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600年

章节摘录

十三行里的福建人“十三行”在中国贸易史上赫赫有名，且经常与“广州”合体，称为“广州十三行”。然而，广州十三行里的人，并非都是广州人。潘启只是十三行里福建籍行商的杰出代表之一，以他及之后出现的伍秉鉴为代表，福建海商传沿明末100年来福建海商的积淀，继续引领清朝海路贸易。只不过，引领者由福建漳州人变成了泉州人。与李旦、郑芝龙一样，潘启也来自泉州府同安县。以李旦为标志，尔后到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再到十三行领袖商人潘启、伍秉鉴，泉州籍商人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海上贸易。因为清朝一度不允许商人出海贸易，所以以潘启、伍秉鉴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一直独揽着清朝的海上到岸交易，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此前，同为闽南商人的漳州人独占鳌头，这似乎与身为宦官的漳州府人王景弘有关。王景弘是郑和下西洋时的副使，先后5次跟随船队南行。没有南行的两次，他受命到闽浙沿海招募大批水手和造船工匠，许多漳州人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官方水手，他们成为事实上公费出门看世界的一个群体。1434年，郑和死后，王景弘还奉命率领船队出使了一次苏门答腊。从那时起，漳州人的海外贸易意识被激发。1572年，漳州月港成为明朝唯一准许海上私人贸易的港口，这种安排绝非意外。这段时间，漳州商人独占先机，掌控了通过马尼拉、长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澳门等港口转运到中国的白银贸易，显赫一时，向外移民大增。其中，在马尼拉的漳州海澄人十居其八。伴随月港的衰落和1603年西班牙马尼拉当局对华人的大屠杀，漳州商人元气大伤，尔后郑氏父子以泉州安平为大本营，构建了海上贸易帝国，奠定了泉州海商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在潘启到达广州前，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福建商人，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鳌头，譬如十三行中的凌官与安官就实际独揽了整个外贸。黄启臣在《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中表示，康熙（1662~1722）年间，在广州的福建行商有Limia、Anqua、kimco、Shabang、Canqua 5位，在雍正（1723~1735）年间则有Snqua、Cowlo、许藏兴等数家，乾隆（1736~1795）年间有林广和、郑德林等数家，嘉庆年间拥有洋行8家和大小商行30余家。黄启臣文章中的Limia、Anqua很可能就是凌官与安官。如果事实如此，这时的福建商人已经在十三行中占据主导位置。章文钦参阅《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所载资料说：1732年十三行洋行共有17家，结果被“闽人陈汀官、陈寿官、黎关官三行，任其垄断，霸占生理”，其他14家中，还有6家是陈汀官等人的亲族所开，剩下的卖货行店，如果不是钻营在陈汀官等门下，“丝毫不能销售”。不仅如此，凡卖货物给洋商，必须“先尽九家卖完，方准别家交易”。章文钦的结论是：“若非监督纵容，伊等岂敢强霸？”黎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曾提及15家行商籍贯。其中，福建籍7人，徽州籍1人，浙江籍1人，广东籍6人（可能还包括寄籍者）。福建籍的是同文行潘启、义丰行蔡昭复、怡和行伍秉鉴（泉州安海人）、丽泉行潘长耀、义成行叶上林（漳州诏安，祖上是徽州婺源人）、东裕行谢嘉梧（漳州诏安人）、资元行黎光华（晋江人）。安徽籍的是东生行刘德章，浙江籍的是万成行沐士方，广东籍的是西成行黎光远、会隆行郑崇谦、天宝行梁经国、孚泰行易元昌、隆记行张殿诠、广利行卢文蔚。虽然在公行存在的中后期，十三行里的福建人从数量上并没有明显优势，但仍占据中枢之位。鸦片生意中走来的粤商尽管福建人是早期到上海最多的人，但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力量也仅限于糖、海味、棉布、纸、茶等的帆船贩运和批发代理业务，不如广潮帮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引发的影响，也不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这一点让粤商在上海商界一时无以取代，从而免于被完全清洗。1857年，浙江人吴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总局。为筹集军饷，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推出厘金制。