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学史》书评

胡奇光《中國小學史》述評

中州技術學院講師 劉振琪一、作者及其相關問題胡奇光，浙江溫州人，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從事語言學相關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1] 。關於胡氏著作如下(按書名筆劃順序)：1.胡奇光著，《中國小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2.胡奇光著，《中國文禍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陳光磊、胡奇光、李行杰編著，《中國古代名句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4.胡奇光著，《文筆鳴鳳：歷代作家風格章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0年。5.胡奇光、強永華編，《彩圖神話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6.胡奇光編，《新民歌的語言藝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7.胡奇光、方環海著，《爾雅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8.胡奇光、強永華著，《對聯藝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此外，胡氏還參與《語言學百科詞典》 [2] 、《魯迅全書》 [3] 、《中國千古佳句辭典》的編纂，著有單篇論文<語辭魅力初講> [4] 、<論王今孫的上下文觀>，由其著論編纂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兼及古代漢語及現代語言藝術、修辭章法等，關注的面向廣泛，這與《中國小學史》企圖以「文化史」角度寫「小學史」的出發點，有異曲同工之妙。1963年，胡氏曾向吳文淇學習傳統語言學，向周予同學習中國經學史，在當時，他已注意「小學」與其它學群的關連性。「從小學與名學、經學、文學、考據學等學科的關係裡，展示我國小學的發展歷程的總體設想，因故遲遲未能實現。」 [5] 至1984年春，胡氏接受《中國文化叢書》編委會之邀，寫成《中國小學史》一書，實現了青年時代的宿願。此書成於1986年9月，1987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出版。二、《中國小學史》的內容及特色《中國小學史》是胡奇光的主要著作，為何稱為「小學史」而非「語言學史」？作者並未提出確切的說明，但他在<小學涵義的演變>一節中，認為：「他(章太炎)提出以『語言文字之學』代替『小學』的獻議，『正標志著傳統「小學」的終結和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始』。『小學』一詞從漢代用到清代，幾乎與整個封建社會相始終。我們現代所用的『小學』一詞，係指中國封建社會的語言文字學」(頁4)。故作者敘述的重點多為清末之前的「小學」發展，對於民國以後的著墨不多。書中之小學術語，多參照吳文淇、胡裕樹主編的《辭海‧語言文字分冊》。在<緒論>中即說明此書最大特色在「打算從一個新的角度，即從文化史的角度去考察，去探索，以便通過對中國小學發展歷史的概括敘述，能更好地認識中華民族文化的特質」(頁1)。因此，他的小學歷史分期與文化史的分期，大體相應，他將文學史分為三個歷史時期：先秦西漢為華夏文化時期；漢末至明末為中印文化時期；明末至清末為中西文化時期。而將小學史分為五個時代，即此書標舉的五大篇章：第一章為小學的發端--先秦時代；第二章為小學的創立--兩漢時代；第三章為小學的發展--六朝隋唐時代；第四章為小學的轉折--宋元明時代；第五章為小學的終結--清代。作者於書後附有<後記>、<人名索引>及<書名索引>，以便讀者尋檢。每章的第一節多為各代學術背景的介紹，其後選擇重要之小學創見或著作加以說明。第一章，先秦時代的語文研究，以名與實關係的探索為主，作者由孔子的「定名分」至熔小學、名學為一爐的《墨經》、《荀子‧正名》，其間的演進過程，對名實之爭的闡發詳細，尤其突顯中國名學的代表作《墨經》。在語言研究的成就，並特列專門章節。「墨子是中國語言學的先驅」(頁23)，而「墨子對語言研究的最大貢獻，是揭示了語言的本質特徵，並開始了對語詞理論的研究」(頁24)。他認為「《墨經》在研究名實關係的過程中，提出了『語文標記論』，即語文符號論」(頁24)。可概括為五個要點：1.闡述語言的社會交際過程。2.揭示語言符號本身的組成。3.分析語詞的類別及作用。4.首次提出語言符號應備的基本條件。5.指明語言體現思維的諸方面特性。《墨經》的語言學說，在此書闡發後，更受後人重視。