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章节试读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的笔记-第141页 - 单元三第一章

和单元二一样，第一节先处理史料，论作为《汉书》与《后汉书》中间环节的《东观汉纪》体例应与《汉书》相同，以《外戚传》统《皇后传》且在书末。第二节论外戚权力的正当性从西汉到东汉发生了改变。成熟的论文在引用时，大抵史料少而前人论著多，本节融汇前人的研究非常熟练，真叫后学企慕。章末说“对外戚权力的否定，作为汉魏革命中重构新型皇帝权力的重要一环而继承下去，是下一章要关注的内容”，这种堆垒的手法给人稳重的感觉。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的笔记-第235页 - 单元四第三章

本章主要就《陶渊明集》中的《四八目》和《三国志》卷一一两种史料展开。前者之进入视野是由于永田拓治的开创性研究。第一节论证《四八目》的撰成依据了魏晋间的原始史料，因而确定了它的价值。第二节分析《四八目》中的“二十四贤”的类型，认为他们是东汉后期清流士人的代表，魏文帝在代汉前期对他们进行旌表，是在确定魏王朝的正统性。第三节论王朝容纳隐逸的新秩序的形成，在个案分析中具体展开。前一为反面个案，后一为正面。在处理反面个案的复杂论述中，作者大意为1、地方长官处死不受征的处士，为舆论所质疑，是1.1汉代“第二次君臣关系”的延续，但1.2已不见容于新的意识形态；2、对这一事件的最后处理，即认同地方长官的行为，是权时的非常措施。从而确认新的意识形态，即在王朝权力中容纳隐逸、处士存在的成立。第四节论证王沈《魏书》为广义的隐逸者立传，鱼豢《魏略》则首次立“知足传”的名目。总之这种书写上的变化是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相呼应的。
另外有几点：1、在第二节的脚注中作者表明态度，从魏文帝旌表先贤这一行为出发，质疑陈寅恪的经典论点。作者的修辞“从这一角度出发，不同意……”引人思考。从作者角度出发，是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另一方面，作者处理的史料完全不包含陈氏处理过的史料；而两种结论是根本冲突的。相比之下，本书作者使用的史料远少于陈氏及陈氏范式中使用过的史料，一方面，作者对此单一材料的解读构成了对陈氏范式的挑战；另一方面，从陈氏范式反观作者的结论，即认为曹魏政权继承了清流势力这一点，略嫌薄弱。在此似乎需要反思单线论和所谓“清流势力”本身的多种涵义。
2、第三节的分析主要就两条史料展开。这是本书中部分章节的特征。引用了较多史料论著，在核心处由较少的史料起作用。假设论证的时候采用了更为严格的文本分析的方法，显明所引史料在风格、结构、意义各方面的特征，那样的话，好像可以更具说服力。本书的背后似乎有很强的理论关怀，或者说有着一个理论基础才使各分论有意义。作者本着历史学的要求没有进行探讨。感觉上新论点的形成应当有一个理论上往复辩论的过程，像谷川道雄在《中世共同体》一书表现出来的那样。但目前只读到仇鹿鸣先生那一篇论文，有一点遗憾。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的笔记-第255页 - 单元四

讨论《隐逸传》书写的本单元，在全书中最为精彩。本书未设“结论”一章，作者的大旨表达在“前言”里。将经典文本放在政治语境里加以考察，作者自言受了昆廷·斯金纳的影响。单以本单元而论，作者的问题意识似乎起于安部聪一郎的系列论文。这种新史料学学风，看起来是纳入了福柯而形成的，即如 Guy Halsall 所言，“书面材料表征了政治互动与制度运转的结果”。而作者常用的“装置”一词，则与柄谷行人在《日本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所用该词涵义相合。这些数年前可能还被视为新颖的观点，现在也被作为常识，作为思考的背景而被接受了。本书的另一关键词“皇帝权力”，则是受了甘怀真、渡边信一郎二位学者的影响，无需多说。用新的常识去思考古代中国的本质，可能会使政治史和正史研究复兴。不过国内的研究倾向，似乎和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里描述当时那种杂然并陈的状况有些像，当前研究里对正史的关注，或许并不像作者在前言里说得那样吧。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的笔记-第255页 - 单元四第四章

