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裂变》章节试读

《北洋裂变》的笔记-二十一条（8） - 二十一条（8）

而袁世凯经此事变，也的确中招，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以至于后来的帝制自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权威。结果却触犯了近代以来最流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化论，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身败名裂。
您这样捞鱼，怎么都有的可捞哇，呵呵~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92页

当时国内一致认为列强是强盗，而美国是公理的主持者，其实在国际交往中，哪有什么好人与坏人，有的只是利益。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6页

“这样的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其实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当年新文学的健将，不是三缄其口，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在国民党的台湾，五四的地位很低，没什么纪念，但那里五四的新传统却还在。当然，五四之前的老传统，也在。”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82页

《洋人下毒的魔咒》
有一段关于谣言的描写，当造谣扯上道德的大旗（爱国、关心人命...），就会变得合理了。舆论的力量甚至超过了暴力，一旦谣言有了效果，那么被谣言所指的对象，不管做什么，都会被人怀疑，怎么看怎么有鬼。这时候，谣言会进一步发展，越传越邪乎，更不可思议的是，越邪乎就越有人信。
五四期间洋人下毒的谣传，由于普遍的仇日情绪，理所当然单一地集中在日本人头上。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恰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这样的谣传最多。据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自上海开张声援北京学生的三罢运动以来，有关日本人下毒的谣言就满天飞。尽管工部局警务处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虚乌有，但谣言却没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报纸，也“每天不断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事件，致使中国居民信以为真”。后来，工部局警务处采取了强制措施，迫使中文报纸撤掉这些报道，并不断发布工部局的辟谣公告，租界内的谣传才在逐渐平息。可事实上，谣言完全的平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租界内没人敢传谣了，但华界还在传。华界政府也出告示辟谣，强调这种谣言，“全系奸人捏造”，“捕风捉影，全属无稽”。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后来，连上海的周边地区，都在传，害得不明里就的人，神经过敏，平白生出很多事来。事实上，只有运动本身平息了，谣言才会逐渐销声匿迹。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94页

书读了三分之一了，有一些感慨不发不快。
为什么中国近代史有军阀而没有军人呢？这可能要归罪于军事的落后，但是更感于中国军队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所以逢站打的都是钱粮，而不是士气。
为什么中国面对日本如此软弱？因为积弱的中国没有勇气与列强抗争是原因之一，更主要是中国有一批亲日的政客，溯源近代中国的政党和军阀，很多人都有日本的背景，连孙中山都受过日本人的支持，所以政策倾斜向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文人的声音并不能影响中国？因为那时是武人把持政界，而且那时的文人们也并不团结，没有统一的思想，大家都知道中国需要变得强大，但是如何去使之强大，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甚至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模糊的方向，所以文人的地位也就显得可有可无了。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36页 - 悲情制造

任何一个有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都必须存在悲情。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从来民间生事闹事，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钱，根本休想了事。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众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激情的力量，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或对其采取行动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在丧礼的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当死者的朋友、亲属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213页

《三个卖国贼》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谥。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之高的人，也会因办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得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的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纵观李鸿章在马关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很难找出他有意出卖国家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弱国无外交，在丛林时代，弱肉强食，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弱国的对外交涉，能够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的势力平衡，为自己的国家多少挽回一点权益，让损失小一点，已经是不错的了。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某种约束。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07页

“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帝制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都会被优容。在士子与丘八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还在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是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63页

北洋时期，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不单单是积弱与外辱的原因，体制的原因也是其中之一。孙中山为了限制袁世凯设计了一种介于美国与法国制度之间的一种制度，结果造成了内耗过多，这些关于制度的矛盾一直也没有捋顺，知道国民党时期，也因为此种制度原因，造成了内部的派系倾轧。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87页

那时关于洋人下毒的谣言是否类似于今天国外产品之内外有别呢？我们一直期待着国货当自强，可是细数我们身边的用度，发现国产品牌真的越来越少，电视我们会首选索尼、三星，冰箱会选西门子，空调会选大金，为什么呢？难道我们不害怕这些产品因是销往中国而质量存在瑕疵吗？我们当然也害怕，但是发现身边的国货还不如这些洋品牌，我们又怎么去信任国货呢？所以我们宁可顶着洋人下毒的魔咒，也不会相信身边的自己人，这是何其的悲哀！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56页

