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章节试读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440页 - 横空出世的莫干山会

“青年人是为国家着想，是支持改革的，不是反革命。”——黄江南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79页

到了1989年，虽然经过10年改革，可是没有来得及行程一个足够强有力与改革进程利益一致的社会阶层。农民是受益者，但不足以构成支撑当时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普遍要求改革的表象之后，民众的改革需求发生裂变。知识分子和学生提出了超越经济改革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诉求；而一些城市居民，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旧经济体制下的受益者，不能理解改革才是改善他们根本利益的出路；部分统治集团成员则着重于眼前既得利益。这是1989春夏之际的深刻历史背景。

《八〇年代》的笔记-两份《初步意见》的背后 - 两份《初步意见》的背后

必须改革，这是共识。但是，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改成什么样子？尚来不及想。即使后来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头脑里，也并没有蓝图。改革的序幕，是被一双历史的大手拉开的，所有的演员、导演都在场。然而，这是一场没有脚本的改革。
薛暮桥是理性、谨慎、内敛的人。从外表，人们不易发现他的感情变化。然而，今天重读他的说明，可以十分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激情、热望和理想。他说：“我们起草这个文件时，深深感到所谓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经济宪法”，何其崇高的标志，这确是那一代杰出人物的理想。
经济体制的改革，分明是一出边演边排边导的历史剧，细节，在此时此刻，在这样的大历史面前并不那么重要。从中我们看到，这些共产党的元老，和参与过共和国创建的薛暮桥等人，对于历史的变迁、变革的需求、责任感、紧迫感和行动能力。这时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有评论说第一份《初步意见》囿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框框，思想解放不够；第二份《初步意见》，在理论上有巨大突破，堪称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是划时代的，而也因为它的超前，在高层对改革思路尚未达成共识时，除了有识之士的激赏，并没有成为政府的决策。历史常常是这样，高瞻远瞩的思想，一时不被接受。不过，凡是代表历史进步的方向，终究会成为人们的共识。

《八〇年代》的笔记-三本书的命运（一） - 三本书的命运（一）

讲了三位开路先锋：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一位犀利，一位沉稳，一位潇洒。他们风格互补，是一个组合、一个团队、一道风景。
这三人的命运与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指派的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有关。
1、孙冶方：按《资本论》的逻辑写。
孙冶方曾经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是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后，写文章变得下笔艰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孙冶方和另外一些老派共产党员一样，是骨子里的民主主义者。在青年时代，他们的这种民主主义追求和社会主义理想是完全融合的，但在1949年以后，却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自己的理想与中国现实体制的不融洽。曾有人这样发问，如果孙冶方在世，他会支持市场化改革吗？我想，如果给他时间，以他的智慧，以他的胸襟，一定能走出早先的理论陷阱。他其实是最早走向真理的人之一。流通、价值规律、利润都是他的题中之义，正是因此，他才受到了最严厉的清洗和折磨。把那么多新东西塞在一个旧框架里塞不进去，需要打破旧框架。这好比破茧成蝶，很痛苦，需要时间。
我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在经济学原理课上学了萨缪尔森，还有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我对于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真是少之又少。第一次听说孙冶方，是在大三那年暑假，我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北京站实习时，跟着编导老师一起做《我的中国心》一档专题片，那时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吧（貌似是），然后有个选题是关于中国经济界30年，我记得当时还采了好多牛人，趁那次机会，我见到久仰的吴敬琏先生。也是那次采访，让我第一次知道孙冶方，第一次知道顾准，第一次踏进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看到研究所内孙冶方的铜像。也是那次之后我去看了孙冶方的书，去读了顾准的书，了解了这两位前辈的理念、生平、各种起起落落。
还去见了一些这些牛人学者的后辈，从另一个侧面去了解这些经济学家的故事。读过老六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究竟是多有魅力的时间段，我还没有全部理解，不过我想，孙冶方的出现已经是八十年代天空下明媚的一抹阳光。他像个牛虻，在与旧社会、旧体制对垒中开辟一个个新战场，尽管屡战屡败，但仍然呼啸着。
这样的学者，总是令我感佩而又感伤。他，似一位英雄，带着堂吉诃德的骄傲。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306页

1990年3月，科尔奈和杰弗里·萨克斯在赫尔辛基组织学术会议，邀请正在转型国家的经济学家参加。会还没开完，一位捷克经济学家宣布要马上赶回捷克，一刻也不能耽搁：“所有现在不在瓦茨拉夫广场的人以后都没有机会当部长了。”他及时赶了回去，果真当上了部长。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148页 - “孙冶方奖”的精神

