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年第二版
ISBN:9787101005349
作者:皮锡瑞
页数:364页
前言
皮锡瑞经学历史是经学入门书籍，可以说是经学之导言；本篇的任务，在介绍经学历史于读者之前，那不过是经学导言之导言而已。然而因为是经举导莒之导言，所以不能不对于经学先作鸟瞰的说明夕以便显出经学史的重要性和本书的价值。 中国经学夕假使我们慎重点说，上追到西汉初年为止夕也已经有二千百多年的历史。这二千多年中夕经部书籍，因为传统的因袭的思想关系,只就量说，也可以配得说汗牛充栋。不说别的夕我们只要一看纳兰性德汇刊的通志堂经解，经解，也几乎使你目眩多至若列举朱彝尊经义考的书目，那翼所谓「更仆难数」了。但是，假使我
书籍目录
序言
凡例
一 经学开辟时代
二 经学流传时代
三 经学昌明时代
四 经学极盛时代
五 经学中衰时代
六 经学分立时代
七 经学统一时代
八 经学变古时代
九 经学积衰时代
十 经学复盛时代
附录一 皮鹿门先生传略
附录二 本书引用清代人名出处表
重印后记
作者简介
中国经学，假使我们慎重点说，上追到西汉初年为止，也已经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二千多年中，经部书籍，因为传统的因袭的思想关系，只就量说，也可以配得说“汗牛充栋。”不说别的，我们只要一看纳兰性德汇刊的通志堂经解，阮元、王先谦汇刊的正、续清经解，也几乎覴你目眩；至若列举朱彝尊经义考的书目，那真所谓“更仆难数”了。但是，假覴我们能够应用史学家处置史料的手段，这许多繁重的著作，也不过可以归纳为三大派，所谓“经学的三派”。这三大派都显然自有它的立志和特色，可称为一、“西汉今文学”二、“东汉古文学”，三、“宋学”。
本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在书中，皮锡瑞以今文经举作为经学的正宗源头，在经学发展各时期的叙述中，以今文经学在各个时期舶发展为依归而进行判别。全书共分十个部分，分别论述经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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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研一的时候，作为了解经学历史的入门书。当时手头也没有纸质版，就直接在网上下单了。但买来之后才发现，其实这本书不是很适合阅读，字体比较小，字迹有点模糊，并且是竖排，在书上做笔记不是很方便。内容是比较不错的，但是皮锡瑞首先是一个今文经学家，在对经学历史进行评价的时候很难不受其主观影响。 -
皮氏的这本书写得不是很难，对经史有一点常识的人，读这本书都不会觉得深奥。除去注，这本书最初其实也就只一卷，读完也用不了太多时间。皮氏总结的不一定很对，但是讲述的脉络十分清晰。对经学有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末世纷纭更乱真，从这本书中，也可以了解读经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而哪些注疏虽富盛名，却其实难付。说一下做注的这个人，周某，对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却很不欣赏他注书的态度，似乎他不太看得起皮氏，抱着一个怀疑甚至鄙视的态度。注书时间为民国之后，这一时期的所谓学人，似乎都爱谈一些西方新思想，对自己的传统却不太看得顺眼。平心而论，周注还是比罗详实的，可就因为他看不起皮氏，所以动辄会下一些很噎啜的话，可既然你不相信皮氏，为什么还要注他的书呢？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做注所取的材料是否得当。此人在后记里还推荐了一下他自己写的经学概论。估计早就没有人看了吧。其实我们看古人的书里面，除了别有用心的书，很能看出一种很真实的态度，不管他说的是对还是错，不幸，这种态度在现在越来越少了。 -
近日学习愈发的意识到引导的重要性，读一本书有导论，治一门学亦有其引导学者入境之书目，切不可凭一己拙见埋头书中。而要旨则在寻得一本真正将金针度人之书，而非仅“绣出鸳鸯从君看”，让你徒发叹羡之情，到头来一头雾水。而学界险恶，谁又肯将积年所得之灵犀之处轻易点与你，因此学者大都喜欢拈花微笑故弄玄虚，你要不明白，还落得个慧根不够，如此恍恍惚惚，无疑浪费光阴。
另一所得则在于，历史学之教学，必定不是历史事件的串联，而是心中已经有一个价值判断，史学之所以被列为乙部之学，定有其道理。渐渐感觉唯有立足吾国自春秋以降之西汉汉儒精神，依照这个脉络贯通于事件中间，才能将历史大义讲出，才不致使得史学沦为史料，此大抵也是今文学者治春秋法，微言大义，自然心中有一理路，任何历史事件即是围绕此理路运转得以阐释，因此，治经应为学者第一要务。史学有两头，另一头则是史料运用，或曰文献训诂学，这亦固然重要，然而不应混淆于前者，尤其是将来授人以学，切不可执着史料细节之卖弄，作“绣出鸳鸯”之事。
《三国志》里董昭上疏提到末流之弊端：“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可见，末流之际所显现的征兆是同样的。
如今，国人正是如此，当政者已不去提倡经典的阅读。背诵指定文本，即能获得分数、获得学历、获得体制内的承认。这无疑是一种迫害，而迫害者终仅将所遭受的境遇归咎于其自身的过失。最终其或者进行“趋势游利”融入体制之内，丧失思考能力。或者只能采取极端行为对社会进行报复，报复的对象可以是种种符号，抑或是同样无意识麻木的民众。
而在极权体制之内，行为受到抑制。因此，其途径仅剩下了“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抑或寄托于种种不可知事物之上希求解脱，如无目的的所谓“挑战极限”的游行、对偶像与神灵体验式的崇拜、佛道之淫祠化。而最终则促发群体性疯狂，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即是：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机制。这些要素一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因此，文革和“保钓砸车”其内涵是一致的，就是丧失思考力的后果。
汤因比讲“国家是装在部落主义旧瓶中的新酒”。而“爱国”恰恰给这群人提供了一个不读书当暴民的遮蔽物。
青年的任务在传承国家的文化，不是随着世间的喧嚣起伏而随波逐流。当年抗战，北京高校以人力负笈运书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要的就是保存一国之学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將相食，谓之亡天下。”一个朝代之兴衰，这是可以预见的，不足为奇，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典章，制度，礼仪的衰亡，如果没有继承，这则是民族之痛，这便是亡天下。越是喧嚣，越是看能不能静下心来苦守书斋，读书是最难的，当暴民去空口呐喊是最易的。现在的大学生本无书可读，有的只是技术的学问，知识的学问，而没有心性的学问，精神的学问，因此本已如丧失灵魂的行尸走肉一般，如今，不振荡其心灵，相反却以种种空洞的口号教导使其沦为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这无疑是政府之过失。
而显然，如今这一切不可逆转。文革显然还会再来。
丧失思考力才是国家衰亡的根本。
最近在读《经学历史》，随书所得即是经学之变迁，这是一部讲经学的书，然而若是存有着中国史的理路，则会发现学问的盛衰其实与国运是同体的。该书成书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经学至此退出政治舞台，这使得《经学历史》对于经学史的叙述成了经学寿终正寝的挽歌。在经学由中心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对经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的道路。然而经学终归不是学术，而是治世之道，对经典的抛弃，终归会使我们自身沦为躯壳。
书中尤以周予同所加注为最好。此书先生已于一年前相告，然机缘未到，只觉冗繁一直未翻，近日似乎时机成熟，数日便一气翻完，颇有收获。先前已读过梁任公之《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只觉满篇皆疑，无经不疑。如今读皮氏之书，则贯通而知其渊薮。若有后学者，可先读皮氏，再读梁氏，必能多有斩获。故现将皮氏书札记如下：
善化皮锡瑞虽作此书度人，然其本人力主今学，唯一所失则在于全书多诋古学，且以为孔教救国、六经致用、谶纬足征，学术内部尚可言，然若推及一切事物则未免荒谬。如上古天子之事有三，一曰感生、二曰受命、三曰封禅，今文学者以孔子为素王，故杜撰孔子感、受、封三事以诬世，实在可笑。
经学分三大派：西汉金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其实对于经学分类颇多，然吾以师伏先生所分为允当。
西汉金文学盛行时段为西汉一代，至古文家出，多加排挤，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至兵燹遂尽，直至清代中末时期曾复兴，所谓常州学派、公羊学派即是西汉后裔。
东汉古文学起初因学者觊觎今文十四家官方地位而造伪古文书而起，因有文本，因此亦有相对应解经法及思想之构建，而后俨然成为一派别。东汉兴，郑玄、王肃虽混淆家法，亦偏袒之。六朝南北学、隋唐义疏派起，亦延续东汉古文派。后庆历宋学行，遂消寂。至顾炎武提“舍经学无理学”复兴古文学，清代三百年遂为古文时代，惠栋之吴派与戴震之皖派分立天下。
宋学其实在唐经师啖助、陆淳已开端绪，北宋庆历后，经学之怀疑派崛起使得古文衰。宋学中也可分三：陆九渊之演绎；朱子之归纳；叶适、陈傅良之批判。元明以来因朝廷提倡，朱学遂为正统，而陆派王阳明亦以非主流形态发展陆九渊哲学，然明代末期，姚江学派流于虚妄，故消亡，清古文复兴。
简单而言：
今文以孔子为政治家，主微言大义，六经为致治之说，流弊为狂妄。
古文以孔子为史学家，主名物训诂，六经为史料之作，流弊为繁琐。
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主心性理气，六经为载道工具，流弊为空妄。
经学开辟时代
按今文经学的理路，经学起源自然是孔子，孔子之前，未有“经”之称呼。“六经”文本虽有，然未经孔子手订，如《易》者，有卦而无辞，则仅为卜筮之用。《春秋》者，仅如晋乘、楚梼杌，为记事之书。《诗》本三千首，《书》本三千二百四十篇，未经删定，则未必每篇皆有义可为法戒。《礼》者，则多散乱琐碎。至孔子出，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六经始被赋予灵魂。今文者以为“后之为人君者，必尊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循者则治，违者则乱”。自汉武帝听董仲舒言则“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
