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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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6
ISBN:9787309049893
作者:华民
页数:374页

章节摘录

  西欧从公元1500年以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到了公元1800年经济增长加速度。英国与美国从公元1700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中国在公元1000—1250年期间(宋朝)曾经有过经济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长期的停滞,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才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长,其增长的速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见过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英]安  格斯·麦迪森,2003)。由于当今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所以,不妨将其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  毫无疑问,中国宋朝时出现的经济增长绝对先于欧洲国家。那么宋朝的经济增长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呢?费正清认为中国宋朝出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应归功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地域的分工,因此也刺激了生产的全面发展。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的贸易不仅促进了生产大发展,还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且迎来了世界历史上首度海外贸易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费正清认为,中国实际上早于欧洲国家就已发动了“商业革命”([美]费正清,2001)。  现在的问题是,宋朝为什么会出现世界上罕见的贸易发展呢?笔者以为这可能与北宋朝战败向南迁都有关。随着宋朝迁都,大量人口向南方移民,中国南方人口密度骤增,“马尔萨斯制约”凸现,从而需要通过贸易来加以打破。但可惜的是,宋朝这种可喜的增长趋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原因在于两宋时期的经济结构虽然因为经济增长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能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相反,占据着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保持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千方百计地要把社会的经济活动置于传统儒家学说的伦理框架之中。宋代士大夫阶层为此努力的结果便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宋代理学。宋代理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这样两个方面:首先,理学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格外重视,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其余都是权威或者服从关系;其次,则是儒家仁慈君主的政治理想,国家被视为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后,强调治理这个国家的应该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德才兼备的士大夫,他们有责任不惮天威向皇帝进行劝谏([美]费正清,2001)。从宋代理学的以上内容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体会:第一,宋代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朝经济增长与即将形成的市民社会的一种反动,因为它把传统的儒学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从而限制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第二,宋代理学尽管也有一个“理”字,但是,它要阐述和发展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伦理观,而不是那种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社会理性,因此,打着新儒学旗号的宋代理学并没有把中国人民引向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仍然使之禁锢在传统的伦理社会;第三,宋代  理学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只是一个依附于皇权的分利集团。

内容概要

华民,教授,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世界经济系主任。担任的社会职务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咨询专家,上海市国际友人协会副会长等职。共出版《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转型经济中的政府》、《长江边的中国》等学术著作12部,《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教程》等教材4部,在国内权威与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40O篇。先后获得“金三角企业优秀论文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吴玉章优秀著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论文奖”,“上海市优秀教材奖”,以及“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奖”等1O多项。

书籍目录

“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新认识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中国自陷于农本社会怪圈的经济地理学析解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实录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 来自17世纪荷兰的启示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 法国历史上的“为与不为”13~16世纪意大利经济的兴起和衰落清代前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作者简介

