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星空下》书评

翻開黑色的幕布，露出彩色的中世紀

人生的樂趣很多，讀書之樂便是其中之一；讀書的樂趣很多，發現全新的視角，探尋未知的隱秘角落便是其中之一。日本曆史學家阿布謹也教授的這本書《中世紀的星空下》，從許多不為尋常人知，極少被關注的視角切入歐洲中世紀的生活，揭開黑色幕布下數百年前的市井百態、社會生活。毫不誇張地說，這本書真正以嗅得到泥土氣息、聽得到犬吠鐘鳴的活畫面告訴我們一個不同以往的中世紀。且看看阿布教授帶我們都“看”到了什麽吧。翻開本書，看得到中世紀居民關乎石頭的迷信，他們的宇宙、時空觀，異乎宗教刻板的嬉笑揶揄，以及中世紀的生活百業、家庭財產、社會秩序、迷信禁忌、宗教律法……等等。像極了一幅不關乎國家政體，不關乎個人面貌，卻反映千家萬戶生產與生活的——歐洲中世紀“清明上河圖”。真是有趣、有愛的一本書。無奈本人不通史學，對中世紀更是原本無知——除了本書帶來的新鮮與好奇——難以對內容評述更多。日本作者、作家的一大優點，便是平易近人的態度和平鋪直敘的文風。這雖然會失落令人驚豔的文字、風格，卻也成就了難得一貫的謙和。前者那種驚豔好似牆體彩繪，後者好似粉白單調的塗裝；前者總會使人生膩，後者才是遷就長遠的務實關懷！當翻開這本書慢慢品讀，就好像與老者長談——流淌的感覺勝過沖刷。儘管書裡有許多的名詞令人感到生僻難解，但不妨礙你對遙遠歷史，對遙遠族群的通感！

中世纪星空下 - 中世纪社会日常生活的描述和还原

这本书吸引于我，在于第一篇文章，有关旅行。文中提到中世纪的人们可以不管不顾放下一切开始一场路途惊险的朝圣旅行，说走就走，城市也只是暂时的歇息地。这份气节吸引了我。 之后讲中世纪的桥，澡堂，音乐，人们的集会，大教堂。人与人之间通过物品的连结。 是一本可以随时拿起又放下的书，读来费力又不费力。飞往美国的途中，想着十三个小时的旅途，应该有心情品品其中的文章，事实是这样的书味道太淡，无法满足处于狭小空间中急躁的心情，因此千里迢迢带去美国，又千里迢迢带了回来，书因为在旅行箱中百般折磨，也卷了边儿。想到这是本借来的书，心里还是不安的。 再次读起，是为了在读书会上分享。静心读还是不错的一本书。作者是研究德国中世纪历史的社会学家，将中世纪人们生活的小细节一个个拼凑起来，呈现当时中世纪的社会基础。同时作为一个日本人，又会将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作比较，中世纪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日本的社会做比较。 插一句，我不由想起 半泽直树中半泽爸爸念叨的话，要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日本人真是都有这样的倾向喏。 作者认为中世纪是很重要的时代，是欧洲市民社会的开端。现今的社会形态来源自那里。 文章倾向与随笔，写的较为通俗。这是一本适合的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早上，窝在床上，听着广播，翻翻看的书。

转载一个夏洞奇的书评

http://www.dfdaily.com/html/2529/2011/9/4/659796_s.shtml阿部谨也以为，当代的中世纪史研究应当告别过去的四个主题（武力及财力，权力及野心），转而围绕孩子与女人、老人与死亡这四个新的主题来重写历史。将某种司空见惯之物作为媒介，诱惑读者侧耳倾听那种婉转悠扬的中世纪音色，不正是阿部谨也最擅长的手艺么？　　夏洞奇　　十月的某天早晨，黄色的七叶树叶及栗子般大的果实掉满一地。那是我到欧洲的第一个星期日。当我踩在落叶上，走在人影罕见的小路上时，突然间大大小小数个钟同时响起，划破了寂静。同时，相隔不远的教堂也响起了钟声，我停住脚步，一瞬间钟响响彻了整个城镇。那时，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身在欧洲。（《中世纪星空下》，第176页）　　寂静的林中路，密布的教堂，响彻全城的钟声，这样的欧洲体验充满着历史的味道。说是“现代性”也好，说是“西方文化”也好，这样的文化时空确实是在某种相当“中世纪”的味道中浸淫出来的。 　　尽管如此，国人仍然找出了若干理由来贬低“中世纪”（本文仅在欧洲历史的范畴内使用这个概念）。据说，所谓的“中世纪”就是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作为民族主义者或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深入揭批洋人祖上曾经的落泊，又如何纾解当下直面西方文明霸权的焦灼？作为深入骨髓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不穷追猛打洋人祖上的迷信和愚昧，又如何安慰属于物质主义和唯理性主义的深层本我？作为经受过德、赛二先生双重启蒙的知识人，不对洋人祖上遗留下来的封建糟粕表示一下轻蔑，又如何体现出割断传统、追逐进步的姿态？　　不过，人们也有若干理由来思念那个“中世纪”。善男信女可以将其想象为一个信仰指引一切的基督教理想社会。