然而，汉以后古文学盛，其尊孔子，仅奉以虚名，其崇经学，仅视以故事，而不实行其学以治世。以为孔子所作之《易》仅十翼，且陈抟又杂以道家图书，易义始大乱。将《诗》、《书》仅作为《昭明文选》一般看待，至于朱熹三传弟子王柏更恣意质疑、删改，《诗》《书》遂大乱。以《春秋》为周公所做，则孔子之于《春秋》仅如《汉书》之于《史记》，仅抄录增损而已，至宋王荆公更以之为“断烂朝报”，《春秋》遂废。对六经文本横加质疑，孔教不尊者，非自文革，其由来久矣。
以诗书礼乐授士之事，孔子之前诸国已略有。礼记王制中已有言“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而《易》虽用于卜筮，其精微义理非初学者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尽窥。因此孔子之前，诸国之教未必六者皆有。故自孔子删定笔削后，六经方传习滋广。因此，若孔子之前已有卦辞、爻辞，则早已应传授天下也。而《诗经》关雎为首，乃是因“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关雎以乐而不淫，爱而不失仪也讽刺时政康王晏起，此更见删诗书之时代当于孔子之时。
孔子出，以六经教人始广行于世，故有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所谓“经”者，即是孔子删定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后世西汉哀平间，有相对六经之“六纬”传世，是不知“经”之义也。
既有六经，何故孝经亦称为经？此因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故《汉志》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言“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按碑志知，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春秋、孝经乃为孔子所作也。而郑玄《六艺论》则更言“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足见孝经之地位。
先前读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其叙先秦诸子渊源则以其皆为应对周文疲敝而发，而孔子之所以删定六经，亦可知即是因周室衰微，礼乐废而诗书缺，故自肩负起重建礼乐之任务。而夏、商去孔子已久，礼不足征，故依于周文。删定之后，孔子复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以六经教弟子七十二。
六经之中，《春秋》之大义为孔子政治思想所发，“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然而，正如程子所说：“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岂是一简单褒贬也！至于《左传》者，纯以史学训诂之角度解经，经义大失。
春秋大义，为三科九旨，三科者，异内外、存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其义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存三统者，即新王受天命后对先王之礼仪进行损益，然而随天命转移，新王也会变为先王。而新起之王必以前三王之礼为基础进行损益，如果不存三统，则后起之王无三王之礼可参考，先王之道，传承亦难。张三世即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为人类社会的三个状态，渐进而至太平。
经学流传时代
孔子之后，儒学分立，韩非子有儒分为八之议。陶潜则更详，有“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
而其实至于孔子弟子之学问，则惟有子夏之《诗》学与曾子十八篇可知。其《诗》有“子夏——高行子——薛苍子——帛妙子——大毛公——小毛公”之传承体系。而曾子十八篇现有十篇存于大戴礼记中。其余有颜氏之学，子思子之学，公孙尼子之学皆不可见。
孔学之遥传发扬，则在孟子、荀卿，孟子遵夫子之业而润色，服膺春秋之学，以学显于当世，而其传承不清。荀卿则传经之功甚巨，其传大《毛诗》之学、申公之《鲁诗》、《韩诗》、左丘明-曾申-吴起-子期-铎椒-虞卿一系之《左传》、谷梁春秋、二戴之礼于后世。
《王制》为小戴《礼记》之第五篇，为今学大宗。《周官》为《周礼》旧称，为古学大宗。今古之争，尤其激烈。（郑玄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为殷制，周官为周制，调停其说。）然而其实，六经为孔子于尼山所定，孔子之后，七十二门徒分流，究其根本，实际皆为鲁东家三四传也。圣人灭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墨子引书传，每异孔门，吕氏之着春秋，本殊周制，九流竞胜，诸子争鸣，虽有古籍遗留，并非尼山手订。秦政晚谬，乃至焚烧，汉高宏规，未遑庠序。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秦文学博士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
至汉惠帝时，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
至汉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秦文学博士伏生受《尚书》。田何、申公传《易》、《诗》之学。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贾生而已。
至汉武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齐力编一经。此时已距汉兴七八十年，足见困窘之境。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
《易》之《系辞》附经最早，《史记》称为传，以《系辞》乃弟子作，义主释经，不使与正经相混也；
《礼》之《丧服》附经亦早，《史记》称为传，以《系辞》乃子夏作，义主释礼，亦不当与丧礼相混也。
《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
《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
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
经学昌明时代（歆创立古文诸经，倡立十四博士、汨乱今文师法，学行于王莽，已然是衰败，之后“经学衰败时代”再言郑玄混合古今，王肃混淆郑学，则更为末流。）
汉武即位，赵绾、王臧受鲁诗于申公。自是之后，鲁燕齐三家今文诗，于鲁则申公，于齐则辕固，于燕则韩婴。然汉初又有毛苌自云有子夏传《诗》，其作训诂传，而有毛诗古学。（鲁齐燕为今文，毛诗为古文）
言《尚书》，自济南九十岁伏生所壁藏，亡数十篇，仅二十九篇，译为今文，当时教授诸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故起家，后孔安国又得逸书古文十六篇，逐渐又传此十六篇为孔安国释孔子经文所作之，即孔安国传。（伏生传为“今文”，孔安国为古文）
言《礼》，自鲁高堂生。传言礼只有《仪礼》，而无《周礼》。（仪礼为今文，周礼为古文）
言《易》，自菑川田何。史记言其传承为“孔子——鲁商瞿——楚人轩臂子弘——江东矫子庸疵——燕人周子家竖——淳人光子乘羽——齐人田子庄何”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而另外，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田何为今文，费直为古文）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另有左传为古文。（公羊、谷梁为今文，左传为古文）
关于博士，困学纪闻有转载言：
文帝始置一诗经博士，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
景帝以辕固生为《诗》经博士，而余经未立。（案《史记儒林传》，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汉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汉文时《诗》一经矣。）
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然而此五经博士之大事，《史记》不载；只有写：“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公孙弘为学官，乃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
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博士；《书》立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诗》立鲁申公、齐辕固、韩韩婴三博士；《礼》立戴德、戴胜二博士；《春秋》立严彭祖、颜安乐二博士；共为十四。（《后汉儒林传》云：“《诗》，齐、鲁、韩、毛。”则不止十四，而数共十五矣。）
而其实，皮氏认为其实除鲁、齐、韩《诗》本不同师，必应分立外；其余四经的十一博士其实不必分，因为共一位老师而已。若施雠、孟喜、梁丘贺同师田王孙，大小夏侯同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同师伏生，夏侯胜、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师后仓，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其皆以同师共学而各颛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因此，经解分立，实为不应，因分立者同宗一师，而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又岂会分派？因此，汉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独守遗经，不参异说，法至善也。即使传承，怎会别处各支？故所谓分支十四，必是背离师说也。故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也。
然而，实际分立是如何产生？此是因从汉初至宣帝、元帝、平帝逐渐网罗轶失之书，广兼而并之所生。而尤其是刘歆倡立十四家中古文诸家，则是别有用心。皮氏对此广置十四博士认为，“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尝执争；独于歆所议立，力争不听。盖以诸家同属今文，虽有小异，尚不若古文乖异之甚。然防微杜渐，当时已少深虑。”即因增置，使学风败坏，异说歧出，乃至王莽之时，复假以成祸患也，遂至光武之时，十四博士之分立皆罢免之。
