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上海

章节摘录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已成为了一个“最”城。她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最富裕的城市。数百万贫困不堪的中国人从乡下来到上海谋生。此外，来自欧洲国家的各色各样的人也在那里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上海不仅能够提供工作机会，还能保障人身安全。虽然上海从地域上讲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但她的政治地位却与众不同。由于多股统治力量的盘根错节、相互制衡，上海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万国城市”。进入上海是件很容易的事；中国当局对上海没有专属管辖权，人们通常乘船或坐火车就可以来上海，然后融入到这座大城市里，自谋生计。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上海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城市。从地理位置上看，她刚好位于长江入海口，对于中国这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来说，她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海上出入口。上海成为国际化城市是一个传奇，这段不寻常而又重要的历史可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也正是这段传奇塑造了我的生活方式和今天的我。    到了十七世纪，中国的统治者已经形成了一种古老而又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天下唯我独尊，他们的国家至高无上。毕竟是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并早在诺曼征服时期就用这种技术印刷纸币了。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发明了眼镜和火药，并最早开采和利用煤炭(马可·波罗称其为“能燃烧的石头”)。中国的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皇帝被称为“天子”和“万岁”。与这样的妄自尊大相伴的是对世界其他民族极度的蔑视，这不仅体现在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所遭受的侮辱和怠慢，从对“洋鬼子”商品的不屑一顾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在1664年给查理二世送了两磅带香味的黑色叶子。此后的五十年里，英国人对中国茶上了瘾，每年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并且数量逐年上涨。不仅如此，英国的国库同样也对中国茶叶上了瘾，对每一磅进口的茶叶征收100%的关税。    中国对外国商品则不屑一顾，拒绝用茶叶换英国商品，并坚持茶叶贸易要用白银来结算。那个时候西班牙白银硬币就像今天的美元一样，是国际通用货币。然而不幸的是，英国的西班牙银币储备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就已消耗殆尽。    要应对白银储备短缺，就限制进口中国茶叶，无论是从政治还是财政角度考虑都不可行。很明显，深陷窘境的英国必须得找到一种中国人必需的商品，就像英国人必需的中国茶叶。这种商品就是鸦片。    鸦片最开始是以药品进口到中国，主要用途是防止由痢疾引起的腹泻，这种疾病在当时中国的局部地区很流行。鸦片最早是由阿拉伯商人从土耳其采购，途经古老的商队路线带到中国。后来到了十七世纪，荷兰人加入这一行当，从印度的孟加拉采购鸦片。    最后，英国人也强行挤进这一行当来。到了1782年，单单英国一个国家从印度运往中国的鸦片数量就多达三干箱。中国当局已经认识到鸦片成瘾的危害，并对猖狂的鸦片走私变得越来越恐慌，以致在1799年中国皇帝颁布一道圣旨，提醒人们有关鸦片的危害，并谴责鸦片走私贩子。    然而这二举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最开始英国从事鸦片贸易是为了赚取白银购买茶叶，满足英国人相对来说温和的茶瘾。然而这种‘解决办法’的一本万利助长了鸦片商贩的贪婪。鸦片对人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中国满地皆是的鸦片馆就可知道；高傲的主权皇朝也极力地反对鸦片，但这一切都没能制止鸦片的蔓延。    到了1816年，鸦片商人和中国当局的冲突白热化。当时英国已成为超级大国，并在不列颠前越来越多地冠以“大”字。它打败了其最强大的敌人拿破仑·波拿巴。英国海军战无不胜，随着其军事力量天下无敌，英国国王和臣民开始自大起来。即便如此，中国仍旧坚持外国使节要遵从带有人格侮辱的中国传统礼仪。其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磕头。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要下跪，脸要贴地，并且不是一次而是九次！    尽管英国当局多次努力，试图阻止即将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但中英两国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磋商，这是因为势力强大的鸦片商看到了军事冲突结果可能带给他们好处。不幸的是，中国人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和英国军事冲突的后果判断严重不足。中国的军事力量明显无法与英国抗衡，而中国通常所采取的许多残忍的威慑手段不但不起任何作用，反而加强了英国必胜的决心。    人们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称为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于1840年爆发直到1860年才正式结束。一开始冲突是为了鸦片贸易，然而到最后则是为了越来越多的英国商品能够不断地涌入中国。这场战争给英国人带来的是可观的收益。鸦片战争结束四年后，英国商品占到了中国总进口量的八分之七。鸦片战争始于1782年英国输入中国的三千箱鸦片，然而到了1879年英国输入中国鸦片的数量则激增到了十万零五千箱。这给中国老百姓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除了中国统治阶级蒙羞以外，整体人口鸦片成瘾问题也令人触目惊心。据估计，在高峰期近七成的中国人吸食鸦片，就连慈禧太后也吸食成瘾。直到1949年毛泽东和其领导的共产党掌权后，鸦片成瘾问题才得以根除。    胜利后的英国人没有手下留情，反而变本加厉。他们强占了香港岛作为殖民地，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进行令人发指的破坏行动。就连位于北京城外中国皇帝的颐和园也未能幸免。更过分的是，英国强迫中国当局放弃关乎主权的一些基本权利。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英国侨民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个港口享有各种特权和权利。    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为在这些港口的英国公民提供庇护，使其不受自大而又反复无常的中国政府的约束。根据条约，英国侨民受英国法律保护，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因此中国虽然名义上对这些港口地区拥有主权，但中国政府对那里的英国侨民却无权管辖，以至最后对其他国家的侨民也无权过问。这种极不寻常的规定叫做“治外法权”。    当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国家的公民，通过选举成立各自在中国的市议会或市政委员会。为了确保治外法权在上海有效地实施，中国老城墙以外的地域划给这些市政委员会来管辖。起初这些地方当局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他们这种类似主权形式的统治是以各自驻扎在中国的军队为后盾的。这样一来这些外国侨民的人身安全能得到适度的保障，他们可以在与自己本国相似的环境下从事商业活动，这其中也包括万恶的鸦片贸易。    这一切起初是为了确保利润丰厚的贸易可以继续进行，并为为数不多的英国和其他国家商人提供一块小小的保护地。然而，虽然创造安全环境的目的是使外国商人得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倒也成了这保护地的主要受益者。    鸦片战争战败使中国统治者蒙受了耻辱，而战后英国人对其租借土地强加的法律也更使中国统治者失尽颜面，之后中国发生政治动荡。无辜的老百姓深受动乱之害，他们逃往外国在中国的保护地，也就是被称为“租界”的地方寻求庇护。虽然在那里中国人不能享有与外国人同样的政治权益，但却可以得到更多的人身安全和就业机会，因此大量的中国人涌入租界。    那些外国当局一开始对租界内迅速增加的中国人口感到惊愕，但却无力阻止。不过上海很快完成了她真实的使命，成了一个重要港口和制造中心，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大量涌入的中国人口很快就成了上天对租界的恩赐。P21-24