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识到，与古典时代的奴隶社会相比，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实在是体现了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徘徊于西学边缘的文艺青年常常发现，除了奥林波斯山上的诸神，骑士的传奇同样散发着扑鼻而来的浪漫气息。随着所谓的“中世纪”背景（实际上经常被向后延伸到巴洛克甚至洛可可的时代）的西式网游与奇幻文学的蓬勃流行，那个时代又被美化成了一片属于剑与魔法的星空。　　就在这个偏见与兴趣参半、两样心情纠结的文化语境中，阿部谨也先生的《中世纪星空下》或许能将我们引入那个充满矛盾的时空。阿部谨也（1935-2006年）是东洋学界的宿儒。他于1963年从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博士毕业，先后担任小樽商科大学、东京经济大学与一桥大学的教授，在功成名就后还担任过一桥大学校长（1992-1998年）、日本国立大学协会会长（1997-1998年）。作为闻名东瀛的中世纪史、德国史专家，他先后出版过三十余种著作，不可不谓著作等身。1999年到2000年，筑摩书房编集出版了十卷本的《阿部谨也著作集》，其首卷就由他的成名作《哈美仑的吹笛手》（平凡社，1974年第一版）与《中世纪星空下》（影书房，1983年第一版）这两种作品组成。　　《中世纪星空下》拥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其实只是一部半学术、半通俗的短篇集，收录了阿部谨也作于1975年到1982年间的三十五篇文章（详见该书附录《文章初次发表处一览》）。全书分为三大章，依次名为《中世纪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历史学的支柱》。说得直白些，三个部分大致相当于社会生活史、社会关系史和史学史。　　顾名思义，此书当然不会不谈中世纪人眼中的那片星空。全书第三篇（与书同名）就介绍了一件作于1480年前后的画作《家书师匠》（Hausbuchmeister）。这件中世纪晚期的作品包括七张画，分别对应于土星、木星、火星、太阳、金星、水星和月亮，生动地描绘了中世纪人的生活样貌。其基本思想是，“在七个行星（译文如此）的支配下，每年的天候、收割和灾祸都有一定规则”（第27页，参看第六篇《关于“百年历”》）。例如，其中的月亮图就展现出了一派恬静悠扬的气氛：　　左边的碾粉工人正将谷物运往水车小屋，画中描绘他们将碾好的粉放在驴马身上急着赶回家的姿态，同时还可以看到山上的风车。一旁水坝中画了一个人开心游泳的身影，湖中还可看见人们撒网捕鱼的模样……旁边，乐师肩上站着一只猴子，他正吹着直笛。魔术师利用魔术棒及水壶来表演魔术，观众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第26页）　　吹毛求疵地说，“中世纪星空下”这个名字，并不能贴切地概括出此书的旨趣。不如说，在这本文集中，作者为我们奏出了一曲具有浓郁中世纪韵味的交响乐。如其言，中世纪人既不是生活在现代的“噪音世界”里，也不是生活在空想中的“寂静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交响乐世界”里：打开城门时的鸣钟，牧人的笛声，羊身上的铃铛声，教堂定时敲响的钟声，各种工匠唱的工匠歌，麻风病人敲的鸣板，乞丐和街头艺人的歌声，城市喇叭手吹向蓝天的号角声，市场中商人的叫卖声，直到晚上熄灯的钟声，中世纪的城市就存在于这些声响的交错中（《钟声连结的世界》）。　　说《中世纪星空下》是交响乐，首先是因为作者所关注的是感性的生活世界。作者活泼细腻地描绘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中世纪，使读者进入了一个充满听觉、视觉、味觉与触觉效果的世界。在那个《钟声连结的世界》里，不同的钟声各有丰富的含义，围绕着鸣钟权的竞争泄露了社会权力关系的紧张；五颜六色都有复杂的文化意蕴，值得思考的是为何《黄色的标志》会成为犹太人受歧视的象征；《中世纪欧洲的啤酒酿造》同时涉及技术、商业与社会关系，酿造啤酒的权利打开了一扇观察汉堡等地市民社会的窗；施舍入浴的制度体现了基督教的伦理和赠与的习惯，《澡堂》的兴衰归因于公共权威的起落消长；《和石头息息相关的中世纪人》相信石头里隐藏着神秘的力量，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中世纪星空下》不仅有声有色，还是“多声部”的。作为一位关注普通人生活世界的社会史专家，在那个由政治史、经济史、教会史、思想史共同演奏的宏大主旋律之外，阿部谨也着力捕捉着中世纪社会中的伴奏、和声与泛音。中世纪并不是一个教会与封建贵族的势力笼罩一切的时代。《现今存在的中世纪市民意识》认为，在十二、十三世纪的“商业复兴”之后，城市空间与市民意识逐渐形成，互相扶助、彼此约束的同业团体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在欧洲历史上留下了“决定性的印记”。《照顾病患的兄弟团》则是一种扶危济困，将现世利益与灵魂救赎结合起来的社团法人。　　中世纪也不是一个除了庄重严肃的教会仪式与粗鲁贫乏的农民生活便一无所有的时代。