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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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2-1
ISBN:9787509709191
作者:滨下武志
页数:275页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关于中国、东亚和全球经济的新视角滨下武志在关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中是首屈一指的亚洲史专家,他为开创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的探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有关“历史解释”的方法,犹如投入池塘中的石子,已在日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激起层层涟漪。这个方法的中心是重新诠释从16世纪至今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滨下的研究首先是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继而是在欧洲一美洲一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而这个世界市场的框架是经过长期的孕育而形成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东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滨下就加入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团队,这个团队从那个时候起就质疑关于16~19世纪的中国和东亚历史研究的主导范式。他们的老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前的主流理论——强调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停滞——提出挑战的历史学家。他们反思了亚洲的战争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和日本的灾难性破坏,认为这样一个关于“停滞的中国和亚洲”的历史解释为日本侵略中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其他地区发动战争提供了正当理由。

前言

中国经济具有地方性、区域性和世界性的特征,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这些特征是一个极为重要但同时又十分困难的课题。长久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有很多研究成果已经问世。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根据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做的个别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经济的地方性、区域性、世界性多方面要素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则几乎没有。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带来了历史研究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对经济史研究领域,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历史研究也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历史与现代的沟通和交流还不尽如人意。这不但是全球化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如何理解全球化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选择研究资料的问题。在连接历史和现代的时空隧道中,如果从历史的视角看,历史研究可能更加靠近现代。本书的各章节都是以当时长时段的资料为基础,按照长期发展的历史脉络组织起来的。换言之,本书选取的是对长期的历史资料整理研究的一部分成果,具体内容如下。

媒体关注与评论

几十年来,滨下武志的开拓性工作一直把中国及其东亚周边国家作为世界史的中心位置来进行研究。他揭示了东亚社会在过去五个多世纪以来如何利用“朝贡”这种语言实现商业的持续增长。任何研究全球史的人都会重视滨下的这种具有挑战性而又有深度信息含量的研究视角。    ——彼得•珀杜/濮德培,耶德大学历史系教授  现代东亚史研究的叙事方式一般都是以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国别史进行的,在这种强势的传统下,滨下却始终坚持区域史的叙述方式。他将东亚与世界其他区域进行比较,并以此探求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他的研究视野对目前的全球史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    ——杉原薰(sugihara Kaoru),京都大学经济史教授

内容概要

滨下武志,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他开创了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释了1 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继而在欧洲  美洲  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这个经过长期的孕育而形成的框架,有助于理解世界市场的状态。他的研究已在日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激起层层涟漪。

书籍目录

中文版前言
译者序
第一章 关于中国、东亚和全球经济的新视角
第二章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朝贡关系
国内统治秩序
朝贡秩序
朝贡体系及其变迁
中日关系和亚洲的近代转型
小 结
第三章 清朝秩序的集权与分权——税收、朝贡和移民
中央和地方行政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管理
中央和地方的货币发行权
回避制
中华与朝贡—理念和秩序
移民与广域经济圈的形成
海外移民的历史
移民和移民中介机关
移民的原因和结果
小结:中国与日本
第四章 区域经济中的白银流通与世界经济——16~19世纪的东亚
区域研究与世界史
白银流通的条件
亚洲白银
白银流通的内外网络
中国经济吸纳白银的能力
日本的金、银、铜和东亚的朝贡贸易
印度卢比的流通
银价下落与国际金融市场
结 论
第五章 14~18世纪琉球的海上网络:中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
琉球与朝鲜的关系
琉球与暹罗的关系
琉球和爪哇的关系
派往中国的朝贡使团的构成
海域社会:朝贡、贸易、移民与妈祖、海的女神
琉球贸易的结构
朝贡贸易和琉球网络
琉球—马尼拉关系
结论:从外围看朝贡贸易体系
附录 琉球和爪哇
第六章 交涉时代的海洋亚洲和通商口岸网络——朝贡与条约,1800~1900年
国家与海洋
海洋地带的形成
朝贡贸易区域的市场化
通商口岸之间关系的扩展
藩属国家和条约: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署
朝鲜对清朝的抱怨
北方商业的扩展
中国海关向朝鲜的扩张
朝中关系的摩擦与朝鲜海关——独立国还是藩属国?
外国顾问及贷款问题
朝鲜海关章程与税则
结论:朝鲜与美、法、英、俄、日等国的条约
第七章 中国的外贸金融——白银、鸦片及世界市场整合:19世纪20~50年代
银价上涨和白银外流
多边贸易结算中的汇兑
贸易结构变化和“易货贸易”的出现
小 结
第八章 交错的印度网络和华人网络——本国汇款体系的比较研究
导言 移民问题和现代世界
一 移民研究的新课题
二 移民和本国汇款视角的印度裔与华裔的比较
三 网络及其原理
四 交叉网络的历史发展
五 本国汇款与金融网络
六 网络交错的各种类型和相互关系
结语——非制度性网络的活跃
第九章 上海的海外金融网络——19世纪末的朝鲜、中国与日本
清朝对朝鲜影响的扩大与广东商人
中朝贸易中的大米和黄金
清国商人的商业优势
日商和华商:金融实力之比较
山西票号在东亚的网络
山西票号仁川出张所
山西票号神户分行和东京出张所的设立
上海—仁川—神户间的三角金融
结论