这是一本论文集。书中表明,尽管经济增长,特别是经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制度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自18世纪开始的经济停滞,主要是因为制度僵化而造成的。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制度是如何压制经济增长的。不仅如此,本书还表明,中国僵化的制度不仅压制了经济的增长,而且还使得中国社会无法对来之于外界的冲击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反应,其结果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明显的周期性简单复制的特征。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西方社会其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通过对荷兰、英国与法国的比较,读者大致可以看到法国其实也是一个与中国非常相像的国家,它在欧洲也是一个制度惰性比较严重的国家,以至于不得不通过社会大革命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本书书收集了华民、韦森、张宇燕、文贯中等经济学者十篇经典文章,这些文章着重从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视角,比较了近代中国和西欧社会动态演化的历史轨迹。如华民教授的“‘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从人类的基本经济学问题出发探讨了最近一千年中,西方国家的兴起与东方国家相对衰落的原因。韦森教授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运用“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概念,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晚清帝国衰落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样地,文集中文贯中教授、张宇燕教授以及其他专家的文章均以丰富的资料和独特的视角讨论和解释了中外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某些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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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存在一个怪异的现象,那就是存在两种面貌的经济史,一种是生发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一种是生发于经济学科的经济史。由于科系的不同而导致研究路径的巨大差异,这可以说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最好样本。从历史学科本位看来,来自经济学科的经济史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量地使用二手材料,以他人研究作为资料进行推论,对于历史学学者来说,这几乎是不可容忍的。但是从经济学科本位看来,这样的做法却再正常不过,那些历史学论著在经济学者看来正如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用于构建模型的数据库,可以拿来就用的。现代经济学发展到当下的地步,依靠数据构建模型,越来越走向数学,“好的”经济学家常常是数学家而非社会学家,这已经是人们所接受的常识。因此,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经济学科的经济史学者做如此处理,也并不为过了。只是不能不考虑到,现代经济学构建模型的预设前提,是存在着充分、大量的统计样本,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精准的会计体系,因此这一预设对于应对现代经济问题,是不必考虑的。但是,对于前现代的经济体系而言,连续、有效的统计样本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样本池的规模已经会影响到统计概率和显著性,所以讨论前现代经济史问题时,对统计样本进行讨论、处理、修正就理所应当地成为第一步的工作。这项工作在历史学科中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叫做考据。考虑到经济学科的惯性,撇开这项工作而直接搭建那些繁复的模型在当下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会出现麦迪逊的千年经济史那样的著作。然而倘若连经济学最当家的模型构建、数量分析的本领也都放弃掉,那么这种来自经济学的对历史的解释就只能成为对历史的臆想。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急转直下的国运,这诚然是中国学人几代以来共同关切的话题,对这一问题做出探讨,其意义是不待言的。但是,随便拿出几个“ 马尔萨斯陷阱”“布罗代尔钟罩”这样的名词,就打算涵盖几百年中国历史进程,这种讨论,只适合在某些历史爱好者论坛上发发帖子算了——甚至某些民间爱好者的回答都比这更深刻些。文集中所收的相当多的文章(尤其是前三篇),不仅罔顾历史学科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所作出的拓展,也罔顾了1940s以来众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辛勤耕耘。如梁方仲、汤象龙、彭泽益等人的研究,几乎绝少提到,即使提到,我也很怀疑他们是否认真地研读过。作为推导出结论的基础资料,翻来覆去不过是诺斯加上麦迪逊,偶尔拉上伊懋可和李伯重垫背。也许出身经济学科确实比较难于了解历史学科的相关进展,但是至少看看李伯重文章中的注脚,把《浦泖农咨》找来读一遍,该不算难事吧。还是说,当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已经如此之差,他们连清代的文献也读不懂了?那么,就不要插手经济史研究了吧。
  •     一、在经济学学习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对外贸易要比国内贸易发达?其中度量的指标有很多,比如发展速度,周转程度,交易规模,产业涉及人数等。不过此间算下来,最有效的一个指标就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那么题设的问题马上就可以得到验证: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贡献远远大于消费的贡献。而消费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非居民的消费主体(政府、企业),再把居民消费中用于教育、医疗和房产的消费(当然,新建房产买卖一般在GDP中体现为投资)扣去,国内居民真正的消费数量就屈指可数了。于是,似乎我国的国内贸易发达程度赶不上对外贸易的发达程度就是因为消费本身占比小,而只要刺激了消费,就一切都万事大吉了。那么这是否就解开了题设的问题呢?明显不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住房、医疗和教育的所谓“产业化”改革,我国尝试以促进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根本却使得问题越发严重。