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学问与农村平信徒的文化程度固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我们并没有理由夸大下层民众的愚昧无知：“如果稍微改变一下角度，便会发现在那里有着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丰富世界。”《中世纪的讽刺作品》说明，被视为文艺低迷时代的中世纪早期，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充满机智妙语、讽刺戏谑的时代（第29-31页）。在《西普里安的餐会》（Cena Cypriani）上，约珥王在迦拿举行了丰盛的婚宴（影射的是耶稣在迦拿婚宴上将水变成酒的典故，见《约翰福音》第二章）。吃饱喝足的亚当躺下来睡着了，保罗因为鸡鸣而无法安眠。彼拉多端来了洗手的水。大卫弹着齐特琴，叛徒犹大亲吻了所有的人。隔了一天，受过招待的客人们都带着礼物回来致谢。但是，约珥王突然发现，无论是亚伯拉罕的公羊、利百加的骆驼、以撒的鹿、耶稣的小羊还是摩西带来的两块板，全部都是前一天被盗走的东西（第32页）。　　最能代表中世纪文化时空的两样符号，除了教堂的钟声，大约就数大教堂的尖塔了。在整部文集中，最能表现作者学力的也就是《大教堂的世界》这一篇了。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时代的旋律。当今的艺术史界早已不再拘泥于建筑技术或艺术图像的角度。正如迈克尔·卡米尔所说，既不应以工程学的眼光来理解，也不要以肖像学的目光来审视，而应该以中世纪的方式来进行诠释——大教堂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感官体验，使人们获得知识、感到愉悦（《哥特艺术：辉煌的视像》，陈颖译，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 　　面对高耸入云的大教堂所营造出来的时空构造，社会史家阿部谨也当然不会局限于建筑史或艺术史的角度来就事论事。他强调，物乃是人与人关系的媒介，而大教堂的建设集中体现了中世纪的人际关系，是最好的历史学素材。真正的问题是，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中世纪人愿意耗费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光阴，来展开如此庞大的工程？其社会性、财政性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过去的历史学确信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属性，认为大教堂的建设全是为了赞美神，是基督教观念的体现。其实，在中世纪人的内心深处，另有一股暗流。　　中世纪中期，在基督教的外表之下，古代日耳曼的人际关系还在延续着，日耳曼人的赠与习惯仍然是社会的纽带。从十一世纪开始，随着农业的大进步（最重要的是三年轮种制和大开垦）和人口的大增长，欧洲开始进入了城市文化的时代。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人在短期内就积蓄起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对商人的藐视产生了问题。一方面，基督教对财富和劳动的观念，为仇富的民众提供了合理的武器。另一方面，买卖关系极不符合长期以来的赠与习惯，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这时候，传统的赠与习惯就与基督教的思想结合了起来。积蓄财富的商人难以忍受良心的谴责，于是就捐赠大量财富给教会，祈求得到社会的认可。教会承担了财富再分配的角色，为捐赠者的灵魂祈祷，并将赠与施舍给贫民。同时，国王们也将建设教堂视为送给基督教神的礼物，而预期的回礼则是未来的天国。总之，在大教堂建设的背后，赠与的习惯暗暗地发挥着作用。可以说，“当这种习惯转变成因买卖而形成的关系时，教会很巧妙地在纠葛人心的缝隙中成为中介者，而调度大教堂的建设费用”（第203页）。　　阿部谨也并未将基督教社会与封建制度的宏大结构当作必须生搬硬套的原理，而是回到了有声有色的感性世界中，努力再现多声部的中世纪交响乐。在这样的研究方法背后，是他对历史学之本质，对中世纪史之方向的思索。对历史学之方向的反思，应当置身于欧洲史的大视野之中。近代的实证史学在本质上是市民阶级的学问。市民阶级将“理智性、合理化的认识”作为武器，以实证、批判的方法来重新解读历史，暴露出了传统的贵族与教会权威的不合理。为此，近代历史学所注重的是政治史、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然后，市民的学问在大获全胜之后，又陷入了一个很大的陷阱。理性的认识自以为足以掌握整个世界，其实却忽略了身体与劳动的世界，因此就无法掌握占有多数的大众。年鉴学派及民众史的兴起，正是为了“跟踪生活者的足迹”，正是对近代历史学之缺憾的反思（《文化暗部的崛起》）。