编辑推荐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从长时段的历史出发,以中国为中心重新诠释亚洲和世界经济。汇聚滨下武志亚洲贸易的主要研究成果,英文版雕琢十年出版。经济史学家王玉茹教授领衔翻译,滨下武志亲自审定中文译稿。滨下武志,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他开创了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继而在欧洲美洲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这个经过长期的孕育而形成的框架,有助于理解世界市场的状态。他的研究已在日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激起层层涟漪。

作者简介

本书可谓汇聚了滨下武志教授亚洲贸易方面的主要成果,围绕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经济探讨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包括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等。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从朝贡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白银流通、通商口岸网络、金融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与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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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6条)

  •     2010-03-30 09:50 对于这方面的历史我极为匮乏,看时的感觉就是很好,然后合上书说不清一二三,但是我仍然被这种严谨的考证与研究所感动,日本人在做学问、研究等各个方面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真值得中国学习。 每当提到出口贸易,唐宋明三朝都会用大量、多种等等词语来形容这种贸易的往来,同时也会说进口某种香料、物品等等,概念化的,详究我国贸易顺差的数字鲜有标示。而滨下先生以各种数字来论证其分析研究,准确、全面,东亚应该是中国近代以前主要海上贸易活动范围,书中也别有新意的重新注释了宗主国、附属国的影响(在提到朝鲜处理大明与大清关系有点不准确,1627年丁卯——明天启七年,朝鲜仁祖五年,后金天聪元年,阿敏率领大军攻占朝鲜大片土地,逼迫朝鲜签订了平壤誓约,1636年丙子——明崇祯九年,朝鲜仁祖十四年,后金崇德元年,皇太极正式由汗改称皇帝,该年十二月二日,皇太极亲自统帅十万大军亲征朝鲜,大破之。1637年正月三十日,朝鲜仁祖率领群臣出南汉山城,徒步前往汉江东岸的三田浦清营拜见皇太极,伏地请罪。皇太极降旨赦之。双方筑坛盟誓,朝鲜去明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献,并送质子二人)。着实让人欣赏到我国历史上的强大,但与近代的没落又形成巨大的反差,对国际形势失去准确的判断力,自骄自大,与世界文明科技拉开至今无法比肩有差距。而在清朝,最为活跃的则是经学、史学,中庸之道发挥到了极致,史学考证、经学阐释也最为深入,无论如何都是只发展自己的文明,更加断送了与外界的交流融通,到近代洋务运动的兴起,则干之已弱,枝何能茂,只能说是为后世留下伏笔,以血雪耻。想到另外一件事,日本情报机构从1964年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题为“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报道,从而判断出:中国的大庆油田确有其事。以此为线索,日本情报机构开始全面搜集中国报刊、杂志上有关大庆的报道。在1966年的一期《中国画报》上,日本情报机构看到了王进喜站在钻机旁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他们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服装衣着确定,只有在北纬46度至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此大庆油田可能在冬季为零下三十度的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的东北北部地区。之后,来中国的日本人坐火车时发现,来往的油罐车上有很厚一层土,从土的颜色和厚度日本情报机构得出了“大庆油田在东北三省偏北”的结论。1966年10月,日本情报机构又对《人民中国》杂志上发表的王进喜的事迹介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中知道了“最早钻井是在北安附近着手的”,并从人拉肩扛钻井设备的运输情况中判明:井场离火车站不会太远。后来中标大庆油田的设备采购。日本人的这种钻研之深已经深入到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反观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吗? 书斋学问两相宜吗?于丹明月之流大行其道,缺乏科学的态度,是一种俗媚,马未都对曹操墓的疑问正是严谨的声音,学术是独立的,其氛围自主且包容。现在,我们制造的多是"器物之学"或"学术泡沫",离大师、大学问甚远!钱老(钱学森)生前,曾发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功利的学术氛围,对埋头研究的人缺乏耐心。日本在伪满时期东北铺设的铁路,现在还有,小丰满水电站还在工作,甚至于张广才岭上的碉堡依然完好无损,这些都是严谨带来的产物,我们缺少。 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如此透彻,可敬之余当做深思,如X光透视面前,令人生畏。
  •     今天买了这本书,在书店匆匆看了几十页,发现滨下武志一直在强调一个朝贡关系。初次看到这本书的推荐的时候以为这个是一个讲述现代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的一本书,而且最初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的原因是联想到了最近中国与东盟的一些经济来往,但是看过之后发现原来是一本经济史书。不过期望与结果的差别并没有掩盖这本书的价值,因为作为一本经济史书,它为我们大家呈现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近代史与白银的流通(我看过的部分内容都在讲元明清的朝贡体系)。希望大家努力赶在我前边看完这本书,到时候一起发现有用的知识点。
