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始末》章节试读

《“高陶事件”始末》的笔记-读史使人睿智 - 读史使人睿智

重读《“高陶事件”始末》，念念不忘者有三：一是唐德刚先生序；二是陶氏感谢杜月笙和万墨林侠义解救陶家；三是陶希圣先生《八十自述》。
1）唐德刚序
八年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实为我五千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抗敌全师丧亡殆尽，精华国土，泰半沦陷，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关头，我们全族第一号元老，全军的第一副统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并主动组织伪军伪府，与祖国对抗。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行为，细查5000年国史，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贴身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如承认伪满独立，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亦史无前例。虽石敬塘、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
俄日瓜分中国，制造第二波兰
但是朋友们，天下事也往往确有些非常人理智所能想象之处，那倒是绝对的民族危机呢。我们读戊戌变法史（参见拙著《晚清七十年》，第三分册），知道那位可敬可爱的光绪小皇帝，在读过康有为给他的小书《波兰亡国恨》，而泪流满面。但是我们可曾想到，在我们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的祖国却很可能变成波兰第二？朋友，您以为这只是一个历史小说上的故事吗？且让我们来检察一下这故事的来源，然后再冷静的思考，其有无可能？
在抗战初期，我国独立作战的最艰苦阶段，顾维钧先生以他在当时国际间最资深外交官的身份，曾参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和国际外交官的鸡尾酒会。以他数十年刺探国际情报的经验，他知道在这些酒会的闲谈中，各国外交官和武官们，往往在无意之中，酒后吐真言，会泄漏各该国最机密的情报。在若干酒会中，他就故意找机会，去和苏联的大使们、武官们闲聊。某次一位苏联驻东欧某国的使节，听过顾氏对他叙说，中国抗日战争中，苏联提供中国的援助，超过所有其他援华国家的总和。因此，没有苏联这项无私的援助，中国可能就被日本征服了。所以中国军民，对斯大林元帅的恩情，真是感激不尽。
这位俄国外交官，听得飘飘然之后，不觉酒后吐真言：他说斯大林元帅，为着牵制日本，防其北进，他要不顾一切地援助中国抗战到底。但是中国如果抗日失败，连重庆也守不住了，或是汪蒋二人，抗日抗了一半，便向日本投降了，斯大林元帅的下一着棋，便是迅速与日本妥协。随之苏军将由蒙古新疆两地，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侵入中国，尽占中国西北、西南各省，与日本把中国一举瓜分，使中国变成“波兰第二”，云云。
顾公告我，他骤闻此言，直如冷水浇背。但他还是控制住，他作外交官的情绪，和那位俄国外交官，嘻嘻哈哈，欢乐地在酒会道别。“顾博士，”我说，“您可曾向重庆报告此事？”顾说，兹事体大，他还要从不同的外交管道，来加以“Confirm”（证实）。后来他果然从另一些苏联、东欧和土耳其，外交界的数十年的“老朋友”中，得到“证实”，这确是斯大林援华外交的底牌。
我还是逼问顾氏，“您告诉蒋委员长没有？”顾氏的表示是，蒋公那时是不会向日本屈膝的。重庆也不会失守。他认为此一情报，事机不密，可能会变成谣言。而寻根究底，这谣言出自中国驻法大使馆，那就不好了。他显然是秘而未宣，在不必要的时候，提供不必要的，最敏感的外交情报，原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却劝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纪录下来。顾也同意了。我记得我是把和他说话的各国外交官和武官的姓名、时间和地点，都作了详细的录音。但是这些记录，在已发表的顾维钧回忆录中，可能都被当年删订人员，误认为是无稽之谈，或只为节省誊录和打字费用，给全部删掉了。顾公辞世后，这故事就死无对证了。
2) ［陶希圣］年少时喜渎史记及汉书的游侠传，最推崇西汉的游侠剧孟、郑当时两人；他在《侠士报国之义举 -- 为万墨林先生寿》文中：特别略说这两位大侠的行事：
汉初，洛阳人剧孟以侠著名于社会。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起。周亚夫为太尉，乘传车东行，至洛阳，见剧孟，大喜，说道：“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不能为。”当时，东南半壁反抗朝廷。首都长安之列侯从军，向商人贷款。商人以为关东战事成败未可知，不肯放钱。只有母盐氏出捐千金，贷子列侯，得以领兵参战。在这种艰困忧患的形势之下，大将军得一布衣，好像得到一个敌国，并以剧孟的向背，预测吴楚的成败。
景武时期，风格最高超的大侠是郑当时。郑当时初为太子舍人，每5日休假，在长安四郊置驿马，招待宾客，夜以继日，常恐不周。后为大司农，门下客至，无贵贱皆留，执宾主之礼。郑当时不置产业，招待宾客不过一盘菜饭。但是他向朝廷推荐才能，惟恐不及。他与宾客部属谈论，只要听见一句好话，必上达朝廷，惟恐其迟。自名公巨卿，至士子凡夫，无不称道郑庄。有一次，朝廷派他视察黄河缺口。他请假五天，以便整理行装。武帝说：“吾闻郑庄千里不奢粮，治行者何也?”由此可知郑当时在社会上交游之广阔，声望之崇高与影响之重大。
这就是祝寿词中‘球剧孟”、“慨郑庄”以喻杜月笙、万墨林两先生为当代游侠的寓意。父亲慨然于幼年在书本上所崇拜的游侠，竟在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上出现。他继续写道：
幼年在书本上敬爱的人物，至中年竟在社会上获得实际的印证。西汉的贤豪竟复活于二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抗战期间，我一家人辗转南北东西，遭遇危难困苦。在日军占领区，及其他为政府权力所不到之处，杜月笙先生领导的恒社，无所不在。恒社友人在上海、广州湾、以及由九龙大浦、至沙鱼涌、惠阳等地，随时随地给我和我的家属以照顾与资助，使我们得以逃脱日本宪兵与所谓“76号”的禁制、追捕与迫害，而返国门，获自由。由此因缘，我得以知遇万墨林先生，从他所得的助力特多。

3）［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写道：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者，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自觉国家社会所许与我者，超过我应受与愿得之程度与范围。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年至八十，犹未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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