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阿部谨也以为，当代的中世纪史研究应当告别过去的四个主题（武力、财力、权力及野心），转而围绕孩子、女人、老人与死亡这四个新的主题来重写历史。历史学不应该只关注“物品的生产及权力”，而应当侧重于描写“以无形纽带连结起来的人际关系”和“以物品为媒介的人际关系”，以及这两类关系在重合时所产生的变化（《对中世纪的关心》）。细细品来，教堂也好，钟声也好，星空也好，将某种司空见惯之物作为媒介，诱惑读者侧耳倾听那种婉转悠扬的中世纪音色，不正是阿部谨也最擅长的手艺么？　　在他的笔下，那一座座《架在莱茵河上的桥》，“不光是中世纪的交通要冲，更是人们在世间有限生命和死后无限生命的连结点”。在他的笔下，莱茵河既是生命的泉源，也是灵魂的河川。“真羡慕莱茵河沿岸居民的幸福，河川能带走你们的辛苦与悲叹。”（第39页）这是大文人彼特拉克在1330年的感叹，也是我们在倾听这番中世纪音色之后的感叹。　　附记：就常理而言，西学研究者不必通日语，而擅长日语者很少熟悉西洋史。因此，很难苛责本书的译者。不过，西方人名、地名、文献名的翻译问题，实在是让人纠结。同一个人物，经常在不同的译者笔下改头换面，有时就连专门的学者都不易辨认。长此以往，则西方历史上的专有名词极难在中国流传，更无法在传播中逐渐有名。　　这里仅仅举出若干比较突出的例子：拗口的“尤历司太阳历法”（第47页），就是大名鼎鼎的“儒略历”；有名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克皮武斯”（第43页），不如译为“普罗柯比”；所谓的“卡尔大帝”（第38、55、187页）与书中的“查理大帝”同为一人，也就是著名的加洛林皇帝查理曼；神圣罗马皇帝“海因里希五世”（第207页），一般按英语发音译为“亨利五世”；“教皇乌鲁班四世”，应为乌尔班四世；所谓的“伊西多罗斯”（第13页）、“克雷佛的贝鲁纳”（第71页）、“艾伯图”（第13页）、“库尔斯的尼可劳斯”/“尼可劳斯·库沙努士”（第20、38、128页），分别是中世纪的重要神学家伊西多尔、明谷的伯纳德、大阿尔伯特、库萨的尼古拉；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Montaillou早有中文译本《蒙塔尤》，不必另作发明（第247、268页），等等。■　　延伸阅读　　●《欧洲中世纪生活：7-13世纪》　　[德]汉斯-维尔纳·格茨著，王亚平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公元1000年的欧洲》　　[法]埃德蒙·波尼翁著，席继权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中世纪的城市》　　[比利时]亨利·皮雷纳著，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7月第二版

牵起一条狗在左心房走来走去

阿部谨也先生的《中世纪星空下》是我在武大附近一家书店淘到的，因为猴子曾经写过一部《《若星汉天空》，初中时候好的与不好的记忆像繁花绽放与涌现，于是看也没看顺手从书架里翻出来递钱给并不可爱的老板娘。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超乎理性的支配，行云流水般自然，等到我牵着狗走出书店才反应过来。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与外界无穷无尽涌来的信息相比，人脑的反应机能其实相当薄弱，为了生活的方便，我们会刻意忽略外界对自身无关紧要的内容，以避免脑容量不胜重荷。而换用进化心理学的修辞来讲，当我们的祖先置身于猛兽横行的丛林之间时，那些不能抽丝剥茧，将芜杂的信息剔除掉，将注意力集中于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的人，最不可能流传下自己的基因。这共同导致我们会对曾经带给我们强烈刺激的经历念念不忘，哪怕日久天长因为岁月埋葬在尘埃中，只要重新撞见一个哪怕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符号，也会打开身体，从灵魂中走出来支配着自我，就仿佛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因为一块泡在茶里的小饼干而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斯万和在少女花影下。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旁证这种观念，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天下的女孩子长的都是一样的相似，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幸存者谬误，那些与我记忆无关的人全被我视而不见了，哪怕她在迎面走来，对我来说跟空气也没有什么区别，我只记住了我那个狭小的交际圈里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朋友。