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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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ISBN:9787543438750
作者:郭沫若
页数:860页
内容概要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号尚武，曾名鼎堂。四川乐山人。1923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26年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次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史。抗日战争
书籍目录
前言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 自序 解题 导论 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一 社会发展之一般 二 殷代——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 三 周代——铁的出现时期——奴隶制 四 周代以来至最近时代之概观 五 中国社会之概览第一篇 《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发端 第一章《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第二章《周易》中辩证的观念之展开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 序说 第一章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推移 第二章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 序说卜辞出土之历史 第一章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 第二章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第四篇周代彝名中的社会史观 一 序说 二 周代是青铜器时代 三 周代彝铭中的奴隶制度 四 周代彝铭中无井田制的痕迹 五 周代彝铭无五服五等之制 六 彝铭中殷周的时代性 七 馀论 附录追论及补遗青铜时代 序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周易》之制人时代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驳《说儒》 墨子的思想 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 述吴起 老聃、关尹、环渊 宋*尹文遗者著考 《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 秦楚之际的儒者 青铜器时代 后记十批判书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孔墨的批判 儒家八派的批判 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庄子的批判 荀子的批判 名辩思潮的批判 前期法家的批判 韩非子的批判 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后记之后 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 郭沫若著述要目
作者简介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绩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本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旨在系统地展示了上个世纪的史学成果把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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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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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是文史不分的，以文献为主，所以受过旧学教育的都自认有资格做历史研究，不过郭氏倒有些暧昧，虽然一样是未受过现代历史学术训练而如传统文人习惯一样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但成名于甲骨文研究，是以实物为基础的。坦率的说，只是做做文献校订这种研究前景不妙，危险来自和史学很遥远的信息类技术，比如洪煨莲先生的“引得”，在有了数字化检索之后还有何意义？现在书籍自动扫描，物体三维扫描都已经有了，只是价格太高，尚不普及，但用不了太久。这些资料数字化之后，自然会有相关的检索，整理技术出现，而历史学的资料，比之信息技术正在处理的海量数据来说是少了数个数量级，传统文史非常看重的个人拥有大量资料，能在脑子里旁征博引视为了不起，现在已没有太大价值，这时候有意义的就只是思维成果，对现象，变动过程的解释。我是历史学的外行，只是有点兴趣随便看看，但是从来就不喜欢这种过分重视文献的风格，越古的书本来可信度越低，却反而最受重视，有时一句话被分析了数年还没结果，也不去从其他路径找解释。郭氏的政治道德好学术道德要分开来讲，况且其政治道德并不是最差的，他顶多算犹大，还是手上不沾血的犹大，身不由己，绝不是下令绞死人的总督。 -