  •       历史与历史之外——评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 1      莫尤       1648年,西欧各国签订了“西伐利亚条约”,此条约不但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欧洲地区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也出现了新的政治单元——“主权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由此失去了作为帝国内封建国家最高权威的地位,相对地,原本的封建领地变为主权国家,取得了对外以及对内事物的最高权威与权力,主权国家之间享有相对平等的主权地位。在近代西欧国际关系理念的前提下,追求国家利益的驱使未能避免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相互竞争,正像霍布斯的预言一样“世界全体将因竞争而发展”。换言之,实际存在的领域大小、资源多寡、生产力强弱等因素,都由于“主权的对等性”而为之颠覆。地缘政治的非对等性,导致西欧各国揭橥“国家建设”与“近代式发展”的目标,“地域统合”的观念被视为颇具历史正当性的理念。另一方面,在非西欧世界中,帝国殖民的扩张推行了以“西欧即世界”为目标的近代国家建设,并将过往的历史置换为“先进与后进”的关系,期盼藉由追求进步而跻身近代世界的成员之一。    在这个认识论框架下,亚洲的历史便从一开始就被标示为一种“非西方”的身份而不具备真正的意义,被建构为一种相对于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外的“低级文明”。最广为人知的描述莫过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以哲学历史的方式为以欧洲历史为目的的亚洲概念做出解释,为了论证绝对精神发展史,黑格尔认为需要历史的地理基础,以地理学的形式将时间关系建构为空间联系,将亚洲放置于因封闭而不致发展的空间中。亚洲的这种地域性格从黑格尔、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直至马克思等欧洲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得到详实的论及。    在这种历史论述的影响下,“亚洲论述”在近代日本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幕府末期国学与儒学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延续,无论是“脱亚论”还是“兴亚论”,都是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这就会将亚洲的现代化顺理成章地解释为西方刺激的结果,那么西方便是一种相对自主的力量,非西方世界的“停滞的社会结构”正是在这种刺激下瓦解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学者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看作停滞的亚细亚社会,这种观念尤其在战前的日本思想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不少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按照历史阶段论的方式来评价中国历史,对于中国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演变的历史阶段成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从商品经济和地主制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内发的近代化,以及其近代化萌发的资本主义因素为何没有延续发展下去。这一课题的研究随着日本中国学者被引介到中国,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沟口雄三等人的研究。这些课题打开的空间试图对“主权国家”限定下的西方中心观念,以及“冲击-反应”式现代化论述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加之明示。    如果说滨下武志的思想体系形成于上述日本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的引导,那么滨下武志直接的思想资源可以说是来自于两位先师的启发,其一是西嶋定生。西嶋定生对日本中国学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推动,他首先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放到东亚世界的内部,在“自律性的历史”(即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之一设定的“东亚世界”)和“相联系的历史”(从主体性历史形象的形成而设定的“东亚世界”)之间找到某种政治性的结构2 ,首次详细论证了在与外族接触并形成“自律性的东亚世界”之前,作为规律其世界的政治秩序体制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中业已成熟。沿着这个起点,滨下武志展开了对朝贡体系细致而全面的研究。另一位是“地域社会论”的首创者森正夫,他主张社会秩序与生命的生产或是再生产的场所有着深刻的关系,在这里规定着构成某一地域成员的意识,并由这些成员自身所规定的社会秩序。森正夫的意义在于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在注重社会垂直的权力关系之外,更应该将水平结合的团体及其开放性、流动性纳入到研究视野中来。    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一书里,可以看到滨下武志对两者研究的承继与发展。从方法论上来看,滨下武志采用长时段研究,来重新诠释从16世纪至今东亚区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针对“长期停滞的亚洲”之论,长时段研究本身意味着主张后发国家无法摆脱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从属位置这种依赖理论面临失效,在对传统的分析范式进行挑战时,滨下武志通过海洋的视角,将“朝贡体系”与“地域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勾勒出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结构,以此重新定义中国与亚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   本书第一章是英文版编辑对滨下武志思想的概述,编者归纳出滨下武志的理论体系的路径是从质疑通常的假定,即认为在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开始来挑战传统的分析范式,通过分析朝贡贸易的内在体系和白银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中的角色来讨论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联动关系。编者罗列出了滨下武志的视角,即海洋视角、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结构、16-18实际的中国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包括亚洲移民和侨汇)、19世纪和20世纪的海关制度。    从第二章开始,是滨下武志围绕在上述几个视角中展开的具体研究。他试图以区域取代国家,破除“国家-国际”的框架体系,这种破除是对本文一开始所介绍的主权国家论述模式的扬弃,它旨在跳出西方中心论历史形成的脉络,来重新审视亚洲的形成。在滨下武志看来,亚洲的历史可以理解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历史,这个系统的特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圈的朝贡贸易关系,它成为近代亚洲的前提。无论是双边正式的朝贡-礼物互换,还是北京会同馆以官方允许的随同朝贡使团的商人规模为限的特许贸易,亦或随之而来的边境贸易,即随同朝贡使团的商人和中国商人在特许之地进行的交换3。 这三种形式的朝贡贸易背后所暗含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将朝贡贸易与商业贸易关系平行交织在一起的。恰恰是在贸易实际的交涉过程中,可以表明朝贡贸易并非仅仅是指中国中心的理念本身,而是亚洲内部的共同理念,它作为地域之间交互网来的亲远关系的依凭。但滨下武志的研究对西嶋定生的推进在于通过这种亚洲内部的相互关系,来重新评价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之间的关系。