文化人类学曾经的理论根基就是奠基在这种相近的认识论上，可敬的弗雷泽在《金枝》一书里拈来交感巫术这一概念，指出早在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机制被发明以前，绝大多数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就是热衷于将两种没有因果关系，只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者说相似性强烈到让人印象深刻的事物联系起来，作为认知框架来解释世界上一切超出他们掌控之外的things，比如全世界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因为蛤蟆总是在多雨的春天发情而呱呱叫，使得人们误以为蛤蟆与下雨有某种奇妙的联系，进而产生了最早的蛤蟆崇拜。虽然现代科学大体证明蛤蟆与下雨没有相关性，甚至连相关性也不具备，然而我们必须还原回古人的处境，给予他们了解之同情，意识到交感巫术思维在当时的框架里确实是最简洁的解释体系，从一个相对主义的立场上讲，对某种事物与规律的认知，当我们无法对其做到完美的实证实验进而摸索出因果关系，谁也不能保证取而代之的各种解释体系的正确亦或错误，因此最简洁的解释体系必然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足够用来应付或者说悬置某些我们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将精力节省出来用于处理价值序列里更加重要的事情。凑巧的是，阿部谨也先生的《中世纪星空下》也是与文化人类学相关。本书由一系列短文构成，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不如说是文化社会学或人类学者的作品，虽然限于篇幅并不是所有文章能做出深刻的分析，但如果仅将其看成是金枝的缩小版，感受中世纪底层世界的魅力，却绰绰有余。尽管这本书里阿部谨也并没有提到过交感巫术，或者有关认识论的段落，当然这也可能跟我读书比较粗糙有关，但在他笔下徐徐道来的光怪陆离的中世纪万花筒里，确实能让读者在猎奇之余感受到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如此的相似，具有某种普适性。就像夏洞奇老师指出的一样，本书的文眼在于《对中世纪的关心》一文里，阿部谨也先生认为历史学不应该只关注“物品的生产及权力”，而应当侧重于描写“以无形纽带连结起来的人际关系”和“以物品为媒介的人际关系”，以及这两类关系在重合时所产生的变化。因此，尽管阿部谨也先生的绝大多数文章总是犯下文化人类学的通病，即集邮式的大杂烩，却不给出进化人类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学帝国主义眼中的深刻解释，但他本来就志不在此，倘若读者从这方面对其进行全盘否定，其实有失公道。但好玩的是，在替其辩白之余，由于我对传统的历史学解释体系具有某种亲和性，因此本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反而是传统式社会分析色彩更明显的一些篇章。比如关于狼人传说起源的两篇文章，虽然我并不知道他的解释是否正确，或者说是否更接近史实，但确实给我一种“哇，原来如此，难怪难怪”的豁然开朗感。给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复述一遍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无疑是有必要的，其内容大体如下：阿部谨也先生在分析中世纪德国自治城市中贱民身份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十五到十七世纪这一区域内，但凡与狗牵扯上关系的人，都会遭到社会强烈的歧视与排挤，人们普遍相信与狗有所瓜葛，便会染上污秽，甚至有厄运缠身。因此不论是剥皮工，还是哪怕仅出于自卫杀狗的市民，也会遭到嫌弃，甚至会被赶出自己所在的行会，乃至赶出城市，除非受到强有力的法律救济。这种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甚至可能颠覆今日我们建构起来的对西方的历史想象，尤其是基于民族主义情结而反对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那群人，他们的理由往往是出于爱狗是西方的传统，与China proper无关，所以不应该支持动物保护主义者对猫狗的善待。这种朴素而又荒诞的逻辑虽然可笑，却恰好一直与我们对西方的历史想象衔接起来。自有网络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印象便是由于西欧各族群本是游牧蛮族出身，所以他们对狗有天然的宠爱，不像China proper各族群因为农业社会的影响，对狗并没有那么看重。而且游牧民族在狩猎以及放牧时也确实需要狗的协助，所以德国自治城市这一段时间对狗的抵触就显得不可思议。阿部谨也起初也感到很奇怪，然后他梳理历史，发现早在13世纪起，就已经存在与狗沾染在一起就不是好事情的风俗。但这仅是孤例，并不普遍，然而越往后这样的现象便越来越明显，甚至在吊死让所有基督徒厌恶的犹太人时，还会在他尸体的旁边挂两只狗，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给人挂路灯的时候会在他身边顺便挂两只兔子。