同时,旧有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而新增的问题却与原来的问题搅和在一起。以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2003年达到高峰,随后就走上了依靠泡沫经济完成扩张和财富重新洗牌的路子。二、不过这结结实实地说明了:我国国内贸易发达程度不够的难题,并不在于消费占比太低。或者说,消费占比太低是国内贸易不够发达的结果,而非原因。他们在统计上的相关性并不等于他们因果之间的无条件转置的关系。其间的因果关系不可逆。而我们的认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避免地会遇上这样的问题:当我国政府越想通过各种方法令百姓消费,百姓之消费就越发被异化与扭曲。其间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局内人怎么看也不一定看得出来个所以然;而在局外人看,问题则被归于一系列原则化的口号与教条。但算来算去,真正具有价值的内容,在国内左派与右派无止境的骂战之中,被消弭的无影无踪了。三、不过深邃而切中实际的思考仍然可见,比如我这里讲到的这本《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从这本书中给出的视角更深一步地进行探讨,就会触及到一个经济史上的经典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布罗代尔钟罩”?即,如果自由市场的秩序是可以自由扩展的,那么历史上为什么市场秩序没有真正地有效迅速扩展?对此,需要关注的是“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 (诺斯,1981)与此观点相对应的是,传统认为中国的产权发展水平不足。对此,张宇燕在书中谈到:“16世纪,产权制度看似比西方更有效率的中国反而没能率先起飞,这多少说明,相对成熟的制度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发展优势。特别是某些非正式制度形成之后,人们反而更容易倾向于保守。” 明朝末年涌现而出一大批哲学家的现象,既与当时公共生活的衰微息息相关,也与随着大量白银流入后商人群体的迅速崛起相乘而致。“四民异业而同道”(船山)“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江陵)“工商皆本”(梨洲)等言论体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思潮。明朝时期商人群体的势力壮大,甚至通过资助族人参加科举的方法进入了政府。但过分的流动性却影响了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联盟的出现。而缺乏联盟法团主义精神的商人群体,则出现了明显的认同隔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早年依靠中国白银缺乏,从东南亚向国内大量贩运白银而致富的大商贾在进入权利集团之后,听闻到东南亚的屠华活动时,竟然无动于衷,甚至还表示赞成。这或多或少都是一种所谓的“先发劣势”,即产权制度与约束条件不匹配时,就会出现。在横向上考量,我们也会遇到:“政府、企业、市场和混合组织(包括学校、医院等非营利组织)由于各自承担的功能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适用于不同的治理结构。而且不同的治理结构之间不能串换,否则会导致激励扭曲和资源错误配置。”四、虽然书中没有提到,但一般来说我们会想到的经典的例子就是威尼斯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的对比,威尼斯商人以契约作为活动的核心,而马格里布商人则以血缘关系作为活动的基点。于是,不难发现,此间的问题即在于,当马格里布商人步入“非马格里布商人”的圈子时,他们无法信任,亦乏有效维护权利之手段。而遵循契约活动为核心的威尼斯人,则迅速发展出了现代的银行、保险、股票等交易市场。两者之间的区别关键即在于信任链条的建立与保障。或者说,是德鲁克意义下的“有效赋予功能”。虽然到后来,由于地缘政治上的种种原因,威尼斯的商业地位最终让位于率先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英国。但威尼斯人传承下来的商业精神若隐若现地出现在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更重要的是,直接孕育了现代商业精神的新教就发源于意大利的北部地区。直至今日,我们在考量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的接班问题时,信教精神仍然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从香港的船王包氏家族到台湾的新富阶层,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精神在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上的良好表现。而此间被内化为信仰的,对于契约精神的遵从当然是最有效率,最廉价的解决办法。但却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问题如何面对“布罗代尔钟罩”?五、扯点题外话,相比起缺乏规范操作过程的国内贸易,国际贸易过程中,因为双方都不了解,不“完全”信任对方,于是大量的第三方中介被加入进来,银行的信用证,港口发出的海运提单,政府机构发出的检验证明等改善“信息不对称”的办法,都是关键性的“惊险一越”。一方面,通过大量的单据,买方可以及时了解所购买的商品的存在和大致的品质,而且这样的信息是可置信的;另外一方面,通过信用证和其他单据,卖方确信了自己能够在履行自己的义乌之后,顺理成章,不受阻碍地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样,在一个相比起国内贸易更糟糕的环境下,国际贸易的可置信程度却不断地高了起来。再加上海运的廉价,稳定,高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国际贸易会比中国的国内贸易更发达。相比起其他的解释,诸如出口退税刺激或者“土豆效应”,这样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六、此间需要提到的一个问题即是“多重均衡”的存在。一个,是霍布斯的“丛林社会”,一个则是“洛克社会”。德鲁克对此写道:“没有人会把一群身处正在沉没的船中杂乱无序、惊慌失措、四处逃散的人称为“社会”,这个群体里固然有人类,但不存在“社会”。事实上,人们的恐慌正是源于社会的崩溃,而且克服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要通过社会价值、社会准则、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社会。”(德鲁克,2002)这两个均衡的实现条件在演化博弈论下被描述为,随着尊重“先占权”的“自由民”的加入,随后占据主流而实现的。但对于如何保证“自由民”不蜕化为“鹰派”,以至重回“丛林社会”?演化博弈论下只给到“定言命令”的作用。而何为“定言命令”?在西方,是脱胎于基督教的新教精神;在东方,这曾经是儒家的“君子-小人”之分,但到古典中国的最后时代,明朝,真正意义上的仕人精神已经消弭得无影无踪了。史可法守扬州,破城之后,逃散的明军转眼就成了土匪;满军进南京,投贴者无数。七、威尼斯人是内外兼修。而实务操作过程则更多地证明了第三方中介的强大作用。想来为了改变中国国内贸易的颓势,有效的第三方组织和内外兼修的企业家群体将会成为未来更合乎潮流趋势的经济现象。当然,这本书中隐隐约约地提到宪政的必由之路,但在我看来,这怎么看也是不现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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