滨下武志透过光绪十五年(1889)李鸿章对于关税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因关税问题,提出朝鲜究竟是否为清朝之藩属国的询问时,响应朝鲜是一独立国家的谈话内容指出,中朝两国间无法以国与国间的条约关系抑或是宗藩关系予以理解,而是遵从“地域秩序原则” 4,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朝贡贸易关系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模式,所以,广义的西方在“加入”亚洲市场体系时乃是处于“协商时代”5 ,这意味着,条约体系与亚洲地域,或者说市场体系所共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之间是一种相互覆盖(overwrite)的关系,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甚至出现过条约关系对朝贡观念的服膺 6,也就是说,朝贡体系贸易在欧美的力量进入后的亚洲土地上长期延续。那么,要理解亚洲的近代化,就要理解亚洲内部的每个国家和地区是怎样被编织到朝贡体系之中的。这在之后的章节中有更进一步的分析,如琉球、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在面对条约体系时的持衡与变通。    滨下武志指出朝贡体制作为一种对外贸易体制,它不仅仅是外向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恰恰是某种内部社会关系的外在化。在分析清朝秩序的集权与分权中,滨下武志接受了日本中国学在战后转向作为中央和地方中介的“士绅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税收问题,但他在这里对士绅阶层的分析并不在于重复先前研究所定下的基调7 ,而是试图说明以中国为中心,以权力和礼仪的权威性来教化四海,这种朝贡体系模式来源于国内行政和对外事务的管理模式中,是一种具有效力的管理手段。    除此之外,滨下武志着重介绍了移民和侨汇,这是滨下武志中国史学研究的另一核心问题。海外移民的历史从公元7-8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一种人口流动的方式,使得海外劳工合法化是在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产生的,这是英国、法国和荷兰为保证从中国和印度殖民地获取劳动力,以应对由于非洲奴隶制度废除导致的国际劳工短缺而采取的手段。继而在1866年英法与清朝签署了《华工移民协议》,加上殖民地砂糖、橡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导致劳力需求增加,促使中国和印度的劳动移民人口增加,香港则成为移民前往东南亚各地的中继站,“苦力贸易的框架” 8由此形成。大量的侨民外出劳动后将劳动所得寄回家乡,促使侨汇流通,进而也形成各贸易圈的连结通过移民的流动,滨下武志发现了通过侨汇而形成的大陆居民和华侨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为巩固东南亚和华南之间的金融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本。侨汇平衡了该地区的贸易逆差,并为投资于商品、稀有金属甚至是外汇提供了资金,促进了贸易规模的扩大。这种联系形成的贸易网络不仅仅跟“地域”所在的空间有关,同时也构成了文化网络,使得贸易交流更加有利。    这样的资本流动带给滨下武志对于“地域圈”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在相对不同的资本之间货币比价的变动反应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在对文献材料的分析比较中,他发现,一个区域的货币向另一个区域渗透导致货币的均质化,而一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相隔离则导致区域的对抗。滨下武志聚焦于上述“协商时代”的海洋亚洲和通商口岸的外贸金融关系,在物品和货币的流通方面,则因鸦片大量流入中国,以及鸦片战争赔款之故,造成白银大量流出、银价腾贵,货物的过剩供给和作为结算手段的白银的不足,一方面导致新贸易结算方式的出现,即现货贸易。另一方面支付货币因而由白银转换为汇票。进而促成了多国双边贸易关系(英国─印度─中国和英国──美国─中国)的连结,中国市场因此成为当时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的一环9。 链接各区域圈的中继点也由十四至十八世纪的琉球,因口岸开放、金融市场成立等因素,而改以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地为中心。10    滨下武志在这本书里所讨论的问题不仅将他之前的朝贡体系研究纳入到更广泛的地域关系视野中,也为他之后以海洋区域所形成的金融市场为对象而形成的“以太平洋的视野研究东亚”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以往关于共同体的讨论都把秩序建立的框架放在主权国家所具有的明确的团体中去,以及把秩序问题理解为集团之间客观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或结构,而忽视发生学意义上的内在动机,滨下武志的研究不仅仅打开了历史研究的新视野,也为“必须要从亚洲内部的历史架构去讨论亚洲的近代化问题”11 提供了理论范型的转变。    除此之外,滨下武志的研究具有现实的面向,现在世界历史的演变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化。在这个极端的发展方向中,过去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全球国际关系的问题和个别地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必将产生内容上的转变,那么如果跳出进步史观的历史解释,想要界定当前情况的特质时,滨下武志认为在朝贡关系中展现的广域性地域关系以及其间的地缘政治统治理念,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历史性的参考依据。12 但是,一如人们对去民族主义化地节制主权观念,以全球化世界主义取而代之时,所抱有的疑虑与审慎一样,当亚洲若要构建出一种超国家的组织,那么滨下武志在区域经济与贸易之外,能否提供一个超越性的亚洲新文化的想象?这显然无法再采用等同于朝贡体系中,透过宗主与藩属关系来实施权威政治,并透过华夷理念来创造文化归属感这样的做法了,那么,如何打造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去中心“区域共同体”,倘若如滨下武志所想,亚洲的一体化,可以从发展沿海城市之间的关系开始,通过建立城市圈来推动一体化,但无论如何,经济关系先行都无法避免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何以制衡资本流动中产生的再中心化?是否会加深沿海与陆地区域不平等的裂痕?这也许是接下来更需要思考的议题。      本文刊载于《中国学季刊》(第四辑)(2014年6月)         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p88。   3、P22。   4、“地域秩序原则”(chiiki genri),即将条约原则和朝贡关系原则体现在一种中心-外围的贸易活动中。   5、The era of negotiation, 原书翻译为“交涉的时代”,我认为翻译为“协商的时代”更为妥帖。   6、P29。   7、乡绅问题在1940年代后期就引起了日本中国学者的关注,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是分离的,国家在租税征收和治安维持以外,与民生的关系很少,国家对于其权力支配所不及的基层社会,依自治的各种中间团体进行统治,乡绅就是处于官民之间发挥着官民联络作用的媒介者。   8、P42。   9、P180。   10、P194。   11、滨下武志着、马宋芝译,《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1997年版,商务印书馆(香港),p14-15。   12、滨下武志:《亚洲价值、秩序与中国的未来——后国家时代之亚洲研究》,《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演讲系列1》,中研院东北亚区域研究,