古文之产生，《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据此，则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礼》、《尚书》，并有《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皆明见《艺文志》。其余几书，大抵为伪，故汉之后断续亡佚。
而对于古文左传者，《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足见，所谓古文之左传，实在为刘歆之矫作强饰而已。
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
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当时之书，惜多散失。传于今者，惟伏生《尚书大传》，多存古礼，与《王制》相出入，解《书》义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学出刘歆，而古文训诂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又歆所不取者。）
案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如尊周公之古文派以《左氏》昭二年传：“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其实，夫鲁《春秋》即孟子与《乘》、《梼杌》并称者，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既无其义，不必深究；否则，则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夺尼山之笔削，上献先君；饰冢宰之文章，下诬后圣。故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然则，今古文各说其是，如何判别？故应以太史公书为信，其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
经学极盛时代（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而后汉之学亦衰于泛滥。）
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经学极盛原有有二：
一、汉初之汉景帝时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贤、匡衡、贡禹、薛广德，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后汉光武帝时桓荣为太子少傅；杨震、子杨秉、孙杨赐世作三公。宰相须用读书人。故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
二、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罢免徭役。昭帝增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罢免徭役。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乙丙科，为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后世生员科举之法，实本于此。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
经学盛时，援之经术以饰吏事。
武帝罢黜百家定孔教于一尊。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盖宽饶谓以法律为《诗》、《书》，不尽用经术也。
元、成以后，刑名渐废。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
后世取士偏重文辞，不明经义；为官专守律例，不引儒书。既不用经学，而徒存其名；且疑经学为无用，而欲并去其实。观两汉之已事，可以发思古之幽情。
皮氏以孔子之教，皆为垂世实行，故曰：孔子道在《六经》，本以垂教万世；惟汉专崇经术，犹能实行孔教。虽《春秋》太平之义，《礼运》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尊经之效，已有明征。
天人之学之谶纬之学
汉亦有天人之学，儒家复借此警醒君王。此天人之学，尤以西汉初年齐人传经为盛。如伏生尚书大传，其第三卷为洪范五行之说，如齐诗之中亦有“五际之说”混合阴阳。如公羊春秋中亦多言灾异。此皆为齐学。此外，《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而后世不明此义，谓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出矣。
王莽时谶云：“刘秀当为天子”，尤为显证。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谶纬。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谶纬之学解《左氏》，曹褒以此而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故皮氏解释为：天人本不相远，至诚可以前知。
纬书起源甚早，如《秦本纪》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皆为此。
图谶本方士之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乃以谶文牵合经义。其合于经义者近纯，其涉于谶文者多驳。故纯驳互见，未可一概诋之。其中多汉儒说经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纬》，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书纬》，夏以十三月为正云云出《乐纬》；后世解经，不能不引。
后汉一朝，经学盛衰，《后汉书儒林传》曰：：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建武五年，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明堂、辟雍、灵台三雍。
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案永平之际，重熙累洽，千载一时，后世莫逮。
安帝以后，博士倚席不讲。
顺帝更修黉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古来太学人才之多，未有多于此者。而范蔚宗论之曰：“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是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经术不重，而人才徒侈其众多；实学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极盛。于是游谈起太学，而党祸遍天下。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实自疏章句、尚浮华者启之。
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汉朝两次结集据皮氏推断皆是以今文为主。
西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石渠议奏》今亡，仅略见于杜佑《通典》。）
东汉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着为《通义》；为旷世一见之典。（《白虎通义》犹存四卷，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国朝陈立为作《疏证》，治今学者当奉为瑰宝矣。（章帝时，已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榖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以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皆今学大师也。）
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蔡邕自书丹，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取则焉。尤为一代大典。使碑石尚在，足以考见汉时经文。惜六朝以后，渐散亡，仅存一千九百余字于宋洪氏《隶释》。
后汉尊经必尊实行而非空议
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汉匡衡、张禹、孔光、马宫皆以经师居相位，而无所匡救。光武有鉴于此，故举遁世隐居之人，宾处士，褒崇节义，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后汉三公，如袁安、杨震、李固、陈蕃诸人，守正不阿，视前汉匡、张、孔、马大有熏莸之别。顾炎武以范氏为知言，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然则，国家尊经重学，非直肃清风化，抑可搘拄衰微。无识者以为经学无益而欲去之，观于后汉之时，当不至如秦王谓儒无益人国矣。
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者，有二事：
一则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后汉则一人可专数经。
经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若申公兼通《诗》、《春秋》，韩婴兼通《诗》、《易》，孟卿兼通《礼》、《春秋》，已为难能可贵。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
后汉则尹敏习欧阳《尚书》，兼善《毛诗》、《榖梁》、《左氏春秋》；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又撰《礼内外说》。何休精研六经，许慎五经无双，蔡玄学通五经。
一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章句略备，文采未彰。后汉则撰述颇多。
《艺文志》所载者，说各止一二篇，惟《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为最伙。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载。韩婴作《内外传》数万言，今存《外传》。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今无传者。