在80年代，孙冶方奖是唯一的。它的权威性，也仰仗背对背、靠机构和个人推荐的评奖程序和评委的严谨认真。在泥沙俱下、评奖泛滥的当下，什么是孙冶方奖的精神？什么是孙冶方朋友们的初衷？中国的经济科学如何借助一套奖励机制得以真正、有效地推进？真是值得问的问题。无疑，中国需要客观、公正、权威、可持续的经济学奖。人们期待这样的奖，像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样，激发和召唤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创造力，及热情、智慧和能量。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222页

国务院总理的提法很有内涵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158页 - 徐雪寒：丹心雪寒

“我想不出一个革命者被革命专政的所思所想，也想不出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的所感所受，但我知道那一定无数倍于肉体的痛苦。”——鲁志强《想起徐雪寒》
“徐雪寒一生坐过3次牢，共计26年，其中20年的狱中生活是在1949年后。”犹自感慨：“于人民，于祖国没有尽到匹夫之责。”赤子丹心，当之无愧。某党辜负了徐雪寒。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181页

……最后在文件（什么文件？作者没交代）上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他说了一个实在的理由，同时又是共产党人无法反驳的理由：“把人民的事情交给人民自己去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141页 - “孙冶方奖”的精神

1982年12月9日，孙冶方亲笔写下遗言：“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偏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见《孙冶方全集》（第五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

《八〇年代》的笔记-全书 - 全书

第一代
p731979年元旦后不久，全国待业人员已经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
p74薛暮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知书店出版《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学》等书籍
p77待业青年生产自救者一切税费全免。
p82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先后囚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1967年被诬为叛徒，迫害致死。
p98（35天高强度访问回国后）袁宝华和代表团成员向国务院作了汇报。他们说：在中国“大跃进”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而后来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先学美国，经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特点。与这些国家相比，我们生产技术落后，管理方面更落后，因此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注意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
p133搞政策研究的，一定要学会抓主要内容，写短报告。不仅要短，而且思路要清楚，语言要平实。马洪布置起草《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
p177世人皆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起点；中国改革的起点又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规定是“不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先是民间自发行为，由杜老奔走的1982-1986的一号文件才正式确立其地位。
p178“中国发展百人奖(农村)"旨在表彰和鼓励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领域开展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和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p180（90岁的杜润生）有两桩放不下的心事儿：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见《给有志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青年》
中国有一批为农民请命的人，邓子恢、彭德怀等一一陷落，只有杜润生活下来，并在恰当的时机，发挥了恰当的作用。
王岐山、陈锡文、王小强、周其仁等年轻人组建了农村发展研究所。
“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站在岸上指手画脚，这里毛病、那里失误，批判得淋漓尽致，不直接等于能把中国农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去搞。”
第二代
p209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曾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捆绑中国人的绳索。
p224实地考察：行前预备会、浏览资料、讨论考察要点、部署集中和分组考察，要求访谈资料当天整理完成。
p337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造成的城乡差距，还有“抽瘦补肥”的逆向再分配。
p374《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
p396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p399厉以宁1986年4月25日北大发言：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改革。
第三代
p462中青年经济论坛：
《关于当前农村贫困户问题的探讨》（曹廷汉：1986）
《东西部关系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赵德群：1987）
《严峻的现实——“六五”期间我国东西部差距扩大的分析报告》（郭保平、郭凡生，1987）
p472《西部开放：非边境省区的抉择》；《巨人的跛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西部与西部人》；
乡镇企业调查：《希望之光：在中国西部的乡土上》
周天豹：《抗战时期国民党开发西南农业的历史考察》
论文集《困惑中的思考》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380页

3月13日，时任体改所副所长的徐景安和李峻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存在西化倾向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者的一部分人……他们毕竟不掌管国家的领导权。而存在僵化倾向的，大多是实际掌握领导权的一批干部……我党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没能作出清醒的、恰当的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作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信中强调，“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1987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67页

82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林重庚的发言是《国际上对中国体制改革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信息系统比苏东国家的薄弱得多，不知计划是怎么做出来的？国外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能算是计划经济。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225页