在后世所谓皖系执政的这个阶段，当政的军人对当时的代议制政体表现得最为尊重，不仅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在民元国会因张勋复辟而垮台之后，组织设计了第二次国会选举......当时的政府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基本人权，比如言论、结社和游行集会的自由，还是尊重的。也高度尊重学校的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不随意干涉。 按：袁世凯行帝制“倒行逆施”，在当时甚嚣尘上的“进化论”前，就变成了开倒车。而袁世凯实际上已握实权。行帝制乃是强化当时因山东二十一条而日渐衰朽的中央威信（至于袁世凯会傻到拿二十一条来换帝位的说法，不敢苟同。这其中日中双方勾心斗角之复杂在“西原借款”中就可见一斑，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甚至袁世凯还狠狠耍了日本一把，奈何后世流传诸多怪异版本。），殊不知此时要当个曹操式的真小人，明目张胆地推行帝制触及了左派精英的剧痛神经，以致于爆发革命。这样，这帮进化论者以共和优于立宪、优于专制之说，致使后来的段政府宁受束缚也不再触帝制雷池一步。
但进化论也并非是十全的思想。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32页 - 文明中的暴力故事

作为运动的参与者，尽管都是大学生，每个人也都非常具有文明意识，但是，在面临国家民族危亡（至少他们自以为是这样的）的紧急时刻，在很多人心目中，暴力绝对是一种非常可能的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之后一部分运动积极分子转向激进，是顺理成章的。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32页

袁世凯为了免责而召集大家一起开会，如同今日之领导会议无二，都是均摊风险而已，但是真正处理问题的时候呢？谁也不要以为免责了就真的没有责任了，关键还是在于有没有人要追究你的责任！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16页

为什么当时学生游行、讲演，甚至是大骂执政当局，而往往不会被抓，或被抓后复被释放继续讲演？不是因为当时政府的软弱，也不是因为警察对于学生有什么畏惧之心，只是因为当时的舆论是自由的，各种不同的声音和信息被大家所了解，不比舆论控制下的误导，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由言论自由而衍生出的各种自由。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58页

受不鸟。。写了两页的小徐小徐，才解释小徐到底是谁。张鸣先生的文字驾驭能力实在有待提高。
轻松幽默不是不可以，但是在功力不够的时候故作轻松幽默则给人以讨巧轻浮之感。。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33页

在丛林时代，长獠牙的，只尊重长獠牙的。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28页

网络暴民由来已久。
当时看建党伟业就已经很不舒服了，一群学生乱糟糟，连敌人什么样都搞不清就杀到别人家要去打人。什么目的，什么计划，什么意义，统统没有。连谁是罪魁祸首都没有搞清楚。
而且那时候的造谣和现在简直没有分别嘛。一点长进都没有。
所以说中国没有法制，不光是法制本身的缺失，人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因素。
我所见到的很多人根本就不喜欢用法制来解决事情。连呼吁健全法制的念头都没有。反正出了事就跳一跳，判决不合意了就骂一骂，恨不得游行，恨不得暴打，还特别热衷于造谣生事儿，真正冷静一点的就要被骂冷血被骂五毛，甚至想置身事外都不行，必须得有个立场出来，而且这也规定了你必须站在哪个立场。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41页

行文啰嗦，但是对袁世凯的评价深得我心。
作为一个在乱世中能当上大总统的人，怎会笨到为了当皇帝就签订二十一条。从中学起就觉得历史书对袁的看法有失公允。
不过后来也没好好研究过五四那段时间前后是怎么回事儿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对此有论述的。起码建党伟业里头的袁世凯还是那副蠢样儿。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290页

关于吴佩孚之死，一直有三种说法。一是被日本人害死说，这也是内地和台湾都认同的一种说法。二是被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投毒致死说，这是当时报纸上的说法。三、即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说，这是参与“吴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级间谍的说法。
不论哪种说法，至少吴佩孚晚节是保住了，这是否说明传统思想还是要优于当时的现代思想呢？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40页 - 第二幕：被遗忘的角落 悲情制造

悲情是保持运动气势的必要条件，也时激发群体冲动的燃料。在很多群体事件的场合，政府方面你的镇压或者遏制，都是运动骨干人员制造悲情的材料，只要这种镇压没有到开枪杀人的地步，就永远是群众悲情的原料。如果真的开枪杀人了，悲情则一时间会更浓烈，只是强力压制会让大多数人因畏惧而退缩。反过来，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那么运动中人就会特意前去挑衅，通过营造出来的被捕，被打，甚至被杀掉悲惨情节，再加以渲染，达到动员的目的。
到现在，这一套依然如此。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201页

1.在吴宓日记里寻出2条来说（相隔几个月后），太牵强了……
2.说是吴宓担心被人看到他的真实想法而不写入日记中，但紧接着下一段却又毫无顾忌地大骂新文化运动，毫不担心被人看到他的真实想法……
3.至于“未婚同居，……”等论据，我想彼时的美国校园还未如此开放，“性解放”是几十年后的事，而因此说吴性压抑导致仇视新文化运动……
4.对陈寅恪不了解，但因吴日记写与陈过从甚密，便把陈归为同一类，有待看看陈的传记和书籍才好判断。
5.王国维当然是保皇党，他是因为不想被革命党利用才自杀……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28页