前言

第一次与山姆·莫辛斯基见面是在1997年10月。那时我应邀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犹太博物馆举办的“犹太人在上海”展览会开幕式上做讲演，他是我讲演的主持人。后来，他又在家中为我专门举办了欢迎宴会，介绍我与澳大利亚各界的犹太名流见面，还陪我见了墨尔本市市长。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了好朋友。无论是他来上海，还是我去墨尔本，我们都一定要促膝长谈。    山姆从出生到17岁都生活在上海，对上海这座“故乡城”充满深情。每次来上海，他都选择住在东湖宾馆，因为那里离他杜美路(即今东湖路)旧居仅几步之遥。在上海的日子里，他总是沿着东湖路、淮海路(当年的霞飞路)、向阳路(当年的拉都路)、汾阳路(当年的毕勋路)这些熟悉的街道漫步，回忆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遐思之中。他有着讲不完的上海故事，一讲起上海便眉飞色舞，神采奕奕。他不但自己来，还把子孙后代都带来上海，让他们领略上海的神韵。    山姆是一个成功的专业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曾任澳大利亚多家企业的财务主管和诸多犹太组织的董事会主席，其中包括担任著名的澳大利亚犹太博物馆和《澳大利亚犹太新闻报》的主席，为此荣获了澳大利亚杰出入士奖。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他总是要将这些成功与自己在上海的“根”联系起来。    从历史上看，上海开埠后成了一座十分开放的城市。人们可以自由进出这座城市，往往无需护照和签证。实业家们在上海发现了拓展事业的土壤，难民们在上海可以找到避难所，冒险家们也视上海为自己的“乐园”。来自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们汇聚上海，互相碰撞，互相对话，互相交融，使这座城市成为百花齐放的国际性大都市。在这样的氛围中形成、发展的上海文化，是来自中国内外许多地方的各种文化在开放的国际化环境中交融而成的，具有浓厚的开放性和国际特色。山姆出生在一个具有离散特征的俄罗斯犹太家庭，又在上海这样一种氛围中长大，体现了中、俄、犹三种文化的交融，还通过学校教育接受了英、美、法文化的影响。孕育他的上海使他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博采各种文化的精华，确实是他后来定居澳大利亚取得成功的文化渊源。    正因为此，山姆总希望将他在上海的17年故事写出来。经过长期积累和艰苦努力，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推出了我们面前的这部力作。他写的是我们爷爷那个时代的老上海，但他又为今日飞速发展的新上海兴奋不已。三十多年前，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复兴再次与开放和国际化联系在一起，上海的开放性和国际特色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但再现光彩，而且发扬光大。今日，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中国各地的“外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外”们又活跃在上海滩上。据2002年统计，那一年就有210万外国人来到上海访问、旅游。到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时候，更有超过7000万访客来沪。又据不完全统计，今日在上海长期居留的“老外”已超过20万，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的最高峰。这些“外地人”和“老外”们已成为“新上海人”，他们带来的文化也使海派文化更加绚丽夺目，在上海的发展中打下了新的印记。同时，许许多多中国人、上海人走出国门经商、留学、旅游，其国际联系不断拓展，使上海的国际影响迅速扩展，也成为上海继续发展的驱动力。所有这些，在山姆的老上海记忆中增添了绚丽多彩的新元素，使他的上海情结进一步丰富和升华。    作为山姆的老朋友，看到年近八旬的他完成了写出自己上海故事的心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忠心祝愿山姆永葆青春，期待着继续听他讲那永远说不尽的上海故事！    潘光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8日