有人说郭沫若是全能型的文化巨人。[ 杨胜宽.《郭沫若的与事实求是精神》.《郭沫若学刊》2001.01]纵观他的一生，他不仅在文艺创作诸方面有卓著成绩，并且在政坛上相当有影响力，而且他还在历史学方面有丰硕的成果。现今中学的语文及历史课本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解释和论断成了标准的答案，这些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文学、政治、历史学界的巨大影响力。我之所以这样定这篇读书报告的名字，是因为我通过阅读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资料，觉得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性质远远小于他作为文学家、政治家的性质。下面我分别从文学和政治角度来分析他的历史学性质。一现在的文学和史学各自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想必一定有它们的互不可愉逾越的专业壁垒。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文史不分家”这句话只是成了高校文史学生联谊的好借口，说明文学和了历史的关系总是暧昧不清，有句话叫做“自古文史不分家”。文学和历史一样，使用的是“日常的语言”，同样具有认识的功能。想象、创造、建构这样一些因素，既出现在文学创造中，也出现在历史文本的写作中。如果要说不同之处，简单的说文学在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历史则讲究无征不行。文学在于使读者内心有所触动，历史在于探求真知，二者有时在处理材料时运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毕竟二者性质不同。我觉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像是一部“文学家的历史文本”。如在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作者通过将《周易》中表示现时生活的问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他们的主从出来，以此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8页。]这样的方式似乎真的让我们从《周易》自身的文本中很顺畅地构建了整个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栩栩如生。然而这种构建太顺利以至于心生怀疑：历史的重构真的就如此简单？让我们看看《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里面的一些语句：“所猎多系禽鱼狐鹿，绝少猛兽，可知渔猎已成游乐化，而畜牧已久经发明”。“这骑在马上挟着弓矢纠纠昂昂而来的当然是男子，起初还以为是为抢劫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来求婚媾。这显然是女子重于男子”。“争的机会这样多，唯一的原因就是氏族共有财产的保卫”“《易经》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上的书，它是以魔术为脊骨，而以迷信为其全部的血肉的”。这篇文章中不断出现“可知”、“就是”、“显然”等等判断词语。我们知道《周易》是一本古书，其文理深奥难懂，对于许多字词历代经文家都无法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虽然郭沫若对于古文字有深入了解，但他对这些文字的意义给予了太多武断的认为。基于他个人的文字理解而做出的许多判断，令人难以信服。而他依据《易经》里一些破碎的文本就可以推测出整个社会的大概，我想这里面的想象、创造与构造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史学家的基本原则了。作者在很多判断上都只是基于自己的想象，而没有给读者一个严谨的考证过程，所以导致很多错误。虽然后面作者也力图去更正，但毕竟只是杯水车薪。研究美国史的权威学者伯纳德·贝林曾经说过，历史学“有时是一门艺术，从来不是一种科学，始终是一门技艺。”这种技艺包括史料的考订、解释方法的恰当性等等。郭沫若对待上古史材料的态度上往往带有诗人的气质，是一种诡诘的、富有跳跃性的和缺乏逻辑的。反应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里面就是以很少的、缺乏佐证的材料去构建一整个时代的生活和思想，并对其妄下评论。所以我认为郭沫若的历史是文学家的历史。二郭沫若之所以在中国伟大，是因为他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郭沫若史学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构成了当时中国史学革命的重要一环，而且在在政治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的普泛化提供了理念实证基础, 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承载物。还原时代背景可知，这本书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它的历史意义。此书成书于1933年，当时既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景问题和中国革命走向问题的大争论, 也是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企图在思想文化界建立意识形态霸权的舆论战场。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宣称: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9页。]”他的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就不是纯学术，而是夹杂着太多政治立场。且不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如何，单论这种“以论带史”的学术方法就值得批驳。在研究这段历史之前，郭沫若的意识领域就已经有了一个预设的观念，以中国历史存在过奴隶制为学术核心, 认为中国从远古到近代经历了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制诸种社会形态的更替，他的工作便是为这些理论找依据。我以为这种治史方式是危险的，其最大要害在于对史料的态度上。它会只收集、陈列一切有利于此种观念的史料，对不利于此观念的史料则舍弃，在对于史料的阐述上也是明显带有意识倾向的。比如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他将许多有争议的《周易》卜辞的其他不同解释都摒弃掉，只讲自己的理解。对每个词语的反应总是“阶级的”、“剥削的”、“压迫的”……他首先认为《周易》时代是一个奴隶时代，便将所有的思考方向放在如何重构这一阶级社会的残酷性上面来。我想这样的历史必定是狭隘的、偏颇的，必定会走向僵化的。三兰克曾经说过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在于对真实的纯粹热爱和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 兰克《论历史科学的特征》]。我以为这是每个真正史学家的治史规范，违背了这种规范便不是一个好的史学家。郭沫若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恰恰违背了这种基本规范，如果这也是一本历史的话，我更愿意说这是一本文学家或者是政治家所做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
