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裂变》书评

一本好看的浮世绘

就如有人评价这本书语言不够洗练，文笔啰嗦，难当大家之名，我在读此书时也发现有相同的问题。如开篇第一句——青岛，一个好美的海滨城市，就显得风范不足。而且自己阅书已三遍，还是感觉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不是特别晓畅，作者没有给我们很好解释，显得有些牵强。不过对于我这种民国史的初涉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仍然很大。正如作者所言。写书总是个遗憾的事。你写得太学术了，有板有眼，很多门外者逡巡不敢入，写得太过通俗，又容易招致部分有所待的看客不满。但是我很认同作者的观点就是写书就是要给大众看的，所以语言有些诙谐平实，这算得是作者对大部分读者的照拂。在我看来，这本书可以算是北洋裂变之始末的一册好看的浮世绘。史实多繁，笔锋难俱述，但是作者还是尽力将其时的各种或有趣或荒唐史实做了分析来阐述其缘由及影响。

客观

这本书越看越有意思。客观，公正的评价五四运动，而不是人云亦云。喜欢。2013.3.6评论很短吗？评论很短吗？评论很短吗？评论很短吗？评论很短吗？评论很短吗？评论很短吗？评论很短吗？评论很短吗？评论很短吗？

历史的真相并不神秘

看过张鸣的《北洋裂变》，最深的印象就是历史的真相并不神秘，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束都很自然，远没有我们以前所想象的或者说被想象的复杂，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后来的人对过去的历史赋予了太多额外的感情。忽然想起孔庆东在一篇博客里写的几句话“把孩子当大人管，把大人当孩子管，把简单的搞复杂，把复杂的搞简单。”，很有道理！

我们的热情哪里去了？

现在的制度和教育让我们只逞匹夫之勇，而不是团结反抗吗？今天我们不为别人说话，当明天和谐我们时同样没人站出来。青年的血性哪里去了？不是用在好勇斗狠，而是应该为了民主公平的社会努力…

那时的政府和学生都与现在不同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地方割据，中央软弱。以税收和执行力来看，政府能力低下。军队则愚昧，虽大权在握则散漫无能。反观大中专学生，无论是北大、南洋、清华、复旦，还是各地中学，能入学者必家资殷厚。所以那时的学生是有父辈的势力庇护的。军阀不肯镇压学生，也是不愿大批得罪地方豪绅。

绕不开的军阀

中国上世纪那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中国军阀割据，天下混沌之时。这些军阀主要产生于清末那些为能保住爱新觉罗们的江山而演练的新军，只是可叹的是这些所谓的新军不但没有成为皇权的忠实保卫者，反而在大清崩坏之时，成为墙倒众人推的主要势力。原本承袭于清朝旧式军队的拥兵自重、自立山头的基因，此时在这些新军体内更加深植顽固，并且变异繁衍成背叛与骑墙，并发展壮大，这种顽疾直到蒋介石时代依旧不能根除，无论机体多么强壮，内里始终是那个千疮百孔的旧灵魂，恐怕这也是这些军阀最终被时代彻底淘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本书提到的五四运动时期，军阀们正在中国土地上“纵横捭阖”，其对中国社会及历史的影响力，在当时看来，决不低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文人、学者和青年学生，甚至还要远远地超过后者，因为毕竟他们才是武力和实际权力的掌握者，所以发生在当时的那场运动，绝对绕不开这些军阀。之前，也看过许多关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书籍，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只是大多数书籍的对于那场运动的着眼点都集中在在运动中那些风头十足、引领潮流的文人、学者和学生们，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及在运动中的影响作用，在这些篇幅中军阀很少有机会路面，即使出现也大多作为一个历史背景或者引证的论据，作为主角的很少。前不久看过叶曙明写的《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回忆》，其中倒是主要提到的一位军阀——陈炯明，不过那也只是在书的最后部分，作者似乎认为陈炯明的失败是新文化运动在某些层面的终结。前面说过以当时的影响力而言，这么一场轰动天下的运动是绝对绕不开那些军阀的，而只是之前我读过一些书籍少有顾及罢了。而本书所叙述的五四运动，却将着眼点放在了这些军阀的身上，这也算是弥补了我的一个阅读空白。本书主要的叙述了五四前后，当时几位重要军阀的思想作为，比如：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等等，以及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军阀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各种反应，有些地方的确是我之前很难想到的。比如作者很独特地将五四运动这么一个带有爱国色彩的民族运动与其之前和之后的北洋军阀间的分裂联系在了一起，这场五四运动不单单是针对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而兴起的，更是对于之前北洋系执政时一系列卑躬屈膝的外交失败，尤其是对于日本的外交失败的总爆发。而北洋内部的矛盾也借此公开化，派系开始分明起来，比如直系和皖系，最终走向剑拔弩张地决裂。比如我没想到被后世传扬得凶神恶煞般的军阀会如此惧怕运动中的学生，书中许多地方都有叙述荷枪实弹的军警面对游行和演讲，甚至是打砸的学生是如何小心翼翼、畏首畏尾，甚至是无可奈何，有时被学生“欺负”上门，也只能忍气吞声。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这些军阀虽然难以摆脱旧式集权思想，但也毕竟接受过新思想洗礼，在涉及到一些大是大非面前还是能有所判断的，再者在民族大义面前，未必有人真的心甘情愿的卖国求荣，只是没有绝对的实力，想不妥协也难。所以当学生们举起爱国大旗时，谁又想或者敢于逆势而为呢？又比如书中一些叙述提到了军阀之间的政治战，在那个乱世之中似乎还有不错的氛围以利于言论自由，当时的众多学者皆是敢怒敢言，一干报刊也是敢针砭时弊，似乎还要比某些太平盛世下的学者来得有骨气。其实，这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当时的军阀割据，军阀之间军事实力的比拼总是有胜有负，这时谁能占领道德高地，适应舆论导向，谁就能在政治上压别人一头，这也就是为什么军阀开战前先要来一通点报战的原因。比如书中重点描写的吴佩孚就在五四当时很会利用当时的政治舆论，从而占领道德高地，为自己捞足资本，以便与皖系军阀决裂开战。而也正式这些军阀间互相的制约与牵制，为言论自由提供一些空间，当然这种空间往往也是军阀间政治战的需要，一旦政治不再需要或者有了另外的需要时，军阀也是说翻脸就翻脸的。

只缘身在此山中

现在时尚的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都带有一些翻案的做法。所谓翻案，就是过度美化原来被过度丑化的历史人物。没有独立的人格，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本书以晦涩的笔法，不但美化着段祺瑞等军阀，而且甚至美化着曹汝霖等历史上被定性为汉奸的人。不得不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凭着这种感觉，还是很能吸引人把原本不厚的书读完的。如果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如作者一样，自然会对本书推崇备至。但是，作者点出的实际问题，自己却忘记了回答，没有给出一个精彩的结论，一下子把这本书水平降低了3个档次。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和统一的国家，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壮大，这是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毛泽东都知道的。在统一的这个问题上，袁世凯、段祺瑞都没有做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做到了名义上的统一；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做到了99%而且到目前为止，已经延续了60年。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蒋介石都知道，要想统一中国，需要军队和财政的支持。而最后，反而是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共产党，领导着中国的农民做到了。共产党的伟大，不是因为成王败寇控制了舆论，而是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领导着农民获得政权的政党。作者越是抬高军阀们在人们心目的地位，就越是反衬共产党的伟大。因为，共产党没有破坏一个稳定的社会，把国家带到内忧外患的边缘，而是一个缔造者，统一了除台湾外的大部分国土，使国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阶段。无论能力和人品如何，治军的水平如何，对待学生运动的手段如何。军阀毕竟国内动乱的罪魁祸首。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不能使国家平稳统一，他们就是历史罪人。如何看一个人，就应该看他是否在他所处的位子上，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何种的贡献，而不在于看他在细微末节的地方体现出的所谓人性。

一本好书

那个敢和人民大学的院长叫板的教授，做起学问来，一点也不含糊。从小学的课本起，我们就知道五四。但那个被轰轰烈烈纪念的五四，和历史的真实其实有着很大很大的距离。当权者把持着阐释五四的话语权，借此以五四的继承者自居。因此，我们的语汇中，五四等于@@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等于新文化运动。五四关军阀什么事？其实，正如作者所言，五四大戏的幕后，有着斑驳的武人背影。而被历史遗忘的五四，其实有许多意味深长的东西。如书中的《第二幕：被遗忘的角落》中的“学生与军警”一节，说：士兵天然地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还在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们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书中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当时的军阀们，虽然不乏大坏蛋，但他们对于学生、教育、舆论、民主制度都保持了相当的礼敬。看完这一章，对照现实，特别感慨唏嘘。 因此，张鸣的这本书，虽然是谈五四，但其现实感是很强烈的。如第二幕中的“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叙述了当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参照两年前的大陆抵制家乐福的运动，虽然时代和具体情况完全不同，但一些人的思维竟然出奇的相似。第二幕中的“悲情制造“、第三幕中的“洋人下毒的魔咒”等节，建议当代的“民族主义者”可以看一看。是书也喜作翻案文章。如第三幕《五四运动好玩的零碎》中的“三个卖国贼”，替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翻案。五四的学生、当时的舆论、现在的历史课本都说他们是“卖国贼”。然而，作为学生，当然尽可以高调，尽可以理想主义；但作为官僚，曹章陆三人又必须委曲求全。因此，我们论事论人，必须有“同情”之心，不然就容易流于激切、迂阔。张鸣的这本书， 属于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语言一改学术著作的严肃之风，显得活泼、通俗。这有意为之的结果。张鸣在《写在前面的话》里说：“历史研究不比别的，要有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价值 。”的确，学术著作的语言，在不伤害到研究本身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通俗，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能看”。学术著作要通俗化、大众化，语言不能不通俗活泼。张鸣的著作不仅语言通俗活泼，内容颇具可读性。《第三幕：五四运动好玩的零碎》，抛开宏大的历史叙述，而着眼于侧面和花边。历史，不仅仅是大人物的叱咤风云、大事件的更迭演进；有时，从小人物的悲欢浮沉更容易体察到历史的冷暖变幻。“花界里的爱国运动”，说的是最底层的妓女怎样看待与被看待，参与与被参与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原来，从小女子不小心弄湿的裙裾，也可以感受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波澜。其实，学术著作要有更多的人看，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学术的选题要切中时代的脉博，符合大众的期待。五四对于科学、民主与自由的思考，五四提出的民族、富强、现代化的命题，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甚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显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虽是历史著作，但契合时代和读者对于重新认识和评价五四的需要。这样的著作其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因为，“为学术而学术”固然值得钦佩，但学术如果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却也是别一境界。此外，从学术研究的方法来说，是书也颇有价值。张鸣说：写完这本小书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或者说经验，千万不要认为什么领域已经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历史更是如此。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功夫捞，总能捞到点什么。今日的学术著作，弊在陈陈相因。学者之间常常议论说，没有题目做啦。其实，套用一句老话，学术并不缺乏题目，只是缺乏发现的眼光。——这句，用以自勉。

不那么腐败、不那么纯洁

张鸣先生观点一直是比较犀利，经常能说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在《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一书里他又有一些我之前并不知道的观点，这也可能是我并不经常关注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吧，有点孤陋寡闻导致的。不过张先生在前言里不住的说自己的写不出什么新东西了，这在我看来不准确事实上他写出的东西已经很新了，而且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上他并非初次涉入而是有了一定功底和看法的，从《辛亥：摇晃的中国》、《历史的空白处》等等著作就可见一二了。我是对历史相当感兴趣的，但晚清近代史却也不算内行，很多材料还没有读到、看到，很多看法也只是片面的没有宏观的考虑。因此，看到张鸣先生的这本著作毫不犹豫的买了，我很清楚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系教授，那么这本书或许有很多理论的、学术的东西，然而并不是这样。可以说整部书里没有归纳好的系统理论，只有很多注解算是学术性的表现吧，这使整部书变的简明轻快看这么一本书没有累的感觉却只有酣畅淋漓的体会。《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就是一本谈论北洋军阀、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书，北洋军阀中很多历史人物历来不被人所重视，可能因为那时国家太弱政治人物形象太坏导致的。不过读完这本书，我对以前的这种通例式的看法有了新的见解，并认为从比较真实的历史材料里才能找到真相，单单从一些大众化的介绍读物里不一定能得到真相。北洋军阀里的军人并非全部腐败透顶，很多形象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所用所破坏的，例如袁世凯并不想做“二十一条”的罪人，但弱国无外交的事实让那时的一些政客难以抉择；黎元洪并不是单单只为英美利益着想，很大程度上他也有自己对国家前途的考虑，从而做出自己的决策；段祺瑞并非从卖国角度出发开始的对日政策，他其实有一个“武力统一”的梦想等等。吴佩孚可以说是本书北洋军阀中着墨较多的一个，他的形象在我心中被张先生彻底颠覆了，不，只能说被一些史实所颠覆了，因为张鸣用的就是史实来论述、评论他的。一直以来，吴佩孚就是革命刽子手的代名词，随着一些史实的逐渐凸显，吴佩孚的形象也逐渐被修正，张鸣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吴佩孚在北洋时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号称“孚威将军”、“儒将”甚至“常胜将军”，要想在当时军阀林立的中国有这样的称谓没有能力是不可能的。书中对他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吴佩孚是秀才出身本身就为文人，这一点在其失败隐退后写出很多学术性的东西就能表现出来，在五四期间他基本上是支持学生的态度，尽管这与其功利主义指导思想相切合，但客观上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国外甚至认为他能够统一中国这也是他为什么能上《时代》封面的原因吧。此外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一贯以来的卖国名声在张鸣先生的分析论证下也被证伪，“亲日”不等同于“媚日”，这三人在一些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虽然起点是失败的，但在维护具体权益上尽了自己一定的努力。这些史料性论证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即北洋军阀、北洋政府并非那么腐败，依然有很多曾经腐败名声日盛的人坚持清廉、坚守底线，尽自己力量做着一些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五四运动及其带来的五四精神一直以来就是光辉无比的形象，很纯洁、很高尚。《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告诉我了一个另一种五四，五四运动原本是有组织的打着所谓“和平”的运动结果却是夹杂着暴力的运动，其中章宗祥这个所谓的“卖国贼”被打的一时间竟然丧失了意识。五四里的很多学生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什么，现在所谓的定论“五四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更是无稽之谈，那时占据学生思想的主要是民族主义带来的爱国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很多人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那些北京大学的教授。五四运动中学生看似很委屈，但在张鸣罗列的种种史料里来看并非那样，相反欺压学生的事情倒很少学生打砸抢的事情却频发。我认为运动里值得赞许的一点就是学生的执着，为了当时反对日本抵制日货的行动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很大，这一行动也真正起到了一些作用。同时也看到学生运动的茫然，有时就是愤青行为的集中表现，可以说这场运动没有真正让先进势力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相反在短时间内让某些军阀得利、利用，成为自己登上统治舞台的有效工具。我无意，我想张鸣也不想把五四运动的光辉形象变成一团乱象，只是可以说还五四运动一个本来面貌或者说把它拉下祭祀台才是目的吧。这本书不仅告诉了我们一些北洋军阀、五四运动的相关史实、真相，当然这一点是我买这本书的初衷，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了我们历史最重要的还是史料，如果缺少真实的史料那么历史可能是伪造的，其中真实也被隐藏起来。北洋军阀政府不那么腐败、五四运动不那么纯洁。

这是一段似乎被遗忘，但却影响深远的历史

在我眼里，这是一段极其重要、极富韵味的一段历史。可是，它却像被封印了一般，极少出现在文学或史学的宣扬当中。这本书没有形容谁是怎样的一个人，温和而有趣的叙述方式，从不同侧面剖析了那一段苍茫的历史，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袁世凯也许未必想卖国、曹汝霖也未必想签不平等合约，可是即便权器在握，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在国力的衰败之下，也没有力挽狂澜的勇气，孙中山不也需要联俄么？由此联想东北军之不抵抗，想想蒋介石也许也是不得已，衰败的北洋军即便打土匪都吃力，如何对抗日本关东军，30万东北军也许一击就溃，也许败军更将激发日本的侵略欲望，还将让东北沦为战地。不是为蒋介石开脱，蒋介石忘记了民族之争是根本利益的冲突，其实并没有退路，只是作为领导人，总会有些保守和不恰当的乐观。历史，不是一段段的，总是连续的，我们看了康熙、乾隆，看了八国联军，看了辛亥革命，看了中日抗战，可是如果断开了这段北洋史，应该是即不恰当的。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应该读一读北洋史。

