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4辑）

章节摘录

　　举爱国主义为例，我们可以看清本能、理智和灵性在其中分别能够起到的作用。罗素认为，爱国主义是由好几种本能的感觉和冲动混合而生成的。完全基于本能的爱国主义使人产生一种对自己国家的爱好，而对他国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显然这样的爱国主义是狭隘的，是有害的。理智却能够根据冷静地思考和现有的知识系统指示我们说偏爱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理智能够削弱狭隘的爱国主义，但是却不能够加强我们对于全人类的爱。要提升我们的爱国主义必须要经由灵性生活，把从本能生活中产生的爱国主义加以扩充和普遍化，使其成为对整个人类的爱。因此在罗素看来，本能生活、理智生活和灵性生活三者是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虽然本能与理智之间有着紧张的关系，但在灵性的指导之下却可以得到实质性的提升。要过上完整的和谐的生活必须要在此三者之间构造和谐一致的关系。到底能不能搭建起这样的关系，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但在理论上说，罗素认为这三者应该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　　而梁漱溟却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尤其是当他拿理智和理性来分别研究中西文化的时候，在他的思想里理智和理性或灵性应该是而且在事实上是可以分而治之的。具体说就是，西洋文化理智见长，中国文化理性见长。用理性来解读中国文化本无可厚非，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梁漱溟却努力做到了自圆其说，取得不小成绩。但在理论上，尤其是关于理性的理论及其阐述方法，关于本能、理智及理性相互之间关系的理论，梁漱溟却没有能够构筑成系统深入的理论体系。这或许是源于梁漱溟的先验假设，即不同的文化系统走着不同的路向，文化都是特殊的。既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各走一路，既然文化是特殊的，那么中国文化当然走的也是特殊的路向，因此他便必须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辩护，也因此希望其他的文化系统走的路向也应该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路向。　　我们说梁漱溟未能在本能、理智与灵性三者之间构建系统完善的理论系统主要是受制于他自己的文化三路向说理论框架。这一批评是从理论系统角度得出的。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则是，梁漱溟抛开本能、理智，从理性单刀直入地解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否符合历史上儒家思想的精髓呢？　　用理性是否能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的十三个特征呢？　　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有十四个特征。它们分别是：广土众民；偌大民族的同化融合；历史悠久；富于和平精神，失之文弱，消极无为，缺乏组织力；历久不变，停滞不进；没有宗教的人生；家族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学术不向着科学发展；缺乏民主、自由、平等意识，没有法制；道德气氛特重；中国实为一文化实体，而不象一个国家，或者说中国是天下国。（一民族自治者为族国，一民族统治他国者为帝国，一民族领袖他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中国自东汉已降为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特重孝，可称为孝的文化；隐士的文化。　　梁漱溟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明上述中国民族的特性。　　理性是平静通达的心理，这一说法表明：梁漱溟仅仅是停留在心理学的层次而没有上升到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讨论理性，因此他讨论的所谓的理性是对中国文化现象的概括提升，有别于西方哲学对于理性的讨论；理性只是平静通达。　　……

书籍目录

人类起源问题和文化起源问题之区分（代序）中华精气神西周祭礼之诗歌形态及其人文精神意蕴——以《诗经》“雅”、“颂”篇为中心的分析儒书辨正示例“法”是实现仁政的一种方式吗？——对荀子政治学说的再考察论支遁思想所受嵇康之影响《列子》中的名教与自然关系胡瑗思想的人文历史背景儒家的理性至上主义——梁漱溟对儒家思想的又一种解读I西洋精华善的理念：“理性”的“权力意志——一种尝试性的分析和预备性的工作斯基皮奥之梦义解约伯的天平称出什么——《约伯记》释义我思故我在：知识大厦的基石《纯粹理性批判》客观演绎中的自我意识理论——兼论康德对于德国观念论的影响论梅洛一庞蒂的“知觉”概念论幸福概念：一个现象学的阐释给我一个支点科学理论的评价齐尔塞尔论现代科学的社会根源寻求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和谐统——孔德的人道教思想刍议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人文与科学永远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对《爱欲与文明》一书的读解共同思想基础与共有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现实生态文化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海外飞鸿为什么是儒家的民主？缪斯的力量65年后的反思65年之后，冷眼看日本冲绳战：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从冲绳教科书事件及相关诉讼案件谈起公民·社会公共生活参与的素质、分享式发展和善治村民自治变革：制度背景与社会变革东亚国家公共治理中的女性角色思考雕琢复朴夜的葬礼——听“七步鸟”叫炊烟为欢乐而生雨后湖畔漫步思美剑桥印象樱顶在望跋：呦呦鹿鸣

作者简介

《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4辑)》内容简介：人种起源和文化起源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在中国学界却有合二为一的倾向。究其原因，可追溯到20世纪初，其时中国现代学术刚刚兴起，从国外传人“中国文化西来说”。这一学说虽然很快被国内外的考古理论和证据所驳倒，却对中国的人类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负面影响”的意思是说，中国的人类学、考古学和上古史等方面的研究反其道而行之，没有由此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相反，却被引向了歧途，一味强调在人种和文化的起源问题上，中国独立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特殊性。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现在，面对人类考古学的新的解释模式、方法和证据，我们反思“外来说”的影响，可以在人类学和世界上古史的背景中，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

图书封面

---

 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4辑）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