精彩短评 (总计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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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聪明而无特操。 -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文字背后的隐秘
书目：《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作者：郭沫若
时间：大三
姓名：牛冠朝
前摘：
写了这么久的读书笔记，“前摘”、“后记”本是随意加上去说明一些问题。到了现在我的读书笔记变成了“八股文”：题目、书目、作者、时间、姓名、前摘、正文、后记。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一个模。且不管这无意中形成的“模子”。读书笔记的本质在于提升自己的认识，模子只不过是一件外衣而已。
和之前的“前摘”不同，这次我要详细的谈一谈郭沫若。对郭沫若这个名字第一次听说好像是看到那个传奇——郭沫若诗救跳崖女。那大概都是好多好多年以前了，现在我还能记得这段传奇中的一句诗——“妙笔竟藏回春力，感谢恩师起彷徨”。接着搜索大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郭沫若再次出现在我的身边是在高中的语文读本里面。人教版的《语文读本》收录了郭沫若先生《屈原》剧中高潮的一段——《雷电颂》。高中时代的我是充满激情的，而《雷电颂》显然成了我的最爱。教室里、操场里…疯子般的嚎叫声——“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很明显，那个“疯子”就是我。《雷电颂》于我而言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篇章，更像是一个逐步走进世俗社会的青年面对迷茫未来的兽性呐喊。而郭沫若，此时走入我。
不过，当我再下一次遇见郭沫若的时候。那位睿智的诗救者，那位激情的呐喊者却已不见。由于众所周知的“事迹”，郭沫若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贬义词”。而我，对他也渐渐产生了疏远甚至厌恶的情感。
而这次，拾起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收录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算是我对郭沫若先生的“第四次认识”吧。记得光明网文化论坛曾经出过郭沫若先生女儿谈父亲的一篇博文，郭先生的女儿这样评价父亲——“他不适合从政”。
“他不适合从政”，这是简单的一句话，也是最沉重的一句话。那位顶着狂风暴雨对着旧社会呐喊的屈原、那位睿智无比用一支秃笔起死回生的智者、那位青年时代无惧一切的战士…当这位意气风发的书生进入晚年，当这位意气风发的书生走进政坛，一切都变了。这不是郭沫若先生的悲剧，这是千百年来所有知识分子的宿命！上马击胡徒，下马草军书！挥斥方遒、指点江山，袁本初拔剑出洛阳、汪兆铭引刀少年头…望着从我身边走过的郭沫若，望着那位激情的少年慢慢的弯下腰，望着笔直的身板慢慢的佝偻，望着清澈瞳孔逐渐浑浊，我引中一阵痛楚。郭先生的昨天会不会是我的明天？郭先生们的昨天会不会是牛冠朝们的明天？
历史车轮碾过，在政治的迷雾下，我们已经无法洞穿那位书生的真面目。不过，历史是公平的。政治的迷雾虽然一阵又一阵，政治的迷雾虽然浓烈一场，但是！政治的迷雾仅仅是一阵雾！历史的长河最近会扫清迷雾。千百年后，为后代人所铭记的不会是王侯将相；千百年后，郭沫若先生为人所铭记的或许也仅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曾经的意气风发、曾经的佝偻无奈，呵呵，由他去吧… …
正文内黑色加粗部分是原文直接应用。
正文：
1929年9月20日夜，郭沫若先生动笔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郭沫若先生对本书的定位是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篇。1929年的中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影响力甚微，也就仅仅郭沫若这种知识分子才有所接触。正如郭沫若先生自己所言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是事半功倍。
古代社会的研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历史的遗迹要从流传下来不成系统的只言片语中摸索，而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又经过了多少加工再造？
找一个切入点进吧。
尧舜禹，中国古代的贤君圣明。娥皇女英，中国烈女子的代表。
如果现在突然抛出——舜象兄弟共淫娥皇女英这种说法，估计会让人大跌眼镜。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中华精神塑造者孔孟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孟子.万章篇》是这么说的：
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弋，朕；琴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