戰國末期，荀子提出言語之美、約定俗成等的原則與語言本體研究，是「中國語言學第一塊理論基石」(頁34)，他對春秋以來的「名實」問題，作了出色的總結。名實關係在語言學上的表現，即是語音與語義的關係。通過文字研究語音與語義的關係，作者認為「導致訓詁的產生，訓詁的主要體例，如『說』、『解』、『詁』、『傳』之類，均萌發於戰國」(頁42)。第二章，兩漢時代，小學與經學之關係，作者以周予同提出的：「因經古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文字學、考古學以立」(頁56)。作為註腳，這也可說明漢代的小學家多為經學家，其研究小學的目的實為「通經致用」。胡著對訓詁之祖--《爾雅》，最重視其親屬稱謂與原始語言，此乃以文化史的角度提出的。他又重視《禮記》裡的社會方言，「社會方言原是社會上各階級、集團為適應自己特殊需要而製造的特殊用語」(頁67)。並舉禁忌語與雅語為例，禁忌語即是避諱，值得一提的是胡奇光特別喜歡談論避諱問題，除在此處出現外，亦出現於說明《說文》每部中，字的先後問題，「要是一部之中，有『上諱皆在首，以尊君也』，如『秀』為禾部之首，因漢光武帝名『秀』；『莊』為艸部之首，因漢明帝名『莊』；『炟』為火部之首，因漢章帝名『炟』；『肇』為戈部之首，因漢和帝為『肇』；『祜』為示部之首，因漢安帝名『祜』」(頁85-86)。此與諱字有關，而未涉及避諱；又在清代特列一節，專門討論姓氏、稱謂、避諱的問題，大談錢大昕與避諱學(頁310-313)。胡著除對《說文》之形、音、義作學理上的闡述，特標舉其所反映之文化史部分：反映家族關係的專名、反映等級制度的專名、反映貨幣貿易的專名、反映宗教意識的專名，展現小學對文化研究的貢獻。將鄭玄列入小學家的範圍，與許慎平分秋色，從其對群經之注文中，顯示其小學的成就：一為首揭「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的原則。一為著手探求禮儀、習俗等專名的根源。他又對虛詞及句式的探討，有初創之功，如：首創「語助」、「重言」、「互言」或「互辭」、「互文」、「省文」等語詞，為語法研究提供歷史資料，是小學發展上，一個特殊的環節。第三章，六朝隋唐時代，受到印度西域文化的衝擊，音韻學的研究特別盛行，胡奇光提出四聲、平仄、詩律的製定與小學的關係密不可分，實為一大創舉，小學在文學創作上提供了聲音之美。又以「孔穎達稱詞的正確用法為『語法』」是不同於前代的新觀念，他對實詞中，動詞的探索尤其深刻，明確指出動詞有及物與不及物之分；有主動被動之分。重視對古漢語特殊句式的揭示，如：「倒文」、「變文」。胡著又對集佛教義書大成的《慧琳音義》，多所著墨，它在唐代的訓詁中，可謂首屈一指，嚴北溟稱其為「當時世界上最高水平之作」，但在語言學史的地位，因胡著而益顯其重要。元朝盧以緯《語助》一書是虛字方面的草創之作，胡氏認為「它是從訓詁學、辭章學裡分離出來、獨立進行虛字規律探索的第一本書，從這點上，可以說，《語助》一書的問世，便成了漢語語法學創立的一個朕兆」(頁228)。清代的《助字辨略》、《經傳釋詞》等一連串虛字研究，正是受其啟發。至於最後對清代小學概況的論述，所佔篇幅最多，對顧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父子等人所代表之古音學、詞源、文字學、訓詁學研究，皆有詳實的敘述。胡氏對於「從語言文字上探索古代文化」的阮元，特別表彰他在語言文字上的貢獻，主編的《經籍篹詁》是一部訓詁名著，而他的真本領在於從語言文字考求古代文化，「他探求古代文化的做法是：從聲音出發，結合文字的考釋一起進行，並以文字古義作為考定古代文化的一個依據」(頁299)。阮元這方面所展現的小學成就，往往為清代鋒芒特出的小學家和著作所掩沒，未能得到重視。清人研究方言，常從古書上考求最早出處，稱之為「尋源」。從對揚雄《方言》的態度，清代方言著作可分為三類：1.對揚書的續補。2.對揚書的校注。3.對揚書之外，另編新書。胡氏指出「清人的種種方言著作，幾乎都是為了古書訓詁，而不是為了活的語言規律的探求」(頁317)。此話確實指出清代方言研究的缺憾，方言之田野調查，記錄實際語音情況，得等到民國之後了。晚清孫詒讓在經子訓詁和古文字研究的成績是不容忽視的。他在《墨子閒詁》裡以精校互證作為以音求義的前提，給經子訓詁提供了新的經驗。他的古文字研究對後世的影響大於經子訓詁，可分為三要點敘述：1.以古文字作為探求文字早期歷史的依據。2.以古文字作為證經說字的憑借。3.以古文字作為考古制、訂古史的手段。胡著獨立出孫詒讓的成就，以他作為清代小學史一完美的總結。五四運動以後，研究語言結構本身的學問，也起了根本的變化，胡氏僅於少許之篇幅，作一簡略的說明，且是附於清代之一個小節，跟他於<緒論>所言「『小學』一詞與整個封建社會相始終」的看法，是一致的。三、《中國小學史》評騭胡氏嘗試將小學與其它的文化形態(如：名學、經學、詩學、詞曲學、考據學、考古學等)貫穿起來，如其於<後記>所云寫小學史的基點要放在文字、音韻、訓詁的內在關係上，離開這個基點，就不成其為『小學史』。但問題也隨之而來，所涉及的面實在太廣了。我時常感到力不從心。