精彩短评 (总计28条)

  •     不一样的认识,不错
  •     打破了“停滞的亚洲”的观念,让侵略中国的理由与前提发生动摇,同时也让中国人更全面客观的认识中国,
  •     还好,比较客观
  •     以朝贡体系的视角分析近代中国东亚与全球的经济关系和发展.
  •     滨下武志教授的作品。经济史研究的大作
  •     以白银本位下的朝贡体系作为考察近代东亚经济史的“题眼”,动摇了以“冲突-反应模式”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将作为“区域”的东亚及中国放置在世界经贸流动这一更大的框架下。这使得我们更为重视朝贡体系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及变化,并将西方资本作为一种变量引入朝贡体系之中,还原东亚作为一个“区域”的自主性和特殊性,丰富我们审视历史的视角。阅读关键词:朝贡秩序(对应条约)、海洋、白银、金融、网络。而问题在于:我是金融盲。
  •     还没看,但觉得值得一看
  •     濱下老師的簽名書,咔咔咔咔咔~
  •     这本书的翻译真是丢南开的脸。。。
  •     这本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提供一个独特的历史研究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历史感受!
  •     一招鲜,吃遍天下哇~滨下多年都在炒同样的东西
  •     书压皱了,发霉
  •     前几篇基本明白,后几篇估计得看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之后再回来,大概能更多地捉摸些门道。滨下武志说的主要是一件事情,对于近代中国的世界秩序,沟口雄三所谓的天下、生民被纳入国家、国民其实是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过程。这种强行纳入,充分基于原有秩序的基础上。但其实,如果这个世界秩序非常注重知识界提供的文明优势作为基础,那么滨下武志提供的视角只可能是一个观察的侧面。天下体系、朝贡体系这个体系最大的综合性在于两方面,同时包纳文明格局和贸易格局,同时包纳外部国际问题与内部宗族-士大夫问题。
  •     亚洲与中国 好好学习一下
  •     东方的布罗代尔!
  •     F131.09/3811浦图
  •     滨下先生的快速入门版
  •     这个水了点
  •     第一章莫名其妙的,刪掉好,要不以為是研究濱下武志的研究的研究。
  •     味同嚼蜡
  •     严格来说这不算是我蛤的“作品”,而是经过塞尔登和顾琳裁剪后的产物,因此各种陈说旧见层出不穷。译者不走心之处不仅在于将原始文献按白话文翻译,最要命的是译者可能连日文原文都没去查验——又是研究生的锅蟆?
  •     非常客观的书,给人一种新颖感!
  •     正在看,还是有启发的。
  •     难得的中国-东南亚关系方面的经典著作,很值得一读!更值得二读!
  •     朝贡不朝贡,贸易不贸易。没那么容易看懂啊
  •     如果没有时间读滨下武志的专著,这本书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他的思想精华了解到。
  •     这本书是我看的第二本“当代中国研究译丛”,不过从书本内容来看,多少有点名实不符。因为本书主要研究的是明朝以来的东亚圈区域经济体系和朝贡贸易,怎么也算不到当代范畴。当然,本来买这本书也就是对其阐释的“朝贡贸易”感兴趣。