秀才与新兵的遭遇

读完之后，可以确定一点就是作者在自己的序言中并没有太过夸大，这确实是一本不一样的五四史。我自己看过的其他关于五四的回忆、考证、评述以及议论之中确实绝大部分的笔墨都留给了学生。一场学生运动的五四，已经被无数的学者所仔细解读，也被几代的当政者赋予了崇高的历史意义。即使近些年来，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反思五四运动本身的激进主义倾向，要告别革命，其着眼点还是在于学生的行为本身。在这场运动中，当时当政的军阀在几乎所有的描述中都是以一种负面形象出现，而且都是一个被动地等待学生与市民申讨的对象。他们偶尔的反抗则是激起更强烈的舆论讨伐。我可以明白知识分子素来对弱者，对学生多同情与包容，对于军人与政客则是多讽刺与讥笑。可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是不是应该尽可能抛出自己的主观认识，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作为一个普通的阅读者，我们很多的时候容易将自己对于现实的认知带入到对于历史的理解中去。我想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发生对于过往的误解的原因。那个时代的中国士兵在多大的异议上可以称为兵，这是很可疑的一个问题。在现在军队制度刚刚建立的那些年里，所谓兵可能绝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村娃子，可能部分有点调皮有点坏，但是大部分还是颇带些乡土的淳朴。而那个时代的军阀，或者也是时代的新青年出生，颇有点理想主义与救过热情，或者原也是江湖好汉，带一丝江湖义气。其实多少也还是有些可爱的元素，并不是那么面目可憎。也许是成熟的现代社会，制服才开始给人以强势印象。而当我们需要重新去认知那个时代的时候，你的切身感受却误导了你。回望一个时代，我们需要放下的东西很多，需要重建的东西更多。

揭开历史的面纱，也不过是这样

以前学历史的时候，我总会在想一些看上去明显的错事，为什么总会有人做，比如说袁世凯称帝，再比如说汪精卫投靠日本，这是逆于人心与历史发展。每思及此，我那很容易忧国忧民的心就在那里一纠一纠地痛了。直到后来开始接触历史课本以外那些描述历史的资料，才开始逐渐明白过来历史原本面貌是什么。课本并没有一定说对历史有歪曲，只是这种只言片语的描写，以及带有倾向性的语言表达确实对人有诱导。当细化了历史背景，把行为放入历史大环境中，忽然明白这些选择所有的意义。所以读＜北洋裂变＞扭转了一些我曾有的错误看法，把五四运动拉下神坛位置进行审视，也让我一改对军阀的偏激看法。作为一个有挑拣强迫症的人，我不得不说作者的行文条理有点乱，特别是在后半段写军阀，分章不清，有些内容相似的描述同时出现在不同的章节里，读起来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畅销书还是历史研究

张鸣试图说明1） 五四的起因并非北洋政府卖国，而是国人对于巴黎和会期望过高！2）北洋军阀并未血腥镇压，而是官怕民军人怕学生3）五四运动中学生运动放大了斗争的残酷。而在历史研究方面，大陆强调了运动的暴力性，而海外则强调了当时运动的无序性。4） 五四运动之后，北洋军阀一代袁，段，曹，冯彻底下台，而第二代吴（佩孚）、冯（玉祥）等开始上台。5） 吴冯等所占领的是道德至高点（儒家和基督教），往返的电报秀突出了他们的光辉形象。我不是现代史的专家，整本书看起来很新鲜。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张鸣这本书中有那么多重复的句子和大致重复，作者看不出来，编辑也看不出来。难道是真的要混稿费？

就凭这些话，张鸣就值得尊敬，兼说《建党伟业》。

说实话，这本书虽然明显比《辛亥：摇晃的中国》水平高得多，大体上把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但是还够不上5星的水平，最多是4星级。我之所以给这本书打5星，是基于张鸣的敢说真话，敢于把五四运动拉下神坛圣坛。在当今社会中，这是难能可贵的。就凭张鸣在相当于前言的《写在前面的话》中的下列语言，他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是一位敢说实话的人。这本书也值得一看。“这样的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其实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当年新文学的健将，不是三缄其口，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在国民党的台湾，五四的地位很低，没什么纪念，但那里五四的新传统却还在。当然，五四之前的老传统，也在。”（摘自第6页）这本书中的五四运动和教科书中的五四运动在某些方面有些出入，谁是真实的历史？这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和发现，不管怎样，张鸣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正好今天我还是忍不住去电影院看了《建党伟业》，因为我对民国历史非常感兴趣，想亲眼看一看片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免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仅从电影的技术层面讲，说良心话，片子还是不错的，无论是场面场景还是摄影美工，都算是上乘之作。可是一部片子尤其是好片子，它的灵魂应该是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这正是本片所欠缺的。首先，本片和《建国大业》一样，历史事件繁杂，出场人物众多，整个片子就是一部流水账，甚至是某些观众所说的历史课件PPT，的确如此。影片没有一个所有剧情都为之服务的中心，也没有塑造出任何一个丰满的感人的人物形象，仅仅是走过场而已。非要矬子里拔将军的话，也就是陈独秀还能给人留下点印象，其余的看完后就忘得差不多了。其次，本片说到底还是一部献礼片，对某些事件或人物还是有拔高的嫌疑。虽然导演坚持“不懂的回家看历史，那就是历史”，但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仍然是众说纷纭，扑朔离迷。不说别的，就是五四运动一段，电影中的描述就和《北洋裂变》中描述的大相径庭。根据张鸣书中的描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政府和学生（包括毛泽东）对美国总统威尔逊非常有好感，认为他能主持公道。所以，北京学生在5月4日集会去美国大使馆请愿，因为5月4日是星期日，美国公使以及其他国家公使都外出游玩，学生们扑了空，才转向赵家楼去找曹汝霖算账，进而引发五四运动。军警刚开始没有进行镇压，最后学生们痛打章宗祥，事情闹大失控了，军警才出面干涉，逮捕了最后掉队的几十个学生。整个五四运动中，军警对学生们是非常客气和忍让的。只有一名学生因劳累过度身体羸弱而死亡，受伤的也不多。而影片中表现的可不是这样的。那应该信谁呢？再说点题外话，无论是书本还是电影中，那时的大学生真是忧国忧民，满腔热血，敢作敢当，争取权益，再看看今天之大学生，无语。还有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看到五四运动中的口号“誓死力争，还我青岛”，不由联想到当前的南海问题，真想也大声呼喊“誓死力争，还我南海”。问题是······

捞小鱼

（其实早写完了，一直没能通过审查。我觉得豆瓣过敏得太过了。）学者张鸣写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初衷是某家杂志编辑的恭维，“唯独你（张鸣）可以写个跟别人笔下不一样的五四来。”写东西怕撞车，内容雷同，说出花儿也没甚意思。所以关于五四，张鸣要捞点不一样的鱼，“下功夫捞，总能捞出点什么。”这其实也是书评的高标准，书评最好品出新东西，那种介绍完作者再介绍内容最后总结一把就万事大吉的评论，是糊弄人的。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精英的运动，有些孤芳自赏，只有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才成了气候。”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场爱国运动，如洪流势不可挡，中国脆弱的政治局面立刻被冲乱，很多政治力量借机而起。“中国最终走到今天，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但正如张鸣所言，五四运动将北洋军阀分裂的列车，扳上了快轨。而北洋军阀各派系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也饶有深意。张鸣不仅想弄清军阀与五四的关系，由此发掘的“小问题”，才是他真实意图，读者别被书名给骗了。火烧赵家楼和痛打章宗祥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乃至“谁先跳进曹家，谁先动手打人，都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一样，成为大家竞争的目标。”但当时就有人质疑运动中的暴力，比如北大讲师梁漱溟。张鸣借此深入研究了群众运动的特点，他阐述和发现的观点与问题，以往大多为人们忽视或回避。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群众运动，古今中外为何皆难以避免暴力化？舆论从中该扮演何种角色？运动的组织者和政府怎样才能有效沟通？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五四运动刚开始时，人们自然抱着两种心态，随身带着火柴火油，还有人想搞手枪，但没搞到。另一种持和平态度者如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不希望队伍转向曹家，结果这位很有威望的学生领袖挨了一拳。暴力先落到自家人身上了。“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暴力绝对是非常可能的选项，”那么和平时期呢？张鸣说，“为了制造悲情，动员更多的人参加，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除非中国真正进入成熟的民主体制。” 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抵货运动。张鸣详尽考察了抵制日货运动，在肯定其正面意义后，他问，“一般的国民，有无义务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牺牲？如果个人没有这个意愿，以暴力或强制的方式强迫他，这是否合理？”不这么做，全民性的抵制日货不可能贯彻下去，因为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主权不完整。若放在今天，该怎样？比如前些年抵制家乐福，里面有很多和当年一样，甚至不如当年的一些观点和行为。今天我们国力强盛，但有些东西，毕竟不是经济发达所必然带来的。在网上，经常看到人们关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掐架，那些极端的、逻辑混乱的各种主义者真的很令人担心。从长远计，民众思想观念的改变比GPD的年增长率还要重要。一场浩大的群众运动，必然泥沙俱下，必然带来诸多问题。五四洪流，并非淘尽，“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其实任何小鱼，有了展示自己的空间，就有可能变成大鱼，掀起出乎意料的波澜。我们研究历史，很多时候，尽顾着捞大鱼了。张鸣这本书中，有大鱼吸引我们，例如五四怎样影响了北洋各军阀巨鳄，军警和学生奇妙的关系，如何整合五四的思想事件与政治事件等等。也有小鱼，例如以“青楼救国会”为代表的“花界”的表现，据记载，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真是彻底地“抵制日货”。这是小事么？事情过去了近一个世纪，野夫在《尘世挽歌》中，讲了这么个事：小姐参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著名游行，警察训斥道，你一个小姐，不好好陪客人，凑什么热闹。小姐反驳，小姐不许爱国吗。张鸣说，自《桃花扇》以来，即使妓女并非爱国，文人也要制造出来，使运动添加一点桃色。其实这也是张鸣质疑运动中自由与人权之丧失的延续，军阀和五四的关系，反而不重要了。以往人们研究五四，关心思想文化、文学，围着北大那几个人物打主意。张鸣反其道行之，钻别人不屑的偏门，捞别人忽视的小鱼。就是这样捞，还有漏网的小鱼，张鸣说这其实是一本没写完的书，他是指帮会跟五四上海罢工的关系及帮会在近、现代史上的作用。这条所谓的小鱼，不花气力，绝对抓不到。中国历史何其大也，“千万不要认为什么领域已经被人研究完了。”读书也如此。上面所说的书中的几条小鱼，只是举例而已，大鱼或小鱼，就看你怎么捞了。

不忍心读完，不忍心读下去

我怀疑作者的着力点，其实在最后面的那些：学生运动中，整个社会，包括所谓的军阀政府，所谓的旧社会的警察，这些所谓的代表落后的国家机器，对于学生——或者更大一点说，对于知识分子的敬畏之心。越到后面越读不下去，因为你总会忍不住的讲那些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跟先如今做对比。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作者在着笔写这些的时候，眼前浮现的，必定会有那些年轻的先驱者们。壮怀激烈与现在的万马齐喑让人有种淡淡的忧桑。更令人悲伤，不忍往下读的，是那真个社会里面，对于读书人的，知识分子的包容。国家公权力，国家机器有所敬畏，尤其是对知识有所敬畏，总会让人觉得心里充满暖意。实际上，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就有这种传统。只是文革以来，一切都断了。总会忍不住心驰神往那些美妙的时候，而本来这些东西是理所应当的。只是历史开了个玩笑。不知道一片土地沙漠了，多长时间的孕育，才会重新长成从前独特的绿洲呢？

军阀也不敢对学生怎样

张鸣从被多数人网过的河流中捞到一条品种不同的鱼。他把北洋各路诸侯的分分合合放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大历史环境中观察，得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发现。他没有花笔墨在被加载在五四运动身上的“新文化运动”或者“白话文运动”上，而是就“五四”当天及前后时间发生的政治事件展开研究。最终发现，五四运动的发生，进一步激化了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挤开了派系纷争的裂缝，从而使得没有顺利舆论民情大势的第一代军阀如段祺瑞等退出历史舞台，也确立了第二代新兴军阀势力如吴佩孚、冯玉祥的历史地位。另有一点值得注意，那是对学生运动本身的细节考证，发现了“军阀怕学生”或者“执政者怕学生”的现象，最终导致事态扩大，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并且军阀的这种妥协在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中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情况在今时今日只能是存在想象之中。不过该书整体性不强，逻辑也稍显紊乱，看来看去好像总能发现重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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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历史读本

这本关于历史的书与之前看过的感觉很不一样。可能角度不同，可能选取的历史片段不同。总之感觉很有趣，没有之前看过的那些书那么枯燥。也许作者就是想标新立异。不管怎样，作者的目的达到了。

五四：另一张解读

五四刚过，读了张鸣写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刚读完作者的序言，就已经爱不释手了。一口气读完了，顿时觉得酣畅淋漓，好不痛快。书时图书馆的，广师大出版社的，装帧很精致，于是便有了收藏的冲动。直奔卓越，网购了一本，寄给常州的姐姐。为什么要寄给她，因为买书太多，愁着以后怎么运回去。我告诉她：买一本书给你，刚好带回家给我。姐姐说：什么内容？答：关于历史，关于五四。姐姐崩溃了，说我对历史不感兴趣。我很果断的说：你肯定感兴趣的，这不是教科书式的枯燥，是鲜活的历史，像读小说一样的好玩。电话快挂了，我说：卓越是货到付款的。姐姐恍然大悟：绕来绕去，就是要我买单啊！O(∩_∩)O哈哈~，好聪明的姐姐。且不说这本书的内容，说一个小插曲，去年新书发布后，广师大北京贝贝特在单向街举行新书沙龙，除主角张鸣外，还邀请了陈丹青、梁文道等人交流看法。互动环节，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个76岁的教历史的老先生，至情至性，对后辈的爱护令人动容，“陈先生是韩寒的朋友，我希望你爱护他，我希望你像过去北大校长一样，当这个孩子出了事的时候，你能豁出来去救他。” 历史是个好东西，古人说以史为鉴，读历史收获的是一种思想与智慧，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谈史色变”，因为太多介绍历史的书籍无意或有意的复杂化，学术化，让人难以有亲近之感。开篇的一段话已经让我感兴趣了：“民族主义是个有魅力的东西，不仅军阀的政争，谁占了民族主义的制高点谁就胜利，就连后来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推行共产主义革命，民族主义也是契机和动力。尽管在欧洲，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祖国的。可是在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 ”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喜欢这本书，或许是自己看到唐德刚写历史风格的影子，历史应该很有趣，而不是死板板故事的堆积。当年看唐德刚的《袁氏当国》，拍案叫绝，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袁世凯。这本书对我最大震撼是对我们平时宣传中五四的有一定的颠覆，作者用多个角度去看待那段历史。张鸣本来不打算研究这一块，因为研究五四的人太多了，大鱼都被捞完了。可是，当他涉入这块早已开垦多次的土地，他发现还是有很多大鱼可以捞。正如梁文道说的，我们一直把五四定义成文化运动、思想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诸如“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口号。但从来没有把它和政治史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从来没有考虑到军阀的政治斗争和五四的联系。这本书也看到张鸣尝试着为北洋军阀翻案，用考据的史料告诉我们不一样的军阀。正如开头所说，自己看进去时，把丰富有趣的历史当做了小说一样读的津津有味。看到“学生与军警”那一章，看到学生运动时，军警奉命阻挠，但是有军警被学生的演讲和行为感动，有这样的记载：“讲演一事愈干涉而学生愈热心。犹忆某日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畜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畜谋生存乎？’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不知为什么，当时看到这一段文字时，自己也感动的伏案而泣。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似乎也进入了那个时代，和那些热血儿女，在民族存亡之际，为争取国家主权，那份激昂与斗志，让我那一刻也热血沸腾。同时，也感慨那个时代的宽容，北洋政府的宽容，军警的宽容，便联想几十年后的那场风波，愤懑不已。我的感情让我为学生的勇敢激动着，欢呼着，为这场胜利而呐喊。但是张鸣的文字又带入一个理性的角度，分析整个运动的过程存在的问题。通过这本书知道了火烧赵家楼的受害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不幸的地方，作者在这里也为他们翻案。确实，他们不是什么汉奸，在官品人品上，他们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好榜样，最起码他们没有贪污。“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溢。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曹、章、陆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不幸的赶上了那个年代。五四那天，愤怒的学生进入赵家楼，没有发现曹汝霖，抓住章宗祥一顿痛打，甚至用旗杆铁棍打他的脑袋，后经诊断，全身各处挫伤兼脑震荡。学生被捕后，章宗祥差点被打死，躺在床上动不了，但托他的夫人保学生出来。连当时的北大名师梁漱溟都表示不满：“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五四的学生们，站在爱国与道德至上的制高点，精神可嘉，但做法确实欠妥，正如你敢想象如果今天，也有一群站在正义和爱国高度的学生冲进外交部长的家里，把他一顿毒打，差点致死是什么概念？五四很多行为至今也是应该反思反思。王老师总是告诫我们不要有暴戾之气。他的这句话在课上重复了很多次，没一次都像敲了一次警钟，让我多了很多反思，心情也会愉快很多。那个时代虽然身处乱世，军阀处于分裂之际，但对学生的宽容与爱护，学术的自由，大学的自由，是最让最让我很羡慕的地方。这本书可以说的地方太多太多，我总觉的，每一个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公民都应该一读，在历史的碎片中找到启发，在触摸历史的同时，进入五四。