后记

父亲、伊娃、内森、以利亚和祖母最终设法从上海脱身，并作了和我前一年一样的旅行。他们乘长沙号客船，于1952年3月8日抵达悉尼。我为他们订了一家邦迪海滨度假胜地的旅馆，并飞去悉尼与他们见面。    一家人终于高兴地团圆了。我原担心我们的分离时间会拖得更长。我特别担心祖母是否能熬得住前往香港的艰辛的旅程，以及海上的长途航行。    父亲想在悉尼待几天，和许多在当地定居的朋友见见面。他们大部分来自上海，在第一个停靠港口——悉尼定居。我带他到处去见那些朋友，他收集了关于怎样在澳大利亚开始新生活的信息。尽管大多数人对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的意见是，在澳大利亚做生意和在上海做生意是有很大不同的。由于战争的关系，物资还是短缺，而且也没有中国买办帮你铺路。    到墨尔本之后，我一直都住在斯科洛夫斯基家。格里沙决定给我上一个怎样适应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速成课程。我想他是看到我没有一点长进，所以给了我一份加油站的工作并且送我去搭便车长途旅行。然而，我当务之急是为在墨尔本的家人找到住宿。因为当时住房短缺还很严重，找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丽娅·斯科洛夫斯基给我很大帮助，最后我终于租到合适的房子，很幸运，房子也在坎伯威尔，离斯科洛夫斯基家不远。    我在悉尼和家人见面的时候，我感觉还相当适应澳大利亚古怪而奇妙的生活方式。我陪家人到墨尔本，全家安顿在阿拉姆比街一栋租来的房子里。我们需要适应的第一件事是户外厕所。一开始，我们感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坎伯威尔区街道安静得可怕并且令人不安，特别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斯科洛夫斯基一家为我们提供了建议和帮助。我们周围的邻居看起来对我们有一点好奇，但态度是礼貌和友善的。    最初的困难落在伊娃身上，她勇敢地面对困难。这里没有厨子或者阿妈，从一开始，伊娃就需要购物，为大家做饭。希丽娅为了帮助我们，把她的清洁女工“借”给了我们，直到我们可以雇到自己的清洁女工。在短时间内，很多事情都需要做。内森和以利亚需要在当地公立学校注册入学，并且，因为父亲还没有买车，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使用公共交通。    全家基本上安顿下来，大约一个月后，就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了。我们要组织一个逾越节家宴，这是我们在一个新的国度的第一个逾越节家宴。逾越节家宴的每一方面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到哪里去找到犹太逾越节薄饼，鱼丸冻和所有的其他的东西呢？幸亏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带了一本《出埃及记》。直到我们坐下，我们六个人才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孤独。除了格里沙，我们不认识任何人，可格里沙不参加宗教仪式。没有人可以邀请，也没有人邀请我们。很多年之后，有了一个大的家庭，并且家庭人口日益增多，我很开心地看到这么多的家庭成员一起坐在逾越节家宴餐桌旁。在墨尔本的第一个逾越节家宴的孤独感总萦绕在我心头，它更加衬托出我们现在是多么的幸运。    父亲肩负着在一个新的国度里供养整个家庭的重担，在这个新的国度里，经商环境和父亲所习惯的当时上海的环境完全不同。父亲带来了一些资金，他觉得他应该效仿他的父亲经商，很可能他并不应该这样做。很不幸，他的各种商业冒险都不怎么走运。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他和伊娃确保我们家庭生活的正常与幸福的状态不受影响，并且保证我和我的兄弟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业上。    我至今仍非常思念我的父亲。他将以一个爱交朋友的热心人，一个了不起的父亲，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他的儿子最终取得的成功。他于1963年11月16日一个周六，因突发脑出血病逝。    祖母不得不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虽然父亲生前让祖母感到失望，但尽管如此，在父亲的葬礼上，祖母的悲痛仍显示出她对父亲的慈爱。祖母一直在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她摔了一跤后住进了穆特菲尔养老院，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那儿她能得到应有的关照。这些年来，我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祖母一直没有学会中文或英文，我们常常用俄语谈话。她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女人，鉴于她的年龄和背景，这更是不可思议。当我完成了我的学业，并且开始从事我的专业的时候，一天，她把我叫到一旁，告诉我她的观察，她的观察对我很有好处。她对我说每个社会和每个人群中，甚至在骗子(她用的是俄语“joulikies”)之中，总需要有一个诚实，可信赖的人在中间，这个人受到各方的尊重和重视。她说我应该争取去担任那样的角色。我担任过这样的角色，而且这条建议总是对我很有用。    当艾达和我认真地考虑结婚的时候，我带艾达去穆特菲尔养老院见祖母，我就当她们的翻译。虽然那次见面时间不长，但是祖母好好地打量了艾达，几天后她告诉我很高兴给予我们祝福。随着我们恋爱关系的发展，有一天，祖母问我结婚之后艾达打算做什么。她从第一次见面中了解到艾达当时正在学习法律。