《文明中的暴力故事》
显然，对于运动中人来说，对自己国家的人施暴，特别是对那些公认是卖国的人施加暴力，就不算是不文明。只有把火烧到外国人头上，才是野蛮，才是拳匪行径。其实，当年的义和拳暴力，也主要是针对国人的，也是在他们看来具有卖国嫌疑的人，所谓信洋教、跟洋人打交道的二毛子。在五四运动中，这样的暴力后来发生了若干次，对不肯抵制日货的商人，对替政府说话的《昌言报》记者，捆、打、游街，都有过。其中《昌言报》经理和主编被“双臂倒捆，复系长绳，牵至街心，人皆呼‘卖国贼’不已。有愤而手批彼等面颊者。复以该社之纸张，书‘卖国贼、汉奸’等字样，贴在彼等胸前及背后，并遍插亡命旗”游街，一路挨打。
暴力一旦开始，武器就将取代理性。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22页

突然觉得，全书浓缩成张发财似的微博也能成立：五四运动牺牲的第一人郭钦光。本有肺结核，游行累死的。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73页

五四时期，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所发《敬告花界同胞书》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所以现在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子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附八条：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250页

具体多少页记不得了。就是革命经济学那儿。说那会儿的税已经收到21世纪了。话说让子弹飞勒个考据还真是不是特码胡扯啊。
神贴就是神贴，除了韩三平，黄四郎那个我觉得坑爹以外，别的都挺有道理的。强推。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534425/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14页

这个时代的军警对抗“学生是猫，警察是老鼠”，只有这样的环境下才能早就有思想的人们，这也是为什么民国时代人物辈出，各种思想都有存活的空间，总好过于统一的思想，没有创造力的国家。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85页

“公理战胜”，多么可笑的字眼，什么是公理，在丛林中强权即公理。对于一个没有外交，没有战胜经验的国人来说，也许搭便车胜利了就是公理胜利了，但没有人明白胜利不代表公理。这也是一个思想的问题，什么是公理？为何战胜？对于国际事务的无知和对政治的幼稚理解，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悲剧，我们要的不是战胜，而是要去知道为何而胜，或者如何才能胜，这才是最重要的。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36页

《悲情制造》
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从来民间生事闹事，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钱，根本休想了事。书吏衙役要想害哪个没有权势的富户，把具无名的尸体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破了。民间与官方，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体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西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罗西尼·塔罗说：“把死亡作为集体行为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惊奇。与其说这是人对死亡自身，不如说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应，特别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发生抗议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或对其采取行动。”他还说，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在丧礼的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当死者的朋友、亲属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248页

军阀向来就是一个贬义词，不论是warlord还是militarise，当然在我传统的教育中也是这样，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这些人都是反动的，但是历史的评价不是统一的标准的，阻碍新政权发展的都是反动的，可这不代表他们的施政、为人这些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反而历史上充斥着悲情英雄。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999页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前言
2014-04-26
五四不仅是思想史上的标志事件，还是政治史中的一个巨大事件场域。
2014-04-26
以往的五四研究，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
2014-04-26
其实，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1）
2014-04-26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2）
2014-04-26
大概有些热心人痛感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传统主义者要回归传统，制礼作乐，自由主义者要寻找历史资源，建构中国式的宪政理论。大家回顾历史，翻库倒货，把坏账都算在了五四头上。我正在看这方面的史料，虽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现在的文化状况，其实赖不到多少在五四头上。余英时先生说过，他跟陈独秀和胡适先生是同乡，“并且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我在离陈独秀的出生地 [ 怀宁 ] 只有六七英里远的一个小村住了八年 [ 1937-1945 ] 。陈独秀我只听说过一次，那是指责他--后来我发现这指责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我也曾在邻县桐城住了一年 [ 1945-1946 ] ，桐城派文学已遭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们，特别是钱玄同 [ 1887-1939 ] 批判，但在那里我仍被鼓励用古文写散文和诗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阳这些大城市，我才开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论的影响。在战后的几年 [ 1946-1949 ] ，就我的记忆所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偶像崇拜的反传统主义都没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经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运动或者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多大。”1其实，多少了解一点五四以后的历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或者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其实不是通过五四，而是通过后来的革命发生的作用。但这种革命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可以说，即使没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样有这样的结果。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延伸到落后国家，是一种趋势，很多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运动的国家，一样发生了革命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3）
2014-04-26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反对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喜欢，但毕竟是一场没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戏。只是到了运动之后，这场文化运动声音才被放大出来。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才成了气候。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白话文被学校接受。中国的大学，也就是在五四之后，才真正像个样子。西式的学科分类体系，五四之后，才算真正在中国扎根。
2014-04-26
说也奇怪，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此前在新文化运动中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学生，就会自动放弃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下面，抵制日货，将不肯服从的商人的自由剥夺，逼他们交出货物，不服从则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并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一个是小我，一个是大我，后者事关民族大义。运动过后，一部分从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样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实际上是基于新文化运动同样的理由，全盘接受另一种西化--革命的西化。
2014-04-26
五四之后的中国政局，西化和激进，成了主基调。