故事比较简单，舜父母与舜弟意图谋害舜并取其财产，结果未遂。有意思的是象与父母对话中的一句——二嫂，使治朕栖。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两位嫂嫂归我所有，帮我整理床铺”。不言而喻，这是象意图占据兄嫂。兄终弟及，哥哥去世后财产尽归父母弟弟。包括哥哥的老婆也归于弟弟所有。这或许是古代某一时段社会形态的残余表现。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宋明时期弟弟与兄嫂维持性伦理关系。这完全是当时社会伦理道德所无法容忍的。
而郭沫若先生，又将时间向前推移。
《孟子》成书时间相对较晚，经过“加工”亦然明显。而《楚辞》中《天文篇》又是这么叙述的：
舜闵在家，父何以鱞？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眩弟并淫，危害厥兄。 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
很明显，舜象并淫娥皇女英的事实已经被说出。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明明还是一个实行亚血族群婚的社会。
很多人可能对此无法接受。清代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号称“潇湘妃子”，但如果林黛玉这个潇湘妃子让贾宝玉与贾环“并淫”。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深恶痛绝的荒谬！
两点疑问提了出来。首先，中国古代社会真的存在过摩尔根、恩格斯以及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群婚制”、“游淫”甚至那些兄妹乱伦交合的“荒唐”事？其次，通过考察民谚传说这种文学作品窥探历史科学么？
让我们来一一分析吧。群居杂交，共妻乱伦！这是一些多么“恶心”的词语！我堂堂中华文明福泽四邻，我们中原大地怎么会出现过“群居杂交”，我们孔孟只乡怎么会“共妻乱伦”！西方蛮夷蛊惑人心，其罪当诛！我想总有那么一些孔孟遗老对此进行批判，他们从不敢相信那些龌龊的事会出现在自己祖先的身上。
我不知道中国古代文明是怎么形成的，但我总知道中国的文明不是自盘古开天后就形成了严密的礼教纲常。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不错，社会主义中国与礼教森严的宋明不同；宋明与秦汉的社会伦理道德也有差异。群婚制、母系社会…这不仅仅是西方学者口中的“邪说”，它更是中国古代确确实实存在过的，如果还高举着旗号为虚幻辩护那就只能显得可笑。
其次，用文学做研究靠谱么？把《孟子》、《楚辞》这种古人的精神遗产运用到科学的研究本身科学么？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古人的精神遗产归根到底是古“人”的创造，那么这些遗产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烙印。他是中国文明的无形化石。例如，很多学者都从《红楼梦》中探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没落，而这也绝对称得上是“科学”！
再者，翻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也不难发现对古代精神遗产的利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1891年第四版序言中：
巴霍芬从他极其勤奋的搜集来的无数段古代经典著作中，为这些论点找出了证据。
……
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日益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
正如恩格斯列举马克思批评那些曲解原始社会、使自己风流勾当更加耸人听闻的家伙——“在原始社会，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中国先民对爱情对异性最美好的追求，是对人性的最美好追求！而宋儒对此的“专家解释”就变成了——此后妃之德也！呵呵，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时至如今，若还存在用所谓的道德破布蒙蔽双眼而千方百计畏惧科学的宋儒，那真是一朵奇葩了。
精神遗产实先民的创作，是时代的胶片，虽然千百年来经过别有用心者与不由自主者的重重加工，我们依然可以带上科学的眼睛窥一窥中国古代社会。
《吕氏春秋.恃君览》如是说：
自太古常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好一个无君无父无长无幼无礼无器的大世界！只知母不知父，几乎一切男女都是自然的夫妇，这种群居生活与禽兽无异。但是我们不得否认，我们正是这帮禽兽的孽种，我们的文明正是从这杂乱无章中孕育而生。由于“知母不知父”的特殊生理原因，逐渐地便成为母系中心的社会，便是由从前的散漫的群聚变成为血族的团体。
孔夫子一生宣扬克己复礼，殊不知《周礼》当中就有杂交时代的孑遗：
仲春之月，会令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春回大地，人虽是人，然人也是兽。礼教繁琐却除非阉割男具否则止不住那荷尔蒙随着温度计的提上而冒上脑门！仲春之月，动物开始交合，而周礼中男女奔者不禁， 女子欲求贞节者公家犹需加以禁止。
若宋明巨儒穿越回周礼盛行之时岂不吐血而亡？舜象并淫娥皇女英恐怕也并非耸人听闻了。
文明始于母系，女子是主，男人不过是附属而已。
《大雅.思齐》第一章言：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女人如何拥有百个儿子？恐怕也是女酋长制下的残留。
《大雅。绵》言：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女人是主，男人是附属，两情一不相合，男人便只好拿着自己的武器走自己的路。这位被扔掉的可怜男子逐水草而居，骑着马儿沿着河流走来，走到岐山下，找到一位姓姜的女酋长，做了这位女酋长的“上门女婿”——附属物。从此，周先祖开始飞黄腾达。
姜、姬…这些形式本身就是女权的遗留！
然而，好景不长，曾经的附庸竟最终压倒了主人的头上，并且一压就是数千年。母系破产，女权制度走下神坛。恩格斯对此唏嘘不已：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那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妇女是如何被打倒的？
回答——生产！
逐水草而居的时代即将过去，定居的耕种文明就要到来：
见龙在田—— 《周易. 乾》 九二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周易.否》 五九
