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边的文人们》书评

20世纪中国文化的河流，在延安时期拐了一个大湾，犹如筑了一道大坝

(导)十年延安，在朱鸿召看来，它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其实超过了“五四”。因为，解放前的那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是经过延安的美好和残酷过来的，此后，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这些在延河边的文人们，他们的灵魂和世界，究竟是怎样被改造的？这些改造，对后世，又有什么影响？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究。2010年3月7日，《晨报周刊》对话《延河边的文人们》作者朱鸿召。(主)朱鸿召：20世纪中国文化的河流，在延安时期拐了一个大湾，犹如筑了一道大坝文|袁复生 “中国现代革命史包含着一个重要命题，是通过改造人生而改造社会，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朱鸿召说。那么，在延安期间，成千上万的革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他们被改造的过程。[被改造的两代人]（）当这代年青人成为国家栋梁和社会主体时，他们有很强的执行力，同时也暴露出想象力、创造力的严重不足晨报周刊：当年具体主持中央研究院整风、批斗王实味的李维汉，在晚年写回忆录时说，延安整风教育了两代人：当时的中年人（他自己那一代），青年人（主要是从沦陷区和大后方去的青年知识分子）。据李等人说，整风运动主要是针对王明等前者的，但实际上，好像后者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为什么？朱鸿召：延安整风运动是包括政治斗争、思想改造、组织审查、队伍清洗等一系列内容的党内清洁整肃行为。其首要和核心内容，是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出现的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作为批判对象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和党八股，帽子下面都是有具体人物所指的，比如教条主义代表是王明、博古，本本主义代表是洛甫（张闻天）、凯丰，经验主义代表是周恩来、朱德，党八股是机关行文的官僚习气。1941年9月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王明称病不出，洛甫带队到晋陕农村调研，其他人都照单认账，斗争难以继续。1942年“四三决定”才将整风运动普遍扩大到所有机关单位，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要参加，人人过关。李维汉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将直接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知识分子分为两代人，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就整风运动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影响而言，当时的青年一代更深，更甚。因为中年一代到延安前的人生观、世界观已经基本形成，对人对事也都基本上有自己的定见，他们肯定也受到整风运动的影响，但在部分人或部分精神思想领域始终还是有保留的。萧军、张仃、塞克等人就没有完全接受整风运动的思想观念，丁玲、艾思奇等人在骨子里也是有所保留的。而年青一代主要是指奔赴延安前大都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没有定型，特别容易接受革命的洗礼，何况是在闭门整改，人人过关的高压政治态势下呢。其深刻的历史影响，就是当这代年青人成为国家栋梁和社会主体时，他们有很强的执行力，同时也暴露出想象力、创造力的严重不足。晨报周刊：在《延河边的文人们》结尾，你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当年边区保安处审讯科科长布鲁，这位整人整的花样百出者，50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云南被打成内奸、反革命，屈死狱中。他爱人为他申冤20多年，也被开除出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夫妇才获平反。众多整人者后来被整，但最后对整人的历史，有深入反思的，似乎并不多。韦君宜的《思痛录》比较有名，其他呢？当年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分别的反思如何？朱鸿召：布鲁的经历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他与吕璜在延安的爱情曾经激起波澜，走出延安他们婚姻的道路是非常坎坷的。但是，吕璜是属于奔向延安的年青一代，为了替丈夫和自己伸冤，选择走上层路线的办法，想方设法把材料递给有关决策领导。她迄今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反思，估计也无力进行反思。半个多世纪过后，其实我们仍然生活在延安的历史传统里。在山观山，那是需要拥有另外一种思想资源，另外一片精神天地的。学养，见识，良知，往往是形成历史反思的必要条件。蒋南翔在整风运动当时就郑重地提出异议，韦君宜晚年深刻反省，此外还有李慎之、李锐、何方、胡绩伟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历史反思，都是令人崇敬，发人深省的。【王实味】（）他从革命理想出发，对革命队伍里的阴暗进行批判，却陷身众矢之的的境地，最后精神恍惚，错乱晨报周刊：我看了王实味的小说《毁灭的精神》，主人公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复仇气质。他在遭遇批评时，公开说：“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但他的批评文章，我觉得还是在摆道理，说事实，算是比较理性的。如果给王实味画一个像，你觉得该怎么画？朱鸿召：王实味出身低微，身材消瘦，靠天资与勤奋在文学道路上有所成就。中年困顿，贫病交加，妻儿不保，倾向革命。为了躲避国民党政治追捕，奔赴延安。革命理想主义是其主要精神支柱，愤激偏执是其基本心理特征。