正文 后记
2014-04-26
就跟我下围棋似的，高兴的时候可以杀败高手，没心情之际逮谁输谁。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2）
2014-04-26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把用利爪抓着自己软腹的那只德国鹰，换成近在咫尺的日本狼，无疑更是危险，两害相权，倒宁可德国人不走。一个美国记者曾经问当时中国著名的外交官施肇基：“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日本人占据山东，而对德国人占据山东却好像没有什么意见？”施肇基回答说：“德国人是建设的，日本人是破坏的。”“德国人遵守条约规定，日本人不遵守条约规定，因此逐渐地把力量扩展到山东全省。”3因此，在战事初开的时候，即使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迟迟不肯仿照日俄战争的旧例，把山东划为战区，严守“中立”。当时身为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还应德国驻华武官之请，冒很大的风险，偷偷给缺乏陆战枪械的德国青岛守军，送去了两千支带着子弹的步枪。4中国政府对在华的德奥军人向青岛集中，睁眼闭眼，听之任之。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3）
2014-04-26
青岛是中国的领土，但日本和德国争青岛，谁都没把中国当回事，就跟晚清时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开战一样。在丛林时代，弱国不仅无外交，无地位，而且就是强国争斗中的鱼肉。

正文 二十一条（1）
2014-04-26
严格地说，就是要跟中国新签一个中日关系的条约。这条约共有五号，二十一款，因此人称二十一条。其内容，概括起来，大体上就是：一，要中国承认日本抢占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二，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具有特权，日本人可以自由移民这些地区，中国政府在此地区如有任何涉外举措，必须事先跟日本商议；上述地区需聘日本顾问。三，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但由日本支配。四，中国的所有沿海港湾岛屿，不许让与和租借他国 [ 意思是除日本以外 ] 。最厉害的是最后一款，即所谓第五号，要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要采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原料。中国将长江流域几条铁路干线的筑路权，许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任何涉外举措，要跟日本商议，等等。1

正文 二十一条（6）
2014-04-26
其实，当时的中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接受除第五号以外的二十一条所有条款。为此，他们还特意央求担任总统府顾问的日本人贺长雄，回国去跟日本元老疏通，希望日本方面，不再坚持第五号。据曹汝霖回忆，说是贺长雄回到日本之后，发现日本元老其实并不知晓有第五号这回事。19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也提到自大隈内阁上台之后，其外相加藤破坏了1898年以来，向元老传阅外交文书的惯例，而代之以事后简单的汇报。二十一条的要求，并没有跟元老商议，甚至连具体条文都没能给元老们看。20看来，曹的回忆有点根据。当然，即便是专横的日本大隈内阁，也并没有指望中国政府会接受第五号，因此，提出的时候，就是用特殊的字体单列的，如果能迫使中国人认账算捡着。只是，参与交涉的日本外交官，在中国待久了，骄横之气日长，立功心切，谈着谈着，似乎就忘记了第五号原本是“劝告”条款。在交涉之前，日本公使日置益特意为谈判递呈长篇条陈，提出要采取利诱和威压双管齐下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具体开列的利诱手段有四：一，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二，保证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三，取缔在日本保护下的革命党、宗社党和留学生及日本浪人针对中国政府捣乱行为。四，收买袁世凯和政府各部部长的个人。此外，还可以考虑同意修改关税税率。而威压手段则是调动山东的日军以武力威胁，及利用革命党和宗社党人颠覆中国政府。而丝毫没有提到第五号可以考虑放弃，作为谈判的底线。21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3）
2014-04-29
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没有恢复国会，而是重起炉灶，成立临时参议院，重新选举国会。孙中山以此为借口，扯起护法 [ 护临时约法，维护第一届国会 ] 旗帜，在广州另组政府，号召旧国会的议员南下，开始了所谓的护法战争。护法战争说起来有点牵强，毕竟，第一届国会，不是老段给解散的，而且第一届国会被那样不明不白地解散，还属于共和制被颠覆的紧要关头，居然连一点挣扎反抗都没有，实在令人看它不起。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8）
2014-04-29
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要好得多。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也收回来了，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格尔 [ Guur ] 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 [ relative deprivation ] 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2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1）
2014-04-29
五四那天的游行过程，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大抵是这样的：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以北大为首的各个大学的学生，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游行示威，矛头直接指向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请愿，没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一腔怒火，转而扑向卖国贼，随即去了赵家楼曹宅，有些人事先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因此，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成为五四运动标志性事件。干痛快了的学生有几十人落在后面，被姗姗来迟的警察捉去。围绕被捕学生的捉与放，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问题，惩办曹、章、陆的问题，演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活剧。此后，生活在海峡两岸的运动参与者，对于火烧赵家楼的暴力，有不同的看法，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评价不一。周、彭二位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也有比较社会性的解释，远因则社会经济变化，近因则新文化运动。但这个运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段祺瑞政府主导亲日政策以来，国人一系列的深刻忧虑，在巴黎和会诱发下的一种总的爆发。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4）
2014-04-29
据次日的报道，在示威请愿过程中，也有一个学生，名叫张传琦，慷慨演说，当场断指，“血凝讲坛，为状至惨，呼声雷动”。而且在游行请愿中，学生也强调，切莫让外人笑话，五分钟热血。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还出来接见了学生代表，“词色和蔼”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中日条约要秘密签订，主要因为是军事条约，为了保密起见。整个过程，几乎像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5所有过程，竟然跟五四那天的游行，高度相似。