(頁367)他對「小學史」一詞的界定並不明確，故常常脫離小學之範疇，無法駕馭繁雜之資料，茲列舉數項其離題的敘述，並加以補充討論：1.上節所談之避諱問題，不再多述。2.六朝隋唐時代<言意之辯由玄學及文學>一節，雖然作者特別強調「魏晉的言意之辯，是先秦名實之爭的深入。它好比一條紐帶，把小學與玄學、小學與文學銜接起來」(頁114)。但是，我們未能從其本文及例證中，看出小學與言意之辯，在當代密切的關連性。3.胡著提出李善《文選註》的主要意義在訓詁上有了新的突破，它較全面地揭示文字通假的規律，此為小學的範圍。但又論及「李善還比前人更為重視典故的原始出處」(頁174)，此則屬多餘之敘述，已走到文章之學了。4.將俗語的研究亦列入，殊覺不當。「俗語研究在明代開花，清代結果」(頁317)。以翟灝《通俗編》、錢大昕《恆言錄》、郝懿行《證俗文》為主要例證，雖然他們的書中或許有涉及小學的部分，但是是否值得如此大書特書呢？有待考慮。由於作者是站在文化史的角度，故易超過小學的藩籬，與其他學科結合，而無法嚴守其小學的立場。胡氏不只描述小學家的成就，他還重視注解家對小學研究的貢獻，如：鄭玄、孔穎達等，並無小學專著，仍能獲得他的青睞。且其原始資料的來源不限於傳統的小學書，如：《五經正義》、《文選註》等，皆可發現相關的論述或證據，這亦不失為小學研究的另一途徑。關於六朝隋唐以來，等韻之學的敘述不夠充分，只約略提及《韻鏡》，其餘之《七音略》、《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等書，均未提及，此乃當時音韻學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作者著墨不多，可能是此領域非其所擅長。胡氏曾發表研究《墨經》和孫詒讓的單篇論文 [6] ，於是在撰寫《中國小學史》時，特別突顯二者在語言研究的貢獻，其敘述的立場是否恰如其分，尚待探討。索引的製作，的確帶來許多便利之處，凡出現於正文或注釋中之人名、書名皆列入索引中，依筆者統計，其人名索引共計642人，書名索引(包含專著、期刊、論文集等)共計789篇，其引用現代人之研究成果的比率，比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多得多了。他要從這許多龐雜的資料中理出頭緒，又要兼顧寫作的角度，如何取捨題材，將它們貫穿起來，以史的觀念交待其前後傳承，令人明瞭演變之跡，必須具備過人的才智及長久積累的工夫，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作品是令人驚喜的，瑕不掩瑜，這確實是一部成功的著作。高天如在〈評濮之珍著《中國語言學史》〉一文中，說到：「關於中國語言學的史學研究，卻歷來不為時人注目。其著述寥若晨星，且涉足範圍狹窄，往往限於訓詁、文字、音韻等方面的單科研究。直到近期以來，方有幾部全面研究中國語言學史的專著面世。繼1981年王力所著《中國語言學史》結集出書之後，1985年出版何九盈著《中國古代語言學史》，1987年又相繼出版濮之珍著《中國語言學史》和胡奇光著《中國小學史》。這是清理我國語言學遺產、弘揚祖國優秀文化傳統的新的學術成果。」 [7] 高氏所言極為中肯。王力首開風氣之先，胡奇光以文化史的角度撰寫，又開闢了新的研究途徑，對往後語言學史的研究，奠定良好的楷模。[1] 據上海復旦大學刊載資料顯示：胡奇光為「漢學史」的博士生指導教師。並曾指導博士論文：朱冠明《摩訶僧祇律情態動詞研究》，2000年。[2] 與董建武、陳光磊、李熙宗、趙蒙良、徐福榮等六人共同編纂「中國語言學」條目。《語言學百科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4月。[3] 據朱正<北京的魯編室>(摘自《小書生大時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一文中所載，負責編纂出版《魯迅全集》時，曾借調「復旦大學的胡奇光」。《魯迅全集》，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4] 見《修辭學發凡與中國修辭學》，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1983年7月。[5] 見《中國小學史》<後記>，頁367。[6] 在《中國小學史》的書名索引中，胡奇光有四篇作品，茲臚列如下：〈試論段玉裁語言學思想的特點〉(《復旦學報》增刊語言文字專輯，1980)、〈《墨經》語言學思想的特點〉(《語文論叢》第2輯，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孫詒讓與中國近代語文學〉(與周予同合著，收於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我國近代的兩次書面語改革--白話文運動和大眾語運動〉(《語文現代化》第9輯，知識出版社)。[7] 高天如，<評濮之珍著「中國語言學史」>，頁69。《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