第一节论《三国志》卷一一为广义的“隐逸列传”，划分了传主的类型，尤以《管宁传》为要，它成了王朝对待隐逸者的仪式范型。第二节论1、魏晋之际以“高士”为对象的杂传大量出现；2、王隐《晋书》立《处士传》，还可能立《逸民传》，这个部分很受欢迎，可能别本单行，且后人在其基础上增补了北方十六国的逸民材料；3、晋宋间诸国史皆立“隐逸传”，以夹逼法推论何法盛《晋中兴书》亦立之；4、南朝诸史皆立“隐逸传”。总论以“汉魏革命”为界，“隐逸传”进入了正史书写。第三节1、论魏晋的意识形态将“在野”认知为“在朝”的补足，认可“隐逸”的政治价值，从而改变了王朝的政治结构；2、新朝征在野之士成为必要的政治仪式；3、位与号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在野之士可以获得朝廷征聘时的官号，这与汉代（延续到东晋）必须应征在位后方有官号是不同的，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唐代。总论围绕着“隐逸”的意识形态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社会秩序。第三节的论述流畅有洞见，非常精彩。
另有几点：1、将《三国志》卷一一《袁张凉国田王邴管列传》视为名无实有的“隐逸传”，稍嫌牵强。该传恐怕不能与“汉魏革命”联动。作者最为注意的《管宁传》，似应与《傅子》和嵇康、皇甫谧《高士传》一并考虑。这里有两个问题a、作者的体例一般先考察史料基础，窃以为“隐逸”的概念史也应该在史料考察时加以说明，否则有些含混不清；b、本书主要考察正史，但正史之外的各种书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只在脚注中指出相关论文，让本书中一些论点未能得到充分证明。
2、作者论王隐《晋书》立《处士传》，明确无疑。唯作为材料的王褒，因父无罪遭戮而不肯出仕，与嵇绍以父有罪疑于出仕适成对照。这个材料在唐长孺论君父先后的脉络里可以充分展示其意义，在这里王褒完全是与王朝权力相对立的存在，因而整个处士传的写法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这里也有”隐逸“涵义模糊的问题。
3、作者未采用的一条材料，皇甫谧的《释劝论》开头说：”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似乎可作魏文旌表二十四贤和桓玄辟命充隐中间的一个环节。又本传后附其子方回事迹，流寓荆州时，王廙”大行诛戮以立威，以方回为（陶）侃所敬，责其不来诣己，乃收而斩之“，于本书论旨似亦相关。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的笔记-第182页 - 单元四第一章

前半论隐逸书写的类型与变化，后半论东汉对处士的期待及他们在政治结构中的位置。
隐逸书写的类型可分为三：1.《史记》，为伯夷叔齐立传，但重点是他们的“让国”，崇尚礼让的观念，与后世不同。2、《汉书》《东观汉纪》，在《史记》的谱系意识之下对栖遁之士进行书写，将他们编于同卷但不标“隐逸传”之名。3《后汉书》，立“隐逸传”。从南朝人的认识推论标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东汉对隐逸者的认识是他们仍需纳入皇帝权力结构才有意义，而隐逸本身并无价值。士人不应征命就有被处死的危险。这一点要在下章进行展开。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的笔记-第121页 - 单元二第二章