他把对生活绝望的反抗，对社会不公的抗争，对命运蹇涩的不满，全部兑换成对革命理想的推崇，对革命队伍的敬爱，对革命组织的珍重，希望革命能够彻底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天地，不能容许任何玷污革命理想的人与事，不能接受革命队伍里任何不纯洁的存在。当革命理想大于革命队伍里的阴暗，他有足够的理性精神，摆道理，讲事实。在群众性政治运动中，他从革命理想出发，对革命队伍里的阴暗进行批判，却受到错误对待，陷身众矢之的的境地，他羸弱的身躯不足以担当道义大任，纯洁的理想主义难以同革命队伍里的阴暗面相博弈，最后精神恍惚，错乱。晨报周刊：实际上，在当时的延安，王实味的生活，应该是上等了，作为特别研究员，他的工资为4块5，仅次于朱毛的5块。但他还在《野百合花》中，明确批评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是出于什么呢？朱鸿召：这正是王实味的可贵之处和可爱之处，也是他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所在。如果他是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发牢骚，那就没有研究的价值了。正因为他不是出于个人目的，而是关注革命队伍里的公平、公正和平等，发表文章，表达意见，借以维护一种纯洁的革命理想，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社会良知。尽管当时的革命队伍里，平等比自由更受关注，更有吸引力，毕竟属于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是保证革命肌体健康成长的活性因子。晨报周刊：在你选编了的《王实味文存》中，有王写的一篇《<珊拿的邪教徒>译者序》，在这个文章，王开门见山，批评了郭沫若的翻译，说郭因为生活，所以翻译出错。在他的另一篇《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和新偏向》一文中，连挑陈伯达、艾思奇和胡风的理论问题。这些批评，以硬伤批评为主，但出语十分尖锐，这样的批评，对后来王被整肃，有多大的关联度？朱鸿召：王实味到延安之前，对郭沫若有过尖锐的批评。还有在与徐志摩交往过程中，也曾疾言厉色，得理不饶人。到延安后，他仍然保持着这种批判锋芒，在文章中点名批评陈伯达、艾思奇、胡风，在平时生活检讨会上也点名批评范文澜。当时文章中点名批评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外部世界是这样，延安也是如此。但是，用语尖锐，说话刻薄，却是王实味为人处事的一贯特色。现在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整风运动中他被批判整肃，与具体某个人有直接因果关系。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陈伯达、范文澜都有惊人的言论，上纲上线，扣帽子，至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晨报周刊：王实味和储安平，有可比性吗？朱鸿召：中国现代革命史包含着一个重要命题，是通过改造人生而改造社会，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如果说延安整风运动基本实现了对革命知识分子的改造，那么，1950年代“反右运动”主要是为了实现对自由知识分子，即没有奔赴延安，站在革命队伍以外的知识分子的改造；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再一次思想改造和人生改造。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视野去看，王实味和储安平的命运是有可比性的。【丁玲与理想主义】（）纵其一生，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奔赴延安，然后不断地为自己奔赴延安的政治身份辩护晨报周刊：在整风运动初期，丁玲挨批，后来毛泽东发话，她才被视为“内部矛盾”。但在1942年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发言时，明确提出王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丁玲这样说，是随大流的说法，还是？朱鸿召：这是丁玲这个人的复杂性之所在。丁玲很聪明，出身大户人家，敢想敢干，不动声色中对生活小事可以豁达，对所谓政治大事情绝大含糊。就对延安革命队伍阴暗面的揭露批判而言，丁玲的文章和王实味的文章都是很犀利尖锐，切中要害的。因为关键时候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丁玲被视为“内部矛盾”。反身而退后，她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在参加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说狠话，出厉声，扣帽子，既是随大流，赶紧挤进革命群体，又是推人下水，落井下石，借以保全自身，划清界限。这种做人的小聪明，贻误了她的大智慧。纵其一生，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奔赴延安，然后不断地为自己奔赴延安的政治身份辩护。晨报周刊：当年的年轻人，奔赴延安的，你将他们分为三类：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按常理推测，这类人群是最有理想主义热情的群体，在《思痛录》中，不难发现，当时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有些是积极参与进来的。积极地提意见，积极地批斗别人。比如丁玲，从她的文字看，批王实味很理直气壮，觉得是革命。这算是理想主义的异化吗？朱鸿召：理想主义很可爱，也会变得很可怕，关键是目标设置与路径选择，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是叛逆者、逃亡者，还是追求者，他们共同的精神特征是对一个社会的彻底绝望，对另一个世界的绝对理想，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通过一场革命解决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所谓期之弥高，恨之弥深，理想高万丈，仇恨万万丈。在选择群众运动，武装革命，残酷斗争，消灭有生力量的方式方法后，群众运动一定会裹挟着私人恩怨，生活情趣一定会转化为思想斗争，进而演化为政治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想主义异化现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类异化行为。