    说起明以来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以前也读过一些相关介绍。不过国内学者以往的对此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认为这是中国为了“中央帝国”的面子而死撑的一种制度,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大量的接待使节靡费甚多,于朝廷是一个负担,收到的贡品价值还不如给予的馈赠,白给别人占便宜。而且正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态度使得中国固步自封,发展停滞,并最终被西方迎头赶上。这种观点,体现的是中国近代落后导致的自卑情结,从而趋向于检讨历史中犯下的错误,以此来观察历史的一种视角。然而,这种视角本身就已经默认了近代史“西方先进,东方停滞”的前提,所以本质上仍然从属于“欧洲中心论”及其主导的“冲击-反应”理论,即认为东亚近代史就是落后的亚洲诸国的国门被欧美列强打开的过程,前者被动,后者主动,一目了然。然而,本书作者滨下武志却采取了一种不一样的视角和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对整个区域的贸易情况考察,指出当时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贫乏,反而是在“朝贡贸易”的范畴引领下颇为活跃,并对当时全球经济和白银流动有着相当巨大的影响。西方殖民者初来亚洲时,也并不仅仅是用条约贸易直接取代朝贡贸易,而是一个逐渐融合,再慢慢扩大影响的过程。其对朝贡贸易的积极评价可以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在滨下武志崭新的视角之下,我们发现,其实以往“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论述虽然总体并不算错,但其由于自身视角所限,对亚洲经济的论述其实是武断和不足的。其反映出的是欧美历史学家所难以避免的优越心态。然而熟知历史的人,皆知历史的演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朝贡贸易也并非只有过,没有功。虽然对于朝廷来说可能入不敷出,但却能带动民间贸易和交流,并形成自己的经济和金融网络流动。虽然难免自大,但那时的中国自称世界中心也并非全无道理。作者的论述严谨,引证考究,各类数据齐全,令人信服。其所体现的专业和细致精神令人佩服。不过,作为一本偏学术性作品,本书的叙述较为琐碎枯燥,可读性不强。最后几章对于亚洲地区金融网络的探讨更是需要将金融知识和历史结合起来,颇有难度。作为非专科的读者,我读起来感觉相当吃力。所以,本书更多的还是作为一本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参考著作而存在。