我说艾达可能结婚后放弃学业。祖母告诉我，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允许我让艾达婚后放弃学业。她说我应该确保艾达完成她的学业，开始她的事业，并凭她自己的能力挣钱。她说只有当妻子拥有独立与自尊时，婚姻才能稳固。我听从了她的建议，还为艾达重抄课堂笔记，她的字迹太潦草了，甚至她自己都不能辨认。要是祖母可以亲眼看到艾达在法律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我们共同抚养的子女，她会多么高兴啊。祖母于1967年7月31日去世，享年81岁。好在马克就在她去世的前夕出生，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是她抱着马克，而我在她身旁。对于我来说，祖母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人，我感到我非常幸运，她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她仍在激励着我和艾达做好我们八个孙儿女的祖父母。    内森和以利亚将要完成他们的学业的时候，伊娃继续在墨尔本生活了几年。在澳大利亚的这些艰苦岁月以及父亲经历的很多问题，对她的精神造成了伤害。伊娃和她的妹妹娜莎的关系依然很近，并且常常彼此照顾。娜莎的丈夫鲍里斯死后，娜莎让伊娃到悉尼和她住在一起，伊娃欣然同意了。内森和以利亚已结婚，并忙于工作，当伊娃的朋友去世后，她在墨尔本的生活就变得日益孤单。在悉尼的那几年来，伊娃和娜莎过得相当的开心。她们与很多从上海来的，在悉尼定居的朋友交往。很不幸，娜莎患上了痴呆症，伊娃不得不把她送进可以得到特殊照顾的社会福利院，她每天都去看望娜莎，甚至娜莎不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每天都去。最终，伊娃患上了癌症，她癌症恶化时，我们不得不把她接回墨尔本，在穆特菲尔养老院接受特殊的照料，1999年10月14日，她在养老院去世，享年87岁。伊娃给予了我很多的爱，她保证我享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我想永远对她表示感激。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自己与内森和以利亚之间年龄的差异变得不重要，我们了解彼此，这种了解的深度在上海是不可能的。在上海时，在我看来，他们都还是小孩子，我们只有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才彼此见面。然而，父母在养育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以亲兄弟而不是同父异母兄弟相待。如今我们关系很亲近，这正是父亲和伊娃所希望的。他们都建立了美好的家庭，并开拓了成功的事业——内森成为一名大律师，以利亚是一名国际上有名气的歌剧、戏剧以及电影导演。    接下来讲亚历克斯。维诺格拉多夫一家抵达澳大利亚后在悉尼定居，亚历克斯与他的家人一起生活，并在一所学校继续学业，那所学校就是后来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我们经常在假期时间见面，不是在墨尔本就是在悉尼。他从事技术类的工作，而财经领域吸引着我。虽然从事不同领域的工作，并且身处不同的地方，我们仍然是最亲近的朋友。我们会花好几个小时聊天，缅怀往事，只有真正的朋友才可以那样。很幸运，因他和芭芭拉结婚以及事业的关系，最终来到墨尔本，这样我们就更容易保持我们亲近而特殊的关系。    1986年9月21日，我感觉我的胸口一阵剧痛，我躺到床上，艾达请来了我们的医生，给我打了一剂止痛针。我熟睡时，芭芭拉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亚历克斯在悉尼探望他年长的父母时，因心脏衰竭去世。失去这个相识近半个世纪的密友，我感到悲痛欲绝。他的辞世让我从身心上都觉得那个上海的我也已经死去。    我一直和斯科洛夫斯基一家保持着联系，我们总会邀请格里沙和希丽娅参加重要的家庭聚会。有的时候，格里沙想重温俄国之根的感觉，就会顺便来我家，吃一顿青鱼、土豆，饮一杯伏特加。我喜欢和他聊天，并且听他说他的孩子，安娜、米歇尔和简。格里沙于1995年1月8日去世，享年80岁。希丽娅比他多活了9年，最终于2004年5月19日去世，享年89岁。希丽娅在遗嘱里指定我为遗嘱执行者，我很乐意担任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合适的方式来以个人身份表达我对这么多年前他们对我们家的好意及信任的感激之情。    我再也没有听说过我生母的消息。跟她在公园的见面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我后来得知她战后去了美国。我不记得她是否设法想要联系上我，和我告别。她没有参加我的成人仪式，当时我也没有她的消息。她不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有好奇心会驱使我去找到她，联系她。我觉得，如果和她联系，就会付出一种代价，而这是我不想做的，因为那会伤祖母和伊娃的心。我担心他们会把我任何寻找生母的举动看作我不十分幸福的征兆。这样有可能显得我很无情。我觉得我是真诚行事，并顾及那些至亲人的感情的。    我们一家整整三代人想要建立根基。从沙皇俄国受压迫的乌克兰，到遥远的海参崴，接着到上海，虽然最初得到许诺，但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永久家园的努力并不成功。似乎总是有一股力量促使我们向前。然而，如今莫辛斯基一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已经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并有了两代人。在此地，我很乐观，我觉得我们可以受到我们宗教文化，以及我们丰富多样的过去的滋养，继续兴旺繁荣。