于是他沿着史料一路捋下去，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只要是杀狗，不论是不是错手杀之都会带来污秽的想法，只存在于手工匠人的史料里，在跟贵族相关的史料里却没有这种观念。并且，在贵族之中猫与狗还是最受人们喜爱的宠物，只是在底层民众中出现了对狗的排斥。如果对其展开逻辑推衍，必然是当时自治城市的手工匠人面临某种超出他们控制的情境，进而对狗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只是这种情境可能有相当多种，对狗的厌恶是基于什么理由呢？阿部谨也在这篇文章认为，这应当与当时都市和农村的关系，同时工会的封闭性倾向及都市内的社会状况相关，给出了一个在我看来相当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当然，由于目前史料的有限，这只是一个假说，是否真有解释力则见仁见智。在他看来，在十五到十七世纪这一阶段，德国的大量的穷人流动进城市里，但因为先前历史路径的缘故，任何一个手工工匠想要在城市里谋生必须加入当地的垄断行会，否则就没有资格从业。而行会内部又越来越具有封闭性，因为多一个新来者，既得利益者就可能因为竞争而损失利益，更难以在具有强烈封闭性的行会内部出人头地，而他们本来对这种体制适应良好，更容易往上爬，不希望这种体制被打破。这需要我们梳理一下历史，德国自治城市最早的市民往往也是从农村移民到都市，12、13世纪时，这些人成为都市中形成的主角。到了15世纪，都市的政制渐渐确立，形成新的特权阶级，身份高低通过工会组织的资历而确立。较晚由农村移入的农民，在当时的阶层中要出人头地相当困难，于是这些人形成了都市中的下层人民，是街头的流浪者。对那些在都市里一心想要达到上层的工会工匠而言，面对后来流入的移民必须极力划清界限，以保护自己工会的纯粹性。而随着人类往都市里的移动，大量的猫狗也进入了15世纪的都市，杀狗的职业也就孕育而生。首先，这些流浪狗具有攻击性；其次，狗让人联想起大量移入城市的贫民。再次，与当时主流行会的手艺相比，杀狗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于是杀狗者就成为最底层贫民糊口的方式之一，而上层工匠本身就瞧不起底层贫民，进而就顺带将杀狗贬为一种贱籍，进而与自己区隔开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贫民涌入越来越封闭的都市，杀狗这份工作与贫民也就渐渐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最终演变出一种文化，哪怕是触碰狗甚至是皮革，都会被认为自己被污秽了，因为在人们心中杀狗是贱民的标志，唯恐与之勾搭上关系，将自己拉低到贱民这一等级。哪怕是农村中出来少数混进行会的匠人，因为感受到城市与农村巨大的贫富分化，在享受到丰裕的物质生活后更是避之不及。就这样，狗在这一时间段成为人们心中的肮脏污秽之物，并越演越烈。（我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立刻想到诞生于明代的三国演义里，黑狗血也是一种污秽之物，不知道其历史逻辑是否也存在一致性，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而狼虽然只是在城市四周游荡，但是请不要忽视人类发达的联想能力，由于狼和狗的相似，以及和人类社会也很接近，因此在相似律的影响下被转嫁为人类的象征，厌狗文化的加强，使得人们不自觉地开始担心在都市或村落里存在着狼人，他们过着与人一般的生活，但某天突然露出本来面目，然后侵害到人的利益。任何一个狗鼻子正常的文化人类学家，都能从中嗅出这其实是上层工匠出于排外而造就的文化的无意识后果，就算没有因果关系，也起码与之具有高度相关性，只不过此时其实已经超出始作俑者的主观意图了。人类的脑洞与他的认识机制就是这样好玩，不过当我从书架里顺手抽出阿部谨也先生这本书递钱给并不可爱的老板娘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我后来会想那么远，我只不过是牵起一条狗在左心房里走来走去的精神病人罢了，自身理性的反应过来是那么慢，不妨请叫在下笨蛋。

中世纪的星空下

非常享受周一赖床的时光。想到其他人都带着尚未褪尽的周末慵懒，怨声载道地奔往忙碌的一周，就格外享受偷来的闲暇。最好是闹铃还定在原来的时刻。梦里不知身处什么时空，随手按掉闹铃，正要悲怆地起身时忽然想到不用上班，于是安然阖眼。睡到自然醒也不用急着更衣，梳洗，做早餐，随手从床边拿一本书看。上一周打包回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装箱运走。还好有一颇得我意的室友搬来同居，并带来了一大箱子的书，简直比我之前的食粮还要好吃。今天早上随手抓了一本《中世纪的星空下》，阿部谨也，一个日本历史学家的著作。他早年留学德国，专攻中世纪的社会学，尤以庶民社会的研究闻名，旅人、僧侣、贱民、僧侣、骑士，手工艺人，中世纪的社会关系在他妙趣横生的语言下成为一张花样繁复但逻辑清楚的织毯。内容实在精彩，一不小心看了两个小时，熬到肚子咕咕抗议才姗姗下地。