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评

要翻过传统史学方法的一页

中国传统史学是文史不分的，以文献为主，所以受过旧学教育的都自认有资格做历史研究，不过郭氏倒有些暧昧，虽然一样是未受过现代历史学术训练而如传统文人习惯一样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但成名于甲骨文研究，是以实物为基础的。坦率的说，只是做做文献校订这种研究前景不妙，危险来自和史学很遥远的信息类技术，比如洪煨莲先生的“引得”，在有了数字化检索之后还有何意义？现在书籍自动扫描，物体三维扫描都已经有了，只是价格太高，尚不普及，但用不了太久。这些资料数字化之后，自然会有相关的检索，整理技术出现，而历史学的资料，比之信息技术正在处理的海量数据来说是少了数个数量级，传统文史非常看重的个人拥有大量资料，能在脑子里旁征博引视为了不起，现在已没有太大价值，这时候有意义的就只是思维成果，对现象，变动过程的解释。我是历史学的外行，只是有点兴趣随便看看，但是从来就不喜欢这种过分重视文献的风格，越古的书本来可信度越低，却反而最受重视，有时一句话被分析了数年还没结果，也不去从其他路径找解释。郭氏的政治道德好学术道德要分开来讲，况且其政治道德并不是最差的，他顶多算犹大，还是手上不沾血的犹大，身不由己，绝不是下令绞死人的总督。

郭沫若：作为文学家、政治家的历史学家

有人说郭沫若是全能型的文化巨人。[ 杨胜宽.《郭沫若的与事实求是精神》.《郭沫若学刊》2001.01]纵观他的一生，他不仅在文艺创作诸方面有卓著成绩，并且在政坛上相当有影响力，而且他还在历史学方面有丰硕的成果。现今中学的语文及历史课本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解释和论断成了标准的答案，这些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文学、政治、历史学界的巨大影响力。我之所以这样定这篇读书报告的名字，是因为我通过阅读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资料，觉得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性质远远小于他作为文学家、政治家的性质。下面我分别从文学和政治角度来分析他的历史学性质。一现在的文学和史学各自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想必一定有它们的互不可愉逾越的专业壁垒。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文史不分家”这句话只是成了高校文史学生联谊的好借口，说明文学和了历史的关系总是暧昧不清，有句话叫做“自古文史不分家”。文学和历史一样，使用的是“日常的语言”，同样具有认识的功能。想象、创造、建构这样一些因素，既出现在文学创造中，也出现在历史文本的写作中。如果要说不同之处，简单的说文学在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历史则讲究无征不行。文学在于使读者内心有所触动，历史在于探求真知，二者有时在处理材料时运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毕竟二者性质不同。我觉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像是一部“文学家的历史文本”。如在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作者通过将《周易》中表示现时生活的问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他们的主从出来，以此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8页。]这样的方式似乎真的让我们从《周易》自身的文本中很顺畅地构建了整个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栩栩如生。然而这种构建太顺利以至于心生怀疑：历史的重构真的就如此简单？让我们看看《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里面的一些语句：“所猎多系禽鱼狐鹿，绝少猛兽，可知渔猎已成游乐化，而畜牧已久经发明”。“这骑在马上挟着弓矢纠纠昂昂而来的当然是男子，起初还以为是为抢劫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来求婚媾。这显然是女子重于男子”。“争的机会这样多，唯一的原因就是氏族共有财产的保卫”“《易经》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上的书，它是以魔术为脊骨，而以迷信为其全部的血肉的”。这篇文章中不断出现“可知”、“就是”、“显然”等等判断词语。我们知道《周易》是一本古书，其文理深奥难懂，对于许多字词历代经文家都无法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虽然郭沫若对于古文字有深入了解，但他对这些文字的意义给予了太多武断的认为。基于他个人的文字理解而做出的许多判断，令人难以信服。而他依据《易经》里一些破碎的文本就可以推测出整个社会的大概，我想这里面的想象、创造与构造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史学家的基本原则了。作者在很多判断上都只是基于自己的想象，而没有给读者一个严谨的考证过程，所以导致很多错误。虽然后面作者也力图去更正，但毕竟只是杯水车薪。研究美国史的权威学者伯纳德·贝林曾经说过，历史学“有时是一门艺术，从来不是一种科学，始终是一门技艺。”这种技艺包括史料的考订、解释方法的恰当性等等。郭沫若对待上古史材料的态度上往往带有诗人的气质，是一种诡诘的、富有跳跃性的和缺乏逻辑的。反应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里面就是以很少的、缺乏佐证的材料去构建一整个时代的生活和思想，并对其妄下评论。所以我认为郭沫若的历史是文学家的历史。二郭沫若之所以在中国伟大，是因为他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郭沫若史学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构成了当时中国史学革命的重要一环，而且在在政治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的普泛化提供了理念实证基础, 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承载物。还原时代背景可知，这本书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它的历史意义。此书成书于1933年，当时既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景问题和中国革命走向问题的大争论, 也是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企图在思想文化界建立意识形态霸权的舆论战场。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宣称: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9页。]”他的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就不是纯学术，而是夹杂着太多政治立场。且不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如何，单论这种“以论带史”的学术方法就值得批驳。在研究这段历史之前，郭沫若的意识领域就已经有了一个预设的观念，以中国历史存在过奴隶制为学术核心, 认为中国从远古到近代经历了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制诸种社会形态的更替，他的工作便是为这些理论找依据。我以为这种治史方式是危险的，其最大要害在于对史料的态度上。它会只收集、陈列一切有利于此种观念的史料，对不利于此观念的史料则舍弃，在对于史料的阐述上也是明显带有意识倾向的。比如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他将许多有争议的《周易》卜辞的其他不同解释都摒弃掉，只讲自己的理解。对每个词语的反应总是“阶级的”、“剥削的”、“压迫的”……他首先认为《周易》时代是一个奴隶时代，便将所有的思考方向放在如何重构这一阶级社会的残酷性上面来。我想这样的历史必定是狭隘的、偏颇的，必定会走向僵化的。三兰克曾经说过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在于对真实的纯粹热爱和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 兰克《论历史科学的特征》]。我以为这是每个真正史学家的治史规范，违背了这种规范便不是一个好的史学家。郭沫若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恰恰违背了这种基本规范，如果这也是一本历史的话，我更愿意说这是一本文学家或者是政治家所做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