右，没有多少内容可讲），但是对于结论却又挺欣赏的。这本书本来要讲社会学在中国的起步、发展、中断、复兴；但实际内容到1957年就停止了，1979年后社会学在中国的情况并没有涉及，这对于本书来说未免有些遗憾。社会学在中国的情况总是和具体的事物相联系的，理论上很少建树，其发展规模集中在经验调查和运用上。作者在书中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并列为两个流派，但是个人感觉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整个社会学领域来讲，似乎不妥，如果说是按照社会学在中国的具体遭遇，作者应该讲明理由，可惜我没有看到，这应该是书中的缺陷。从书名我觉得作者应该会在历史的背景下讨论社会学在中国的情况，作者在书中也有这样的意向和动作，可惜这种分析不够深刻，社会背景和学科的关联并没有被作者用具体的语言揭露出来。作者在谈论解放初社会学以及社会学家在中国的遭遇时，虽然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个人感觉有些遮遮掩掩的，而且对一些引述的分析也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