畜牧业愈见发达，男子的生活不能不固定下来。草料的种植到禾黍的种植，农业成为了人类文化的舞台。从前那种顺水而居去当上门女婿的时代已经结束。男子产业开始固定下来，而女人，则慢慢变为附庸。
此时，历史转入了快车道。
我不再一一列举那些典籍中的蛛丝马迹——青铜器出现了、铁器出现了、农具开始更新。
一把铁锄头伸出垦荒的历史意义不亚于现代人们使用核能发电所开创的新纪元。
而代之以来的就是阶级的出现，人们从山洞进入房屋。每一次生产工具的改进都代表着没落与进步。
祭祀活动出现了、男女的交合也不再是仲春之月那方便的淫奔之路。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求签问卜烧龟壳，婚姻娶嫁要经过层层的社会仪式。
从蛮荒到文明，有谁能想到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礼教竟会如此的森严，竟会如此的让人不寒而栗！但！这就是进步！
面对历史的沧桑，面对翻涌而出的新生产，总有一天我们的伦理我们的社会将被替代，而面对这种发展我们只能回视，沧海桑田，我们不由自主的吟唱：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后记：这篇读书笔记我本可以写的更加翔实丰满，特别是精神生产方面，对宗教的分析原打算运用马克思、蒲鲁东等人的哲学思维对比郭沫若激进的阶级斗争眼光。《易》、《诗》、《书》、卜辞、彝铭、殷墟…太多太多的分析，我非常想全部列入笔记加以分析。但是遗憾在于我的时间精力有限，最大的障碍在于我无法用文字将他们呈现出来。很多的词语我先没见过，想通过打字的方是根本完成不了。如今又有多少人关注这些已经没落的古老文字？又如何写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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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如此低？窃以为此书及《殷周制度论》开现代先秦史研究之先河，乃引领风潮之作。细节或可商榷，史论须成体系。如评论者指责的漏洞百出，那么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变革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陈寅恪先生的关陇本位论何尝不是漏洞百出？ -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大作 -
没看完.. -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作。 -
大有裨益 -
郭沫若的学术书籍，摩尔根-----恩格斯------郭沫若 -
中国传统史学是文史不分的，以文献为主，所以受过旧学教育的都自认有资格做历史研究，不过郭氏倒有些暧昧，虽然一样是未受过现代历史学术训练而如传统文人习惯一样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但成名于甲骨文研究，是以实物为基础的。
坦率的说，只是做做文献校订这种研究前景不妙，危险来自和史学很遥远的信息类技术，比如洪煨莲先生的“引得”，在有了数字化检索之后还有何意义？现在书籍自动扫描，物体三维扫描都已经有了，只是价格太高，尚不普及，但用不了太久。这些资料数字化之后，自然会有相关的检索，整理技术出现，而历史学的资料，比之信息技术正在处理的海量数据来说是少了数个数量级，传统文史非常看重的个人拥有大量资料，能在脑子里旁征博引视为了不起，现在已没有太大价值，这时候有意义的就只是思维成果，对现象，变动过程的解释。
我是历史学的外行，只是有点兴趣随便看看，但是从来就不喜欢这种过分重视文献的风格，越古的书本来可信度越低，却反而最受重视，有时一句话被分析了数年还没结果，也不去从其他路径找解释。
郭氏的政治道德好学术道德要分开来讲，况且其政治道德并不是最差的，他顶多算犹大，还是手上不沾血的犹大，身不由己，绝不是下令绞死人的总督。 -
郭沫若 -
全、好，阅。 -
正如前言所说，重在开山。利用一种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古代社会，可谓是学术史上不能绕开的一个高峰。况且郭老的资料运用真是炉火纯青，令人景仰。 -
评价郭的时候，现在大多是说其人品，实际上，他在文史方面的才华令人惊艳，这部书中，有考据，有推断。我鞥不敢说其观点是否正确，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方法是可取的 -
的确，此书的思想史意义远大于史学史意义。 -
从不同的史料中总结出古代社会状况的研究方法还是不错的，论证什么的也能让人信服，可偏偏他总爱在最后来那么一两句“XX是骗子”、“XX是披着一件羊皮的虐杀主义”，于是再怎么自然的结论都让他弄得刻意了，果然不能在学术中掺杂极强的政治目的性。。。 -
有人说郭沫若是全能型的文化巨人。[ 杨胜宽.《郭沫若的与事实求是精神》.《郭沫若学刊》2001.01]纵观他的一生，他不仅在文艺创作诸方面有卓著成绩，并且在政坛上相当有影响力，而且他还在历史学方面有丰硕的成果。现今中学的语文及历史课本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解释和论断成了标准的答案，这些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文学、政治、历史学界的巨大影响力。
我之所以这样定这篇读书报告的名字，是因为我通过阅读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资料，觉得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性质远远小于他作为文学家、政治家的性质。下面我分别从文学和政治角度来分析他的历史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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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文学和史学各自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想必一定有它们的互不可愉逾越的专业壁垒。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文史不分家”这句话只是成了高校文史学生联谊的好借口，说明文学和了历史的关系总是暧昧不清，有句话叫做“自古文史不分家”。文学和历史一样，使用的是“日常的语言”，同样具有认识的功能。想象、创造、建构这样一些因素，既出现在文学创造中，也出现在历史文本的写作中。