正文 学生与军警（6）
2014-04-29
这一阶段档案中的警察报告，只是汇报学生如何演讲，如何散发传单，而警察则“加派长警劝谕”，“委长和平劝解”，“长警等用婉言劝谕”，无奈之状，溢于纸面。12进入5月底，眼看运动如火如荼，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当局有点着急，态度转为强硬，开始动手抓人。5月22日内务部的训令，口气还相当和缓，承认学生的爱国热诚，“原为国民朝气”，学生“集众演说、散布传单等情事”，偶一为之，也是可以的。只是担心“若长此纷纭，人心将因之不靖”，而“不良分子，搀入其中，乘机鼓煽，难保不别生事端”。13然而到了第二天，内务部的训令，就变得有些杀气了：“近闻京师地方排日风潮，愈演愈烈，竟有制成泥偶，指作日人，陈列道路，加以种种污辱。又各学校所组织之学生演说团游行街市，所有旗帜及宣言，有指日本为敌国，日人为敌人字样。似此昌言不讳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国家交谊，亦且扰乱地方治安。且现闻安徽芜湖地方，并有击毁日人商店，殴伤日人情事。万一京师地方亦遇有前项同一事实发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维持治安之道。合亟令行该厅密行查察，分别依法办理。”14接下来，5月25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大总统令，强调对于上街的学生，如果制止不了，“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15学生根本不理，依旧上街演讲和查抄日货，直到进入6月，政府感到不抓人不行了，才开始动手抓人。由于学生非常多，每个学校每天都会派出十队八队的十人团，“同时至少有二三千人”，抓不胜抓，抓多了也没有地方关，于是就把北京大学法科占了，改做临时拘留所，关押被捕的学生。没想到学生越抓越多，法科装不下了，最后临时拘留所又扩张到了北大理科。16

正文 学生与军警（7）
2014-04-29
这些学生中，不仅有后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刘仁静，还有一个也是中共创始人，但更为有名的张国焘，这两位都是当年的特别能战斗的五四青年。几乎是只要警察一碰他们，就指责警察违法，到了警察署，就不肯走，无论自称“职等”的警察怎样劝，都不行，非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不可，警察不道歉，誓不罢休。匡互生回忆说，到了6月4日，军警不仅不敢再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再外出演讲，“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20都说警察抓学生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学生是猫，警察才是老鼠。

正文 学生与军警（12）
2014-04-29
五四当口，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有篇对警察的“慰谕”，很有意思，抄在下面，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军警真实态度：
近来学生罢课，商家罢市，大家兄弟昼夜四班巡逻，辛苦的了不得，本厅长很过意不去。大家兄弟到上海几年，遭过几次变乱，个个皆能守秩序，服从长官的命令，当长官的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相信。这一次又碰着这宗风潮，我们警察向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政，维持地方秩序为天职，望大家仍旧遵我们的章程，尽我们的天职，服从上官的命令，不要听他人的煽惑，在公时不要与路人闲谈，下公后自己休息休息，不要无故出门。我们漂洋过海，几千里路跑在此地，好容易每月赚了几块钱，养我们的妻子老小一家人家。一旦要变了主义，受了匪人的骗，小则差使撤掉，大则性命攸关。本厅长与大家兄弟相处七年之久，同生同死，真不容易。况且又是同乡居多，所以将肺腑的话告诉于你们，你们千万记在心里。再遇着学生成群结队，须力去解散他们。遇着他们拿着旗子棍子的，就赶速没收过来。如若他们不服从，就到本署报告官长，请示办法。总要和平，不要激烈。他如要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他如要骗，我们不要受骗。我们听他的话，要绝对的不听。如要说出非法的言语，你们就立时将他们拿住，送到署内，自有办法。这几天之内，大家要格外辛苦辛苦。本厅长心中有数，决不能辜负你们一番劳苦。特此传谕。45上海的警察，都是山东人卢永祥从山东带来的老乡，跟上海护军使的军队一样，都是当年的庄稼汉。维持秩序，当然是警察的任务，但是，一方面，徐厅长担心因山东问题而起的五四运动，使得这些山东乡亲组成的警察们受到“煽惑”，军心动摇，一方面，又要让警察们尽量克制，别跟学生发生冲突，把事情闹大。在这样缩手缩脚的方针下，警察能做点什么，做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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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页 - 全文