真相原来有很多个

那段历史不是空白，只是模糊，正巧这本书有所帮助。1915年3月，日本趁欧洲一战正酣，提出二十一条：一要求中国承认日本抢占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二 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具有特权，日本人可以自由移民这些地区，中国政府在此地区有何任何涉外举措，必须实现与日本商议，上述地区需聘日本顾问；三 汉治萍公司中日合办，但由日本支配；四 中国所有港湾岛屿，不许让与和租借他国；五 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国军队要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和采买日本原料。中国将长江流域几条铁路干线的筑路权，许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任何涉外举措，要与日本商议等。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其政府签署以上除第五条条约。（但世人均认为其签的就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换个角度想，不签，拼死相搏，除了赢下一口气，还能得到什么？）1915年12月，袁世凯倒行逆施，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1916年3月，袁世凯撤消帝制。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冯国璋任副总统。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于北京。1916年--1919年，段祺瑞面对西南军阀，南方新军，主张武力统一。在无法与日对抗的情况下，接受西原贷款，武装旗下军阀。期间，多次与日签订密约，亲日派外交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陆宗舆助其与日方接触。五四运动，以上三人成为学生运动的攻击对象。（曹、章、陆三人被攻击着实冤枉，他们只是亲日却没有卖国，作为职业官僚他们不入地狱，谁入？再者曹晚年时面对日本人的争取，也没去丢掉晚节去当汉奸）1917年-1920年，第二代直系代表吴佩孚奉命打到湖南，因段祺瑞瞎眼，将湖南督军的位置给予张敬尧，令其对段府不满，故借机呼吁和平停止内战并利用此机招兵买马，与广西陆荣庭交好。因吴佩孚是前朝文人出身，具有高度的道德标准，是少数大力支持五四运动的军阀之一，视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也因此，吴佩孚曾经一度受苏俄的重视。（但其最后失败也因为其脑子里充斥儒家思想，不肯背叛曹锟，参与赤裸裸的贿选总统，导致其最终从舆论制高点的坠落。）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当然中国梦想取消自鸦片战争以来使自己沦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成为泡影。同行的梁启超将中国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传回国内，接到电报的林长民将内容发表，直接点燃五四运动。因之前段府的亲日作风，令其成为众矢之的。段的失败与他的瞎眼和用人不疑有莫大关系。幕僚徐书诤惹祸不断，借用西原贷款，使用金钱收买的老套路一手建起安福系，成立新国会，而把对新国会选举贡献出大力的研究系一脚踢开，这也为以后学界对段府的攻击埋下伏笔。小徐同学在未和老大通告一声的情况下，就将与段祺瑞同辈的陆建章枪杀。直接造成陆的内侄女婿冯玉祥与皖系的裂痕。同时段手下的一员猛将张敬尧，军队纪律极差。可就是这样一个个臭名远扬的幕僚却得到段百分之百的信赖与重用，可悲。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主张亲日的老军阀，在1928年国势恶劣时，拒绝与日本合作加入所谓的华北政府，爱国情怀可见一斑。另吴佩孚的文将白坚武作为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学堂学生，崇尚新文化运动，认可傅斯年之拒绝调和，全盘西化之说。同时也乐意接受当时流行的各色思想，并帮助开展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只是当总工会建立后经常罢工，造成京汉铁路时常中断，危及直系军事利益，中共才与吴佩孚交恶。而那硝烟四起的年代，蒋公还没有潇洒上台。

这书的确让人有点失望

之前看了《重说中国近代史》，觉得非常好，虽然还不能算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但是每个点都说得很清楚，并非胡扯闲篇。于是又兴冲冲买了他的另外几本书，如饥似渴地看完了这本《北洋裂变》，感觉比较失望。很多同样的内容，重复三四次出现在不同的章节，至少说明张鸣写这本书的态度并不认真，出版社也失职，没有起到提醒和建议的作用。全书文笔干涩，读起来很别扭，有些形容词张冠李戴，文字水平之低下令人诧异，照《重说中国近代史》差远了，让我怀疑这本书是不是学生代笔的啊。出版社的校对也不认真，很多病句、错别字，不知道是张鸣自己写错的呢还是出版社太马虎。我记得有一句是“不得不不断……”，这明显违背基本的阅读习惯，完全可以改为“必须不断”或者“不得不持续”。内容上一言以蔽之就是“隔靴搔痒”，一章一章看下去，总觉得快要说道点子上了，可是又总是抓不着痛处，直到看完也没明白这本书到底要说什么。但我还是给三颗星，毕竟人家是查阅了很多史料的，有下功夫在里面。张鸣没有批评者所指责的那么不堪，他的书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还是有一些养分的。

横看侧看

选取的角度不同，援引的事例不同，所谓历史，他就在那儿，所谓后人看前人的历史，则是后人的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写在书上的历史确实带有评价标准的，标准是什么？不同方面看历史，跳出了党国的史书，眼界宽广起来

所谓小鱼小虾

内容诸多重复，语言表述啰嗦，没有逻辑。OK，你想要拣出小鱼小虾说事，那也得真材实料啊。内容可以精简一半。另外，从本书中虽然理解了一些以往不知道的史实，但和期待的相差甚远。

武夫当国下的五四，裂变了武夫当国

北洋混战，二十余载，每每读诸多大家之作，确有掎挈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之感。武夫统治下，国之不国，早有定论，无论是南北朝时期的混乱，亦或是五代十国的纷争，莫不如此。然北洋军阀和古代割据势力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出自于同一系统，接受同一思想熏陶，因此即使北洋历史看似混杂不堪，实则有迹可循。关键之处，便是抛弃意识形态的宣传因素，从当时实际背景出发加以考证，方可揭开重重迷雾，得出历史真相。 谈及五四运动，这种治学思想显得尤其重要，五四运动作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点，刚好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转折点，这一点早已得到公认。然而五四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得以大加宣传的学生运动而留存在历史中，亦或者对于五四运动这一行为到底对于近代史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现今史学界，依然没有深入的探讨。追究到其根本原因，无非是史学界在研究学生运动的时候，大致上会和北洋军阀进行割裂，或者在社会大背景的研究下，忽略或者低估了当时北洋军阀的影响因素，从而无法深入。而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史学界令人惊讶地普遍忽略这一点的情况下，从这一角度切入，从而得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正如吴思在推荐此书中的话一样：“张鸣这一次，真的钓到了大鱼。”虽然论证比较稚嫩，然他这种观点在五四研究上的贡献，却是无比震撼的。五四运动的确可以作为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在五四运动的酝酿中，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很明显就是一个催生素。在一定的程度上，新文化运动对于五四的影响，其实并没有段祺瑞政府来得深刻。御用文人在描述段祺瑞政策的时候，都会用“段祺瑞政府是日本在华的代言人”来定义。然而，张鸣教授从西原借款开始进行论述，很大程度上，为段祺瑞和其政府人员（包括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做了翻案。从其论证的过程可以看出，虽然他自嘲自己是历史学的“门外汉”，但仍然比较严谨，在不具备大量的论据下仍能做到这样确实不易。首先他明确了这一定义，“亲日不代表叛国”，这是政治学的常识知识，但是却又是政治学极端化的一个极大的诱惑。五四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亲日和叛国所联系而引爆。但是需要了解的是，段祺瑞在西原借款的初衷，仅仅是单纯的利益选择，甚至夹杂了救国的因素在内。西原借款的一大特点，就是不需要抵押，这是和袁世凯时期的四国大借款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上这样的借款根本是无法得到，段祺瑞梦想武力统一全国，得到这一借款，不仅可以稳固政府，而且还可以形成自己的嫡系势力，最终才能统一全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经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如杨奎松所说，“他们爱的不是现在的国，而是梦想的国”。其次，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是否应该作为卖国贼出现，的确耐人寻味。此三人一直以来，受到的批判，是无比可怕的。然而，卖国这一帽子扣在他们身上，确实太重。张鸣教授认为三人在签订西原借款和中日密约的时候，其实只不过是段祺瑞意旨的执行者而已，事实上，在签订一系列对日条约的时候，三者都做过一系列的斗争，在小范围内改变过条约的内容。张鸣认为，这是传统清末外交官员的行为，也是弱国外交的必然行为，在日本强迫签订的前提下，尽量斡旋，以减少损失。三者在面对五四运动时的君子风度，说实话确实让一些暴力行为显得光芒顿减。五四运动在进行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暴力行为与否方面，出现了争端。当时以张国焘为首的激进学生主张暴力烧毁赵家楼，而像罗家伦、傅作义方面却停止了行动。五四运动在爱国上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在实施暴力行为上，却让很多当时的社会为之失望。梁漱溟当时就批评这样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学生不可以如此鲁莽。张鸣教授并没有对这样的行为加以评论，但是五四运动过于暴力，违反了学生运动的原则，是一大遗憾，。我认为，张鸣教授在谈论五四运动中，最为精妙的一段就是有关学生和军警的关系。从历史书上，我们都知道当时所谓军警对于学生运动的镇压，可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张鸣教授否定了这一说法，而且反而发现了“新大陆”，军警对于学生运动的支持。张鸣教授进行论证的时候追溯到了清朝末年，当时社会风气对于高知识分子的崇拜程度，是现代所无法想象的。军警一般情况下，都会以学生为自己的“长辈”所称呼。而在五四运动进行的过程中，无论是吴炳湘、李长泰、王怀庆、杨以德，还是底层的军警，都没有对学生进行后来其他学生运动一样的屠杀行为。这一点很值得留意，这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大背景下，社会舆论的自由和学生运动的大胆，体现出当时难得的言论自由。即使是国共两党都大肆批判的张敬尧，在湖南学生运动的时候，都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而同被称为“屠夫”的马良，更是对于山大学子的运动感到恐惧，最后只能通过杀害马良回族里的同胞泄愤（马良是回族人），即使如此，马良也被作为“屠夫”在历史上遗臭万年。历史永远只是胜利者的历史，由此可见一斑。张鸣教授在这本书上还有其他十分有趣的观点可以借鉴，比如说义和团运动对于学生运动的影响，研究系作为五四运动的开启者事实上只是为了对当时因为安福国会而结仇的段祺瑞政府进行攻击，以及吴佩孚对于这一运动表示支持的原因探究，都十分值得探讨。然而，不得不说，张鸣教授会有主观的推测而无法加以论证的现象存在。因此，每当和我的一些教授讲起张鸣的时候，他们都会对其表示质疑。还有一些史学常识的硬伤，比如说孙中山当时已经成为非常大总统的说法，可能是笔误，因为我暑期在广东咨议局实习的时候，分明知道孙中山是在1921年5月在广东咨议局出任非常大总统，而五四运动和段祺瑞执政时期，离1921年似乎远了一点吧；同时他在批评陶菊隐先生的观点的时候似乎有些不当，毕竟当时陶菊隐处于红色政权，这样的话语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不可过分研讨。陶菊隐的书重在史料而轻在史论，来新夏的书则与之相反，因此张鸣教授去批评陶菊隐的观点，似乎不当。此仅为本人观点。 能在研读北洋军阀历史中得到这本书，是我的荣幸。花了3晚熬夜读完后，顿时感觉轻松不少，遂作札记，感谢张鸣教授的这一巅峰之作。

此五四务五四

在一战正酣的1917年，欧洲国家忙于自保，在亚洲的剥夺也愈见微弱。而东洋日本，也闪速着明治维新带来的活力，甲午战争的胜利对其变革莫过于一次鼓励，且不说与沙俄一战，日本也因此确立了在列强中的地位，也因此胃口越来越大，窥视着华夏的大地流口水。在日本人当时的计划中，青岛一地山东一片，都是在亚洲称霸战略的重要一步。从1916年袁世凯的逝世，段祺瑞打与他的皖系帝国也在那时有了称霸的希望，也许在日本人看来，这就是发动亚洲战略的重要一步。段祺瑞在初期也无力称霸，而且需在袁世凯称帝后留下的阴影下执政，却是需要一定的魄力，所以他请了当年戊戌变法的梁启超与他的政治团队组建国会，这也许是挽回民心的重要举措。然而一切并不如他所愿望的那样，代议制的出现让他的权利一再削减，办起事情来也诸多不便，所以他的心腹徐树铮便开始控制选举，民主进一步倒退，用来贿赂的妓院却兴隆一时。接着又是一连串的政治动荡，先是因为对不对德宣战罢免段祺瑞，黎元洪请来清朝旧臣张勋也就是“五千鞭子军”，但黎元洪的错误决定使得出现张勋复辟这样的闹剧，也因为这件事情，日本人西原龟三通过曹汝霖提供了一大笔借款，使得段祺瑞夺回兵权，再次控制了局势。在我们的印象里，五四运动是一次挺单纯的学生工人的罢工运动，主角当然是学生，而这个可以说事当时的新群体为什么可以创造这样的事件，的确不是自发爱国那么简单。而在1919年那一不稳定的一年里，在我们今天看来，它的确存在着很多特殊意义，包括新文化，政治动向，世界趋势这些因素。似乎这是特别必要的运动，那时的陈独秀确是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就算在他当了中共第一任总书记的时候也不知道，李大钊用李守长之名写了许多关于马恩的思想著作，但似乎这些也难以和五四有很大的联系，如果文化不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我们看五四很多都有现今的政治引导，因此我们很难单纯的再看这件事情，如果是回到当初，用新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像如今非洲国家的动乱相像。而今天要说的这本《北洋裂变》就算是一部比较耐读的关于五四的历史作品。作者张鸣也有意的避开主旋律，不谈文化，转谈军阀与政治背景，然后再实际的讲述运动的一些具体情况，这也像是行驶了新闻的基本能力，然后当然有一些自己的评价。虽然都是以事件为章节，但也流畅淋漓一气呵成。关于文化上的五四财产，白话文便是一大代表。我们也很难相像，这本身是一群留学生的一场辩论，在康奈尔大学的湖面上，胡适与梅光迪的古文与白话文的争论，的确是不止“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一首最早的白话诗歌那么简单，五四的群情激奋将这场变革变为民族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胡适在最初就早早退出这场运动的原因，这是他没想到的，那一群文人也自觉自己闯了大祸，中国用了千年不衰的古文，也似乎在他们手上来了个翻天。可以说我们现在写的字既不是标准的汉语（那应该是繁体），文思也不是以前的思路，是一种还不足百年的新文体。在那个什么都向往新的年代，新青年，新世界，新思潮，那也是青年崇拜的最高峰。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开始，谄媚青年依然是一种病患，似乎把很大部分责任的归咎在文化上，胡适的大面积西化就是一种很好的实例。但讽刺的是也许是对症结的错误判断和对强化国力的急切愿望，把旧文化树立成了敌人，但打到后却也没有变强，还是要通过战争来解决。文化上的革新失败，也让陈独秀更相信托洛茨基的不断革 命论，而五四也让毛泽 东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但更新的是之后井冈山革 命时期，青年们许多是冲着共 产 党的可以自由恋爱去的，许多都是因为被逼急了，所以私奔顺带投入到革 命事业中，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而往后的革 命运动，树立一个具体敌人是必要的，因为这也许是革 命肯定要死人的理论由来。五四运动死了一个郭钦光，却是因为肺结核，然而这种敏感的死亡因为它参与了五四运动，被利用来激化学生情绪，开葬礼，封烈士，然后念赞歌，成为世界上因为肺结核死亡的最高荣誉者。也是为什么火烧赵家楼，拳打章宗祥的恶性事件能爆发的如此突然，大家的情绪都被激发到了极点。当然这件事除了北大的梁漱溟觉得不对以外，这被点燃了的民族情绪占据了道德的最高位，也因此军阀警察都不敢冒民族之大不韦对学生动手，学生也因此失却了理性。但这也不像是一时冲动的，因为怕被冠以像义和拳这样的暴力团伙一样的恶名，学生是严禁对外国人动手的，包括日本人。如果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的签字是因为这场运动，那么我总觉得按常理来说，段祺瑞政府也断不会让这一步，也许这只是一场锦上添花的运动罢了。虽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辩论精彩绝伦，标准的英文引经据典，把日本代表的口音严重的英语是甩了八条大街，但在那个森林法则的面前是太无力了。美国总统也许都有说谎的传统，包括克林顿的“I dont and Lewinsky XX 和奥巴马的“I have change ‘也许都是继承了当年威尔逊总统的美德，威尔逊总统不管在哪都表示要善待弱国，并且有支持中国的一些表态。也因此在五四中学生代表想到美国领事馆给领事长芮恩斯转交给总统的信，但那时芮恩斯却在旅行，因此学生更火了，大到点着了赵家楼。而在学生的示威人群在英美租界示威时却出现了冲突，英美警察开枪打死打伤9名学生，但却也了了草事，对自己人就不客气了，明明是不小心喷到别人的刺刀上，却诬赖说是有意刺之，使得中国军警扮演着很尴尬的角色。当然美国从来都没有帮中国的任何具体动作。就像教科书上说的，对英美的救助失望。五四运动当然也不能定性为一场闹剧。毕竟这场运动还是很明晰的，内忧外患不假。连当时的那些失 足妇女也加入到运动大潮中，革 命 党也有在妓 院开会的良好习惯。 这次运动很明显是为了讨伐的对象是章、曹、陆。但这对于外国人来说，包括亲日华的左派日本人中江丑吉，也留下了一个很坏的印象。就像发动918事件的主谋之一石原莞尔，先前对于中国有些许好感，有意识要帮助中国进入世界大国之列，注意是帮助，而不是又日本控制，也许这种想法在五四那么多年后的日本还是很单纯的，但石原自中国行后，发现中国人的种种劣迹和不团结之后，也因此不把自己和中国人同等看待，油然而生许多优越感。这或者也许日本军国主义不把中国人当人的原因？？历史是很玄妙的东西，我对小日本一向没好感，但这不能作为中心，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以邻国的身份与我们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事最密切的，大爱也因此生恨吧？不得而知。五四，我们都活在他的后果里。