内容概要

作者:(澳)山姆·莫辛斯基(Sam Moshinsky)

书籍目录

给孙儿孙女的信
自序
第1章 我的出生
第2章 我的俄罗斯犹太血统
第3章 鸦片战争和上海
第4章 我的童年
第5章 上海与犹太人
第6章 我上学了
第7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8章 上海的犹太学校和贝塔
第9章 犹太人的避难所
第10章 战时的上海
第11章 祖父过世
第12章 战争的最后一年
第13章 日本投降与和平的日子
第14章 战后的上海
第15章 我的成人受戒礼和1947年夏天
第16章 莫干山避暑巧遇蒋介石
第17章 国民党的垮台
第18章 虹口的学校
第19章 规划未来
第20章 初到澳洲——第一印象
后记
重返上海
照片注释以及街道名
尾注
参考资料
鸣谢

作者简介

山姆·莫辛斯从出生到17岁都生活在上海，对上海这座“故乡城”充满深情。这本《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将他在上海的17年故事写出来，让他的子孙后代领略上海的神韵。

    一个犹太家庭，作为无国籍居民，一个政局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在上海谋得一席之地。《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通过山姆对童年的回忆，也由于他对历史的钻研，让我们可以从书中了解上海这座曾是成千上万犹太人家园与避难所的城市的一段独特历史。

图书封面

---

 别了,上海下载 精选章节试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