吴煦所要解决的就是保证对抗太平军的清军的粮饷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广潮帮的协助，才能化危为安，他就奏准清政府设立广潮义捐，让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每贩出一箱鸦片，向清政府捐税10两银子，并从中提出2两作为局外经费，也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1857年全年广潮商人义捐为53万两白银，1858年和1859年为140余万两白银，占同时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畀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无奈同意将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此举标志着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对此，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称，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这样一来，广东商民在上海的地位并没有因小刀会起义而受到太大影响，反而获得了承办鸦片捐税的垄断权。之后，广东人在上海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30年。之后，另一位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骁勇善战的香山人叶廷眷，深得清政府的赏识，1864年，他受李鸿章委派，主持上海会捕局，制订《中外会捕章程》，使上海治安有所改善。也是这一年夏天，广东人丁日昌成为上海道台，在李鸿章领导下，创办江南制造局，之后一路升任福建巡抚，并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后因贪污被劾，丁日昌行疾辞职。1867年，叶廷眷被委任为上海知县。在1853年以前，广肇帮就已在上海建立同乡组织广肇会馆，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会馆被清政府焚毁。1872年，在叶廷眷、买办商人徐润等倡议下，广肇帮重建广肇公所。广东会馆买办商人唐景星、徐润、郑观应在1870~1880年间因受李鸿章的赞赏，特别活跃。老天是公平的，当它拿走了福建商人在上海的立足之地时，又给他们及他们的后裔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在明清私人海上贸易中，福建商人向来是一马当先。当福建人在上海待不下去时，他们再次拾起漂泊海外的传统，放眼东南亚，并以此为活动半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1864年厦门海关税务局报告说，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来亚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历时一个多世纪的隐忍，在最近三四十年绝地而起，给了现代中国人一个无比惊人的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福建产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级华人。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来说，如今在中国台湾地区（以蔡万霖、王永庆、辜振甫、施崇棠、施振荣为代表）、新加坡（以黄廷芳、李成伟为代表）、马来西亚（以林梧桐、林国泰、骆清燕、刘耀全、陈志远、林木荣、邱继炳为代表）、菲律宾（以陈永栽、郑周敏、吴奕辉、郑少坚、施至成、陈永成、杨应琳为代表）、印度尼西亚（以黄奕聪、林天宝为代表）的世界级富豪大多来自这里。而广东产生的世界级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国，其中以潮汕商人较多。宁波商人在海外的活动，除香港外，主要集中在日本，次则马来西亚。这两个商帮产生的世界级富豪，远难与福建商帮相比。从这个角度来说，福建商人是中国商帮史上最悲壮的商人群体，但也正是这种悲壮，让其与晋商陆路长途贸易的土气，具有了某种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两个商帮所演绎的波澜壮阔的财富故事，也让他们成为中国商帮史上最大的两个商人群体。如果说山西商帮在清朝时产生了中国商帮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么另一批跨越百年的华商家族就产生于这批以福建籍华侨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中，并一直延续至今。