中世纪一直是个被误读的时代。现在我们谈主宰当今世界的西方文化，多从文艺复兴讲起，若要追溯其文化渊源，则直接跳至希腊罗马。而从公元4、5世纪开始，绵延近1000年的中世纪却被回避，很长一段时期被称为Dark Age。Dark Age有两层含义，一是说这是个蒙昧无知，人性和基本欲望被压抑到极限的时代；二是说这是一个谜一样的时代，因为我们对其实在知之甚少。想到中世纪，人们往往会想到哥特式教堂，辉煌庄重的宗教仪式。高中读文科的中国学生也许还会提到中世纪后期教会的腐朽，赎罪券，黑死病蔓延，女巫，对异端处以火刑……艺术史上也如是。中世纪开始时，很多希腊和罗马的雕像被认为异端偶像，通通被打碎埋入地底。这时期的艺术只为教义服务，是教会向不识字的大众传播基督教文化的一种简单手段。画匠有固定的程式，只求能传达故事大意，千万不能用绚丽的技法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圣母需要被描绘成一个样子，而圣婴需要被描绘成另外一个样子，其他的人则通通一个面孔。我直到现在还是不太能欣赏中世纪的绘画，因此去卢浮宫只能花五分钟的时间匆匆走过陈列中世纪的大厅，不敢在那些骨瘦如柴面无表情的圣人前停留一秒。然而在阿部谨也的笔下，中世纪并非荒芜一片。中世纪是一个物质需求极度压抑，而精神需求被放大的时代。今天世界的人或许无法想象“拥有财产并在都市中受众人尊敬时，丢下一切，将自己的生命交付于朝圣之旅”，但对居住于中世纪城市的人们而言，这却是每日生活的目标。朝圣之旅远没有我们今天的旅行便捷，不是坐2小时长途飞机，住在一个24小时热水无线上网的旅店，无关痛痒地欣赏和自己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异乡。而是放弃一切家产，徒步踏上充满着歹徒、小偷、异教徒、流行病等种种未知风险的旅程，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真正踏上心目中的朝圣地（罗马、圣地亚哥.德孔比斯特拉等）。而那些无法远行的人也会把自己交托给“兄弟团”（类似于行业工会），只希望自己死后，灵魂得以释放，因为他们不能想象在无法确定人与人无形纽带的情形下生活下去。这样的意义来说，中世纪的城市只是旅行者的临时居所。而我们现在的城市呢？我们的旅行又有什么样的意义？这都是阿部谨也想要提出的问题。提到中世纪，不可回避的就是迷信、禁忌、狼人、女巫的话题。对这些行为，我们大可用理性、科学的视角一笑置之，或者编排成一部全民普及科学、扫除迷信的宣传片。但是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虑可能别有一番解读。我记得本科时选《民俗学》，老师就让我们搜集一些家乡的迷信行为，比如说晦气的话后要呸三下，比如小孩掉牙后下牙往上扔，上牙往下扔，而这些看似无意识的行为后可能隐藏着从古老时候沉积至今的人类集体潜意识。而在阿部谨也的笔下，中世纪的很多迷信显得可爱至极。想要去除肿瘤的人会在弦月时将脸朝向月亮，以石头碰触肿瘤，然后将石头抛向身后。牙痛时，则是赤脚站在石头上，重复念三遍咒语，一边由上而下全身轻抚三次就可以治愈。而转移了病痛的石头因带有病菌，绝对不能接近，否则接触的人也会罹患此病。皆因为那时的人尚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相信大地的力量。即使一颗小小的石头，也会因为得到大地之母的力量，逐渐长大成形，并具有治疗能力。星空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世间之事和人类命运都由天体运行相关。人们常常相信七颗行星决定着人的命运，而不同时辰出生的孩子则有这些行星掌控，呈现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土星的孩子们衰弱、贫困，往往从事低贱的工作；木星的孩子们拥有强烈的伦理观念，收到幸运的眷顾；火星的孩子个性骁勇，脾气暴躁，易怒好战（也许和战神Mars有关)……在没有准确的格林威治时间时，新年也根据星星的位置而定。“1月1日，当牡羊座膝盖处的星星到达修道院第一、二扇窗之间时，就要去点灯）”。桥梁被认为是俗世的重要交通工具，也被认为是死者通往永恒生命的通道。人们会自发地为建设及维护桥梁施舍金钱，连贫民都会投入微薄的钱币到桥下的捐赠箱里，希望灵魂能够得到解救。同样的捐赠意识还体现在澡堂。施舍入浴在基督教教义里和给予穷人面包及饮料相同，也是一种捐赠的形态。一般的捐赠者在自己死后招待一次，或者死后一年每月一次招待贫民去澡堂洗澡。澡堂免费开放时，澡堂主人会摇铃宣传，洗澡的贫民甚至还能得到免费的葡萄酒和面包的款待。星空是如此浩渺，而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恒星可能在几亿光年前已经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和中世纪的人生活在同一时空下。而短短人生，不过百年，我们又为何拼尽全力攫紧浮光掠影。德语里有个词叫Stiften，有人翻译为慈善。但和今天的“慈善”一词含义大不相同。现在的捐赠、慈善，施舍，多是以有生之年为界限。而所谓的stiften，是通过有限的生命创造一种超越时代和他人有所关联的行为。