高尚全问马尔雅依副总理的问题是：如何可以使改革配套安全地得到实质性落实？马尔雅依说：”这个问题问到了要害。“他讲了自己的看法：“做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总是说，最好耐心等待改革设想兑现，经济之所以困难主要是你们这些主持经济工作的人老着急，刚出一些问题就马上用原始的办法，从而使改革来不及发挥作用。他们把过去的改革方案没有发挥作用的责任推到我们头上，从来不考虑你设计的改革方案是脱离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性的尝试越多，改革本身就越难发挥作用，甚至连改革的生命也受到威胁。”马尔雅依有感而发：“一个人高举改革旗帜，高喊改革口号奋勇前进，结果掉下去了，于是有人说，是因为有人把半路上的木板撤掉了，而我说原因是在那位改革勇士脚底下压根儿就没有木板（道路）。”这话，耐人寻味。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192页

他们不仅是老革命，参与了计划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只要留意，还会发现，他们的背景涉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在当时，找到比他们更合适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知人善用，也是历史选择。30年后，安志文的一句话，代表了他们的历程：”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是天命。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25页 - 1

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而不是急速变化的经济形态。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超越了经济学家的思维范围－身在其中，距离太近。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29页

于光远好可爱：因为涉猎范围太广，文革中批判他，需要成立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下设农经、心理学、科技分站，各分站协调工作。
最早一批三个人：孙冶方是肃穆型，薛暮桥超然淡泊，于光远豁达有趣。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23页

19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321页

莫干山会议上的那些人啊，那个气氛，真的令人神往！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314页

本章标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道口有道》
五道口“养不起”自己的教师队伍。其实，刘鸿儒所代表的创建者压根儿就没想那么干。他们意识到不仅是要避免近亲繁殖，还要网络天下人才，形成杂交优势。对此，国家教委曾有不同意见，理由很简单：没有专职教师队伍，怎么能保证培养水平。而事实是，小小的学校，把全国的优秀老师都集中进来了，以小博大，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刘鸿儒去跟他们辩论，说鲁迅夹着包到各所大学讲课，没有囿于一地，才发挥了那么大作用。1987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全国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质量进行检查评估。结果是，货币银行学五道口第一，人大第二；国际金融学南开第一，五道口第二。
也许这是第一本介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来龙去脉的书了。在五道口渐渐成为历史的时候，或许这样的一本本身就是回忆的书，带来了更多的回忆在文字间。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139页 - 遥想“技术中心”当年

鲁志强讲过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情景，“年轻气盛的丁宁宁起身手指包括马老在内的全体说：你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而马老只淡淡说了句‘说话要有根据’，依旧恬然主持会议。”
要怎样的虚怀若谷才能如此宽容，我可能会劈头盖脸的责骂吧。

《八〇年代》的笔记-第306页 - 东欧来风：科尔奈

让今天的人理解《短缺经济学》可能有些困难。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在世上所剩无几，与之相联系的短缺也很少存在了。然而，在人类20世纪的漫长历史中，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上有几亿人，几十年生活在短缺经济中。难以计数的人饿死在斯大林强制集体化中和中国“大跃进”之后。4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有在严寒里排队凭票购物的经历，短缺意味着贫穷，而支持短缺的是自诩为最优越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科尔奈的伟大在于他描述和揭示了这一切；他的遗憾，或幸运，则是所描述的制度在地球上不复存在了。无论如何，科尔奈对于20世纪经济思想的贡献是独特的。
当年为《短缺经济学》设计的封面中，有一个是皇帝的新装：一个人裸体站在镜子前。这个设计图一直挂在科尔奈的办公室墙上。

《八〇年代》的笔记-三本书的命运（二） - 三本书的命运（二）

2、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若要用一种自然植物和薛暮桥相提并论，莫过于水了。他清澈、平静、绵长、隐忍，逆来顺受，水滴石穿，以一个世纪的漫长生命，一点一滴，确立他的历史地位。要理解这一整段历史，从建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薛暮桥是关键人物，没有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可以和他比拟。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3、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没有孙冶方那样烈士般地悲壮，也不像薛暮桥水滴石穿的专注，于光远游刃有余地在众多领域里出来进去，以“人生何处无乐趣”的心态，过“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人生。
中国经济学家从1956年开始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这三位曾经是经济学界的三巨头。他们穷尽毕生之力，没有完成1955年所接受的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人物。但是他们都创造了新的高度，给人们打开新的视野；他们用他们没有走出来的，启发和告诉人们，为我们，为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探索的记忆和思想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