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始末》书评

毕竟是书生

起这个名字的缘由，一方面因陶恒生在叙述“高陶事件始末”的时候，不时提起其父陶希圣以一介书生之理想和热情，希望以“和平解决”的方针以保中国千万人之性命，而后复国有望。另一方面则是想到了周一良先生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读来陶希圣与周一良倒也有些相似。周一良先生原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也是是学界公认的陈寅恪的接班人。可是之后，他投入“知识分子”改造的洪流之中，把改造当做人生目标，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直到30年后才幡然悔悟。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口述文章，托人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周一良的请罪之言让人读来唏嘘不已。陶希圣先生也是怀着自己认为有益于国家民众的一腔热血和政治理想，最后却险些成了通敌叛国的汉奸。他对自己也是一番嘲弄：“人徒有学问而无决断乃自误耳，我为覆车之鉴”，晚年对此事也是耿耿于怀，悔恨交加。1940年1月发生的“高陶事件”,即高宗武、陶希圣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向世人公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从来对汪精卫是否是汉奸的争论甚嚣尘上，对高宗武和陶希圣的突然转变的猜测也颇多，通过此书，我们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首先对汪精卫是否是汉奸，此书的立场非常明确，汪精卫就是个卖国汉奸。作者陶恒生在描述其父陶希圣心路历程的时候，笔端间有意无意地强调陶希圣的某种卖国行为是被汪精卫牵着走的。虽然陶希圣意识到汪精卫的行为不妥，有卖国之嫌，但出于读书人“知遇之恩当以死报”的性情，一直跟随着汪精卫。作者虽在序言中表明了自己不为亲者讳，力求秉公持正，但这番言辞是否为父洗白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对于汪精卫其人，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评价的：汪精卫风度翩翩，感情丰富，口才便给，文笔优美，是个才子型的人物，却绝不适合搞政治。政治人物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细密的规划能力、敏锐的分析嗅觉和冷静应变的功夫。汪精卫在这方面似乎多所欠缺，甚至往往易于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试看他早年谋刺清廷重臣的一幕，他不听孙中山、胡汉民的劝阻一意孤行；勇气诚然十足，而其规划不慎则形同儿戏，事败几乎丧失性命。再看他后来与政敌之间的种种纠葛，其表现一是立场不够坚定，言论变化无常；二是遇到挫折就辞职出走，不是南下隐居，就是远走欧洲。从1911年至1936年20多年间，他出走法国竟达6次之多。如此意志薄弱、反复不定、遇困即逃、闻利乃回的作风，如何能成大事？依据作者所言，汪精卫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弱点，空有一腔热血但是缺乏冷静和规划，遇事优柔寡断，办实事时稍有困难就退缩等等。陶希圣身上亦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序言中，陶先生的学生何兹全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正是因为他重感情，虽在后来与汪思想不同，但抹不开情面，仍去了上海。对于陶希圣随汪去沪有种种臆测，有“卧底说”、“叛国获利说”和“抗战前途悲观说”等等。其中“叛国获利”说最不能苟同。1930年代，陶希圣在学界和政界都春风得意，若他为一己之私，放弃在学政界已有的一片天地，而去铤而走险，以出卖国家换取不确定的利益，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对抗战前途悲观的说法，应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和“艺文研究会”。他们认为持续抗战是不切实际的，只会死伤更多，耗尽国力，对于当时甚嚣尘上之抗战言论为不负责任的“高调”，汪精卫亦发表了一番言论即：“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一群知识分子在这里谈论“和平运动”，探讨时政。唐德刚先生形容这些团体聚会之人是“臭味相投”，其态度可见一斑。虽然舆论对这些知识分子极为不屑，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只是以另一种政治主张希冀挽救中国，纵然结果不堪，其初衷当值得肯定。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1938年底“艳电”发表以后，关于汪精卫的去向问题，陶希圣屡屡与汪推心置腹，劝其不要赴日，提醒汪注意自己的政治形象，在两国仍在交战的今日，汪的赴日，一般国民会怎么看? 他说现在情况下的访日，决不能与议和之后之访问相提并论，他提醒汪精卫爱惜自己的羽毛，绝不能忽视人们对自己的基本评价。陶希圣推心置腹的话完全无用，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赴日，同行的队伍里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没有陶希圣。说明此时陶希圣已经由汪的心腹到被边缘化。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们力劝汪兆铭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绝不继续谈判。但汪兆铭已经完全被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高、陶对汪兆铭已讲不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最终权衡再三，几经彷徨，二人逃离汪的控制，将其与日密约昭告天下。他也自此明白，除了抗战，别无退路。陶希圣的一生着实让人感慨，也许他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名垂千古，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食货》治史方法的提倡他都可做开山之人。可是他从了政，以读书人的理想和抱负想要拯救国家，却走向了深渊，幸好迷途知返，不致骂名流传。知识分子自古悲剧多，近世尤多。陶先生一生也是一场悲剧，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