施舍者往往在遗嘱中确定一种仪式，把捐赠的行为延续下去，目的是解救而自己的灵魂。穷人在忌日接受一片面包，便为施舍者的灵魂祈福。这样，施受者便没有高下之分，更像是一种平等的喜舍。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中世纪也不例外。现代人不会想回到中世纪，物质的急剧匮乏是一方面，社会等级、歧视、天灾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充满恐慌。若你不幸比自己的农村兄弟晚进入城市，丧失了加入手工业者工会的机会，则不幸沦为贱民，从事社会底层的工作（如刑吏，剥狗皮，妓女，看林人……），靠仅能糊口的工资度日，并受到种种歧视。若你恰好为犹太人，还得穿戴黄色标志，以示与基督教徒的区别。如不然，一旦被发现，便有严厉的刑罚，甚至被杀。黄色标志后被纳粹复活，他们要求六岁以上的犹太人佩戴六角星形的黄色布底黑边。而这一切距我们只不过几十年的。Dark Age的夜晚不是黑暗一片，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每个时代，于当时的人而言，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今不如昔

看那封面，好像西方的天使在中世纪星空下跳着昏黄的拉手舞。不知是关于日本的中世纪，还是西方的中世纪，总之不用担心里面会有中国的中世纪。中世纪不过是个历史概念，但我们似乎没有经历过，一下子从盛唐传到大清来。

人与物——读《中世纪星空下》（一）

人与物的关系相对于人对于人的关系相对来说简单很多。书中讲人们与石头的关系的一篇可以作为一个引子。物有所用是最简单的关系。东西对与人来说，第一层次就是其实用的功能，在人类发展的初期物品基本上就只有这一个用途，而且对物品的使用构成了人与物关系的最主要的层面。科技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是人类对物品使用的升级，可供利用的物越多，可以利用的程度越高，社会就越发达，简单来说可以做这样的总结。但紧接着就延伸出物品对与人类的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物品的象征意义，所谓拜物教大概指的这个意思。物品所具有的美学价值，装饰品的出现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愉悦，是物品象征意义的一个重要的表征。人们开始对于没里物品的追求，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对它们进行表现，同时也在创造者脱离原来物品的心的美物，最典型的当然就是艺术。其结果是物品使用意义的下降或者消失。那我们自然联想到另一种物品的象征意义，就是人们对它的追求和占有已经不单纯是它们的使用功能或者美学价值的追求和占有，而是它开始变成一种身份的象征，很多时候这一追求与虚荣有着极大的关系。例如贵妇的毛皮，例如所谓的奢侈品。而其极致状态就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作为精神意义上的人为物所奴役，这样的群体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广，导致无论是得到的人活着得不到人的都被其压迫。物品成为人的负担，凌驾与物品之上。而反过来，物品的占有数量和程度，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另外，某些物品本身开始具有阶级区分的作用。比如颜色，当然如果将颜色当做物来描述的话。黄色在中世纪时并不算是特殊的颜色，相反其实有着较为美好的象征意义，但在宗教社会的发展中，黄色逐渐成为不洁的颜色，当然不是直接的定义为不洁。而是黄色开始成为妓女专用的颜色，然后成为被基督教排斥的犹太人必须佩带的颜色。物品成为人们的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种情况不都如上面所言的为负面的表征，宗教与巫术信仰中对物的崇拜，当然物的概念可能在这个时候要稍有扩大，除了日常生活中自然的或者认为加工的物品，山川河流星辰落日都可纳入其中。当今社会人们的星座的迷信当属此列。不过这一传统由来已久，书中讲到中世纪人们对于不同行星所代表的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性格都有着非常详尽的解释。而这些信仰也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历法的制定，农业的规范，行事的规则。说到这里我总想到，为什么有些被称为迷信或者不科学的东西能持续存在甚至超过千年之久，我们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这些东西是否就真的合理，比如占星学，比如中医，“存在即合理”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过这些可能都可以算得上是学术问题了，要说清楚也不是随便的杂感就能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