后汉则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景鸾作《易说》及《诗解》，又撰《礼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余万言。赵晔着《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程曾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诂》，又训注《孝经》、《论语》，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许慎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贾逵集《古文尚书同异》三卷，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马融着《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
风气益开，性灵渐启；其过于前人之质朴而更加恢张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质朴而未免杂糅者亦在此。至郑君出而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
经学之盛，由于禄利，后代又远盛于汉人。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所以如此盛者，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负笈云集，职此之由。至一师能教千万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授，有如郑玄康成在马融季长门下，三年不得见者；则著录之人不必皆亲受业之人矣。
孟坚云“大师众至千余人”，学诚盛矣；“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学者不可以不察也。
后汉经学之衰
孟坚于《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皮氏以为：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诟病，而学衰。汉初申公《诗》训，疑者弗传；丁将军《易》说，仅举大谊；正所谓存大体、玩经文者。甫及百年，而蔓衍支离，渐成无用之学，岂不惜哉！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至二三万言，皆指秦恭言之。
师法与家法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
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禹、彭宣之学，孟有翟牧、白光之学，梁丘有士孙张、邓彭祖、衡咸之学，是家法。
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施、孟、梁丘已不必分，况张、彭、翟、白以下乎！汉时不修家法之戒，盖极严矣。然师法别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颛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孙，孙又生孙，云礽旷远，渐忘其祖。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微言大义之乖，即自源远末分始矣。
师法之下复分家法，今文之外别立古文，似乎广学甄微，大有裨于经义；实则矜奇炫博，大为经义之蠹。
师说下复分家法，此范蔚宗所谓“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也。”
今文外别立古文，此范升所谓“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也。”
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
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若必各务创获，茍异先儒；骋怪奇以钓名，恣穿凿以标异，是乃决科之法，发策之文；侮慢圣言，乖违经义。后人说经，多中此弊；汉世近古，已兆其端。故愚以为明、章极盛之时，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
经学中衰时代（郑玄、王肃）
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捍文网；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
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
末流弊病，前人略示：
《三国志》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则风俗之流弊。”
鱼豢《魏略》序曰：“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饱食相从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鱼豢序见《三国志注》，令人阅之悚然。
夫以两汉经学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则，文明岂可恃乎！
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郑君从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此。
何谓郑学盛而汉学衰
汉经学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说，远有师承；
刘歆创通古文，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推衍其说，已与今学分门角立矣。
然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
郑君先通今文，其传曰：“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通古文。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汉学衰废，不能尽咎郑君；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亦不能无失。故经学至郑君一变。故张金吾说：今之所谓汉学者，独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汉学之大贼也。汉学亡，而所存者独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此衰一）
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然颛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此功过得失互见而不可概论者也。（此衰二）
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
肃善贾逵、马融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非也！
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
王肃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共五书，以互相证明，以解当时之今古争议。
《家语》、《孔丛子》二书，取郊庙大典礼两汉今古文家所聚讼不决者，尽讬于孔子之言，以为定论。《家语》一书，是其根据。其注《家语》，如五帝、七庙、郊丘之类，皆牵引攻郑之语，适自发其作伪之覆。当时郑学之徒皆知《家语》不出于圣人矣。
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
歆党王莽篡汉，于汉为不忠，于父为不孝。
肃父朗，汉会稽太守，为孙策虏，复归曹操，为魏三公。肃女适司马昭，党司马氏篡魏，但早死不见篡事耳。
二人党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经！
肃伪作孔氏诸书，并郑氏学亦为所乱。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其时孔晁、孙毓等申王驳郑，孙炎、马昭等又主郑攻王，龂龂于郑、王两家之是非，而两汉颛门无复过问。
重以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榖》虽在若亡。晋元帝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请增置郑《易》、《仪礼》及《春秋公羊》、《榖梁》博士各一人，时以为《榖梁》肤浅不足立。王敦之难，复不果行。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永嘉之乱后，今学丧失殆尽）
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
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
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
杜预《左传集解》；范宁《榖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
皮氏以为此十三经中，魏晋注本皆无价值：
其中孔安国《尚书传》，宋吴棫与朱子及近人阎若璩、惠栋历诋其失，以为王肃伪作；丁晏《尚书馀论》，考定其书实出王肃。
王弼、何晏祖尚玄虚，王弼《易注》，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何晏《论语集解》合包、周之《鲁论》，孔、马之《古论》，而杂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伪书。
杜预《左传集解》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谅闇短丧，倡为邪说。
范宁《榖梁集解》，虽存《榖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諆，宋人谓其最公。此与宋人门径合耳；若汉时，三传各守颛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
郭璞《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余萧客谓为攘善无耻。
此皆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径庭，不止商、周之判。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
经学分立时代
南北朝分立时代；有“南学”“北学”之分。此经学之又一变也。（之前仅为今古学之解经不同，一派主大义，一派主诂训。而如今南北学则北学延续郑玄等混合今古学后的大义诂训参杂法，而南学则依之前的王弼支流衍伸的玄虚风气。）
