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书评

全球化还是本土动员？

全球化还是本土动员？李华芳--------------------------------------------------------------------------------“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为我们展示了他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大规模协作将改变这个世界”，维基经济学的登堂入室提供了全球化的绝佳注释。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回顾了全球化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到1914年，凯恩斯后来在《和平的经济结果》中写道：这一结束语1914年8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不过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对全球化的憧憬彻底击溃，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也相当缓慢。依靠战争发了财的美国在布雷顿森林召集会议，谋求战后繁荣的梦想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的诞生，两个机构都设在华盛顿，隔街相望。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部分的还有世贸组织（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IMF监督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向战后欧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关贸总协定监督国际贸易，全球化在三驾马车的驱动下卷土重来，进入第二阶段。自1960年以来，全球人均年收入增长速度为2%。凯恩斯的预言也成真了，今天我们有了亚马逊这样的购物网站，使得世界在网络面前呈现了另外一幅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成功的。但伴随全球化的阴影从未消退，从欧罗巴到亚细亚，到处都有反对的声音。全球化这个词语诞生之时，批评就与之随行了。最大的批评是全球化造成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公平的情绪造成了国际间的敌视。价值观不同酿成的“文明的冲突”与因为收入差距拉大造成不公带来的矛盾相互缠绕，形成了新的对抗。这与全球化的趋势并不一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也猛烈抨击了全球化，他认为在国内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会造成经济崩溃。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秉持了这一思路，认为放开港股直通车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应该缓行。这种反对意见当然有道理，金融危机带来的恶果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发生大规模种族暴力事件；而受此风波累及的阿尔及利亚有2500人丧生。对于IMF、世界银行和WTO推动的各项看起来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体系、以便从全球化中受益的政策，可能也是导致穷国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斯蒂格利茨由此评论到：假如凯恩斯知道现在IMF是这么运作的话，他一定会从坟墓里面跳出来。另外一个批评来自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在《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一书中卢卡斯指出一个明显的悖论。通常而言，穷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富国的劳动力成本高，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话，就会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但统计却表明资本主要仍旧在富国之间流动，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尽管数量不少，但与富国之间流动的资本相比，仍旧是小巫见大巫。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但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全心全意拥抱穷国。米什金含蓄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和卢卡斯的观点，他指出当下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所致。或者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说：“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世界里，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面临过多的全球化压力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事实上，当下那些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减少，而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并非如此。米什金认为全球化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有助于降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摆在米什金面前的现实挑战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的贫富差距是赤裸裸的伤口，不容忽视。米什金考察了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额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指出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不当金融政策给金融机构带来过多风险时，金融的全球化会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但这个罪名不应该由“全球化”来承担，而是该国的金融治理不善所致。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实施的往往是使他们短期受益，而对整个国家经济可能有害的金融政策。更糟糕的是，金融危机的梦魇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误以为“全球化是魔鬼”，开始拒绝全球化，对其敬而远之，从而错过了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在米什金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如果穷国能在产权保护、法制建设、消除腐败等方面有所改善，那么穷国将会分享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果穷国的财产得不到保护、地区冲突不断和政府腐败严重，那么将很难吸引到投资，贫穷会依旧维持。当然米什金进一步指出，拿到了投资并不意味着资本就能得到有效配置。单纯把资金仍给穷国并不能使其发挥作用，甚至在腐败盛行的国家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这也是全球化备受指责的原因所在。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提到赞比亚的例子，援助使得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了600美元，比赞比亚刚刚独立时低了三分之一。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机制使得资本流向边际效益最高的领域，米什金的建议并没有出奇之处，只是重重弹了亚当·斯密时代的老调：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应该开放自己的市场，同时鼓励穷国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这将有助于穷国改进金融系统，促使经济更有效的运行。米什金由此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无过错，只要完善制度，不论穷国富国都能从中获益。于是他用乐观而又充满希望的笔调写下：贸易，而不是援助，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而且政治经济更稳定的世界。米什金著：《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1版1印，38元。其他参考文献：世界是平的 维基经济学 全球化及其不满 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更多详情：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0d5j.html

观点小结

实证表明金融全球化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它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明确的关系。在制度设计上的失误常常成为金融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接着促发因素会加剧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影响现金流、通过提高不确定性减少贷款、造成资产净值减少，于是货币危机成为第三阶段，并诱发全面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实施完善的审慎监管、采取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向国外开放金融体系对金融全球化的成功至关重要。关联信贷、单纯依赖监管机构的风险控制、“大而不倒”的政策、可问责性缺失的监管当局、盯住汇率制和与此紧密相关的债务美元化通常会埋下祸根。而为经济建立坚实的制度基础不仅具有长远利益，也可以迅速重塑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信心。将发达国家的成功政策简单移植到新兴市场国家经常酿成错误。例如央行很难利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金融危机复苏。这时就需要国际组织的介入。而这些援救必须具有如下三个基本原则：及时快速提供流动性、鼓励充分的审慎监管、仅仅为严肃实施必需改革的国家做最后贷款人。对于发达国家，向贫困国家开放贸易市场才是最好的帮助方法--米什金就是很能把大家所有人的观点总结起来，然后用近乎重复性的论证强化性地展示出来... 后记：由于给《芈月传》的一句热门短评 引来水军报复狂踩本人2015年之前所有长评。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不算太烂 麻烦请赏个“有用” 顶一下，以免文章被折叠 跪谢！

札记

【http://blog.sina.com.cn/leiwon】本书（下称《全》）以金融危机机理的理论框架为核心，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在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增长。作者将金融体系比喻为经济的大脑，因其能够把资本引入高效率的部门，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金融体系里面，最重要的要属银行了。银行在所有金融机构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搜集信息者，这个优势可以使银行尽量避开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而一旦银行业陷入了信息不对称的迷局，从而不得不面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再加上监管纵容、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债务美元化、特殊利益集团的鼓动等等，银行业的贷款膨胀将导致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作者列举了三个案例，分别是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韩国金融危机和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三者大都存在以上种种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呢？作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建设，而好的制度往往是内部生长的，外力的作用有限，西方国家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才获得这一成就。并且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某些政策不一定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及现实情况来进行制度建设。但不需怀疑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首先要有一套健全的产权制度（如果产权得不到保障，银行将无法通过抵押向企业或家庭提供贷款），其次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来保障产权制度的落实，在此基础之上政府要实施审慎监管（例如要求银行披露业务活动，限制银行业风险水平），对银行进行监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制度健全的情况开下放本国资本市场才能获益于金融全球化，否则只会带来金融危机。作者多次强调，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应着力于重塑市场信心，并从自身寻找原因——如果国内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体系健康的话，也不至于出现危机——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是一个反例（怒斥国际投机者袭击东亚经济体），而韩国政府则积极进行内部改革，经济迅速从危机中复苏。最后，作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改革建议——将业务集中于发放短期贷款以充分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改善监管、避免处理危机时使用“一刀切”方式，此外，作者还提议发达国家不要只关注资金援助，而是要向落后国家开放商品和服务市场，所谓“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这个道理。不可否认，《全》是一部探讨金融体系及落后国家发展方面的好书，但我还是认为作者忽略了一点——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政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虽然作者在书中也有所提及（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机制），在我看来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并没有展开来谈。我想这与作者身在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境遇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