简评

从政治斗争与权谋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中学生运动成功原因，而不是从文化这个过于空洞的角度去分析，值得一读。

北洋军阀并不都是恶魔

这是这是一本让你重新认识北洋军阀的书，对于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来说，打开了很多新的思路。北洋政府是晚清以来政治最开明的政府，虽然他们贿选、玩弄国会，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会在体制的圈子里打转，而不是真正的独裁，这一点从当时舆论对于战争的作用就可以看出来了。说到那个时期的军阀，段祺瑞——成也一战，败也一战，最不该的是没有识人之明，还要志气冲天的妄图武力统一南北；冯国璋——真的比黎元洪还窝囊，相对段祺瑞思想要保守的多；曹锟——成功完全是依靠吴佩孚，所以成功来的太容易，也不懂得珍惜；吴佩孚——在北洋军阀里算是能打仗的，但是生不逢时，跟的老曹也不给力，最后发现治国完全不是英雄主义，再能秀也脱不了败亡。不过总体来说北洋时期的军阀们还是有道德底线的，主要人物虽然有亲日、亲英美之分，但是卖国的真没有几个敢做的，这也是历史不能抹杀的。

读文献的间隙还是应该看些轻松读物

陆陆续续见缝插针看完的。好像看学术论文，我表示自己胸中没有丘壑，对这段历史也不是特别熟悉，军阀混战那部分，看的是一路混混沌沌；五四那一段觉得还挺有道理的，毕竟是群情激奋的时刻。可惜不引人入胜，罗列史实后也并没有抽丝剥茧得出结论。

一个历史外行人中的《军阀与五四》

为什么给这篇书评起这么个名字呢？因为我不是历史专业的。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想就我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来评论一下这本书，我想这本书的绝大多数读者都会是和我一样的非历史专业的朋友。我想告诉各位我对这本书的想法，让诸位对这本书有点认识。我已经看过了我之前的二十条书评，这些书评中有些是转载的他人的文字，这些文字的作者不是普通的读者，不是很客观。其他的文字过于简短，还不能概括这本书。下面开始对这本书的评论：这本书的作者张鸣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他是政治系的系主任，但也研究历史。同时，有必要介绍一下张鸣，张教授是半路出家研究现在的专业的，他原来学的是农业机械，在北大荒呆过。所以他的文字一向兼具草根与精英的双重特色。这本书所涉及的是五四这一段重要却晦涩的历史。五四按官方的说法是中国一段历史的开端，而作为有一点历史感的人都知道五四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段历史由于受到种种干扰一直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也有很多问题一直在有中国人的地方被争论着。如果你对官方的教科书上的五四历史不满足，你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出很多很多。这本书从很多个角度向读者介绍了五四这一历史事件，最主要的角度就是在五四前后军阀力量的消长，这也是这本书书名的由来。这本书没有教条一样的给五四中的事件下定论，而是试图给出一些作者认为的最为真实的历史片段。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说不了更多了，因为这超出我能力之外。但是还想给各位谈谈我对这本书所代表的一些时下历史类图书的问题的看法。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写给大众看的历史书，但却不是那种市场上常见的通俗读史的读物。现在市场上的那些通俗读史的图书，作者一般都不是专业的历史专业出身，都是和我一样的历史爱好者而已，所以这些书的内容的品质实在是不敢恭维。这类书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作者喜欢替历史人物思考，总是忽略历史事实而自己猜测历史人物是如何如何想的。而这本书的写作手法就是列出历史事实，力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由于我不是历史专业出身，所以我不知道其它书评中提到的这本书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属实，但是我认为作为一本写给大众看的历史书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三流学者的四流书

简评：张鸣写短篇许还勉为其难，写书就明显露怯了。这书也就是个文笔罗嗦章节混乱的小报娱乐记者水平，可能笔力还不如。【长春市图书馆藏号：K26147】据张鸣先生自己讲写五四是香港伯乐黎耀强先生力荐，暗示黎耀强先生对其见识与功力很推崇。我想，这本书会让黎耀强先生失望吧。坦白说，我个人觉得张鸣先生写写短篇或许还勉强，写书则明显超出了他的史识、笔力与资料掌控能力。别忘了，张鸣先生借以成名的非其学术能力。《北洋裂变》号称是以军阀视角来观察五四运动。军阀和五四运动倒是都有，例如第一第四幕写军阀，第二第三幕写五四运动，可二者的联系么，语焉不详。军警下跪求学生，妓女爱国的八卦写了不少，可与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其次，张鸣先生的文如其人，油且腻。所谓油，是说自从出了当年明月之后，很多文人都在模仿其幽默流畅且深入浅出的写作方式。可惜的是，一个读书不够的五零后模仿当年明月那种八零后写作方式结果必然是得不偿失，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P.20青岛，一个好美的海滨城市。事实上，在中国的北方，没有一个港口比它更优良，也没有一个城市比它更美。【可是，这座美丽的城市，曾经却是中国的一块心腹的隐疾，】一个碰不得的隐痛，一发作，举国为之震撼。从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就是青岛这块隐疾的一次大发作。这是本书的第一章的第一段，语言之匮乏与干涩，行文之罗嗦可见一斑。所谓腻，同一个内容反复在不同章节出现，有凑字嫌疑，例如直系与皖系的矛盾，军阀彼此的争端，徐树铮的飞扬跋扈，曹锟与曹锐的矛盾，吴佩孚的为人。每一幕说一遍，看得我这个气。国内的三流学者，也就这个水平吧。

既不翔实严谨，又不有趣

　　本书主要介绍了五四运动前后的民国史。如果是考证历史，却不详细和严谨；如果是通俗读物，却不有趣。结构有点乱，行文有点啰嗦，后面有的内容是重复前面的。读完之后，只知道讲了段祺瑞得到了日本的西原借款，北京的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前因后果，各地学生抵制日货，吴佩孚利用五四运动给自己造势。唯一的洞见是，作者提出五四运动政治成果最明显的特征是，运动过后，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高扬，自由却萎缩了。封面图片是北洋政府在太和殿前举行阅兵，纪念一战胜利。

军绅政权、派系斗争和学生运动——读《北洋裂变》

0. 本书的副标题是“军阀与五四”作者想要在书中分析“五四运动”和北洋系分裂的关系。整本书读下来，作者的观点是“五四”其实民间和政府内部对于段祺瑞的皖系政府的不满的总爆发。正如所有的历史问题一样，矛盾都是在不断积累。但是，在北洋系分裂的问题上，这些不断积累的矛盾实在是和五四运动没有半点关系。这书的切入点不错，但很难说这是一本极好的书，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确给人极大的思考空间。1. 后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的分裂局面身为北洋系的领头人物，袁世凯毫无疑问是个强权人物。作者在书中提到过，比起孙中山这个手中没有多少兵权的革命家，袁世凯这个手握重兵的军阀才是当时日本彻底殖民中国过程中最为头疼的障碍。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日本一方面对袁世凯威逼利诱，要求他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另一方面，孙中山的革命却得到了大量来自东京的资助和庇护。这种对中国的“政治对冲投资”，恰恰说明了日本政府当时的矛盾心理。袁世凯的称帝无疑是对历史进程的逆流而上的徒劳。但是书中提到，面对北洋系以及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渐渐的分崩离析，身为强人的袁世凯将称帝视为一个重整局势的机会。我想这种解释很可能是对袁世凯称帝行为的开脱，无论我们纠结于当时的国内形势还是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六君子”，其实袁氏自己对极致权利的妄想才是他称帝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他刚上大总统不久便修改宪法，将大总统的换届制度改为：继任者是由现任大总统指定三人，名单放于一石盒内，然后再交予议会，这明显就是帝制的演习，可见表面赞同共和的袁氏其内心称帝的想法一直就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如果说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领导人需要足够的政治头脑的话，那么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创始人则需要足够的胸怀和气魄了，在这一点上，袁氏显然还差的很远。在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之后，继任的实权人物段祺瑞想必也充分意识到了国内对民主共和的迫切需求，可以说当时的北洋政府虽然是个标准的军人政府，却对民主共和的理想有着空前的尊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后来军警对五四时期各个地区一系列的学生运动的镇压显得极其疲软。但继位之初，段祺瑞想要重整河山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不难想象此时资历与段祺瑞不相上下的直系冯国璋，不太可能很给身为皖系领袖的段祺瑞面子。此时虽然北洋系还在维持表面的和平，而各地的大小军阀尤其是非北洋系的西南军阀对于北京政府并不感冒。不过好在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逐渐趋于缓和，东京以提供巨额的“西原贷款”为契机，迅速缓和了中日的政府间关系。但出于“二十一条”的前车之鉴，民众毫不怀疑表面友善的“西原贷款”内部其实包藏祸心，进而怀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某种秘密卖国条款，这样一来，北洋政府的信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此时段祺瑞重新树立权威的举动是推动了直指广州孙中山革命政权的武力统一战争，而段氏发动这场战争的底气正是来自日本的贷款。不幸的是这场战争以吴佩孚和冯玉祥两位重要的前敌将领发表拒绝作战的“和平通电”而结束。吴佩孚身为一员北洋悍将，公然反对北洋政府的作战命令，这其实就已经是北洋系分裂的开始了。此时吴佩孚是曹锟手下的将领，吴佩孚敢于发“和平通电”，我们有理由猜测他已经得到了身处高层的曹锟的默许。这样一来，段祺瑞试图重振北洋系威信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北洋系的分裂其实已经不可避免，直到直皖战争爆发，北洋系彻底分崩离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政治规律，军队如果完全服从于个人必然会导致分裂和内乱，除非这个个人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代安史之乱之后的各地节度使，握有军权和财权的封疆大吏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和中央政府的和平关系，但这种中央政府无法控制的地区其实已经变成了独立王国，这样的独立王国的成立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已经离崩溃不远了。从北洋政府当时的情况分析，这种地方军阀一手遮天的情况，其实从当年清政府准许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团练湘军以打击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2. 派系斗争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派系斗争或者说“党争”其实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传统。有保守派和改良派的斗争比如宋朝时的王安石变法，有阉党和东学党的斗争比如明朝，北洋政府的派系斗争则更为明显和尖锐最后以致兵戈相见。派系的冲突和斗争必然会导致内耗，但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有圈子，没有一个政府可以保证自己的政府内部没有圈子和派系。派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派系斗争有时候也是必要的。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不断提到“文官集团”的概念。在中国封建政府中，这一庞大的官员团体正是由一个又一个不同大小不同位置的圈子和派系构成的，同乡是一个圈子，科考的“同年”也是一个圈子，还有师生关系、婚姻亲家关系等等，这些不同的圈子和派系有时候会因为追求不同的利益而陷于对立，有时候则因为有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敌人而重新组合。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派系之间和制衡和联合才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慢慢的却也不是那么稳定的向前发展。我们可以注意到，自宋朝以来，中原政权没有出现过哪怕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暴君”，可以想象这和封建统治制度——官僚制度的完善不无关系。很多时候，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不得不面对文官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压迫，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文官集团这种短暂的团结往往是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正是这种派系间不断的制衡和对抗，使得政权内部保持小心翼翼的平衡和稳定。这种现象在当代依然可以看到，比如澳门，澳门特首的候选人从来都只有一个人，这正是澳门政界在选举前内部各派别讨论妥协的结果，这样既会照顾到各派系的利益，又不至于走向分裂。再比如，二战之后日本的自民党作为执政党执政长达50余年，除了中间曾经短暂的下野之外，直到本世纪最近一次大选才输给民主党。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很多首相的产生正是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和妥协的结果，而这种斗争和妥协并没有拖慢日本在战后迅速腾飞的脚步。3. 学生运动的内在问题学生运动一个重大问题就在于没有明确的领导阶级和清晰的斗争纲领。这种没有领导的政治运动最终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走向自身的分裂；另一种是走向极端尤其是走向暴力，然后被政府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镇压下去。有意味的事实是，诉求“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五四运动却以最为暴力的“火烧赵家楼”开始。我迫切的想知道当时那些走上街头的学生是不是一开始就准备以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抑或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开始暴力活动？这种学生运动暴力化而且不可控的趋势正式由于没有明确领导和纲领才导致的。我们一年又一年的纪念以爱国主义为内核五四运动，但须知暴力化也是五四运动的显著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爱国主义永远都不能成为暴力活动的免罪金牌。这里我想到的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公然进攻别国使馆以及滥杀外国人和教徒的行为实在与野蛮人无异。徐中约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写道，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宣告之前的民族自强运动的彻底失败，中国的民族自信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正是成形于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事实上，自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内部再也没有一次主动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反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同盟国一员获得了胜利，而这种崇洋媚外的心态，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在集体至上的社会中，爱国主义是道德的制高点。中国政治斗争中经典套路就是上纲上线，通俗的解释就是“用对方无法承受的罪名使对方闭嘴”（引自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在这种社会中，最为恶毒的上纲上线正是称对方为“卖国贼”。回想最近发生在国内的反日游行，以爱国主义遮羞的砸日本车的暴力活动只能说明内心的脆弱，把日本车车主和日企员工称为卖国贼的行为只是盲目的疯狂。回到五四运动，陆宗舆、曹汝霖和章宗祥这三位亲日官员的确是无可挑剔的出气筒，但我们又不能因为驻日公使签订了某些条约就因此认定他是卖国贼。比如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国人都称之为“卖国”。实际上，在马关，李鸿章在谈判期间忍辱负重，甚至还挨了一个日本浪人的打，换了别人去谈，恐怕只能赔的更多。继续说1919年的五四，前面提到，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民主共和的理想以及对学生的尊重，最终导致军警在镇压五四运动的时候表现的扭扭捏捏，甚至出现了学生主动闹事请警察来抓，然后在警察局要求警察道歉的事情。根据这本《北洋裂变》中的引用，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有日后中共的早期创始人刘仁静和张国焘。而在上海，五四运动的阶级扩大化的趋势尤其明显，这场自山东发起的学生运动到了上海就已经演变成工人阶级的罢工。然而，上海的警察也大量接到了来自上级的要求保持克制和冷静的命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样一个会让社会活动家感觉如沐春风的时代：学生们上街游行，烧了政府大员的住宅。被警察抓起来之后，还有自己的校长和社会名流去保他们出来，有更多的阶级和职业的人们上街，要求释放这些学生。不遵守法制的学生遇到一个不遵守法律的政府，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将法制精神置于脑后。段祺瑞的政府最后罢免了那三位亲日派官员，并且释放了学生，但也使北京政府的威信跌到了极点，也为后来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买下了伏笔。学生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在问题是，仅仅依靠学生运动很难对政府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政府手中有国家机器，而学生只有热情和装满这热情的胸膛。从北洋政府甚至整个民国政府的历史来看，后袁世凯时期的段祺瑞政府似乎是对共和理想和学生运动最为尊重和克制的时期，直到后来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主北京，随即开始了对报人及进步人士的大规模逮捕和审判，中共的早起创始人李大钊正是这一时期被害的。从此中国的几乎每一次学生运动都伴随着大规模的逮捕和审判甚至杀害，至于后来“保卫领袖”和“领袖万岁”的口号一出，中国学人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最后想提的一点是，虽然学生运动往往没有明确的领导和组织，但学生运动的确直接的反应了民间的诉求，或者是政府内部某些派系的诉求，甚至可能直接得到了政府内部某些反对派的支持。比如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们旗帜鲜明的反对段祺瑞的皖系北洋政府，当时的直系领袖曹锟很可能暗中希望这场运动能充分的打击皖系政府的威信。彼时的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学生，而且不乏大量夸张甚至扭曲的报道，很难说这些报人是不是真的在维持自己独立的报道态度。再比如1976年4月，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一场纪念逝世的周恩来的集会变成了呼吁邓小平复出，甚至要求打倒“四人帮”的政治活动。彼时这次运动被定义成“反革命”，但由于国内政治局气氛的迅速变化，“四五运动”很快被平反。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群众运动的诉求不正是那些在“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诉求么？另外，观察1921之后的中国学生运动，无论是“五卅运动”还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都能看到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由此可见，那时的学生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和领导，和政治团体的结合也使得学生运动或者群众运动更加有力。PS：书写的的确不是特别精彩，但很引人思考。

历史、文化

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政治环境，让我们了解不一样的“五四运动”……其实很多的观点还是挺值得去思考的，所谓的历史经常是被粉饰过的，真相未必是多少人所人物的那般……