江左南学，《周易》则王弼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预元凯；《诗》主毛公，《礼》主郑玄。其王辅嗣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
河洛北学，易、书、诗、礼皆主郑玄之学，因郑玄无注《左传》，故惟有左传则主服虔子慎。（然郑玄与服虔相识，亦同意其所注左传。）郑君生当汉末，未杂玄虚之习、伪撰之书，笺注流传，完全无缺；欲治“汉学”，舍郑莫由。
南方玄学不行于北魏
李业兴对梁武帝云：“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此北重经学不杂玄学之明证。
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宋初雷次宗最着，与郑君齐名，有雷、郑之称。当崇尚老、庄之时，而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
北学南学——约简与深芜之别
所谓：“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是否如此，其实在皮氏看来恰恰相反也！
說經貴約簡，不貴深蕪，自是定論；但所謂約簡者，必如漢人之持大體，玩經文，口授微言，篤守師說，乃為至約而至精也。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不過名言霏屑，騁揮麈之清談；屬詞尚腴，侈雕蟲之馀技。
依南朝經疏之僅存于今之皇侃《論語義疏》，即可見一時風尚：该书中名物制度，略而弗講，多以老、莊之旨，發為駢儷之文，與漢人說經相去懸絕。
南学：
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
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公家管费用。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
陈武创业，时经丧乱，稍置学官，成业盖寡。
可见南朝以文学自矜，而不重经术；宋、齐、陈三朝皆无足观。惟梁武起自诸生，知崇经术，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斯盖崇儒之效。梁武晚年舍身同泰寺，寻遘乱亡，故南学仍未大昌。
案：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齐，遂不能为儒林立传。梁天监中，渐尚儒风，于是梁书有《儒林传》。《陈书》嗣之，仍梁所遗也。
北学：
魏道武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
明元帝时，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
太武帝始光三年春，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术。
献文帝天安初，诏立乡学。
孝文帝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刘芳、李彪诸人以经术进。
宣武帝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
北周文帝，雅重经典。
北周明帝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庠序）之职。征沈重于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
北朝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禁佛道，毁淫祠，灭齐统一北方）能一变旧风，尊崇儒术。考其实效，亦未必优于萧梁。而北学反胜于南者，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故能专宗郑、服，不为伪孔、王、杜所惑。此北学所以纯正胜南也。
案：魏儒学最隆，历北齐、周、隋，以至唐武德、贞观，流风不绝，故《魏书儒林传》为盛。
经学历南北战乱及佛道侵蚀，仍能再现光辉。
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经学万古不废，历南北朝之大乱，异端虽炽，圣教不绝也。而南北诸儒抱残守缺，其功亦未可没焉。
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
关于义疏，今自皇、熊二家见采于《礼记疏》外，其余书皆亡佚。然渊源有自，唐人五经之疏未必无本于诸家者。论先河后海之义，亦岂可忘筚路蓝缕之功乎。
北学折入南学之演变——青齐之学
《周易》：郑玄——魏末大儒徐遵明——卢景裕——权会、郭茂，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而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
齐时儒士罕传《尚书》：郑玄——屯留王聪——徐遵明——浮阳李周仁、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
《三礼》：徐遵明——熊安生，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
《毛诗》：多出于魏朝刘献之，其后能言《诗》者多出刘焯、刘炫之门。
河北诸儒能通《春秋》：徐遵明——子慎——姚文安、秦道静，后兼更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
北学极明晰；而北学之折入于南者，亦间见焉。青、齐之间，多讲王辅嗣《易》、杜元凯《左传》；盖青、齐居南北之中，故魏、晋经师之书，先自南传于北。北学以徐遵明为最优，择术最正；郑注《周易》、《尚书》、《三礼》，服注《春秋》，皆遵明所传；惟《毛诗》出刘献之耳。其后则刘焯、刘炫为优，而崇信伪书，择术不若遵明之正。得费甝《义疏》，传伪孔古文，实始于二刘。二刘皆北人，乃传南人费甝之学，此北学折入于南之一证。盖至隋，而经学分立时代变为统一时代矣。
经学统一时代
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则相反，北学反并于南。
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纶，无所取正。隋文平一寰宇，四海九州岛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及帝暮年，不悦儒术，遂废天下之学。
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于时旧儒多已雕亡，惟信都刘士元、河间刘光伯拔萃出类，所制诸经议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其风渐坠。
隋经学统一，而北学并入于南之原因如下：
一、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羡之。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是当时北人称羡南朝之证。
二、经本朴学，非颛家莫能解，俗目见之，初无可悦。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
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
当南北朝时，南学亦有北人，北学亦有南人。及隋并陈，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皆以南人见重于炀帝。
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
《易》：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
《书》：梁、陈所讲，有郑、孔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
《春秋》：《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浸微。
是伪孔、王、杜之盛行，郑、服之浸微，皆在隋时。故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亦统一，而北学从此绝矣。
隋之二刘，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诗》、《书》皆本二刘；而孔颖达《书疏》序云：“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义既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据孔氏说，是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蹈华腴害骨之讥；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也。
五經正義之一统
唐太宗以儒學多門，詔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
自漢帝稱制至今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經學之又一變也。
其所定五经疏，《易》主王注，《书》主孔传，《左氏》主杜解；郑注《易》、《书》，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论者责其朱紫无别，真赝莫分。
北学既并于南，人情各安所习；诸儒之弃彼取此，盖亦因一时之好尚，定一代之规模。
孔颖达之失
议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
案著书之例，
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
曲徇注文，未足为病。谶纬多存古义，原本今文；杂引释经，亦非巨谬。惟彼此互异，学者莫知所从；既失刊定之规，殊乖统一之义。
即如谶纬之说，经疏并引；而《诗》、《礼》从郑，则以为是；《书》不从郑，又以为非；究竟谶纬为是为非，矛盾不已甚欤！其原因在于颖达入唐，年已耄老；岂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
《五经正义》者，就传注而为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异。
《易》主王弼，本属清言。王注，河北不行。“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正义序》已明言其失。而疏文仍失于虚浮，以王注本不摭实也。
《书》主伪孔，亦多空诠，孔《传》，河北不行。《正义》专取二刘，序又各言其失，由伪传本无足征也。
《诗》、《礼》、《周礼》，皆主郑氏，义本详实；名物度数，疏解亦明；故于诸经《正义》为最优。
《左氏正义》，虽详亦略，尽弃贾、服旧解，专宗杜氏一家。刘炫规杜，多中杜失；乃驳刘申杜，强为饰说。
孔颖达《五经正义》之前另外两本疏证