所谓北洋军阀，史家公认，是始创于袁世凯的一个军人集团。
西方的激化论
五四对于后来的革命，仅仅是说部分地催生出一点“左倾”的意向，即使这个意向，也受到另一种意向，全盘西化的平衡
《子见南子》
德先生、赛先生
五四人的榜样，就是北宋末年起来抗争的太学生，这些太学生的领袖陈东，经常被五四青年在游行的时候抬出来自况。
山东的胶济铁路。
二十一条
日本大隈内阁
列位岂不闻波兰、印度两国乎，国亡之后，家中不得集有数金，不得藏有寸铁
参战军以后就是中国的中央军。当时，皖系即中央，至少皖系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所谓中央的军队，就是皖系的嫡系军队，也就是段祺瑞的私军。
第二届国会选举开锣。具体操办者，是段祺瑞门下第一号谋士兼大将徐树铮。
对新国会的选举，梁启超和他领导的研究系，出了很大力气。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民元国会，进步党是除了国民党之外的第二大党，系从晚清的立宪派发展过来的，在各地颇有根基。
安福俱乐部
北洋军阀几个大头各占四年：袁世凯四年 [ 1912—1916 ] ；段祺瑞四年 [ 1916—1920 ] ；曹锟、吴佩孚四年 [ 1920—1924 ] ；张作霖四年 [ 1924—1928 ]
所谓府院之争，就是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也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争。
当时的中国政局便是如此奇怪，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
此时的皖系，有两个东西是标志性的，一是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有了亲自掌握的嫡系武装。二是建构了一个听话的代议机构安福国会，有了一大群听招呼的议员。
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没有恢复国会，而是重起炉灶，成立临时参议院，重新选举国会。孙中山以此为借口，扯起护法 [ 护临时约法，维护第一届国会 ] 旗帜，在广州另组政府，号召旧国会的议员南下，开始了所谓的护法战争。
东方国家的军事改革，大抵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
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
战后的5强，细分起来还要分成两等，英、法、美三国为一等，日本和意大利又是一等
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 [ relative deprivation ] 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
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以北大为首的各个大学的学生，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游行示威，矛头直接指向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
直系也有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和湖北王占元以及一些没有明确地盘的军人的支持。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60页