吴思：张鸣对“五四”干了些颠覆性的事情

吴思：张鸣对“五四”干了些颠覆性的事情 作者：吴思 文章来源：凤凰读书按：以下内容选自4月28日单向街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沙龙，嘉宾陈丹青、梁文道、吴思。吴思：这本书我全看了，我看得津津有味。张鸣说他这本书写完以后有一个感觉，捞到大鱼了。刚才你们听到他说很多谦虚的话，实际上他很自鸣得意。五四有那么多人搞，他原来认为这里已经没鱼可捞了，结果写完了他自我感觉是我捞到一条大鱼，他一点也不谦虚。但是我觉得他说得对，他确实捞到一条大鱼了。原来写五四，我也算是办历史杂志的，五四这方面的文章看得多了去，没有像他这么系统地梳理过。他这里面说到的事，零零碎碎的大概都知道一点。以前我们正宗地谈五四，很像是我们的表演，打扮得特漂亮，花架子。而真实的那个人不出现，五四再怎么漂亮你也觉得是体操，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不是历史的或者事物的真实展开。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动作背后是什么？不懂。看了张鸣这本书，他不是单方面写五四，这一盘棋把另一个人也写出来，那个人怎么下一手，这个人怎么下一手，还有日本那方面的。这是一场三个人的下棋，每个人走一手意图是什么，另外一个人怎么反应的，第三个人又怎么反应的，这是一场戏。所以看完这个之后，就是一场三国演义，至少是两个人精彩的博弈，一盘棋下得津津有味，不再是花架子单独的三人武术表演。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鸣这本书把五四复原成历史的原汁原味、重要的互动图景。的确，他捞到一条大鱼，原来军阀那条大鱼，那个重要的对手消失了，这盘棋就不好看了。现在出现了，整个这一池鱼就活了，里面有乌龟王八了，去追鱼吃，这就热闹起来了。这是我对这本书有好感的第一点。这本书有很多颠覆性说法，你们没有看，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颠覆性说法之一，比如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常规的说法，上海工人罢工了，商人罢市了，上海的军阀给北京打电报说罢工了。我们的标准解释，张鸣也这么讲，说标准解释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个很重要，而且这个密电说工人要罢工了，暗示罢课罢市都不重要，罢工令军阀感到危机。这个密电中本来要惩办国贼，要求把曹汝霖等都给撤了，军阀电报一过去，那边就撤了。所以官方的解释好象也说得通，怎么一提罢工军阀那边就怕了呢？张鸣的解释是另外一种，他的意思是，其实北洋军阀政府并不怕罢工，也不怕罢市，还不怕罢课，他们怕的是军阀内部自己的人都说话了，你不能不买他的帐。军阀内部的分裂是最可怕的，因为有枪、有人，占据着上海，他们说话不能不买帐，如果现在某个领导人出个政策，我觉得大家闹事不管用。比如说他自己的部下，某个大军区的人要求怎么怎么做，那个最高领导马上就会考虑，这才是最有分量的。张鸣说的这个解释合情合理，可是我们以前习惯的那个说法，让他这么一说，就觉得以前的习惯看法被颠覆了，但是张鸣这个说法拿出来显然更有说服力，至少我是觉得有说服力。还有一个颠覆性说法。这里有火烧赵家楼中的三个“卖国贼”，赵家楼就是该烧，因为那是曹汝霖的宅子，烧了还便宜了。里面还痛打章宗祥，也打的好，因为他是汉奸。还有一个没打着，可惜了。这三个卖国贼，看张鸣怎么给翻案的。他说这些人首当其冲，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势，实在是逃无可逃。不过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还是安分守己的。不仅安分守己，后来还有很多很好的表现。首先这几个人很清廉，不贪污。这已经不容易了，不贪污就是清官，很难得。另外你说他卖国，最后日本人进来，哄着、劝着请曹汝霖出来做官，实质是占领军的重点征服对象。可是他坚决拒绝，就是不出来。按照曹汝霖自己的说法，我亲日，但是不卖国。真是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就是不跟日本人合作。这是曹汝霖。还有挨打的、几乎半死的章宗祥。最后五四抓了那么多学生，章宗祥应该是出了一口恶气，可是章宗祥怎么表现的呢？章宗祥躺在床上动不了，托他的夫人保学生出来。这个大度让我们经历过那次学生运动的人看起来很惊讶，这不容易的。我不更具体的说了，总而言之这三个人在张鸣的说法里，在那个情景下被扣上卖国贼的头衔，虽然没法办，但是实际上这三个人无论人品还是操守，还是各方面，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并不是主观的卖国贼，也不是客观的卖国贼，在当时的情景之下还尽他们所能为中国争取了一点东西，具体怎么争取来的，你们可以自己看，我不细讲了。类似的颠覆还有很多，比如日本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客气的，日本应该是最大的敌人，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日本人小心翼翼，那个节制，比起英国和美国要出色的多，克制的多。反而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那个过程中，在租界屠杀中国人。这个事情一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欺负我们的只有日本，日本是欺负我们，但是英国可能更可恶。还有一个颠覆性，颠覆五四本身。他引用一个大家的说法，这个人叫周策纵，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我像你们那么大的时候就看他的书。他说五四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是一场西化运动。五四的反日运动不是针对日本人和一般的日本思想，而是针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张鸣详细考证当时民间怎么动员的，老百姓对日本人的仇恨怎么形成的，而且把这个和义和团做了比较。虽然当时的运动特别警惕不要走上义和团的仇外的路，但是在最基层老百姓的民间动员里面，手段和调动起来的情绪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不敢打外国人，却打自己人。这也跟义和团差不多，这又是他颠覆性的观点。我觉得这本书最精彩的还不是颠覆，我特别看重的是两条，第一，我们以前一直影影绰绰地知道，比如我知道梁漱溟曾经说五四运动有很多违法的事情。比如火烧人家的住宅，现在你闹事把外交部长的住宅烧了是什么样？会不会有警察出面？又把一个高官打了，连护着他的日本人也给打了。这都是很暴力的行为，不管是对内对外，都是不合适的。但是他把五四运动中暴力的行为做了一个整体的梳理，单讲这方面的问题。还有社会对这个事情的宽容，军阀、政府、民间对这个事情的宽容。这是我看到的五四运动的另外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在后来的运动中多次出现过，而且还有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再次出现。像这样的事情他不仅仅是写历史，不仅仅告诫我们总结什么经验，还告诫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是有效的，是更加妥当的，更赋予现实的。这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点。最后说我最欣赏的一点，张鸣在这里，他除了干一些颠覆性的事，做一些翻案文章之外，他总结提炼了一个东西，提炼的那一章叫《悲情制造》，他把五四运动，把任何一场群众运动，都总结出一个模式来，这个模式我至少经历过两次。在这里我又看到了一次，我还跟以前别的事情联想起来，我觉得他总结得很好。他总结得这个模式，总共分七步。第一步，任何一场群众运动都应该有一个悲情。比如说我是好人，但是我吃亏了，甚至于我被人打了，我死了，我牺牲了。这是一个悲情。好人受害，这是一个悲剧。或者是坏人，比如日本人，境外的什么鬼子，他们得势了，他们占便宜了，他们扬扬得意，这也是悲剧，总而言之不公平。这是第一步，要有悲情，没有悲情这个运动就闹不大，就没有民意的支持。我经历过两次都有这种事。第二步，有了悲情之后，这个悲情被夸张，夸张成一种危机，这样下去还料得吗？这个世界要崩溃了，中国要亡了。第三步，在具体的悲情发展的时候做动员，最好有葬礼，有人死掉，有追悼会，这样一下悲情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火上浇油，呼的就着起来。要开了追悼会，死了人，抬棺游行。我们都熟悉这些事，这些事情就闹大了，这是极好的动员方式。一说起第三步来我有丰富的联想。第四步，政府出面镇压，或者遏制，或者伤人。这就不是自己给自己互相激励、互相鼓舞，而是对方真的给你浇油了，而且这个油浇的，张鸣还有一个详细的计算，如果政府镇压，如果镇压的程度轻，这就是给悲情添加燃料，悲情就会燃烧成熊熊大火。如果镇压得重，真的把人惊到了，恐惧压倒了悲情，这个事可能被镇住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好，非常精辟。这是第四步，政府镇压的强度对悲情有两种影响。如果镇压得轻，学生还会挑衅，制造出那个悲剧来，去渲染那个悲剧来。第五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还会有一些，如赶上了节日，在运动持续的过程中有好利用的机会，也都会成为新的燃料。比如说双十节，人们就会说建国多少多少年了，可是我们的国家成了什么样子。这些纪念会又会成为新的燃料也添加进去。第六步，刚才说的就是一场戏剧，一场动员剧，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好人怎么在吃亏，坏人怎么在得势。而且坏人又得势了，又发威了，好人又受打击了。就在这个戏剧不断往前走的时候，第六个手段出来了，真会上戏剧，比如演话剧，演街头剧，全面文艺动员手段都出来了，使真剧和假剧，活剧和街头剧融为一体，这个运动愈演愈烈。第七步，刚才所说的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在传播之中发酵、扩大，甚至变成留言，变成谣言，造成谣言来夸大这个悲剧，夸大剧情，夸大冲突，使这个运动迅速走上高潮。这就是张鸣总结的群众运动的一种逻辑，用他的话说：这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只要运动一起来，一闹运动了，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与，所有的参加者都会自觉的或者无意识的在冲动之中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运动的逻辑，不管是演戏、制造问题还是发布流言。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是类似的场合，只要出现这样的情景，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我觉得张鸣的说法非常精彩。这些东西，这个模式，我相信在你们的有生之年，包括我们50多岁的人都有可能会见到，这样的事情，这么理性、清楚的认识，不仅仅是写历史了，对现实社会，对今天指导我们的行动，都是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话说回来，什么是历史？有一个著名的年鉴学派的大家布罗代尔，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历史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带着今天的问题去向历史请教，然后得出一个答卷。张鸣就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带着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之一就是，比如我们都习惯了，觉得北洋军阀不开枪是正常的，北洋军阀不镇压学生是正常的。我们一直觉得怎么会镇压学生呢？为什么军阀不开枪，他们枪杆子掌握的很多，就在手里呀！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带着今天的问题去请教历史。同时，还得出了非常精彩的答案，表明了学生方面、军阀方面是怎么计算和考虑的，而这一切计算，我们知道只要中国社会的核心结构、深层结构不变，这些计算就会一次一次出现，这些模式会一遍一遍上演。所以我觉得像张鸣说的，除非中国进入真正的民主体制，要不然这个逻辑不会改。大家看看，可能也会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同时也加深对于今天和未来的把握。

五四是一道思考题

五四运动似乎早已盖棺论定，它不仅被定性为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奠基之始，而且连中共党史也一律从这一事件开始写起。“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它就不断被述说，几乎所有史料，甚至每个细节，都被罗掘俱穷了。”作家叶曙明如此感慨。其实，五四运动仍然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它不是一个带句号的结论，而是一道带问号的思考题。这个思考题的诱人之处，在于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历史学家周策纵曾经对“五四运动”做如下定义：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还有“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遗憾的是，正如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所指出的，“中国话语界长久以来对五四运动存在着三种单一化的解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史叙事、不加批判地套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史分析、以及以捍卫国学的名义否定五四批判精神的遗老遗少式的悲剧式论调”。可以说，单一化的解读把五四弄得面目全非、迷雾重重。以当代人的眼光和思想来阐释五四，从中汲取更有益的民族思想资源，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张鸣教授的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就是这样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象叶曙明所说的那样，张鸣起初也以为“五四跟太平天国一样，下手的人太多，大鱼早都捞没了”，后来在编辑的鼓动下才涉足五四，却发现“还是有空子可钻，有鱼可捞的”。《北洋裂变》无疑就是他“捞”到的一条“大鱼”。 是面对五四这道思考题，交出的一份优秀答卷。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其政治关系如何？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与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有哪些形形色色的表演？这些是《北洋裂变》想要探究和厘清的主要内容。张鸣采取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态度，深挖纷纭的历史史料，打捞了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历史细节，以审视北洋时代的新视角，梳理了五四运动的过程，还原了那段历史的生动场景。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有规范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以至于作者“有时候一个史料好几天甚至几个月都弄不下来”。这也是一本雅俗共赏、饶有趣味的通俗历史读物，用散文的笔法写历史，一个事一个事地写下来，汪洋恣肆，夹叙夹议，引人入胜。这些都是张鸣历史著作，特别是历史随笔的鲜明特色。在张鸣看来，五四运动的发生，国人委实有点身不由己。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面，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因此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更是推了一把，使西化和激进成为五四之后中国政局的主基调。这是《北洋裂变》的主线索，也是本书的魅力所在。书中有很多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比如，五四运动中，“妓院成了政治沙龙，保皇党、革命党、学生都在这商量颠覆天下的大计，受五四裹挟，妓女们不得不高调议论时政，否则就会门庭冷落”。张鸣在《花界里的爱国运动》那篇文章中有更详细的叙述，比如上海名妓的《敬告花界同胞书》呼吁挽救学生，“不达目的，甘坐待毙”，青楼救国团宣称“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

军阀版块轮动下的社会运动

“北洋裂变”同“军阀与五四”，主题与副题可以互换，互为因果，这一切今生前世，皆因民国是一个巨大的母题。今天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共享，很多现代史的人物，开始以一种客观的面目重现世人。旧时代的军阀，人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开始告别一面倒的恶浊形象。军阀时代在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出现，并非毫无历史的积极。那些新旧军阀，也并非彻底的历史前行的绊脚之物。鲁迅曾经说，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能对稳定统治最有利。袁后来在杨度等立宪人士的鼓惑下复辟称帝，为自己埋下了万劫不复的结局。这世人皆知的开历史倒车之人物，其前传却也有“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的客观事实。这本《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追溯的民国，即从“二十一条”以后，袁世凯倒台、谢世，段祺瑞获得政权实质控制，一直讲到吴佩孚风生水起。如果我们细数这段历史，会发现它的时间范畴并不长，但其中的社会潮流之变数却复杂多端，叫人无法简单归拢。世人皆曰，段祺瑞鼎盛时期的几件大事，即一、再造共和；二、试图武力统一南北，出兵湘粤；三、直皖战争。而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程的五四运动即发生在南北会战与直皖战争之间，据张鸣先生的讲法，即湖南的“驱张（敬尧）”为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子运动，“驱张”之声铺天盖地之后，吴佩孚带头撤兵，直皖两派系之间的第一道裂痕由此而起。五四运动不但是之前军阀板块互相碰撞影响于社会的结果，而且也是直接造成后来直皖战争，安福系烟消云散，国民政府出现的原因。在军阀割据的民国史叙事中，五四运动像一个定格的场景，倏忽而至，转瞬已逝。这场运动爆发的深刻社会心理，即“二十一条”中的建议条款被误会为全部接受，西元借款被民众一直疑为执政者同日方媾和，出卖国家主权，段祺瑞政府开始在南北发动战争，交战地民生状况进一步恶化。青岛的问题一经明朗化瞬间就将所有过度压抑的民族主义、爱国本能、亡国恐惧和社会不平诸多情绪一起激发出来。五四在这段历史中并不是决定事件，但它在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却被本书很好的讲明白了。然而，在大的史家叙事线条之下，还有很多细节值得玩味。“温和的罗家伦到了赵家楼感到很奇怪，怎么有人会带着‘自来火’（火柴）呢？后来才明白，原来来的这些人早有预谋。作为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倒是不希望队伍转向曹家，可是，这位新潮社的头儿，在北大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威望的学生领袖人物，此时的话却根本没有人要听，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发泄的出口。”（参见本书126页）——这是必然性；五四运动延续几个月的罢课、罢市、游行、请愿、上街演讲，除了火烧赵家楼之外，大抵是和平的。当日美国公使芮恩施不在使馆，其余巴黎和会五强的其他几国，使馆对学生一概拒不接待，学生们失望，于是转向赵家楼。这是偶然性。历史即必然和偶然的同一作用结果。张鸣对运动进程的叙事和不同方面的补充分析，充分显示出这一点来。如果对张鸣以前的著作有过留意，不难发现，他并不是偶然的“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而是出于五四运动在军阀年代的历史位置，而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新旧军阀的研究，对“武夫当权”时代的关注，是他一直以来的课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本新书中谈到了某些很深刻的东西。比如在谈到段祺瑞重建国会时（一说为“国会复会”）他说：“当时中国政局便是如此奇怪，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张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近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中国传统的阴谋权术。段祺瑞发现，每当他乐意遵守代议制的规矩时，办事无不障碍重重，什么也办不成，当他玩弄权术，操纵军人干政的时候，反倒要顺利得多。”（参见本书64页）对于读者来说，这样的分析确实有一种历史的真实感，因其矛盾，相对真实，在后来的章节里，他又谈到这个问题：“……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在整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间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行进的。袁世凯的帝制，原本无非是力图解决辛亥以来的政体骤变、致变乱相的一种努力，增强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削弱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地方势力坐大，积重难返的情势下，反而成了导致自己脆败的由头。因为这种帝制自为的做法，严重违背进化的道理，成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然而，政治强人袁世凯的挣扎及脆败，却进一步强化了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些武夫，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当家武人，他们对民主政体尚有幻想。因此，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为。（参见本书107页）”这是在复杂的局面中透露出的一线积极。从张鸣先生的分析之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时代的起身离去，所有人都拒绝它再度归来的蛛丝马迹。谁说这不是辛亥革命的实绩呢。谁做了历史倒退的事，就失掉了道德上的基本立足点。而一个武人出身的执政者，会如此忌惮自己的合法性和社会形象，如果我们将眼界放在那个年代来看，确实是亘古未有的事。如若想解释这个现象，除了西学东渐，民主新风的沐浴，究其内涵，是模模糊糊对国家的感情，——或许是迷信，但希望它好起来。强调进化论和共和观念对时人的影响，是张鸣的民国军阀研究有别于人的视角。联系到他一直在书中强调的那一批“新式军人”的天命意识，试图恢复他们历史局限下“当世人杰”的本来面貌，比起更加荒谬腐朽的旧时代和旧人物，或许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的些许进步？2010-5-19《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早期的军阀，也不都是“坏人”