    不过,本书的视角除了新鲜之外,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其背后的“意图”。如果说以往对近代史的“反思”带有的是一点自卑和信心不足,那么如今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并努力对东亚区域经济的地位进行再审视,反映的恐怕也是随着亚洲地区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所重新树立的自信心。尤其是经济取得腾飞的日本,更需要从以往一味趋附欧美的立场中有所摆脱,重新思考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其重提“朝贡贸易”,并非是对中国“中央帝国”的吹捧,实质是通过考量日本在这一体系中的实际所处,重新界定日本近代史的发展脉络。即从一味被欧美影响而“脱亚入欧”,到实质上不断抵抗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逐渐取而代之,自己成为朝贡体系中心的转变。从这一点上看,只能说,我们看待历史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看待自己的方法。

    那么,作为中国人,这个视角到底有何用处?让我们重新缅怀一下“中央帝国”的昔日辉煌和荣光?还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拥有昔日的地位?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两者皆有吧。不过,如果真要做到后一点,恐怕仅仅缅怀是不够的。这个视角对我们是一个提醒,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应该说,即使朝贡贸易有其积极性,但整体来说,近代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仍是不可改变的主旋律。那么,为何亚洲内部虽然没有我们以往认为的那样“一潭死水”,却为何仍然逐渐趋于落后?朝贡体系的维系和经济的繁荣,为何没有能够促成资产阶级和重商主义的勃兴?其与欧洲条约贸易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亚洲移民金融网络,对于今日的亚洲,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遗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恐怕比满足于“我们也有阔绰时候”的想法更能有助于中国于未来的发展和重新崛起吧。
  •     真是一本比较好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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