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陈后主元年陆德明《经典释文》。而《易》主王氏，《书》主伪孔，《左》主杜氏，为唐人义疏之先声。陆本南人，未通北学，固无怪也。
唐初又有颜师古《定本》出，五经疏尝引之。师古为颜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其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
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
统一之中的衰相
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榖梁》为小经。以经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
然而世人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
而《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榖梁》，历代宗习。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
唐之盛时，诸经已多束阁。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故多习《礼记》，不习《左氏》。中、小经，《周礼》、《仪礼》、《公羊》、《榖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书》、《诗》，不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此所以四经殆绝也。
唐帖经课试之法，专考记诵，而不求其义，故明经不为世重，而偏重进士。宋初因唐明经之法，王安石改用墨义，是为空衍义理之始，元、明经义时文之滥觞。
唐开成石经
自汉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唐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虽校刊不尽善，岂无佳处足证今本之讹脱者。
开成去古未远，犹为纯备。然几经后人之手，一误于干符之修改，再误于后梁之补刊，三误于北宋之添注，四误于尧惠之谬作，遂失郑唐之旧。
唐人可取之处，及唐人为左氏开解之说——经史二分之说。
唐人经说传今世者，惟陆淳本啖助、赵匡之说，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颇能发前人所未发。
唐人经学有未可抹杀者：
其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
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
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
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以《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
刘知几《史通》，诋毁圣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经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体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
经学变古时代（宋汉学变古之说，倡新义，疑古疑圣，妄加删减，胆大妄为。）
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
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
《七经小传》，刘敞作，《三经新义》，王安石作，或谓《新义》多剿敞说。元佑诸公，排斥王学；而伊川《易传》专明义理，东坡《书传》横生议论，虽皆传世，亦各标新。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
宋人之《易》
孔子以《易》授商瞿，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为施雠、孟喜、梁丘贺，此《易》之正传也。
京房受《易》于焦延寿，讬之孟氏，不相与同，多言卦气占验，此《易》之别传也。
郑玄注言爻辰，虞翻注言纳甲，不过各明一义，本旨不尽在此。
郑与荀爽皆费氏《易》
虞翻言家传孟氏，又言梦道士使吞三爻，则间本于道家。
王弼亦费氏《易》，而旨近老氏，则亦涉道家矣。
然诸儒虽近道家，或用术数，犹未尝驾其说于孔子之上也。宋道士陈抟乃本太乙下行九宫之法，作先天后天之图，讬伏羲、文王之说而加之孔子之上。
宋人之《易》学：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
邵子精数学，亦《易》之别传，非必得于《河》、《洛》。程子不信邵子之数，其识甚卓。《易传》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为最纯正。
朱子以程子不言数，乃取《河》、《洛》九图冠于所作《本义》之首。于是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说先天后天。不知图是点画，书是文字；故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宋人所传《河图》、《洛书》，皆黑白点子，是止可称图，不可称书。
宋人之《尚书》
《尚书》传自伏生，今存《大传》为正传
而《洪范五行传》专言祥异，则《书》之别传也。
太史公当武帝立欧阳《尚书》之时，所引《尚书》，必欧阳说，与伏传多吻合。
大小夏侯出，始小异。古文说出，乃大不同。
古文说已不可信矣。伪孔《传》出，王肃杂采今古，与马、郑互有得失。诸儒去古未远，虽间易其制度，未尝变乱其事实也。
至宋儒乃以义理悬断数千年以前之事实，孔《传》虽伪，犹愈于蔡沈《传》也。蔡《传》不从师说，殆因其序以传心为说；传心出虞廷十六字，不敢明着其伪乎！
宋人之《诗》
鲁、齐、韩三家，《艺文志》以为鲁最近之。
《齐诗》五际六情，独传异义，则《诗》之别传也。
《韩诗》，唐时尚存，惜无传人而亡。
《毛传》孤行，郑《笺》间采鲁、韩。自汉以后，说《诗》皆宗毛、郑。
宋欧阳修《本义》始辨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苏辙《诗传》始以毛《序》不可尽信，止存其首句，而删去其余。南宋郑樵《诗传辨妄》始专攻毛、郑，而极诋《小序》。吕祖谦见郑樵之书，乃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辨之，名《诗序辨说》。其《集传》亦不主毛、郑，以《郑》、《卫》为淫诗，且为淫人自言。
宋人之《春秋公羊》、《榖梁》
《春秋公羊》、《榖梁》，汉后已成绝学。《左氏》传事不传义，后人专习《左氏》，于《春秋》一经，多不得其解。
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废之，若以《春秋》为断烂朝报，则非特安石有是言，专执《左氏》为《春秋》者皆不免有此意。信《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是《春秋》如朝报矣；不信《公》、《榖》家日月褒贬之例，而概以为阙文，是《春秋》如朝报之断烂者矣。
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颛门，皆沿唐人啖、赵、陆一派。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元、明用胡《传》取士，推之太高；近人又诋之太过，而胡《传》卒废。
宋人之三《礼》
三《礼》本是实学，非可空言；故南北学分，而三《礼》皆从郑注；皇、熊说异，而皆在郑注范围之中。
宋时三礼之学，讲习亦盛。王安石以《周礼》取士。后有王昭禹、易袚、叶时，皆可观。《仪礼》有李如圭《集释》、《释宫》，张淳《识误》，并实事求是之学。《礼记》，卫湜《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宏富，可比李鼎祚之集《周易》。而陈祥道之《礼书》一百五十卷，贯通经传。
以礼而论，三代之礼久亡，汉人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古时宫室制度，至汉当有存者。如周之灵台，汉时犹在，非后人臆说所能夺也。若古礼之不宜于今者，人情必疑不安。
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
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己，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
世讥郑康成好改字；不知郑《笺》改毛，多本鲁、韩之说；寻其依据，犹可征验，亦必确有凭依。《周礼》故书，不同《仪礼》；今古文异，一从一改，即以《齐》、《古》考《鲁论》之意。《仪礼》之《丧服传》，《礼记》之《玉藻》、《乐记》，虽明知为错简，但存其说于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说经，如此其慎，岂有擅改经字者乎！唐魏征作《类礼》，改易《礼记》次序，张说驳之，不行，犹得谨严之意。
乃至宋而风气大变。朱子注《论语》，不删重出之章；独于《大学》，移其文，又补其传；《孝经》分经传，又删经文；未免宋人习气。而移《大学》先有二程子，删《孝经》云本胡侍郎、汪端明，则未可尽为朱子咎。若王柏作《书疑》，将《尚书》任意增删；《诗疑》删《郑》、《卫》，《风雅颂》亦任意改易；可谓无忌惮矣。《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经学至斯，可云一厄。私窜古籍，使无完肤。宋、元、明人说经之书，若此者多，而实宋人为之俑始。
经学积衰时代（自宋以后，经义丧失，虽多亦废）
唐、宋明经取士，犹是汉人之遗；而唐不及汉，宋又不及唐者，何也？
汉以经术造士，其进用，或由孝廉茂才，或由贤良对策。若射策中科，止补文学掌故、博士弟子员，非高选也。
唐之帖经，犹汉之射策；其学即浅，而视之又不重。所重视者，诗赋之辞，时务之策，皆非经术。此其所以不及汉也。
宋仁宗始复明经科，神宗变帖经为墨义。贴经之记诵属实，非数年不为功；墨义之文字蹈空，即一时可猝办。唐时帖括全写注疏，议者病其不能通经。又专用王氏《新学》，不遵古义。此其所以并不及唐也。
且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故论经学，宋以后为积衰时代。
科举取士之文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试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别异于古。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
元、明之经义，本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墨义之法，命吕惠卿、王雱等为之，而安石自撰《周礼义》，使雱撰《诗》、《书义》，名为《三经新义》，颁行天下。夫既名为《新义》，则明教人弃古说，以从其新说。