写的还是很流畅清晰的，有一些细节也比较好玩，给这段历史回顾以另外一个视角，有的内容有所重复，应该可以删减两成的文字量

张鸣陈丹青梁文道吴思谈“五四与军阀”

五四与军阀张鸣、陈丹青、梁文道、吴思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费时五年的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打捞了以往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五四史实，提出了审视北洋时代的新视角。4月28日，广师大北京贝贝特在单向街举行新书沙龙，除主角张鸣外，还邀请了陈丹青、梁文道、吴思。此次活动，从晚7点到10点，现场聚满读者，有不少读者中午就赶过来，只为到时有个座位可以零距离听讲、交流。四个男人一台戏，与读者的交流互动围绕“五四与军阀”及延伸话题，其中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梁文道吴思吆喝，张鸣纠结回望五四，其中“德先生”与“赛先生”最为熟悉和响亮，“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在今天的大陆，它被当成一场反帝爱国运动，那么，真实的五四到底是怎样的呢？梁文道回忆，在他小时候的台湾，把它说成新青年运动，也有人说是一场文化运动、思想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诸如“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口号，总而言之，“除了讲爱国这一面之外，平常讲五四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上的一个脉络来看。”而关于那段时期的政治局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以在很多谈民主史或者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书上也找得到，很少想到要把政治人物和运动联系起来。现任《炎黄春秋》主编吴思，谈到自己五四方面零零碎碎的文章看得很多，但没有像张鸣这么系统地梳理，认为张鸣确如其在序言中所说的“捞到大鱼了”。“以前我们正宗地谈五四，很像是我们的表演，打扮得特漂亮，花架子。而真实的那个人不出现，五四再怎么漂亮你也觉得是体操，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不是历史的或者事物的真实展开。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动作背后是什么？不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鸣这本书把五四复原成历史的原汁原味、重要的互动图景，“整个这一池鱼就活了，里面有乌龟王八了，去追鱼吃，这就热闹起来了。”在调侃张鸣“爱写时事评论，跟我们抢饭碗”后，梁文道继续卖力吆喝，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说张鸣写史的方法像唐德刚，“那个方法是用一些杂文、散文的笔录来写历史，而不是一个我们心目中很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集。当然他的注释、参考书目这种规范完全讲究，有理有据。但是他的写法风格、文笔是一个很恣肆汪洋的、带评夹叙的文集，非常好非常好。”老实厚道的张鸣也“害羞”起来，说在座的读者千万不要听梁文道，被一忽悠就买了。谈到写这本书的初衷和经历，张鸣说自己有很多纠结之处，“我写这本书确实不容易，在中国其实做点学问挺不容易的，尤其你想做点跟人不一样的学问有很多难度，资料也不好找，又没有什么助手，自己什么都要做，有时候一个史料好几天甚至几个月都弄不下来。”作品虽然出来了，但还是有诸多不满意和遗憾之处，“但是也只能这样，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二）张鸣：应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分开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宣扬人权，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怎么从家庭中跑出来，怎么逃婚，怎么抗拒父母的严命，像鲁迅先《子君》里讲的，他们在走，他们在学“玩偶世家的娜拉”，英雄主义很流行。但是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的个人自由不见了，每个人都把自己跟自己的民族放在一起，而且为了所谓“爱国”就可以无限制地限制个人的自由。凡是不抵制日货的，他们就视为汉奸；凡是卖日货的，那更是大汉奸，把他们抓起来，捆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对此，张鸣认为应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区分开来。那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会不会发生呢？张鸣认为，只要当时人们认为国要完了，中国到了危险时刻，学生自会上来。个性与自由在五四运动被轻易瓦解，对此，张鸣反思：像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今天还是会有的。我们到底在这样的时候，要不要坚持个人自由，要不要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权利跟民族、国家多少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比如反过来说，可能任何国家都会暂时的放弃个人自由。其实有的时候没有这回事，是提前渲染出来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还会这样。而且不仅仅自己放弃自由，还会去侵犯别人的权利，以爱国的名义去侵犯。我觉得好多历史都在重演，最后的工作不解决的话，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爱，我们怎么爱国？我们很难想象不爱自己生命、不爱别人生命、空泛地爱一个抽象的国家。这样的爱国主义是很可怕的。（三）吴思：火烧赵家楼中的“卖国贼”巴黎和会，国人寄予重望，但没想到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把山东拱手让给日本，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1919年5月4日，在跟外国人请愿没有找到主儿，又受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兵一肚子气，恰好，一些激进分子事先有准备，去往赵家楼曹宅。找不到曹汝霖，抓住章宗祥一顿痛打，甚至用旗杆铁棍打他的脑袋，后经诊断，全身各处挫伤兼脑震荡。当时身为北大讲师的梁漱溟发文表示异议：“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学生被捕，章宗祥躺在床上动不了，托他的夫人保学生出来。张鸣认为，曹汝霖、章宗详、陆宗舆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势，在当时的情景下，实在是逃无可逃。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还是安分守己的。不仅安分守己，后来还有很多很好的表现。抗战时期，他们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出来担任伪职。按照曹汝霖自己的说法，我亲日，但是不卖国，真是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就是不跟日本人合作。曹汝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了一些好事，帮人挡了好些事。有人被捕，找到他，也能捞出来。“这几个人很清廉，不贪污。这已经不容易了，不贪污就是清官，很难得。”“这三个人无论人品还是操守，还是各方面，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并不是主观的卖国贼，也不是客观的卖国贼，在当时的情景之下还尽他们所能为中国争取了一点东西。”吴思说道。（四）梁文道：为什么军警不愿意或不敢对学生动手？对于学生被捕，张鸣指出，不是因为“爱国游行”，而是放火打人。学生的被捕，激起全国的连锁反应。有学生甚至有意闹得激烈些，希望军警逮捕或严惩自己，以把事情闹大，引起关注。但军警及其手下，不愿意或不敢对学生动手，为什么？梁文道在读了张鸣的书后，讲述了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点：第一，强烈的集体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绪。如果学生打着这个旗号出来，你谁敢对他动手呢？第二，对学生动手本身是很反动的，当时包括军阀，尤其北洋集团里面并不乏新式教育的人，哪怕是段祺瑞，他脑子里面想的都是议会、代议政治，有议阁、民选，绝对要好过过去的君主统治。这种相信民主，相信进步，是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整个国家共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大家都相信这套的时候，如果有人对学生动手，对民主力量动手，对爱国力量动手的话，那么你就完蛋了，等于你自决于人民了。概而言之，当时北洋政府不敢对学生动粗，“碍于体制，也碍于学生运动中高调的爱国主义，加上中国人对于学生闹事的优容传统。”吴佩孚、胡景冀等军阀，不但未逮捕学生，相反，对学生运动抱有好感乃至声援。对此，张鸣评价道：这些军阀“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他们个人的思想基础是传统的，但在民族主义方面，却很容易跟五四青年走到一起，尤其是在跟皖系发生利益的激烈冲突之际，对‘卖国政府’的义愤，很容易使两种性质的民族主义，在爱国的旗帜下汇成一条河流。”（五）集体遗忘与记忆守护互动环节，踊跃交流。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个76岁的教历史的老先生，至情至性，敢于反思自己的人生，对后辈的爱护令人动容，“陈先生是韩寒的朋友，我希望你爱护他，我希望你像过去北大校长一样，当这个孩子出了事的时候，你能豁出来去救他。”有读者问及，在集体遗忘的年代，我们真正能够介入历史吗？我们守得住历史吗？我们这一代人的下一代，捧着历史课本走进学堂的时候，能拿到真正的历史教科书吗？陈丹青：太好的一个问题。有你在这里提问题我就很高兴。当然不可能所有年轻人都知道、都在乎，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就是跟诸位一样，就是在十八九在到二十四五岁之间。为了国难，为了民族，是一群像现在诸位年龄的男孩、女孩在天安门上声嘶力竭之类的。我不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至于说到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的历史，大家其实都在忘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可能就靠这个才能混到今天。中国是一个承受力特别强的国家，这承受力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该记住的记住，该忘掉的赶紧忘掉，赶紧往前走。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像波兰人、像东欧人、像德国人那样对待记忆。我不想一竿子说清楚像西欧那样好还是像中国那样好。我只是想知道为了遗忘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这个代价是很真实的，包括很多很年轻的生命在马路上被打死了。这个代价可能还会有。但是没关系，中国永远会混下去，只要活着永远会混下去。我们跟西方人不一样的。我永远不相信中国有一天会像西方人那样那么重视记忆，总是追问到底怎么回事。我想不会的，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决定于你属于中国人里的哪一种人。（节选）

军阀并不像历史描绘的十恶不赦

如果历史只是史料的堆积那么做历史研究的顶多能算史料的搬运工，张鸣的书诙谐有趣行文流畅。历史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写，书写出来是供大众阅读的，嫌张老师的书太通俗那你去读文言文把。文学是历史还是有区别的张老师的书贵在重史料不轻文学，这样读起来非常流畅。

另一个视角看五四

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历史宣传从小到大看了可谓数不胜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反帝爱国民主运动”等等，一直听到耳朵出老茧。张鸣说自己不太想涉及这个话题，因为觉得“鱼都被捞光了”。而作为读者的我也不太涉及，因为实在不胜其烦了。不过这本书的标题却让我来了兴趣，因为其从另一个以往言及五四运动时基本被忽略的视角展开解读，这就是“北洋军阀”。 说起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史上基本上就是反派的命。共产党踩，国民党骂，快一个世纪下来，在国人印象里，基本就是一个割据混战，出卖国家，镇压进步，贪腐成风的落后武人群体，是革命直接所指的对象。不过，随着近些年来蒙在近代史之上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去，北洋军阀的形象也在逐渐改变。之前读《北洋修约史》，令我已经对北洋集团的外交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这本《军阀与五四》则是从内政的角度，阐述北洋军阀当政时期所发生的五四具体情形，极其对北洋团体本身的作用。张鸣的书以前也读过几本晚近中国史方面的，感觉颇为不错，而本书也确有不少值得一观之处。 本书的第一个看点，就是视角选取独特。以往谈五四运动，多从文化运动谈起，以学生的爱国运动为主线，而本书却主要着眼在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身上，从政治乃至军事的角度进行切入，可谓另辟蹊径； 本书的第二个看点，就是对历史的叙述不再“敌我分明”。以往谈北洋军阀，基本是从阶级立场，民族大义方面使劲摸黑，摸到让人觉得这些人物实在不像真实人物，倒像是戏里的反角。本书则基本保持了对历史客观的态度，不再拿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大纲压人。张鸣笔下的北洋军阀人物，也就多了一份真实，少了许多刻板。于是我们看到了民族主义立场坚定，但志大才疏的段祺瑞，看到了曾经被称为“爱国将领”“民族救星”的吴佩孚，看到了虽然自诩文武双全，但权谋过多最终失败的徐树铮。张鸣并非为历史人物翻案，也无美化之意，只是也不会刻意摸黑，这种写法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本书的第三个看点，就是对历史叙述的中肯和立场的消隐。以往提到五四，立场鲜明得令人发怵，该捧的捧到天上，该批的踩到地底。而张鸣的叙述无疑更加符合历史原貌。通过对当时遗留的众多资料的再审视，作者展现的是一个更加真切的五四：作为执政者的北洋系并非那么残忍，不堪，一味镇压学生运动，一味出卖国家利益。巴黎和会的屈辱，二十一条的签订，有许多也是弱国无外交所导致的必然。而代表进步一方的学生，也未必没有可以指谪之处。很多以往的历史叙述，都有夸大之嫌。对曹汝霖等三人到底是“亲日”还是“卖国”，以及当时抵制日货的得失，和五四所提倡的到底是民主自由，还是集体主义抬头，也有十分中允的论述。不因为自己的立场而曲解历史，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 本书的第四个看点，就是散文式的写作方式。书中以五四运动和北洋内部丕变两条线结合，但又不拘泥于此。许多当时社会边缘人物，包括娼妓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也列入书中。这在正规教科书里想是难以窥见的。也因为笔法较为轻松，使整本书更加通俗易懂，简洁轻快，读起来不似读专业历史论著那样吃力。虽然为此在严谨度和可信度上可能不如实证派史家的作品，但对于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无疑更为合适。 一遍读罢，感想颇多。历史毕竟不是革命教科书里所写的那样黑白分明，可又并非全无黑白。军阀并非全是黩武之刽子手，学生也并非纯洁如处子。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各色人等的思想之复杂，立场之混乱，以今日之眼光依旧是扑朔迷离。进步人士却可能高喊三纲五常，反动军阀却大打民主爱国的旗帜；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是否过激，是否成了他人的棋子？当政者在把持民意的同时，自己是否也已被改变？民主，自由，民族，国家，究竟孰先孰后，孰对孰错？这些问题，直至今天也依旧众说纷纭，不是一本书可以解决的。但至少，读了此书的读者，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加明了和符合史实的看法。 当然，本书还是有一些不足，比如对北洋军阀的叙述主要集中在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等人身上，对其他人的刻画就不够丰富。结尾部分也稍显仓促，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感。不过这仍然是一本出色的近代史读物。在五四运动已过九十年的今天，我们的确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张鸣陈丹青再赞韩寒

有“另类教授”之称的张鸣在五四青年节前夕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这部作品里打捞了以往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五四史实，提出了审视军阀混战时代的新视角。有趣的是，在本书首发的沙龙上，张鸣、陈丹青、梁文道、吴思四个人除了重话五四外，韩寒也成为了他们的讨论话题，并且得到了一致好评。刚刚入选《时代》人物的韩寒，早在张鸣某次演讲时，就被其赞誉“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而在其新书沙龙上，张鸣再次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真有出息，既有胆又有识，我对他很有好感。”陈丹青还总结出了韩寒写作中的一个特点，即从来不去引任何别人在书里讲的话，他只是他一个人的说法，而且几乎不谈历史上的事。“他当然看，但是他不讲。”陈丹青说，韩寒每篇文章的背后都有一句话，就是——你别骗我，我根本不相信你。他说返回去想，自己在韩寒这个年纪，对国家和社会的认识到不了这么深刻的程度。

