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时刻》书评

对纳粹主义的另类批判

就国内近些年来翻译与德国历史相关的著作来看，斯宾格勒的《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应该是属于较有新意的一部。斯宾格勒作为其当年的一位历史学者，以其弘著《西方的没落》的文化形态史观而名噪一时；而如今文化形态史观已经趋于没落，只能作为理解世界历史的一种角度，而难以成为具体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从更广大的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历史哲学。而斯宾格勒作为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德国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的当事人，他的这本具有政论性的小书（包括附录中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理解一战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纳粹主义运动）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在此之前，就自己读到的中文译著中，唯有桑巴特的《德意志社会主义》是属于比较严肃的研究德国社会主义的学术著作。而相较于桑氏更具学术性的研究著作，斯宾格勒的作品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而所引起的直接结果就是在《决定时刻》1933年出版后三个月，就被纳粹党查封了。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事件之后，就会很容易地以为斯宾格勒在其著作中对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所给予的批评为当局所不忍，故而封杀之。然而，当读过此书之后，斯宾格勒对当时纳粹主义的批评完全是不同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种对纳粹的批评。可以说，用通常的一般角度去看，斯宾格勒对纳粹主义的批评算得上为一种另类。其实更大程度上，他是为纳粹主义为何在德国得以成立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而具体就落在了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第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我们由于长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一般把社会主义就简单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可谓是纷繁复杂流派众多。斯宾格勒也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是最争论不休的主题，每个人都在使用它，每个人都认为它有某种不同的意义。而社会主义其实包含着比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更古老、更强大、更基本的因素。在斯宾格勒看来，没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有德国社会主义，德国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其他人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和传统的普鲁士精神实际上就是一回事！（甲：第176-178页）过去认为，纳粹主义其本质不是社会主义，而德国的十一月革命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但在斯宾格勒眼中，德国从1917年开始的革命是英国式思想的实践，而十一月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英国式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一切是德国历史上最没有意义的一幕。（甲：第182页）革命中的胜利者根本不是资产阶级亦或无产阶级这样的一个群体，而是那些个人领袖，工人群众在革命进程中只是充当了革命的工具，而一场真正的革命必须牵涉全体人民，所以斯宾格勒会认为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1914年，因为战争是调动国内民众团结起来的最佳方式。斯宾格勒认为，德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超个人的团体精神，是忠诚、纪律、忘我和责任感。所有人都为全体而存在，所有人都分享那种内在的服从的自由，而普鲁士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原则的产物。（甲：第203页）斯宾格勒认为魏玛体制是英国式的，放在德意志民族身上将是注定失败的。这首先体现在精神本质上，同普鲁士社会主义相比较，英国的自由主义是另外一回事，英国的民主政治意味着没有人都有发财的机会，英国的革命是指向国家和政府的，而不是社会阶级。这实际上是英国人海盗本性的暴露，他们要求个人的自由。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原则是自由贸易，但是德国人却不是如此，从李斯特开始就要求由“国家控制商品交换”，而这样一种经济观念是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不谋而合的。另一方面，在斯宾格勒看来，“议会制度”是一个特定的英国现象，而这在德国要么是胡言乱语，要么就是叛国通敌。所以他断言，在德国人眼中，像魏玛共和国这样的英国式的国家体制是注定要走向灭亡的。在英国，政治的总和的实质是商业，而英国的政党领袖就像办理私人事务一样处理国家事务，本质就是海盗意识。这是德国模仿不了的，而魏玛的自由主义者所实践这样一种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同英国的真正的“议会政治”比较起来是毫无价值，没有效率的表面现象。斯宾格勒还认为英国政治制度不适应德国的另一个因素在于政党。英国的政党是全体人民的一部分的思想在他看来是一知半解的胡说。他认为在本质上，政党体制不等于民治政府，英国政治体制所到之处，都是少数人掌管着政府，他们依靠自己的实践经验、超凡的意志和纯属的技巧，在党内施展自己的权力。而政党实际上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甲：第226页）在英国，两党很久以来就是实际统治者和政治领袖。可是在普鲁士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国家（state），只有一个国家，给予议会法律而建立的政党只会成为国家的批评者。（甲：第229、231页）纳粹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就是“国家”和“社会主义”。在斯宾格勒看来，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也不过是英国式的政党。而普鲁士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整个民族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尚未被理解的普鲁士主义，即传统普鲁士人的生活模式。（甲：第243、247页）可以说斯宾格勒的国家观念是继承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而来的，不同于那时洛克和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国家学说，他们认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于国家权力是可以分割的，故而都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然而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国家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就像是一部机器，而每一个国家公民就好像是这部机器上的零件，零件的目的是为了这部机器的运转，而且零件如果脱离了这部机器那这个零件就没有意义。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很容易引申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并走向以国家强权压制个人自由的歧路。而斯宾格勒就是持这样的国家观：“在普鲁士没有个人，每个生活在像机器一样精准运作着制度中的个体，都是这个制度不可或缺的成员。”