前言

推荐序从国富到民富1932年就到了北平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这位被称做“头号中国通”的美国人有生之年写了许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答案很明确：政府。费正清的困惑与苛责多少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通病，城外人看城内事，不明所以。聪敏博学如费先生，也不能免俗。但凡从商者，多半不喜唯官者马首是瞻，实在是囿于现实，不得已而为之。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中国就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国家资本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型国家，政府通过对关键性生产资料的控制来增加收入和体现控制力，政府俨然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政府不仅向百姓收取税赋，更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获得了一部分专营收入。从几千年前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国有企业，中国的朝代更迭变换，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未改变。在这样的环境下，商帮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异端。所谓“商帮”，是对一个区域的民营资本集团的统称，它既是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又是一个商业文化的概念。自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帮，它们是当时民营资本的最强代表，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内，商帮的命运也注定跌宕起伏，多半受制于时代的政策、形势，俯仰系之，兴衰系之，成为令人感慨万千的过往。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对商业和商人的轻视，商帮的历史从未有清晰的记述，那些慷慨悲歌的创富传奇散佚在时代风尘之中，渐渐淡去痕迹，那些开山辟路的商帮人物也因史料的匮乏，不复后人记识，然而这些人的努力却曾经有望使铁板一块的经济形态开放出新的生机，甚至影响国家的未来。无论如何，忽略他们的存在，或者说没有他们身影的历史，都是残缺而不完整的，也必定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幸运的是，总会有人愿意出发去追寻那些被历史湮没的名姓和身影。当《中国商帮600年》的书稿摆在我的面前时，我感到久违的开心，我知道又有一个同行者不辞辛劳，去挑战无人问津又几乎无利可图的课题。书稿阅尽，王俞现兄对商帮梳理之清晰，材料之翔实，令人印象深刻，而浮华喧嚣之下，仍有肯如此青灯独坐者，着实让人心生敬意。更难能可贵的是，俞现兄感慨时事，书中多有借古讽今之言，如他引用朱元璋的话，“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又如他提到日本增井经夫在其《广州的十三行》中所写下的文字，“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这些话放之今日，仍是警世之言。而他更是在前言中直抒胸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也许本书或存不足，或失琐碎，但此言真切，当被铭记。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600年的商帮史，衍进变迁，细细读来，颇多裨益。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经济权力不断下放和自由化的启动，成就了一段传奇。然而，行之今日，我们需要的不是回答“费正清的困惑”，而是如何打破千年以降的恶性循环。不至于今时今日，为商者最大的赢利模式，仍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而非制造“更好的捕鼠器”。让人欣喜的是，当今的改革环境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资本的总量非昔日可比，有产者的人群之众已成蔚然之势，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间资本和智慧依赖度日渐提高，若以2 000年而论，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工商阶层像今天这样的蓬勃、富有和拥有力量，可谓“千年之一大变”。不过，从来没有一次特权的释放是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民间阶层的觉醒与争取，自是变革发生的根本动源。当今的“新商帮”们——无论是称之为“商人阶层”还是“企业家阶层”——都必须从理性和制度的层面上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有所作为的策略，方有希望。只有工商业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捕抓老鼠，才有可能制造出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机。也只有从“国富民强”的逻辑转为“民富国强”，我们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言才不至成为一个讽刺。那些曾经含辛茹苦洒下辛勤汗水的商业先驱们或许看不到这番景象了，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幸运。是为序。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商帮600年》是对600年中国商人史的深度调查。它的出版表明，只有自觉着自己的历史，才能产生真正的文化与思想自信，才能真正开始制度的创新。    ——北京大学教授、《五百年来准著史》作者  韩毓海    这本书展示了明朝至建国初期600年来我国商帮此起彼伏、兴衰哀荣的宏大史卷。这是一部讲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故事书。商业集群带动商帮的崛起，商帮的崛起推进商业集群；贸易自由带来繁荣，贸易垄断带来衰落，反映了商帮对自主性的强烈诉求，以及不得不时而选择依附官府的百般无奈。    ——中国社科院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剐所长  冯兴元