张鸣：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这是的确是个需要追问的问题。虽然说，我这个人研究历史，或者说琢磨历史，没有科班出身的人那么多界限。经常在晚清和民国之间跳来跳去，东捞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条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没有家法，也就没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对于五四，我却一直没有热情，相关的史料也摸过一点，但兴趣就是提不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一个成见，认为五四跟太平天国一样，下手的人太多，大鱼早都捞没了。事情的转机在2005年下半年。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学期的课，每周一次，时间空得很，因此跟那里的有关人士混得很熟。包括《二十一世纪》杂志的编辑黎耀强先生。等我回大陆之后，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不知怎么想起要找写五四的稿子。然后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劝诱我写五四。我说，你就是喜欢在大陆找人，大陆史学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几个，怎么会找到我的头上？他说，别的人路数我都熟悉，能写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就可以估计出来，唯独你可以写个跟别人笔下不一样的五四出来。这么一来二去，人都是喜欢被恭维的，慢慢就动了心，开始认真摸这方面的研究，摸史料。摸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别看五四研究者甚众，著述甚伙，但打周策纵、彭明起，大家关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后就是文学，说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几位。即使写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纵和彭明，也较少涉及这场政治运动的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台湾的吕芳上，谈到了五四跟国民党的关系。但是，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所以，我兴趣来了，感觉还是有空子可钻，有鱼可捞的。等到我下决心，真刀实枪开始钻空子或者说捞鱼的时候，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光资料收集，就把你累得半死。还好，一些喜欢历史的学生，帮了我不少的忙。但真正操练，还是得你自己，一点点做。心情时好时坏，干劲时小时大。就这样，陆陆续续做了四年，直到2009年岁末，才初步有了眉目。这期间，经历了五四运动90周年，出人意料，官方居然不热，好在民间还是小热了一回。大概有些热心人痛感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传统主义者要回归传统，制礼作乐，自由主义者要寻找历史资源，建构中国式的宪政理论。大家回顾历史，翻库倒货，把坏账都算在了五四头上。我正在看这方面的史料，虽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现在的文化状况，其实赖不到多少在五四头上。余英时先生说过，他跟陈独秀和胡适先生是同乡，“并且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我在离陈独秀的出生地（怀宁）只有六七英里远的一个小村住了八年（1937——1945）。陈独秀我只听说过一次，哪是指责他——后来我发现这指责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我也曾在邻县桐城住了一年（1945——1946），桐城派文学已遭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们，特别是钱玄同（1887——1939）批判，但在那里我仍被鼓励用古文写散文和诗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阳这些大城市，我才开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论的影响。在战后的几年（1946——1949），就我的记忆所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偶像崇拜的反传统主义都没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经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运动或者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在中的传播和影响有多大。”[①]其实，多少了解一点五四以后的历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或者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其实不是通过五四，而是通过后来的革命发生的作用。但这种革命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可以说，即使没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样有这样的结果。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延伸到落后国家，是一种趋势，很多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运动的国家，一样发生了革命。五四对于后来的革命，仅仅是说部分地催生出一点左倾的意向，即使这个意向，也受到另一种意向，全盘西化的平衡。最终革命闹起来，而且成功，中间有着太多的因素，五四这根火柴跟后面的燎原大火之间，不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不管怎么说，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已经通过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从结构上改变了。最大的变化是，知书达礼的精英，几乎被扫荡干净，剩余的也斯文扫地。让1949年前的余英时先生写古文的农村环境，如果不能说完全荡然无存，也所存无几。中国社会，读过“老书”（某些传统犹存的农村，对文言文的说法）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很多地方，可以说是孑孓无存。严格地讲，尽管五四后白话文的教育开始推行，但1949年之前受教育的人，还都是读过老书的。令传统真正失落的，还是革命和后来的政治运动。当然，尽管在有些人后来看来，五四运动尽管作为政治事件，对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干扰。但这场政治运动，对于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其实相当的大。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反对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喜欢，但毕竟是一场没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戏。只是到了运动之后，这场文化运动声音才被放大出来。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才成了气候。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白话文被学校接受。中国的大学，也就是在五四之后，才真正像个样子。西式的学科分类体系，五四之后，才算真正在中国扎根。五四运动过后，当时中国的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都曾担心获得胜利的学生，会因此而心浮气躁，荒废了学业，转而投身政治。[②]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学生是有的，而且数量不小，20世纪中国的革命家，无论左和右，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但是，大部分参加运动的学生还是回到了书斋，或者回到的正常生活的轨道（曹汝霖后来的续弦夫人，也是五四青年）。中国的大学，因为这些追求学问的人，沿着蔡元培开创改革的道路，越走越远，蔡元培之后的教育家，无论梅贻琦还是蒋梦麟还是张伯苓，甚至黄炎培、陶行知和梁漱溟，其实论教育的创新和实践，贡献都比蔡元培的贡献要大得多。说也奇怪，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此前在新文化运动中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学生，就会自动放弃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下面，抵制日货，将不肯服从的商人的自由剥夺，逼他们交出货物，不服从则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并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一个是小我，一个是大我，后者事关民族大义。运动过后，一部分从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样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实际上是基于新文化运动同样的理由，全盘接受另一种西化——革命的西化。五四之后的中国政局，西化和激进，成了主基调。即使国民党上台，一个不喜欢五四的半传统主义者蒋介石当家，这个趋势也没有停止。袭承打到孔家店传统的学生，在孔府门前大言孔子的糗事《子见南子》，孔家人告状告到蒋家政府，即使得到孔祥熙的支持，也没有把支持演戏的曲阜师范的校长怎么样了。受到行政院长汪精卫支持的卫生部长，居然下令废止中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吁落在实处。逼得全国的中医团结一致，闹起来一场大的群众运动，才算让卫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实际上，民国时期中医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况。学界的传统主义者，陈寅恪、钱穆、马一浮等人，靠着自身的学问，和国府中蒋介石的支持，才在国学的名目下挣得了一席之地。但就总体而言，学界的天下，依然西风猎猎，包括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化。只是，即使最激进的西化论者，也没法在学术和教学过程中，真的把传统抛弃。这样的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其实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当年新文学的健将，不是三缄其口，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在国民党的台湾，五四的地位很低，没什么纪念，但那里五四的新传统却还在。当然，五四之前的老传统，也在。现在的人们动辄谈论台湾的雷震的遭遇，唏嘘不已。但是试想一下，这个雷震如果生活在大陆，命运将会怎样？五四运动的发生，国人委实有点身不由己。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日本的趁虚而入，后来也不至于有山东问题。当然，也正是因为一战，中国才有了参战之争，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协约国一边，最终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名义，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大勋章，但是，恰因为这空头的胜利，让国人兴奋不已，结果到了巴黎开会，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原来的那块砧板上的肉。所谓战胜国，无非担了空名。由热及冷的落差，引起国人的大愤怒。自我检讨的结果，段祺瑞集团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过——当然，的确也有可罪之处。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面，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因此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在民族主义的喧嚣面前，运动走向胜利，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几位留学日本的文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喧嚣，也导致了舆论和青年向左转。就那么巧，运动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这边苏维埃俄国站稳了脚跟，想要寻求突破，打破孤立，于是接连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宣称要放弃一切在华特权，而且要把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去的一切还给中国（掠去的实在太多了）。这样令国人喜出望外的宣言，跟巴黎和会上的屈辱，恰好形成过于鲜明的对照。连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孙中山、陈炯明甚至吴佩孚都一时难以抵挡诱惑，更何况一腔委屈的青年学生？五四过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停下脚步，由于群众运动的缘故，转向了社会改造。我们看到，无论教授还是学生，大家都在面向下层。教授做俗文化、底层文化的研究。而学生则从平民演讲，走到平民夜校。进而进行社会改造的实验，引进新村主义，办工读互助团，甚至给自己设计一个乌托邦的菜园子。这样的尝试，不仅得到北大教授如周作人辈的引导，而且连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给予支持。就这样，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也可以说，即便如此，五四本身，却没什么过错，说到底，自古以来，只要国家有了这样危难（至少当时人认为，山东丢给了日本，中国也就亡了。他们当时忘记了，山东在日本人手里，已经有好几年了），学生都会这样做的。五四人的榜样，就是北宋末年起来抗争的太学生，这些太学生的领袖陈东，经常被五四青年在游行的时候抬出来自况。他们的精神，古代时称之为什么，实在不好说，而在五四时期和现在，人们称之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个有魅力的东西，不仅军阀的政争，谁占了民族主义的制高点谁就胜利，就连后来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推行共产主义革命，民族主义也是契机和动力。尽管在欧洲，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祖国的。可是在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最终，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造的结合，生出的，居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红色革命。当然，我的五四研究，也有很大的遗憾。五四期间上海十几万工人的罢工，我明知道不是由于学生鼓动的结果。而且，我还看到许多学生劝说工人不要罢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响在沪的西方人生活的电车、电话电报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是学生特别不希望的。[③]虽然，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上海的帮会正在分化整合过程中，但是上海的工人，却基本上很少有不在帮的。上海的工人有地域之分，有层次之分，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帮，虽然分属各个不同的帮伙，但不在帮就很难立足。事实上，五四之后，中共开展工人运动，还是得借助帮会的帮助，否则工作就难以开展。我也在五四期间筹备工会的露脸名单上，看到了诸如闻兰亭、卢达夫、刘聘卿这样的知名帮会中人的名字。也在后来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这些“工人团体”中发现后来露脸的何长发、王小福以及陆兰亭、杨金荣、汪根生、李桂标这样一些帮会中人的名字。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名字相同的人就是帮会里同姓名的人。尽管看上去近在咫尺，但就是差那么一点。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当时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在上海，跟这些工人团体有过接触。其中我提到的中华工业协会，他还在里面做过短时间的总干事。他说，这个协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时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因同帮的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④]如果这些大名头的工人组织，是帮会办的，那么，这些组织应该只是些招幌，真正组织动员工人机制是什么？帮会在罢工中是怎样工作的？魏斐德先生在他的著作《上海的罢工》中，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好些罢工，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背后的组织者，也是杜月笙。那么，当初五四的罢工，是不是就是此后一系列罢工的预演？我也知道，帮会尽管属于第三社会，但却一直热衷于洗白自己。不仅在经营产业方面洗，在政治上也洗。在历次涉及民族大义的场合，一向都有不错的表现。五四之后的五卅运动，一、二八抗战，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淞沪抗战，无役不从。曹汝霖自己回忆，在五四之后，他去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青帮三巨头见了他，但却把他带来的警卫的四支好枪给吞了。[⑤]可见有意刁难。在帮会请人写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开首就是“洪门发扬民族精神歌”。[⑥]帮会这样做，肯定有他们的强大的动机。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唯有民国时期，帮会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只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帮会，还是有黑社会的背景，干点露脸的好事，尤其是争民族大义的好事，对他们有极大的加持作用。不管怎么说，帮会跟五四上海罢工的关系，我没有弄清楚，很遗憾。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问题，希望以后的年轻学人们，会有兴趣做这个题目。写五四跟我此前若干所谓的学术专著一样，我都是希望写成一个散文体的东西。历史研究不比别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价值。即使没有这样的追求，让现在的我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写一些特别学术的文字，如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肯定是不干的。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没有按学界的惯例，先来学术史爬梳，再写研究思路，然后再理论预设。我就是一个事一个事地写下来了，说完这个说那个，虽然里面有个线索和脉络，但外表看，就是一个一个的事。为了跟我以往的历史文化随笔相区别，我加了注释，以示言有所本。其实，我的随笔也一样言有所本，断没有这个胆量胡说乱道。但是，我只是个学界的小人物，写随笔，随便一点也就罢了，这本书从开始我就是按学术书来写的，所以，非加注释不可。说白了，就是让注释给我做个证明，说明我没有乱说。我也知道，这样写，也许两面不讨好，学界认为我胡闹，而一般的阅读界又觉得过于罗嗦。但以我现在的心境，也只能这样了。知我罪我，大家自便。只是，写完这本小书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或者说经验，千万不要认为什么领域已经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历史更是如此。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功夫捞，总能捞到点什么。

与历史教科书相悖的“五四”运动细节

大多数人对“五四”运动的了解，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课文，而这本书呈现的许多历史细节，与教科书上简单轻率的叙述多有偏离，甚至相悖。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运动中，青年学生是先锋，工人阶级是主力军。——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4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总之，五四青年都是伟光正少年。伟光正少年们痛打了他们心中的卖国贼——章宗祥。如何痛打？最狠的是用旗杆铁棍打他的脑袋。不仅痛打卖国贼，他们还惩治倾向政府的报社。济南的学生和市民把倾向政府的《昌言报》经理和主编捆起来，贴上汉奸字样，将其游街示众。一路上，拳打脚踢批耳光。伟光正少年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不仅自己抵制，也要求别人抵制，不愿意也得“被抵制”。运动期间，广州街上凡戴日本草帽的人，不由分说，群起夺而毁之，无一得免。以《可爱的中国》闻名的方志敏同志，也是抵制日货的先锋。据友人回忆，他在街上禁查日货，发现有人穿的长衫是日货，当场上去给人扯下一大块布来。和学生们相比，伟光正青年工人们更加厉害。据长沙老工人回忆，他们当时对付胆敢买卖日货的奸商，采取过用尿、洗澡水和洋油淋头，以及打闷棍、打石头、用硫酸镪水泼的手法，甚至将偷卖日货的商人捆起来，口中塞上棉花，用小钻子钻。（资料源于《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作者特意强调：这些老工人的回忆，由于是后来做的，也许有夸张。大概他看到这些如此触目惊心的壮举，实在有点难以想象了。当然，这并非说，五四青年都没干好事。只是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即使动机最纯洁的人，也可能被激情冲昏头脑。可以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容易激发人心中的恶，激发人的劣根性。运动中的行为常常不受控制。当人的行为不受控制时，能保持理智的绝不是多数。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三千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口号，要求惩办三个卖国贼。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不断遭到军阀政府的镇压。——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4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关于爱国行为被镇压，这本书里提供的史实显示：完全不如此。五四期间，学生上街宣传演讲，军人先是阻拦，阻拦不住，听之任之。眼看运动如火如荼，政府有心抓人，但军警对抓人毫不积极，学生也毫不惧怕被抓。当时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决议，如果外出演讲的学生都被捕了，那么次日就加倍再出；如果再被抓，则次日全体出动。到了后来，学生们已是主动“找抓”，甚至到警察门上去找事。一旦有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则极力渲染，夸大其辞，制造悲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舆论上继续造势，运动才有持续开展的强大动力。对此，作者有段精彩的论述：“在很多群体事件的场合，政府方面的镇压或者遏制，都是运动骨干人员制造悲情的原料。只要这种镇压没到开枪杀人的地步，就永远是群众悲情的原料。如果真的开枪杀人了，悲情则一时间会更浓烈，只是强力压制会让大多数人因畏惧而退缩。反过来，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那么运动中人就会特意前去挑衅，通过营造出来的被捕、被打，甚至被杀的悲惨情节，再加以渲染，达到动员的目的。”曹汝霖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是山东问题换文的签字者，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时任驻日公使。——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4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注释官职一列，这三只著名卖国贼的定性就证据确凿了？作为技术官僚，无论是签订“二十一条”，还是签订借款协议，他们都只能是照章办事。在政府执行亲日政策的前提下，只能说谁担任这官职谁倒霉。时人回忆，陆宗舆任驻日公使，与日本交涉时，曾随身携带手枪，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这种有几分英雄气概的行径，虽然可能是故作姿态，但毕竟与卖国扯不上关系。抗战时期，这三只“卖国贼”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出来担当伪职。其中曹汝霖被日军多次劝说出山，但始终坚辞不受。经过五四的洗礼，这三人大约都有“卖国”的心病，不敢越雷池半步。但他们终于成为历史和政治的炮灰，百年后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重返五四，别样解读

　　张鸣教授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在2010年的五四前后面世，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与其说这是对五四91周年的纪念，不若是一种基于学术的重新发掘与审视。捧读该书，一经拿起，便很难放下。不仅仅是由于他那独有的以优美文笔解剖历史的叙述魔力，更源于他“老树开新花”的别样视角。　　关于五四的研究，自民国以来，充斥坊间，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不说以往，仅本世纪出版的各类五四的著述便是满可盈筐。在一个长期作为显学存在的研究领域，要想作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殊为不易，更何况别样的解读，重新的阐述。张鸣教授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不仅好读好看，更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在回到现场的审视中，我们不仅看到历史面向的重新组合、迷雾剥除、真相凸显，更能感受到历史之于当代的意义，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再一次得到验证，这种验证，似乎充满了喜剧色彩，而喜剧背后的悲剧才是值得一切有历史感的人警醒。　　在我看来，该著的新意至少体现为两方面：其一，与既往集中于思想史、文化史或意识形态的注解明显不同的是，该著是在北洋集团外交困局的背景下呈现五四与军阀的铰接与关联，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政治史的解读；其二，与既往传统历史学方法的解读不同，该著运用了政治社会学的新视角，将五四作为一种群体性政治运动来进行理性审视，对其政治动员、社会表演进行充分呈现，其发掘出来的历史意蕴，颇足玩味。　　如在第二幕《悲情制造》一节中，张鸣先生从群体性抗议运动的角度解读这场运动，以运动中一个因病去世的郭钦光为个案，分析了其中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和谣言动员，继而深刻的指出：“运动只要一起来，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就是所有参加者自觉或者说无意识的一种冲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这些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只要在类似的场合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处在群体性运动的人，运动起来的时候，运动，往往意味着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截然分开的鸿沟。”只问目的，不计手段，这样的场景，不仅在五四中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后的各种群体性运动中，也随处可见，而这样造成的后果，也一次次在历史的悲剧中重演，抽打者我们民族的灵魂，镂刻下沉重的烙印。这种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解读，不仅呈现了群体性政治运动的历史吊诡本质，也让人获得了深思历史上一切重大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病灶所在的眼光。如果说读史使人明智的话，这样的解读确实能够使人获得洞悉历史的智慧。　　诚如吴思所言，张鸣读史，总是能读出新意。这在该著中比比皆是。如在《洋人下的魔咒》一节中，作者论述道：“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要需要表达对列强的抗议，只要动员波及了社会的下层，对抗对象的敌视，很容易转换成最古老的巫术魔咒。因为只有这种魔咒，才会真正激起下层社会的恐慌和敌意。”在《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一节中，作者对由于生计不愿参加抵货运动的商人评价道：“他们的‘过错’，从道理上讲，是不顾民族利益的大局，从当时的情势来说，则是不服从集体行动，但是，这种集体行动，实际上并未争得他们的同意。”对于习惯了民族利益至上，将五四与爱国运动划等号这类宏大叙事的国人来说，这样的历史解读是新鲜的，然而放置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样的解读显然更加理性客观，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这样的持平之论，在该著中对几位长期被贴上了白花脸标签的重大历史人物如袁世凯、段祺瑞的评价上最为凸显。如在开篇分析袁世凯的帝制自为的行为逻辑时论述道：“而袁世凯经此事变，也的确中招，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以至于后来的帝制自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权威。结果却触犯到了近代以来最流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化论，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身败名裂。”“当时的中国政局便是如此奇怪，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近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中国的阴谋权术。”袁世凯无法破解这两张皮，段祺瑞亦如是。怀揣武力统一梦想的段祺瑞，企图在日本人的西原大借款的扶持下底定中原，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武力统一，是令他他沉迷的政治海洛因，但事实上也是段祺瑞的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由此一头栽在民族主义的泥沼里，引爆了五四运动的紧压阀——这些曾叱诧风云的历史枭雄们，仿佛都是历史老人手中可笑的棋子，无论如何机关算计、费力穷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无情摆弄。让人不得不感叹历史逻辑的强悍无比。　　该著对五四运动中被目为汉奸的三个卖国贼“曹、章、陆”的解读更是如此，张鸣教授通过大料的史料分析指出：他们本来为当时不错的技术官僚，却“不幸地赶上了那个时代”“作为具体的操作者，这三位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当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卖国之罪？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从法律上追究他们的叛国之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显然，这不是刻意为之的翻案文章，而是基于历史理性作出的持平之论，历史的黑锅总是要落在某些人的脊背上，今人读史，总要多一份“了解之同情”，万不可挥舞审判的大棒，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姿态肆意挥舞，这不仅有违历史的公正，也妨碍了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必要的智慧。　　该著的结构颇堪玩味，以四幕的方式统摄全书。五四仿佛一台四幕大戏，《第一幕：斑驳的武人背影》，仿佛为检场，幕布大开，大戏欲演，《第二幕：被遗忘的角落》和《第三幕：五四运动好玩的零碎》，便是戏的高潮，情节跌宕，各色人等浓墨重彩，你方唱罢我登场，《第四幕：被五四引爆的北洋裂变》，五四运动的历史后果，戏的煞尾。一本书就像一曲完整的大戏，故事生动，人物鲜明，情节曲折，大开大合，在一个众人仿佛都熟悉的历史节点上进行聚焦，不仅产生了足够的戏剧性，取得了陌生化的效果，更为一段尘封的历史空间注入了新鲜的元素，老五四获得了新观照。　　读这本著作，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的启发：对于任何一块历史研究领域，无论它是否经过过度的开发耕耘，只要你独具慧眼，有足够的耐心和睿智，你总能获得别样的收获，捞到一些鱼。诚如张鸣教授在该著自序所言：“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功夫捞，总能捞到什么。”读完此书，我确信张鸣教授捞到了一条大鱼。