（甲：第229页）这也就正好回答了，为什么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国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求一种社会整体性的运作方式，而普鲁士-德意志的国家观念正好是极具整体性的。这种社会整体性必须是要有一个现实的客观外化的载体，在斯宾格勒看来就是国家，实际上桑巴特也是持同样的观念：“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它在民族团体中求实现，而这种团体所自出发的思想是：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是互相倚靠的。所以国家社会主义没有普遍实用的秩序，只有适合于某一特性民族的秩序。”（乙：第144页）德意志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是要在国家（民族）团体范围内求其实现，因为社会主义是社会秩序，所以它应当限于在国家领域之内活动，即是要在那社会秩序统一地实行的区域之中活动。社会主义只有在国家范围以内有可能，而国家也要以社会主义为基础才能统一强健。（乙：第198、205页）可见当时在德国，国家主义思想内部蕴含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十分普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纳粹主义的根源追溯到黑格尔的法哲学那里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这也正好回答了为什么斯宾格勒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英国式的社会主义问题：首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国家的，而且社会主义的客观化载体就是社会本身，或者说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个联合体又是以每个个人的自由为前提的。所以在斯宾格勒这样的国家观念下来考量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当纳粹主义运动在德国取得成功，斯宾格勒就便感叹道：“没有人比我更加期盼今年（1933年）的民族革命。”（甲：第i页）在他看来，这对德国非常重要，“今年的这些事件允许我们抱有这样的期望，即我们德国人应该做出抉择，也就是说，我们迟早会像俾斯麦时代那样，再度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不仅仅作历史的客体。”（甲：第i-ii页）而同时斯宾格勒又对这样的一场革命表示出了担心：首先是行动中的人，他为自己并不了解的真正目标所驱使，另外就是德国的外部环境，是在一个政治上无助、局势上异常危险的国家发生的革命，这给这一革命使命带来了无数的困难。而面对这样的困难，国家社会党人则好像相信他们有能力将世界置于一旁，或者与之对抗，丝毫不顾来自国外的强烈反应。（甲：第4页）此时，西方正在陷入经济危机中难以自拔，这不得不使斯宾格勒看到战争的可能必然性，军事战争会让经济退回到适合自己的次要位置上。其实纳粹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社会根源就是德国国内经济在一战后的持续疲软，德国民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但是在斯宾格勒看来，革命应该和经济没有任何关系，对他而言首要的是，社会是按照社会等级而非“经济阶层”构成的。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甲：第57页）所以如果说纳粹主义的革命运动只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的话，那在方向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富有和贫困解释成了一种道德对立。而纳粹党在当时确实有着明确的工人政党的含义，标榜自己是下层人民的代表。而这在斯宾格勒看来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关心的是国家，而“工人”一词是把所有的“白人”国家分裂为两部分。（甲：第72页）这使得国家内部产生了斗争，实际上得利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那些所谓代表。所以他在这里批评就很有趣：“所有的‘人民权力’，对它的讨论都属于失去良知的和被散漫的理性主义思想左右的上层，此刻在下层的‘被剥夺者’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但从来都不是为了人民；因为，这些权利已经给了那些以前从未想过要求权利，也不知用权利做什么的人。二者都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权利’指向的不是‘人民’，指向的是那些自认为是‘人民代表’的渣滓”。（甲：第61页）如果我们认为这段批评是针对着那些希特勒之流利用“人民”的名义来为自己盗取最高的权力的话，那只是读到了它的表面意思。在我看来，斯宾格勒在这里不仅仅是要告诫人民防止那些自称为是“人民代表”的渣滓，而且似乎是在告诉工人阶级：你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需要去争取，因为你们从未想过要求权利，也不知道拿权利来做什么。你们忘记了自己的工作是自己的一份“天职”，而不是什么被剥夺了的“剩余价值”。“人民”应该是整个国家的共同体，不应该在国家内部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不以国家为整体怎么可能称为是社会主义？所以斯宾格勒批评通往第三帝国的道路“是由阶级战争和废除所有制、摧毁利润奴隶制、国家社会主义和推翻所有有产者和财阀来铺就的。这是胜利在望的阶级利己主义。”（甲：第86页）斯宾格勒对纳粹主义运动的另外一个批评就是它的政党形式，首先他认为政党是英国政治的形式，而不应该是德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而且就算是“相信可以一党独大，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在斯宾格勒看来，既然有了一个政党就已经预设了有一个反对党。一个国家中只有一个政党就像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一样，是不可能的。（甲：第114页）如果我们认为斯宾格勒说这话是在批评纳粹党的专制的话，我觉得又是表面的理解。因为在斯宾格勒看来社会主义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一个政党不能真正代表一个国家，相反个人却是有可能的：“预见了未来的并不是作为政党的法西斯主义，而完完全全是创造了此政党的那个人。”墨索里尼不是政党领袖，他是国家的主人。所以在斯宾格勒看来，完美的专政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一个人对所有政党的专政，并且首先是对自己政党的专政。（甲：第117页）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斯宾格勒对德国纳粹主义的解读和批评完全是站在一个与通常批评相反的立场上，在我看来，其实是比纳粹主义更加极端和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更有趣的是纳粹党执政后为什么要查禁他的这部书？这或许可以对如何客观地看待纳粹主义运动提供一些启示。甲：[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郭子林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乙：[德]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杨树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格致学术译丛之决定时刻

本书是斯宾格勒在晚年对德国的国内外形势进行论述的政论作品，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当时德国所处的国际与国内环境的深入分析，阐明德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从而唤醒德国政府当局和民众的觉醒意识，并寄望德国政府和民众迅速做出抉择采取措施，做好应对潜在危机的准备。正如他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我没有为未来提供充满希望的图景，……而是勾勒一幅关于现在和未来事态的清晰图画。……我不仅看到了极大的可能性，也预见了巨大的危险以及这些危险地根源和可能的避免方法。”作者在书中延续了其成名作《西方的没落》中那种悲观主义的论调，强调历史的宿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