当时编的《五四》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讲演一事愈干涉而学生愈热心。犹忆某日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畜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畜谋生存乎？’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21
当时的场景，学生的说词有没有这样的文绉绉我们不得而知，但学生对于军警这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反“劝阻”，而且劝说奏效的事，肯定是有的。匡互生的回忆中，就多次提及军警被学生所感动，不仅外面抓人的军警被感动，连负责看守被捕学生的军警，也被感动，甚至大骂“段、徐、曹、章卖国的不是”。22
在上海，这样的场景也所处可见。跟其他地方的军警一样，他们对于学生都比较客气，不敢轻易动手动脚，要动粗，也只冲着市民。但是，学生跟北京一样，主动出击。复旦大学的学生整队入城，确定战略为：“同学中有一人被捕者，当全体肃然随之。捕者为警察，全体即入警厅；捕者为兵士，全体即入护军使署。既抵该所，有所诘问，当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语即‘国贼未除，不容不毅力坚持’。设有非法苛待，吾等数百人当肃然跪对国旗，勿作一语。”23面对这种架势，即使警察有心抓学生，都会打退堂鼓。事实上，上海的军警，基本策略对学生是不抓的。复旦的学生出来，沿途军警就像没看见一样。24凡是被抓的学生，大抵跟北京近似，都是学生主动“找抓”，甚至“欺负”到警察门上去找事。《时报》报道，6月5日，居然有百余学生来到上海警察厅，“摇铃演说，言政府如何野蛮，欺压同胞，谄媚日人。警厅派出巡士多名，劝阻驱散。各学生不听，于是用强迫手段拘拿，各学生态度文明，既不抗拒，又不走散，口中大呼同胞看看，当被拘住数人，带入厅中，各学生全体随之入门。嗣上海县知事沈宝昌闻信到厅，与徐厅长晤商之下，立将各学生释出”。25所谓“同胞看看”，就是大喊大叫：“看哪，警察抓人啦！”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学生手持白旗一面，上书“徐国梁忠心卖国”字样 [ 徐国梁即上海警察厅厅长 ] ，当街演讲，警察劝阻不听，因阻碍交通之由，将之带到警察厅。骂人骂到警察头子头上了，这位在报人眼里十分凶恶的徐厅长也没有因为骂了他，把这位学生怎么样，随即释放。“该生还复自由后，仍与同学照旧进行演说”。26学生出来演讲，警察如果干涉，就非要警察带入警署，然后警察再给他们放出来，有被拘三、四次，“被释三、四次者”。27就这样，报纸还是满天报道，学生被捕，遭到*，云云。
跟在北京一样，上海也有被学生感动的军警。据《申报》报道，复旦大学的学生到警察厅周围演讲，“大讲段、徐、曹、陆等卖国之情形，警兵旁立倾听，非特不拘人，且多颔首称是。”28进入南洋公学的士兵，据说也在学生“告以大义”之后，“为之惶愧而去”。29上海的学生比起北京的同辈来，对付警察，还会调侃。据当时人讲，学生在送食物给自己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士兵在“荷枪守备”，遂将“特制馒头数百枚，以飨各士兵”，一边说着风凉话，说是感谢他们“帮同救国”，结果士兵“颊顿飞红，坚不肯受”。30
武汉的军警，也同样对学生缩手缩脚，也同样容易被感动。运动初起，因执行北京政府禁令，湖北督军王占元对于防堵学生相当卖力。这个滑头军阀，名列直系的长江三督，但却经常首鼠两端。由于段政府南征，很多部队要过境湖北，也不容他不听话。只是，对于在防堵中抓的学生，他却没有为难。据当时的报道，武汉私立政法学校的学生，因外出演讲，被逮至某团兵营，“后旋由该团三营营长贾万兴 [ 河南人 ] 出为接洽。略谓：诸位热心爱国无不感佩，敝营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滋事，奉令解散诸位之演讲而已，实非敢擅于逮捕。今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当呈报团长，转请督军送诸位回校。于是乃一面谕令护兵优礼招待，一面置酒备饭自陪畅叙。各学员等亦将联合会之宗旨及讲演之要义，逐一详告，饭后复令于楼上安置铺盖，请事憩息。各学员又复随时演讲，各军士多被感动，均各屏息倾听。至于各警署捕去之学生，虽云亦甚优待，然究不若该营长之特色云。”31
尽量不碰学生，似乎成了当政者的某种禁忌。手握参战军一个师的重兵，身为济南镇守使的马良，是回民，脾气火爆。作为段祺瑞爱将，他在五四运动中，自然要站在主公一边，即使出于报恩，也得表现一下。相对而言，由于济南作为五四运动由头的发生地，运动的火爆程度也非同一般，据当时人讲，在群众大会上，会议主席想要致辞，说得不对学生口味，都被哄下。与会的群众上街*，不仅砸了倾向政府的《昌言报》报社，而且把报社的经理和主编捆起来，前胸后背贴上卖国贼和汉奸字样，背插亡命旗游街示众，在这个过程中，主编和经理不断地挨打受折磨。到了这个地步，学生和市民还意犹未尽，径直将人押到省长公署，逼省长表态。32即便如此，马良的“表现”，也对学生没有多少办法，据说只打了两个学生的手板。33却找了一些回族市民的霉头，说是我自己抓自己人，别人总不好说什么。抓了几个领头的回民领袖，杀一儆百，杀了其中的三人，制造了五四运动中，最大一次*事件。这个事件，在山东督军张树元向北京的电报中，变成了“莠民假借学生名义”做的，干脆跟学生一点干系都没有了。34尽管如此，学生却没有因此而放过马良，山东和天津两地的学生一拨一拨地上北京请愿告状，声讨马良，造谣说马良主张中日合并，云云。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52页

1916年袁世凯复辟，1917年中国对德奥宣战，这说明袁世凯的中国依然还是处于中立的，只有在袁世凯下台后，段祺瑞作为亲日派上台后，中国才有了明确的表态，这种表态还含有借机训练嫡系军队的原因，所以不能排除日本怂恿了中国参与了一战，虽然这种参与只是名义上的，但这一参与恰巧顺应了大势，让中国成为了战胜国，可有名无实的战胜国，却依然不被列强放在眼里。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31页

“过了很多年之后，当事人的回忆，在台湾和海外的人，跟大陆的有很大的不同。在外面的人对于当时学生的暴力，多不以为然”，有趣的细节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页

广师社的书不乏热点，但是装帧、做工、纸张用料能扎实些吗，价格不能说定的便宜啊？至于文字，张鸣老师的文字质量永远的不会下降，但看来也很难给人惊喜了，虽然值得一读~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239页

北洋军阀时期的军人都没有理念，不知道为什么拿枪，所以战斗力约等于零。同时这也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军阀并不是多有实力。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页