其书至南宋始废。此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然南宋虽废《新义》，而仍用其墨义之法。朱子谓经义甚害事，分明是侮圣人之言。
元人因之，而制为四书五经疑。明初用四书疑，后乃改四书五经义。
明时所谓经学，不过蒙存浅达之流；即自成一书者，亦如顾炎武云：明人之书，无非盗窃。弘治以后，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诘。《五经》扫地，至此而极。
宋唐相比较
宋人说经之书传于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为盛而以为衰者，唐人犹守古义而宋人多务新义也。唐人经说传世绝少，此亦有故。（世传古籍，唐以前什一二，宋以后什八九。此非特唐人所著之书为然，亦非特唐人所著经说为然也。）
又自宋末元、明，专用宋儒之书取士，注疏且束高阁，何论注疏之外！于是唐以前古籍之不亡于兵燹者，尽亡于宋以后。所以唐人经说传世寥寥。宋则刊刻已行，流传甚易，宜其存多佚少。今所传宋人文集说部皆十倍于唐人，非止经说。是未可以经说之多寡判唐、宋之优劣也。
五代极乱之时，忽开文明之象；如锓木一事，实为艺林之珍。《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经书之有木板，实始于此。逮两宋而刻本多。此宋以后之书所以多传于今日也。
汉学至郑君而集大成，于是郑学行数百年；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学行数百年。以经学论，郑学、朱学皆可谓小统一时代。
郑学统一，惟北学为然；所谓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若南学，则兼用伪孔、王、杜，而不尽宗郑、服；是犹未得为统一也。
朱学统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元兵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姚枢、许衡、窦默、刘因辈翕然从之。于是元仁宗延佑，定科举法，《易》用朱子《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惟《礼记》犹用郑注，是则可谓小统一矣。
尤可异者，隋平陈而南并于北，经学乃北反并于南；元平宋而南并于北，经学亦北反并于南。论兵力之强，北常胜南；论学力之盛，南乃胜北。
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
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刘敞、王安石诸儒，其先皆尝潜心注疏，故能辨其得失，朱子亦然。宋儒学有根柢，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
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
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于宋儒亦少研究。如季本、郝敬多凭臆说，杨慎作伪欺人，是明又不及元也。（顾炎武云：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出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学。自明代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明永乐十二年，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后，越八百余年而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
然而其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春秋大全》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
《诗经大会》全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
《周易大全》割裂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之书，饾饤成编；
《书传大全》亦剿袭陈栎《尚书集传纂疏》、陈师凯《书蔡传旁通》
《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而以陈澔《集说》为主
案官修之书，多剿旧说，唐修《正义》，已不免此。惟唐所因者，六朝旧籍，故该洽犹可观。明所因者，元人遗书，故谫陋为尤甚。此《五经正义》至今不得不钻研，《五经大全》入后遂尽遭唾弃也。（元以宋儒之书取士，《礼记》犹存郑注；明并此而去之，使学者全不睹古义，而代以陈澔之空疏固陋。）
经学复盛时代
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
康熙御纂及钦定《周易折中》、《周易述义》、《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
乾隆则有《诗义折中》、《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春秋直解》；乾隆四十七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经部列首，分为十类。
夫汉帝称制临决，未及着为成书；唐宗御注《孝经》，不闻遍通六艺。今鸿篇巨制，发周、孔之蕴，持汉、宋之平。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
乾隆五十八年，诏刊十三经于太学，依开成《石经》，参以善本，多所订正。嘉庆八年，复命廷臣磨改，以期尽善，尤为一代盛典，足以别黑白而定一尊。
经学所以衰而复盛者：
近因：则明用时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阎若璩谓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时文者而极。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
远因：则朱子在宋儒中，学最笃实。元、明崇尚朱学，未尽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轻议汉儒。(朱子谓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诚未有断决。朱子晚年修《仪礼经传通解》，盖因乎此；惜书未成而殁。)然元、明乃专取其中年未定之说取士，士子乐其简易。而元本不重儒，科举不常行；明亦不尊经，科举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实，非朱子之过也。朱子能遵古义，故从朱学者，如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诸儒，皆有根柢。王应麟辑《三家诗》与郑《易注》，开国朝辑古佚书之派。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
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
江藩作《汉学师承记》首列阎若璩，案阎氏之功在考定古文之伪，而其《疏证》信蔡《传》臆造之事实，邵子意推之年代；其说《诗》，以王柏《诗疑》为然，谓《郑》、《卫》为可删；乃误沿宋学，显背汉儒者。
胡渭《易图明辨》，能辟《图》、《书》之谬，而《洪范》并攻汉儒。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能驳宋以申毛，而经说间谈佛教。
万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礼》，多信宋而疑汉。
其不染宋学者，惟毛奇龄；而毛务与朱子立异。虽由门户之见未融，实以途径之开未久也。此等处宜分别观之，谅其求实学之苦心，勿遽责以守颛门之绝业。
雍、乾以后之学（亦未薄宋儒）
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
惠周惕子士奇，孙栋，三世传经。栋所造尤邃。论者拟之汉儒，在何休邵公、服虔子慎之间。而惠氏红豆山斋楹帖云：“《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学未尝薄宋儒也。
戴震兼通历算声韵，其学本出江永，称永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永尝注《朱子近思录》；所著《礼经纲目》，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辨一理字。《毛郑诗考正》尝采朱子说。
段玉裁受学于震，议以震配享朱子祠。段以极精小学之人，而不以汉人小学薄朱子《小学》。是江、戴段之学未尝薄宋儒也。
宋儒之经说虽不合于古义，而宋儒之学行实不愧于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独得之处。故惠、江、戴、段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儒抹杀。学求心得，勿争门户；若分门户，必起诟争。
国朝经师，能绍承汉学者，有二事：
一曰传家法，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戴、段师弟，无论矣。惠栋——余萧客、江声——孙沅——顾广圻、江藩——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皆尝执经于惠栋。钱大昕有弟大昭，从子塘、坫、东垣、绎、侗。段玉裁有婿龚丽正，外孙自珍。金榜师江永。王念孙师戴震，传子引之。孔广森亦师戴震。具见《汉学师承记》。他如阳湖庄氏《公羊》之学，传于刘逢禄、龚自珍、宋翔凤；陈寿祺《今文尚书》、《三家诗》之学，传子乔枞；皆渊源有自者。
一曰守颛门。家法颛门，后汉已绝，至国朝乃能寻坠绪而继宗风。传家法则有本原，守颛门则无淆杂。名家指不胜屈，今姑举其荦荦大者。
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
一曰辑佚书。两汉今文家说亡于魏、晋；古文家，郑之易，马、郑之《书》，贾、服之《春秋》，亡于唐、宋以后。宋王应麟辑《三家诗》、郑氏《易注》，虽蓃采未备，古书之亡而复存者实为首庸。至国朝而此学极盛。惠栋教弟子，亲授体例，分辑古书。余萧客《古经解钩沈》，采唐以前遗说略备。王谟《汉魏遗书钞》，章宗源《玉函山房丛书》，辑汉、魏、六朝经说尤多。孙星衍辑马、郑《尚书注》，李贻德述《左传贾》、《服注》，陈寿祺、乔枞父子考《今文尚书》、《三家诗》。其余间见诸家丛书，抱阙守残，得窥崖略，有功后学者，此其一。
一曰精校勘。校勘之学，始于《颜氏家训》、《匡谬正俗》等书。至宋，有三刘、宋祁之校史。宋、元说部，间存校订，然未极精审，说经亦非颛门。国朝多以此名家，戴震、卢文召、丁杰、顾广圻尤精此学。阮元《十三经校勘记》，为经学之渊海。余亦间见诸家丛书，刊误订讹，具析疑滞，有功后学者，又其一。