【自戕者】（）延安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中，有三人自杀，其中庄湘、陈文是两位教员，还有一位炊事员老陈晨报周刊：在宋金寿的《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中透露，在1991年有关部门的领导圈阅平反材料时，所有的人都在对王平反的问题上，划了O表示同意，但在王恢复党籍的问题上，只有两个人划了O，是绝对少数。所以最后也没给王实味恢复党籍。你作为党史研究专家，今天再看这个决定，是否妥当？朱鸿召：当然不妥当，但是可以理解。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其实有两个层面的态度，一是事实判断，另一个是价值判断。前者需要证据，受眼前利益制约；后者需要眼光，涉及方向、立场、政治态度。事实判断，在儿童那里很简单，不觉得是困难，可是在成人那里却不简单，觉得很困难。因为事实判断受到价值判断的制约和影响。1991年中央有关方面为王实味平反，是否恢复党籍，主要是对延安整风运动所关涉的价值判断在起作用。晨报周刊：除了王实味，还有没有别的文人，在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中丧命的？朱鸿召：据不完全统计，在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被迫自杀的革命者大约五六十人。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比如中央直属机关柯庆施夫人李蜀君、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邓洁夫人、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夫人都相继跳井自杀。杨家岭负责中央办公厅有关领导吩咐赶紧请个木匠来，在水井口上装了一个木盖子，再加上一把锁。鲁艺美术系教员石泊夫被关押受审，妻子高洛英在极度悲愤中，把窑洞堵得严严实实，然后点火自焚，连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全部窒息致死。此外，鲁艺还有两位年轻人投延河自杀，戏剧系一位青年舞美设计者，在鲁艺后沟的一棵枣树上吊自杀身亡。音乐系教师杜矢甲跳井自杀，未料到是一口枯井，被人救上来，继续批判。文学系学员胡征自杀未遂。美术系教师陈铁耕自杀未遂，留下终身残疾。延安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中，有三人自杀，其中庄湘、陈文是两位教员，还有一位炊事员老陈。西北公学有两人自杀身亡，王演被积极分子们抢救中，乘其不备，纵身跳下几十丈深的山崖，当场就摔得七窍出血，惨不忍睹。【文事之衰】（）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传递着一个严重错误观念，以为延安文艺的繁荣是在1942年以后晨报周刊：1942年4月，《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00期后，扩版为4个版。但你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延安文事之衰亦自是而始。”2007年8月，你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延安时期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抗击侵略，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为此付出的最大代价是思想意识形态的逐渐僵化。”“文事之衰”和“意识形态逐渐僵化”的互动关系如何？朱鸿召：“文事之衰”源于意识形态逐渐僵化，更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僵化程度。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传递着一个严重错误观念，以为延安文艺的繁荣是在1942年以后，事实恰恰相反，延安文艺的繁荣是在1942年以前。延安一座陕北小城，四、五万人口，出版报刊杂志60～70种，出版机构近10家，各类文艺团体大大小小数百个，专业作家、艺术家百余人，到处是歌声，不时有展览，边区与外界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比较频繁，大学生辩论赛允许反方代表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战胜正方代表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社会生活中有矛盾有抱怨是常态，判断一个社会肌体健康与否的关键，是允许不允许人们对矛盾表示不满，有抱怨能够发泄，进而妥善化解矛盾，逐渐消弭抱怨。盛唐气象就是有理想，有抱负，能牢骚，能抱怨。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深信真理已经找到，思想定于一尊，意识形态将所有的思维空间都格式化，并向所有的文化领域提供标准精神样品，那么，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都被归零了。晨报周刊：在撰写《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时，你曾写过一章“只读《解放日报》”，比较了整风、抢救运动前后，延安媒体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是怎样的？这种变化，对于延安文人的改造，起到什么作用？朱鸿召：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我在该题材的另一本著述《延安曾经是天堂》中有进一步描述。晨报周刊：除了媒体的数量减少，还有什么其他的主要措施，来配合延安的文人进行“精神清洁”？这个模式的要点在哪里？朱鸿召：“精神清洁”仅仅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举措，此外还有劳动锻炼，就是后来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前身；以及生活检讨会，又称民主生活会，就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总之，是通过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全方位地实施对知识分子的人生改造计划。