五四的时候，学生闹事，烧了房子，打了人，而且是重伤，被打的章宗祥浑身受伤50多处。面对这样公然的违法行为，几十个带枪的警察在一旁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尽量不碰学生，是当政者的某种禁忌。
　　“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开枪打死请愿学生47人，伤200多人。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长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同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道：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
　　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于是不治而死。
　　段祺瑞，合肥人，人称“段合肥”。
　　以史为鉴，同样是执政者，几十年以后对待学生是什么态度？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页

历史浩瀚，如果有心有能力去捞估计或多或少总能捞到鱼。
花两三天读完本书，颇有趣味，颇有新意。
北洋集团、日本方面、学界等等方面在这段历史里如何互动前行，
各自又有怎样的立场，通过怎样的方式发挥作用，
透过大面上的原则和大义，底下又是如何想，内部又有怎样的斗争。
历史总是在方方面面的合力下发展，有必然也有偶然。
回到个体来看，从人而非神或魔鬼的角度分析每个人物的思想行为，更真实也更贴切。
所谓军阀，也有理想的部分，而总是站在正义这边的学生也不乏偏激的行为。
作为学术专著，整体逻辑、涉猎范围、资料详实等方面似有欠缺，
但作为历史读物，让人也能有所思有所感，开辟一点新天地。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213页

弱国无外交，所以晚清曾国藩、李鸿章都被骂为了卖国贼，但是历史是公正的，现在对于曾国藩的研究就是对其的认可，那么为什么五四期间的三个背着卖国贼罪名的曹、章、陆不得以正名呢？一是他们虽无卖国也没有什么大作为，所以背骂名也就背了，二一个则是五四的色彩问题。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67页

张勋复辟是在1917年6月，也正是这一事件将段祺瑞推向了人生的高潮。但是当时的段祺瑞没有嫡系部队，之后借助一战参战的名义和日本人的支持，段祺瑞才算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不知道这算是幸还是不幸，最悲哀的是嫡系军队并没有军人的思想，更像是雇佣军，没有传承，如何有战斗力？这也是就是军阀的通病，自黄埔建立后，中国的军队才算有了自己的思想。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36页 - 抵制日货的是是非非

作者描写的是1919年的五四，看着看着，我感觉到了2012的保卫钓鱼岛~
过了这么多年中国人还是抵制日货，焚烧日货，打砸日货，亲们，能不能升级下，总干同一件事，你们不腻味啊~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45页 - 悲惨制造

一场高调道德主义的群体政治运动，夹杂以种种似乎不那么光彩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谣言动员，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运动只要一起来，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就是所有参与者自觉或者说无意识的一种冲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有点让那样对这些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只要在类似的场合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22页 - 学生与军警

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这种委屈，不仅学生有，多数上层人士也有，甚至部分军头也难以无动于衷。普遍的委屈汇成爱国主义的洪流，在这个洪流面前，任何人都不敢公然对抗，尽管手里有枪，但绝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敢于自甘被人扣上买过的帽子。但在运动当口，只要有所举动，就会背上卖国的黑锅。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一个军头背上这样的黑锅，不仅意味着得罪了当地的绅民，而且意味着在日后可能的战争中，丧失了生存的合法性，在战前的电报站中，自己先失一局。因此，尽管北京当局特别想把运动压下去，但却始终不敢用强。运动不仅没有在各地军警的阻挡中消退，反而如火如荼地越卷越大，直到运动中人自家没了热情，才自然消退。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261页

“不仅不足于成事，而且赏罚不明。断然不可能在为他们火中取栗，南下两广，但掉头北上回家，暂时也不行，他要利用这个机会练兵扩军。”吴佩孚这时的选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有自己有了实力，才会有更多的话语权，某些时候挣得也就是这一口气。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66页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物，争议很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位尊而权不重，名高而实不符，人不微而言轻。”但换位思考，如果我们处在那样的环境中，身边都是拥有军队支持的军阀，每日朝不保夕，我们还会反对袁世凯，反对段祺瑞吗？这就是一种勇气。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7页

民族主义是个有魅力的东西，不仅军阀的政争，谁占了民族主义的制高点谁就胜利，就连后来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推行共产主义革命，民族主义也是契机和动力。
在中国，各种名义被借用，为的只是利益，正应了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64页

段祺瑞发现，每当他乐意遵守代议制的规矩时，办事无不障碍重重，什么也办不成；当他玩弄权术，操纵军人干政时，反倒要顺利的多。
这是每个时代，每个从政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但是在规矩之下，能够克服重重障碍而去争取成功的是政治家，而面对障碍选择权谋的，只能算作是政客而已。可悲的是中国多为政客，而少有政治家。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310页

避蒋介石而谈军阀，还是浅。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07页

北洋三杰龙虎狗，以前这段历史知之甚少，仅限课本所学，原来这么有意思阿~

《北洋裂变》的笔记-第128页

五四当中，学生对于国人的蛮横与对于外国人的忍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有大义者担心外交摩擦，但真实的情况呢？还是内外有别吧，这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根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