不一样地解读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怎样都绕不开的大事，张老师的书讲的是五四运动与北洋军阀的关系。话说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是被称为北洋军阀的一群人，五四怎么会与这群统治者没有很密切的关系呢？通读全文后在我看来，这关系就是“一鸡死，一鸡鸣”，皖系走向灭亡，而直系走向权力的中心，而五四运动扮演的是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全书的逻辑分析挺合理的，这样解读，又或者说这样深挖“五四”的故事的确是很吸引眼球，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五四”的另一种角度。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我觉得分析的过程有很多重复的观点，给我感觉反反复复都在说同一样的话。要分析的关系越复杂，应该用简单的话来分析，不要让读者在不同章节看来看去都是看到同样的东西。

历史的雷池

读完了《北洋裂变》,这本书并非对于大局的宏观描述，而是着眼于历史的零碎，虽说从中难以窥见历史的全貌而容易拘泥于细节，但它提供了一种对于我而言几乎是全新的角度去看民国的往事。加上《辛亥》那本，几乎完全颠覆了我曾经对于那个时代的印象。一直以为，辛亥革命是件伟大的历史事件，它结束了存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的满清，开始了中国自由与民主的进程。而五四更是一次神圣的抗争，可真相真的是这样么？就像我们教科书上写的，像童话那般的美好么？ 辛亥其实就是一次成功的投机，并不美好的错误，革命后的中国，再也没有一点点探索现代的机会，只有在激流中身不由己，历史就是一出永不回头的悲剧。革命后的中国，几乎毫无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础，人们争夺着一点点可鄙的利益，革命成了儿戏，成了时髦。 而五四，更像一场以爱国为名的群体暴力，用日货就要绝，买日货就要打，新文化以降的科学与理性都被爱国主义所掩埋，被激进所代替。所谓的卖国贼，也不过是亲日的官员。看当时学生劝民众抵制日货反对军阀的文章，牢牢把控着道德的制高点，却几乎全篇主观臆断添油加醋。想起《民主的细节》里的一句话：煽动者才会把持道德的制高点，思想家则会告诉民众隐藏在这制高点下的陷阱。 我们的历史，讲述的太随意，先贤们经历了挫折便一朝崛起，不见无比痛苦的挣扎与思索；君王揭竿而起，便成就帝业，期间的失败、绝境与奋起便轻易抹杀掉了。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就从此走上了伟光正的道路，可立宪初期的君王专制被抛到哪去了？三大战役荡气回肠，期间的艰苦与惨烈，又有谁去记述？…… 如今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本太美好的童话书，故事模式总离不了王子公主把老国王整离婚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完全忽视了婆媳斗争娘家反攻第三者插足性取向突变等等无比复杂无比真实的人性挣扎与价值观的取舍。这样的书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可以用以灌输，不可能用来思考，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1984》里面有这样的话，控制了过去，便能控制现在和将来。当一切历史都被重新书写，当一切都写满了明显的倾向，人们怎么能避免被洗脑的悲剧？英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人们缺乏价值观，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盲目的相信权威。寻找历史的真相，便是一种对于常识的回归，当我们看到了比童话血腥千百倍的现实，或许就不再会轻易接受所谓的正确；从历史的雷池中爬出来，或许我们会意识到独立思考的价值，质疑的重要性。 避免洗脑其实并不需要像道德哲学这样宏大的命题，很多时候常识就够了。分辨谬误，探求真相，如此，离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便也不远了。

军阀、学生

这本书是汤包推荐的，还有一本是李零的花间一壶酒。买回来后碰上论文，一直没看。新的视角下写出的新东西，也的确让我们确信很多看似已经研究透了的事件，换个新的角度，完全可以写出新的内容来的。的确，我们以往看五四，总是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待，很少去注意到五四时期，学生反对下的军阀，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场学生引起的风波的。站在道德高度的学生，为什么又能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背后千丝万缕的关系，让作者一点点的剥开，给我们还原那个时代政治人物的心理所想。很值得一看。

2012年9月——拨开历史云雾， 初窥真相端倪

张鸣的历史书总是那么有趣， 而且能够刷新我们的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 一扫学校政治式历史的阴霾。 以往的五四都是讲文化方面的革新， 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 而那个年代社会和政治上的主角-军阀却无人涉及， 张鸣果然捞到的一条大鱼， 从真正左右历史的力量上阐述真实的五四。 此书内容不仅仅局限于1919年短暂的五四运动， 而是从袁世凯和日本的纠葛， 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崛起， 皖系与日本复杂的关系， 直系冯国璋的力量抗衡， 一直到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兴起等。 五四作为重要的事件促成了军阀力量角逐的扭转， 但是五四只是单薄的一个事件， 更多的是上述种种事件的背景，通过时间的积累以致到爆发的结果。 如果要认识历史的真相， 一定不能错过张鸣的著述。

（转）五四时中国社会怪现象：军警跪地哀求学生别游行

张鸣把自己的新书《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形容为“钻空子或者说捞鱼”，他所捞到的最大一条历史之“鱼”，就是五四运动以及后五四运动期间大煞风景的历史原貌或者说是历史真相：文人学生蛮横爱国与武人军阀温柔管制。他对于五四研究的重要贡献，就是凭着自己“钻空子或者说捞鱼”的野路子，恢复还原了更加完整全面的历史真相。张鸣笔下的学生与军警阅读中国历史的正统文本，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对于辛亥革命之后将近100年的标准化叙述，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是：著书立说者总是把甲、乙、丙、丁多方面共同参与的完整历史，歪曲简化为某一方面政治正确并且战无不胜的独角戏。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街头的一场并不十分热闹的学生运动，在当时就表现出文人学生蛮横爱国与武人军阀温柔管制的一边倒格局，留在历史叙述中的更是一幕只有文人学生而没有武人军阀的独角戏。用张鸣的话说：“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据张鸣介绍，1919年5月4日那天，爱国游行的北京学生，烧毁了财政总长曹汝霖的私人房产，并且在曹汝霖家中把驻日公使章宗祥打成重伤。几个小时之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军警赶到，抓了一些掉队的学生交差。在整个事件中，警察实际上是失职的。5月25日，徐世昌在大总统令中要求对于罢课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爱国学生依旧上街演讲并且查抄日货。进入6月，政府开始抓人，主动进攻的一方却依然是学生。匡互生回忆说，军警不仅不敢再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在北京如此，在上海、济南、天津、武汉等地同样如此。据《时报》报道，6月5日，一名学生手持白旗，上书“徐国梁忠心卖国”字样当街演讲。警察劝阻不听，以阻碍交通之由将他带到警察厅。在报人眼里十分凶恶的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却只好释放了这名学生。在山东省的首府济南，上街游行的人群不仅砸了倾向政府的《昌言报》报社，而且把报社的经理和主编捆绑起来，前胸后背贴上“卖国贼、汉奸”字样，背插亡命旗游街示众，并且径直来到省长公署逼省长表态。段祺瑞的嫡系师长、济南镇守使马良是回族人，他没有胆量惩罚爱国学生，只好欺软怕硬地以“莠民假借学生名义”为借口，杀掉了几个带头闹事的回民领袖，从而制造了五四运动中最大的一次镇压事件。正是因为这一事件，马良被指责为主张中日合并的卖国贼，从此在铺天盖地的抗议声中销声匿迹。似是而非的历史解读张鸣在重新还原五四运动期间文人学生蛮横爱国与武人军阀温柔管制的历史原貌的同时，所提供的却是似是而非、价值混乱的历史解读。在该书第107页，张鸣继第36页、41页、64页之后，第四次重复了他所理解的进化论意识形态：“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在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间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行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当家武人，他们对民主政体尚有幻想。因此，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为。”自相矛盾的是，张鸣接下来又搬出了并没有实质性进化的中国传统，也就是“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武装放大自己、抹黑压倒对手的另一种更加具有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五四又是一个如此高调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如此得人心的政治抗议运动，不仅社会上商人和市民也怀有学生们一样的对于巴黎和会的情感落差，而且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以往皖系政府亲日政策的所有潜在的危机，各种的不满与冲突，都借着爱国运动迸发出来，北京政府内部，矛盾也开始激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帝制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都会被优容。在士子与丘八（士兵）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在该书第6页、84页、87页中，张鸣一再强调，中国跟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是“砧板上的肉”。在第86页和第213页中，他干脆照抄了旧版教科书中的老生常谈：“当时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弱国无外交，在丛林时代，弱肉强食，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转自凤凰网，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作者：张耀杰，原题：《文人的蛮横与武人的温柔》

被阳光所淹没的那些日子

张鸣的书，有趣，有观点。当然，也有缺点，比如他的语言不够洗练。这是一本用学术手段做出来的大众历史书，许多细节是非常有趣的，比如：五四期间盛传日本人投毒，乃至日本人上街打酱油都被跟踪，被扭送至公安机关。妓院成了政治沙龙，保皇党、革命党、学生都在这商量颠覆天下的大计，受五四裹挟，妓女们不得不高调议论时政，否则就会门庭冷落。五四打着反帝的口号，但面对租界外国警察的屠杀，学生们却不敢置一词。相反，对国人，学生们显然就没那么宽容与冷静了，比如火烧赵家楼。……太多的悖论融汇在那段历史中，引人深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个激情不断战胜理性的过程，然而，这份盲目的激情在理想主义的装饰下，却显得如此美妙，仿佛它真的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然而，吴佩孚比任何人更早洞悉了这其中的荒诞，通过电报，吴佩孚把后来BBS的拍砖文化发挥到极致，每份电报，都堪称义正词严，无不以苍生为怀，国家为重，然而，吴佩孚真正不满的，却仅仅是因为段祺瑞没给他升官……作为改变历史进程的五四，最直接的结果竟然是皖系的倒台，直系的当权，这，恐怕是谁也没想到的。一代代伟人被塑造出来，一代代民意被寄托在他们的头上，但每次的结果，都是我们都再一次被利用被忽视和被玩弄，这是宿命？还是必然？对于熟悉五四史的读者来说，会觉得本书的细节可以更加丰富，比如段锡朋等人后来的遭遇，那其中，更充满了历史吊诡的悲剧意味。这是一本足够好看的书，但说到深刻，它还有不小的距离。张鸣是一个值得景仰的长者，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只把自己定位为敢说话的话，似有未足。

历史动态与历史原型

五四是一段常写但未必能够常新的历史。作为精神遗产继承权问题的“必然性”幽灵，总是框架着我们的历史书写。于是那或远或近的历史尘埃与阴霾，在怀疑情绪极不亢奋的我们的眼中，几乎成了唯物史观中标准化一的答案。五四运动便是这样一场似乎早已盖棺定论了的文化事件，而它所涉及到的政治关系，在学者张鸣看来，“都是一笔糊涂账”。《北洋裂变》试图书写出一种历史的动态——五四运动与北洋集团内部势力此消彼长的关系史。作者敏锐地发现，五四的发生与深入推动了北洋代际矛盾的深化与变迁（过去我们总是以集团矛盾一言以蔽之），最终使得风雅儒将、常胜将军吴佩孚一举登上了舆论的道德制高点；同时，北洋内部的斗法，对五四青年未必完全得当的爱国行为，也起到了宽容与助推的作用。五四运动毕竟是一场由民族危机意识引发的青年学运，这其中包含着不容置疑的正义感与合法性，虽然青年们的行为往往过火到违背他们正义与和平的初衷（就像火烧赵家楼这样的过激行为，已经严重到了触犯宪法，等等）。武夫当国的北洋一代，毕竟是半吊子现代化军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戒律尚能够成为约束行为的第一法律，故而称为“军绅”，在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火焰时，不得不放下丘八的架子，为丘九让路。历史是一场动态的关系史，在其途中充满了偶然性因素，而回到五四运动的内部，作者又不无睿智地勾勒出这场西化学运中并不陌生的历史原型——“悲情制造”。巴黎和会的所谓外交失败，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以及最后通牒，此时的中国，“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在作者看来，人们的悲情主要来自于“战胜国期待的落空”。其实何止如此，它更是源自1840年以来，作为一个没落帝国的子民的悲情记忆，以及长此以往形成的那种自卑和敏感的民族心理。期望和现实的落差感所带来的悲剧意识，对于这样一个如惊弓之鸟一般的群体来说，更为强烈和震撼。于是，新的历史便在旧的原型中，拉开了帷幕。“新的悲情不断地被注入运动中，保持运动的张力”，是五四运动发生后，延续这场运动的生命力的工具理性，尽管这种理性本身是含混的。在新的悲情的制造中，同样充斥着历史的原型，其中最有效的，便如作者指出的那样：死亡的悲情。“在中国，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事件，只要事件足够大，延续时间足够长，死亡就会生出来，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跟抗议的对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只要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死亡，人们都可以借此制造出来跟运动相关的悲情来。”不错，这种在四川保路运动时就演出过的死亡悲情的一幕，重新上演，并将死于肺病的郭钦光捧上了五四运动牺牲第一人的神坛，用似乎不太真实的悲情延续了这场运动的动力。张鸣先生或许并非旨在书写悲情制造的历史原型系列，但无形之中便触及到了不止这一个历史的隐秘所在：除根灭种的亡国悲情，洋人投毒的谣言悲情，甚至与洪宪帝制时期的妓女、乞丐情愿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花界制造的“贱民”悲情，等等。在这些历史的原型中，我们看到的历史运动的含混的工具理性与目的论，正是历史创造主体的含混与复杂，哪怕他们是接受了西化教育的社会精英。或许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的怀疑是合理的——“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简言之，我们所知的近代历史是被改得……

1、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不能深究，只取其象征意义即可，即如五四运动，例如巴士底监狱，巴黎公社等……2.军阀并非我们一向所被灌输的教育那般不堪，当中不乏有理想有立场的人……简言之，我们所知的近代历史是被改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不堪入目……

军阀坏吗？

军阀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面一直是一群坏人。他们愚蠢、颟顸、为所欲为、互相倾轧、互相攻击，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历史就这样被课本涂改。军阀中其实有很多卓越的，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蔡锷（就他名声好点）。。。。。看看真好玩，哈哈

难得清醒

没有书生意气和愤世嫉俗。难得的清醒和真正站在历史人物的鞋子里看事态的发展。让人真正理解所谓历史局限性含义的一本书。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没有书生意气和愤世嫉俗。难得的清醒和真正站在历史人物的鞋子里看事态的发展。让人真正理解所谓历史局限性含义的一本书。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没有书生意气和愤世嫉俗。难得的清醒和真正站在历史人物的鞋子里看事态的发展。让人真正理解所谓历史局限性含义的一本书。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没有书生意气和愤世嫉俗。难得的清醒和真正站在历史人物的鞋子里看事态的发展。让人真正理解所谓历史局限性含义的一本书。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