如果要说不同之处，简单的说文学在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历史则讲究无征不行。文学在于使读者内心有所触动，历史在于探求真知，二者有时在处理材料时运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毕竟二者性质不同。
我觉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像是一部“文学家的历史文本”。如在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作者通过将《周易》中表示现时生活的问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他们的主从出来，以此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8页。]这样的方式似乎真的让我们从《周易》自身的文本中很顺畅地构建了整个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栩栩如生。然而这种构建太顺利以至于心生怀疑：历史的重构真的就如此简单？
让我们看看《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里面的一些语句：
“所猎多系禽鱼狐鹿，绝少猛兽，可知渔猎已成游乐化，而畜牧已久经发明”。
“这骑在马上挟着弓矢纠纠昂昂而来的当然是男子，起初还以为是为抢劫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来求婚媾。这显然是女子重于男子”。
“争的机会这样多，唯一的原因就是氏族共有财产的保卫”
“《易经》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上的书，它是以魔术为脊骨，而以迷信为其全部的血肉的”。
这篇文章中不断出现“可知”、“就是”、“显然”等等判断词语。我们知道《周易》是一本古书，其文理深奥难懂，对于许多字词历代经文家都无法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虽然郭沫若对于古文字有深入了解，但他对这些文字的意义给予了太多武断的认为。基于他个人的文字理解而做出的许多判断，令人难以信服。而他依据《易经》里一些破碎的文本就可以推测出整个社会的大概，我想这里面的想象、创造与构造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史学家的基本原则了。作者在很多判断上都只是基于自己的想象，而没有给读者一个严谨的考证过程，所以导致很多错误。虽然后面作者也力图去更正，但毕竟只是杯水车薪。
研究美国史的权威学者伯纳德·贝林曾经说过，历史学“有时是一门艺术，从来不是一种科学，始终是一门技艺。”这种技艺包括史料的考订、解释方法的恰当性等等。郭沫若对待上古史材料的态度上往往带有诗人的气质，是一种诡诘的、富有跳跃性的和缺乏逻辑的。反应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里面就是以很少的、缺乏佐证的材料去构建一整个时代的生活和思想，并对其妄下评论。所以我认为郭沫若的历史是文学家的历史。
二
郭沫若之所以在中国伟大，是因为他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郭沫若史学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构成了当时中国史学革命的重要一环，而且在在政治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的普泛化提供了理念实证基础, 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承载物。还原时代背景可知，这本书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它的历史意义。
此书成书于1933年，当时既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景问题和中国革命走向问题的大争论, 也是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企图在思想文化界建立意识形态霸权的舆论战场。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宣称: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9页。]”他的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就不是纯学术，而是夹杂着太多政治立场。
且不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如何，单论这种“以论带史”的学术方法就值得批驳。在研究这段历史之前，郭沫若的意识领域就已经有了一个预设的观念，以中国历史存在过奴隶制为学术核心, 认为中国从远古到近代经历了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制诸种社会形态的更替，他的工作便是为这些理论找依据。
我以为这种治史方式是危险的，其最大要害在于对史料的态度上。它会只收集、陈列一切有利于此种观念的史料，对不利于此观念的史料则舍弃，在对于史料的阐述上也是明显带有意识倾向的。比如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他将许多有争议的《周易》卜辞的其他不同解释都摒弃掉，只讲自己的理解。对每个词语的反应总是“阶级的”、“剥削的”、“压迫的”……他首先认为《周易》时代是一个奴隶时代，便将所有的思考方向放在如何重构这一阶级社会的残酷性上面来。我想这样的历史必定是狭隘的、偏颇的，必定会走向僵化的。
三
兰克曾经说过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在于对真实的纯粹热爱和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 兰克《论历史科学的特征》]。我以为这是每个真正史学家的治史规范，违背了这种规范便不是一个好的史学家。
郭沫若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恰恰违背了这种基本规范，如果这也是一本历史的话，我更愿意说这是一本文学家或者是政治家所做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