后记

这些年国内最著名的财经作家非吴晓波老师莫属。他记者出身，在30岁时出了第一本书。2007年正好是我的而立之年，我也是记者出身，虽然在我30岁时，吴老师已经光彩四射，让我望尘莫及，但这种相似的背景，还是让我有了也出一本书的念头。于是那年，我从一家媒体的专刊部主任位置上辞职，一边在河南首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工作，一边筹划自己写书的事情，之后索性做了一位安分宅男。从那时起，出书成为我的一个梦想。    大多数人为梦想而生。无论是中央电视台的《赢在中国》还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节目，都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现、实现梦想的舞台。有些梦想，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顺风顺水，甚或是举手之劳，但我的梦想之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迷茫与困惑，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如何下笔，以及将主旨落脚到何处，这让我的心力受到有生以来的最大考验。    孟子曾讲过一则故事：博弈者，用瓦盆做赌注，技艺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如果用黄金做注，则技艺将大失水准。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有水准，甚至在2007年之前我从来没有过出书的想法。当这种想法真正冒出来时，我在兴奋激动的同时叩问自己：“这可能吗？”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目的颤抖”，就是说太想纫好针，手会颤抖；太想踢进球，脚会颤抖；太想做创意，脑袋会颤抖。如果做事用力过度、意念过于集中，那么平时很可能较为轻松就能完成的事情，反而会做得糟糕。    对浩瀚史料的掌握唯恐不全或者失实折磨着我。我常常失眠，困得要命却难以入睡。每天我都感觉时间和精力不够。原来写稿，一两个版甚至更多内容的选题，准备时间充其量一两个月，这是略等于一间新房的装修时间，而现在，为一本书的准备，全心全意、心无旁骛的那种投入，花了两三年时间，远远超出了我最初想象的状态：速战速决。这种持久战一度让我心力交瘁、痛不欲生。    作为财经记者，我对近现代创富人物及其历史的关注，让我一直想看到一本有关中国商帮发展历程方面的书籍，但并没有理想的作品满足我的愿望。于是，我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探寻的理由和切口。在此过程中，特别感谢那些启迪了我写书思路的名家及背景不一的非名家们，没有他们或宏观或微观的有关商帮、商帮人物及相关历史事件的探讨，很难想象本书主干何以成型。    人们开始近距离观察历代工商界最智慧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幸事！这些人勾勒出了中国商帮史波澜起伏的画卷。只是略有遗憾的，这些留下印记的人们或者说中国商帮史的脉络，多是片段，被割裂的、不连贯的、支零破碎的那种片段，这或许就是写这本书的价值所在。这种感觉一路提携着我。    还有一个细节有必要提及：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李鸿章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大约在19世纪60～90年代，清朝洋务派总共创办了约60家近代企业，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却建成了5600多家公司；从当时编译的作品来看，中日两国也存在巨大反差。在甲午战争之前的300年中，日本翻译中国的书籍在129种之多，而中国翻译日本的书籍却只有12种，并且大多数还是日本人的翻译。    在甲午战争后的十几年中，情况发生了逆转。日本翻译中国书仅有16种，其中大多数是文学书，而中国翻译日本书却达到958种。当中国上下转而探究日本的强国之道时，日本人早已将目光投向了对欧美书籍的翻译，中日两国的文化地位开始逆转。    这些年，无论是《第五项修炼》还是《蓝海战略》，以及一些国外首富发家史和国外企业史的翻译书籍，不一而足，都深受中国商界及精英阶层的欢迎，有的还被奉为圭臬。这既是好事，也不尽然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现实审视不够，我们对自己国家商脉传承的历史关照不够。我们没有在此基础上，去建立自己的吸纳体系。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序中谈到：“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中国人的商业伦理、商业思想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    所以我对吴晓波老师用较为通俗的传播方式去梳理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的做法，充满敬佩。他的存在，成为我心中一盏不灭的明灯。每每困顿至极时，都会有一位俊朗、用心、才情飞扬的师者，给予我无形的力量。每每我处于绝望和放弃的边缘，兴趣及探究带来的发现与快感，又一次次把我拉了回来。    我也希望以自己的经历去告诉那些曾经冒出过写书想法的人，只要你愿意，愿意付出，坚韧而执著，找准一个方向和体裁，你也可以写书！    王俞现    2010年12月6日于郑州

内容概要

王俞现，原名王治国，现居郑州，曾任《大河报》《东方今报》等报纸财经记者、主笔及专刊部主任，从事中国商帮变迁、政商关系、商业伦理历史等方面的研究。

书籍目录

推荐序  从国富到民富

自序  中国商帮崛起的四大气象——千年命题的现代参照

第一部分 晋徽盐商崛起 1370~1643（上）

第一章 作为试验田的山西盐政

朱元璋为什么没灭20万蒙古铁骑？

亲信的建议：一石三鸟

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从暴力到货币统治的核心意义

第二章 白银货币化的徽商起点

1424年，明朝货币史的拐点

白银帝国的货币化实践

叶淇变法：徇私的乡情？

一条鞭法

第三章 山西盐商与政治的较量

户部尚书的辞职

盐商豪势与政治斗争

第四章 徽州盐商翻盘之撒手锏

徽州盐商逐渐称雄两淮

盐业总商与江氏家族

第二部分 海商宿命1370~1643（下）

第五章 巅峰之争：“夹心化”的海外贸易

朱元璋创新：朝贡贸易一体化

海盗入贡：缺位的私人海商

角逐南洋：若隐若现的影响力

微小的关税：政府忽视的外贸需求

太监与文官之争：海外贸易“夹心化”