本章作者自谓“臆说”，确实以推测为多。第一节论定《旧唐书》环节立“隋末群雄传”，虽然细致，但嫌多余。第二节确定韦述《唐书》这个环节亦有“隋末群雄传”，证据充分。第三节论述令狐德棻《国史》环节无之，则用上一章得出的大背景和“禅让前后起元”-“开国群雄传之立否”联动装置这两个证据，虽然史料不多，但言之成理。第四节推测“群雄传”出现的环节，论证较为软弱。如论牛凤及《唐书》中有“群雄传”，只有“联动装置”一个论据；且从牛凤及“悉收姚许诸本，欲使其书单行”，即推论其书体例与前人史书不同，亦嫌薄弱。又论吴兢《唐书》返从旧例，而韦述《唐书》之立“群雄传”，盖兼取吴、牛之例。此结论绾连诸环节，实为綮要，而论证殊无说服力。即不论以韦述良史，安得取陋劣如牛氏之例；前文推测已多，最后傥无确实史料镇纸，则全篇为飘蓬矣。徐先生抽丝剥茧，将《唐史》诸环节一一论列以求清晰完备，这种手法令人击节；但史料有限，不能绾而强绾之以成说，则后人解之亦已易矣。最后推测联动装置在韦述处失去效力，或许与中唐以后兴起的《春秋》学有关，如果能加一个脚注就好了。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的笔记-第10页

漢初諸侯國實行獨立紀年。考慮魏公國依漢初諸侯王制度，晉及以後又依漢魏舊制，這樣書中提到的禪讓前起元是有可能成立的。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的笔记-第99页 - 单元二第一章

第1节推测魏晋间所作各纪传体断代史中“开国群雄传”的存在，第2节做的“驱除”索引，第3节抓住徐爰为“开国群雄传”结构性存在与缺失的转折点，都很漂亮。论证、结论基本都属“可预测的”，读完依旧觉得有收获。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的笔记-第4页 - 前言

“意识形态不是对权力的粉饰与伪装，它本身就是权力，在与支配群体的共谋中维持着权力秩序的平衡状态；某个时刻却也会成为颠覆性力量，引发冲突与变革。”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的笔记-第153页 - 单元三第二章

第一节从皇帝诏书和士人态度两个方面论证外戚权力在曹魏新型权力结构中的萎缩。第二节论从“太后”到“皇后”的功能变化，以及魏晋南朝历史书写中《皇后传（纪）》取代《外戚传》的结构性变化。先在《晋书》里找到材料，说明最早是华峤自觉地用《皇后纪》次于帝纪，弃班马以《外戚传》继末编的写法。又在《史记索隐》中得到一条材料证明王隐《晋书》也用了这种写法。前者重要，后者精彩。这种从小处挖出有证明效能的材料的手段，总是能让人赞赏服膺的。本节没提的南朝四书，也都用了同样的写法，开卷即知，当然没必要再讨论了。第三节是前两章的小结。
总的来说本单元前二章论述了外戚地位从西汉到魏晋的变化，其权力的获得从正当变为不正当，与之对应的是皇帝权力的申张。但个人觉得本书将西汉的外戚说成“承担对皇帝的保傅与守护之责，皇帝也呈现为需要外戚来加以保护的对象”，似乎有些过了。为了衬出新型皇权的张大，好像把西汉的皇权过度压抑了。从所引史料以及参考书目看，好像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汉人在论证外戚权力正当性时用的《大雅·嵩高》，至少毛诗序说它是“美宣王能建国亲诸侯”，从诗的大义来看也基本如此。本书这种说法看上去更像是周公的职责而不是外戚。此外外戚权力较大时一般皇帝年龄还小，外戚也总想让年幼的皇位候选登基，作者能对这种情况再加以申论就好了。
与外戚权力对称的似乎是宗室，当然这在作者的立意之外，不过倘能对宗室也加以讨论，感觉上更完备一些。因此小结中所说的“汉魏间皇帝权力的深刻转换”中的“深刻”，给人感觉不大稳当。当然，脚注中所列的参考书笔者基本未曾寓目，而且作者的博士论文即专门讨论“汉魏革命”，他这样说肯定自有道理。只是单从本书来看让人稍感疑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