一曰通小学。古人之语言文字与今之语言文字异；汉儒去古未远，且多齐、鲁间人。唐人已不甚讲，宋以后更不辨。小学兼声音故训。宋吴棫、明陈第讲求古音，犹多疏失。顾炎武《音学五书》，始返于古。江、戴、段、孔，益加阐明。是为音韵之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昌明许慎之书。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后有王筠、苗夔诸人，益加阐明。是为音韵兼文字之学。经师多通训诂假借，亦即在音韵文字之中；而经学训诂以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为最精，郝懿行次之。是为训诂之学。有功于后学者，又其一。
国朝经学凡三变。
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
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
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榖》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
易与难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三年通一艺，用日少而畜德多。”此简明有用之学也。又曰：“后世便辞巧说，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繁杂无用之学也。
今欲简明有用，当如《汉志》所云“存大体，玩经文”而已。
如《易》主张惠言《虞氏义》，参以焦循《易章句》、《通释》诸书；
《书》主伏《传》、《史记》，辅以两汉今文家说；
《诗》主鲁、齐、韩三家遗说，参以毛《传》、郑《笺》；
《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陈立之书；
治《左氏》者，主贾、服遗说，参以杜《解》；
《三礼》主郑《注》，孔、贾《疏》，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于今者，细碎者姑置之。
《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二书，于国朝诸家，蓃辑大备；惟卷帙繁富，几有累世莫殚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实亦无几，可置不阅。
今之治经者，欲求简易，惟有人治一经，经主一家；其余各家，皆可姑置；其他各经，更可从缓。汉注古奥，唐疏繁复，初学先看注疏，人必畏难，当以近人经说先之。（如前所列诸书。急宜研究。或犹以为陈义太高，无从入手，则《书》先看孙星衍《今古文注疏》，《诗》先看陈奂《毛氏传疏》亦可。）但能略通大义，确守古说，即已不愧颛门之学。此古之治经者所以重家法而贵颛门也。国朝诸儒有承家法而守颛门者，亦有无家法而非颛门者；今主一家，当取其有家法与颛门者主之。
《国朝汉学师承记》具列家法颛门甚详，其成书在乾、嘉之间，故后出者未着于录。嘉、道后，治今文说者，《师承记》皆不载，《皇清经解》亦未收其书，书具见于《续经解》中，故《续经解》更切要于前《经解》也。
学者诚能于经学源流正变研究一过，即知今之经学，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国朝经师莫不着有成说，津逮后人。以视前人之茫无途径者，实为事半功倍。盖以了然于心目，则择从甚易，不至费日力而增葛藤。
《四库提要》经部总叙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共弊也悍。学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作者：王晨光 武漢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國思想史
精彩短评 (总计5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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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的历史专业书籍 -
历时一周才读完，诚如周予同先生言，现下还没有一本更“合于要求”的经学史，皮锡瑞的书便无妨重印。今文家说法在第一章让我颇不能接受，孔子可敬，但一旦要尊起来没个谱，就令人反胃了。但第二章皮有一个意见让我眼前一亮，西汉史籍所载之文献确实多属今文，古文似乎真是要很晚才浮现在我们眼前。 -
顺畅 -
平实。 -
偏于今文经立场，入门书。 -
有主观立场更好看 -
都是经学老师惹的祸 -
应该找个时间把它背下来 -
作为“历史”，此书已经完全达到了提纲挈领且几乎不囿门户之见的水平，看到末章隐隐有些感动。周予同的注释几尽完善，也在序言中点出了此书的一些问题（学术史整理方面不得不服周、朱师徒二人）。只是实在对经学一事提不起兴趣，很长时间才看完，感觉就记下了一些经学历史上扯皮的八卦，然后记住皮先生所言治经还是要从近人之说治起。日后存翻吧。 -
必读。 -
皮先生是偏經今文學的，看了開頭幾章，幾乎都為孔子的政治家身份辯白而否定經古文學。一個學期的經學研讀課程學習下來，還是不能給今古文學分個高下優劣。但對皮先生觀點有些不認同。 -
繁体直排 -
皮氏此书在当时算是今文经学里面比较公允的一种了，但还是有明显的尊今攻古倾向，有周予同先生的点校之后，雅颂各得其所，是至今为止正儿八经的最好经学入门书了。 -
喜欢~ -
简明易懂 -
今文經大師經典 -
一本值得选择的经学史入门书籍。全书语言简明，条理清晰，叙述求实平和，持论上突破门户之见。作为一个今文经学者，皮氏做到后两点殊为不易。另，书中的周予同注没有细看，个人感觉同样偏重照顾入门读者，不嫌繁复的注释了书中几乎所有的人名、书名以及经学专有名词。不过这毕竟是一本一百年前的经学史著作，书中正文以及注释上的观点有些已经比较陈旧，读者阅读时不可尽信。 -
读完此书我也是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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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刷了一遍 -
想来先生三十岁始治经，我也不必着急了。 -
大概是大学以来翻的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了 -
還好呀呀 -
注解比正文长得多，但是有些貌似影响了学术性（？），大多还是很有价值的。序也写得很好。不过，我没觉得此书很强调孔教~~ -
虽然称历史，其实是学术师承纪。今文派的一家之说。 -
基本从正史儒林传和常见书得来，观点偏颇自不必说。正如周予同前言所说，在当时也就这本书了。 -
清今文學者經學史見... -
皮氏平允，周注详尽。放眼今日，竟仍无一部可代替之经学史入门书籍，奈何？ -
很值得讀 -
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介绍经学历史的书，第一遍根本不知道说什么，第二遍做了一些笔记才有了一个大概的概念和轮廓。 -
國朝諸經學史，大多以皮書為基礎衍發吧。我死心了。 -
大愛皮公 -
入海口 -
当年很崇敬地读，现在不想再翻 -
读之时要时刻记着，此为“今文经”学者的著作，是有其特定的立场的，方可不昏昏而敝。古今文经之争，清朝是其一端，此书虽然与现当代学者眼光不尽相同，然其草创之功不可泯灭，且其中亦颇多中肯之论，值得一读。另，周予同先生书前的序言，亦值得仔细研读。 -
此书在南京时屡遭水厄，历十日读毕。周老先生注释工程浩大（此书随便一章拿来做史源学作业都会死人……），然略显繁琐，常有吃力之处；偶有抒发己见之处，甚是可观。正文倒是比刘申叔经学教科书生动好玩不少，脉络明晰，皮氏治学取向亦在在可见。趁着与经学通论对读再认真过一遍。 -
在尚未形成現代學術觀念的時期的第一部最接近今天學術史的「學術史」，光是突破學案體就很不易了。澎湃不可遏的今學立場不能成為批判的理由。 -
是药三分毒，钱钟书说，再伟大的著作出版也都是制造一个谬误，给未读过此书以及想以此书入门经学的同学两点建议：
第一，读此书不可尽信，但是该书作为入门书籍。很大部分读者并没有足够知识来辨明皮锡瑞门户之间，读完后尽可读读钱穆等人著作解读，不才以前无人指导，读了一堆疑古的东西，还真以为天下书都是刘歆篡改分；
第二，必须读注解，不可不求甚解。经学之说，玄微精妙，若想以正文把握经学走向，不借注解扩展，恐怕差距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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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玩。 -
花了三天時間，趕在考試前刷了一遍。除去第八章變古時代的詳註沒有細讀以為，真真從頭到尾刷了一遍。以此書入門，再拾起其他經學史書籍，該是綽綽有餘了。缺點當然也有，但凡明瞭之後無甚大礙。 -
今日猶為初學治經者所必讀 -
前面的周序相当精彩 -
路子野 -
京东阅读上读的无注版，有时间再看一遍周予同的注本 -
说是入门书，对我简直是扫盲。根据皮氏最后所录的《四书提要》，他对经学史的判断与当时官方的普遍判断同构。他所较为贬低的譬如魏晋，恰是现在学术的热点，甚至早已是五四一代借以撬动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学文化的基点。今日学者少有治今学的人，大概也是不能逃开时代的意识形态（重科学、西学）。若后世恢复了经学，看现世面对经学的普遍的一筹莫展，又该怎样评价今天？
我的焦虑已不是面对西学的焦虑，虽也不是对此有什么了解，但至少比对经学、传统文化了解的多。
又及，此书可作为一本简略的经学目录。 -
虽然皮鹿门先生并非从史学的角度论述经学历史，但他揭示的经学发展，正如周予同先生所言，了解此书还是非常必要的。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非常想听听许君的高见。 -
学求心得，勿争门户；若分门户，必起争诟//圣人之经，本如日月，万古常新。 -
先钞一遍再说 -
這也是皮氏一本頗好讀的書了。 -
一颗星给周予同 -
脈絡掌握得很好，周注亦甚佳。 -
一個半鐘頭讀了不到三十頁⋯一学期总算度过一遍了… -
此书为经学大师名著，吕思勉推为经学入门第一书，又为经学大家周予同所注释，堪称最佳版本。但以个人阅读经验而言，我建议先抛开注释，直读原文。周氏注释精细严谨，不愧经学本色，但注释浩繁，与原文参看，极易喧宾夺主。本书属“学生国学丛书”，注释实为学生而设。原著本极简约明畅，允为经学入门之阶梯，而一经诠释，反觉甲胄重重、岸然高据，不易亲近了；注释本应便于读者，实则竟成障碍，功过是非，实在难言。 -
了解经学的重要参考书目 -
补记 -
今文经学之立场极度鲜明。 -
不需多说。 -
经学史的整体脉络得以清晰。周注详实，连皇帝年号都一一注出，甚便读者，然亦未必如朱维铮所言舍周注而本书不可读，本末关系不可倒置。惟国中至今尚无一极佳之经学史。。此书多从今文家立场论述。客观和详实皆不足而能经久不衰，真可谓世无英雄而使庶子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