第六章 海盗交欢

葡西商人闯入与争贡事件

双屿结盗

朱纨之死

王直：在对抗与招抚之间

四任首辅老臣之死

第七章 海上私商：最后的屏障

四港成就的白银帝国

白银帝国是这样“炼”成的

飞来横祸：死里逃生马尼拉

一张单薄的华人贸易网

华商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

最后的海商大佬

帝国央行搬到拉美矿山

第三部分 外贸商人的天下 1644~1842

第八章 晋商第一次转型

马市张家口与八大皇商

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常家样本

泛山西化的北疆：山西贸易商人版图

山陕商人：“术”字形的会馆见证

群商闪烁：百年商业家族

第九章 十三行：从边缘到中心

从塌房、官牙到十三行

广州外港：从澳门到黄埔

四口争胜

“中国通”改变的历史

1760年，进入生产巨富时代

十三行里的福建人

国际投资家

南太平洋大撤退

被肢解的“金刚”

没有的倚重，没有的余留

明清朝贡贸易体系的崩溃

第十章 晋商第二次转型

从赌博房学徒到票号创始人

雷履泰vs.毛鸿：两个人的较量

第十一章 徽商的倒掉

两淮盐业的“落魄”

茶业倒退，徽商的下坡路

第四部分 上海开埠、买办商人与苏商崛起 1843~1956（上）

第十二章 商人迁徙：最伟大的时刻

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

第三次商人大迁徙

第十三章 上海买办，香山制造

为什么是香山？

买办之乡

买办转型与洋务运动

粤闽商人：一场起义的分水岭

鸦片生意中走来的粤商

第十四章 山西票号发迹史1862~1910

185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物价上涨

1862年，进入政商时代

从武汉到上海：票号业务中心的转移

1900年，十年的鼎盛

第十五章 集体呐喊与个人褊狭：心性改变的一切

李宏龄的远见与执著

银行与钱庄：夹缝中的山西票业

日升昌倒闭与山西商帮的尽头

第十六章 从钻天洞庭到全面开花

从钻天洞庭到上海开埠

走出洞庭的席家人

颠覆者盛宣怀

个性鲜明的苏商群体

张謇身上张之洞的影子

无锡商人镜像

第五部分   上海开埠与甬商天下 1843~1956（下）

第十七章  站稳上海滩

从“郁半天”到“李大王”

叶氏智慧与首善：做人当如叶澄衷

站稳上海滩：四明公所事件

第十八章?宁波实业金融家们

拐点式人物严信厚

两位世界船王的宁波读本

中国电影产业的拓荒者

家族转型：钱商集团九居其五

上海金融业的重塑者

宋汉章对北洋政府说不

回到传统中的政商选择

后记  颤抖中的提携

大事记

主要参考资料

编辑推荐

《中国商帮600年》：追寻中国财富迁徙路径，一本书呈现中国商帮600年变迁，展现不同商业帮派之沉浮起伏，揭示中国商业发展之沧桑变化，为什么是明朝而不是更早的朝代拉开了中国商帮的序幕？中国商帮的诞生与白银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国商帮最先以山西盐商为代表？为什么山西盐商会被徽州盐商所超越？为什么中国海商绝大多数以海盗的身份出现？为什么明朝要派郑和下西洋？为什么山西票商得以在山西盐商式微后，又作为新的山西商帮势力崛起？福建商民为什么没有在上海站稳脚跟？为什么说苏商群体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帮无法比的？为什么宁波商人能后来居上，取代广州香山人以及山西票号商人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

作者简介

《中国商帮600年》是一部追溯中国商帮600年变迁的大著作。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抑或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无论是以行业区分，还是以地域代表，每一个商帮都代表着一种财富。一个商帮的没落，另一个商帮的兴起，正是财富积聚效应从一个商帮转移到了另一个商帮。

然而，为什么一段历史时期内是这个地域的或者这个行业的商帮兴起，之后又为何会被另一个地域或者行业的商帮代替？这其中有商帮群体自身的行商精神促成，亦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影响，更有国家大政方针作祟……所有这些，其实都有迹可循。

过去尽管早已烟消云散，但仍然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这种财富不是真金白银，而是一种梳理过后的借鉴。从中国商帮发展来看，成功的商人不仅需要艰苦奋斗的拓展精神，更需要与时局共舞的智慧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定位。发现祖先行商之智慧，追踪成功商人的足迹，才能把握财富轮动之秘密。

图书封面

---

 中国商帮600年下载 更多精彩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