[身体政治]()战争迫切需要人口补充，延安时期是严格禁止堕胎的，无论婚姻儿童还是非婚姻儿童，都享受供给制下最高的物质待遇晨报周刊：身体，在当时的延安，似乎也是一个需要被改造的对象。女生要被塑造得英姿飒爽。男人呢，则不能乱谈女人。比如，在整风运动前的1937年，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一次全团生活检讨会上，有人批评二十五六岁的王淇说：“我们年龄小，有许多东西我们不明白，而他偏要告诉我们一些男女的事，他喜欢谈女同志。”这种塑造和批评的背后，是一个什么东西？朱鸿召：革命事业发展除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外，还需要人口再生产。所以，革命队伍不是绝对排除性，而是遵循组织秩序与多多益善的原则。性是身体功能的一部分，是属于革命话语背后的一个潜意识领域。革命队伍通过组织纪律、婚姻条例和道德情操来支配这个领域，约束人们的身体。战争迫切需要人口补充，延安时期是严格禁止堕胎的，无论婚姻儿童还是非婚姻儿童，都享受供给制下最高的物质待遇。其直接影响是冷战时期，毛泽东坚信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都是要打起来的，迟打不如早打。美国有原子弹，我们不害怕，即使你扔下几颗，炸死我一半人口，3个亿，但是十年二十年一过，我又有更多的新生人口。所以，他斥责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书生之见，没有政治家眼光。为了战争和生产而鼓励人口生育，最需要的是身强体健，孔武有力，最典型的代表是革命年代的美术图画、戏剧舞台和电影艺术中的男女主角形象。晨报周刊：文人多情。近年出版的陈明《我与丁玲50年》，记录了他们在此阶段的爱情。茅盾的女儿沈霞的日记，近年也被整理出版，书名《延安四年（1942～1945）》，主题就是爱情。在你看来，当时总体来说，是像陈明和沈霞这种情感故事多一些，还是李锐和范元甄这种情感破裂的故事多一些？朱鸿召：这个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无法做绝对的判断。仅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有限资料，包括与历史当事人的交往印象，延安文人中既有缠绵悱恻的情感故事，也有情感破裂的伤心往事，如果要说比例的话，似乎是后者更多一些。[延安与五四]()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来说，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晨报周刊：王实味在1947年被秘密处决。还有些人，被揪出来，是“汉奸”、“特务”，被关禁闭，活下来了。但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却是他们一生的污点，比如你提到的原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中被打成女特务的萧志秀，黑窑关了两年，土窑软禁了两年，1947年延安撤离掉队落入敌手神经错乱。后来辗转回到老家。被革命的歌舞感染，1949年，再报考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宜昌分校，文革中，又被冲击。1986年，公安人员宣布对他彻底平反，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恢复我的组织生活。”这个故事，也能说明，你说延安是“一个起点”的说法，老一代革命者，经历这么多打击，还一心要“过组织生活”。当年的“起点”，究竟有多美好呢？朱鸿召：起点固然美好，一片“战时共产主义理想国”嘛；更重要的是，这个起点对于这代人的生命意义，实际上这个“起点”就是他们生命的精神“支点”。抗日烽火中，他们放弃学业，抛弃财产，离弃亲人，怀抱着满腔的热情，纯洁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奔赴延安革命圣地。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却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革命精神受到怀疑。旧世界已经叛逆，新世界不能接受，他们——特别是她们——还能到哪里去呢？丁玲尚且如此，萧志秀也是这样，其实她们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前半生奔赴延安，后半生为奔赴延安的政治清白做辩护。晨报周刊：记得2007年我到上海时，你说过，为什么当代人觉得精神如此贫瘠，很大的原因是延安十年，延安犹如思想史上的水坝，此后，流下来的思想资源越来越少。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朱鸿召：至今我仍然坚持这个判断。20世纪中国文化的河流，在延安时期拐了一个大湾，犹如修筑了一道意识形态的高墙大坝，此后河道流量减少，思想干涸，河床裸露，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严重萎缩。我们在追求以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为表征的现代化过程中，最缺失的是文化，又深怕被别人指责没文化，就到处粘贴文化符号，让伪文化、赝品文化普遍泛滥，真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本都很高，生活质量却很低，距离国家有主张，人民有尊严的日子还很远，很远。晨报周刊：你在《关于设立“延安学”的学理依据》一文中指出：延安十年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当代性，远远超出了“五四”。为何？朱鸿召：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来说，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了人，就是进化论意义上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作为历史遗嘱的继承人，在近现代世界风云中起到但当道义，引领时代的历史使命。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最有革命精神者，抗日烽火中奔赴延安。延安整风运动对他们进行人生改造，由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复归于传统文人的社会角色与命运。此后，五四是延安的五四，历史是延安的历史。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