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乌托邦》书评

【EEO书评】互联网是否能够表达民意？

EEO 书评人 焦建 上周末，财政部某位官员与人大代表们就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产生了纠纷。南方的一家报纸在进行报道的时候，给出了双方的意见之外，还给了网友意见以很大的篇幅。一段时间以来，刊登网友意见，这已经是报纸很流行的一种做法了。我们都知道让来自民间的声音得到自由有序的传达是多么的宝贵，但长久以来，因为媒介的缺乏，来自民间的声音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表达。互联网的出现似乎弥补了这一点，通过网络，很多人的确表达了他们对某些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互联网使用好的一面。国内对网络民意的负面效应也不是没有人提到，“网络暴民”的存在让原本得来不易的一种民意渠道的效果大大打了折扣。但除此以外，我们对网络民意的存在，所知仍然不多。而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层面上，互联网是否能够真正的表达民意问题上，更是乏人问津。互联网是否能够真的表达民意？在凯斯桑斯坦教授的这本新书——《信息乌托邦》中，我们可以找到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许多被我们忽略掉的问题的答案。桑斯坦教授写作本书的原意显然要比上述问题涵盖的范围要广泛的多。他试图阐述的道理是，我们究竟如何可以借用我们自己头脑中所不具备的他人头脑中的知识？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讲，这种借用意味着，在聚合了多个人头脑中的知识之后，整个社会可以得出一个更加清晰的对于一件事物的认识（在网络民意中，这种认识意味着对于社会问题的真实反映）。这种聚合需要依靠不同的方式，它们各有利弊，以希望知道一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人月收入超过五千为例，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措施：第一种，单纯对多数人的意见进行统计。可以随机提取一个大小随意的样本，问一下他们每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把每个人的答案汇总，求出一个平均数。根据“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假如样本中的每个人都具备一种“正确的倾向”的话，很可能会得出一个十分靠谱的答案（本书中给了很多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例子）。第二种，通过协商之后再次进行意见统计。在让每个人给出答案之前，让他们之间进行探讨，然后再得出平均数。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也各有其采用的必要条件。对于前者来说，它的优点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给出判断，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而缺点也因此是不利于知识的共享，每个人都是瞎猜的话，答案很可能怎么都不靠谱。因此采用这种方式的必要条件便是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知识，他们都倾向于不犯错（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有十几亿，因此月收入超过五千的人肯定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去，因此即使是瞎猜也是有一定基础的，要我们去对美国人都多少人月收入超过五千美元，我们连美国人口到底有多少可能都不清楚，不是瞎猜是什么？）。对于后者来讲，它的优点是，一旦有人的确知道答案的话，群体的知识便会得到补充（本书对三种情况做出了解释），这是源自这样的一个道理：掌握真理让人有底气。我们的确不知道答案的人看到有人说得那么肯定，也许就会相信了他的意见（一个人不能没理还强硬到这个地步吧？）。而缺点也因此产生了，人们的从众心理会让错误的自信也得到广泛传遍，这个时候，即使是那些拥有真实知识的人，也可能会因为害怕变得不出声了。一个令人难以搞清楚的概念是，互联网到底是一种独立的采集知识和意见的新手段，还是只不过是上述两种方式的一种采纳。虽然桑斯坦教授在本书中也就wiki，开源式软件以及博客的使用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但相较来说，这些意见并没有超出他上一本书（《网络共和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里提出的网络可能产生“信息茧室”危险的洞见。我们可以在此拿豆瓣当做本土化的例子来解释网络是如何产生民意的：在豆瓣上，我们每个人都会独立的给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打分，聚合到一起，就是一种独立于我们所有人的对于这本书或者电影的客观评价（这意味着它已经变成了知识或者说民意）。互联网被运用的更广泛，参与打分的人越多，得出的结论相对来说就越正确也越值得关注。因为豆瓣的部分匿名投票可以避免被胁迫，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给出自己的意见。正是在这种早先由哈耶克明确阐述过的“自生自发的秩序”理念基础之上，桑斯坦教授对市场这种表达民意的框架给出了自己的新的阐释角度。他认为，市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可以集纳多种多样人对于一个事物价值如何的判断——价格的最终形成便是依赖于这种判断。而正是这种判断的正确性，使得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人类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福利。市场当然也存在着失灵的例子。这便是因为市场所集纳的信息中包含着错误的信息——很多人可能会过分的高估某一事物的价值，南海股票泡沫，荷兰郁金香热等等都是如此。但市场失灵的例子并不能抹杀它在形成真知灼见方面的好处——正是因为存在着金钱利益上的好处，所以每个人都会尽自己最大可能的真实的反映他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他会给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出价。正是市场中存在的价格激励，使得市场得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之所以能够提出互联网是否能够真实表达民意这个问题，便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把互联网类比成为市场，将网络民意比作是价格，将网民比作是买卖者，这组类比并不一定总是成立，因为网络上缺乏与人切身相关的金钱上的好处，所以并不一定能够让人真实的表达出他所有的看法。上面提到的可能会受别人影响的现象，也许还是会存在的。当然，人们在网络上到底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远远要比上面所阐述的一些简单的认识要复杂的多，而这也并不是这本书中所要讨论的问题了。这是一本描述现实中“不为人知”逻辑的书，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我们却从未予以注意——即使我们想注意也未必看得到，这是一种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无知。而一旦这样的一种逻辑被指出，它们便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我们可以借助本书的例子来来我们更好的利用网络民意寻找一些途径。比如说，建立良好的鼓励制度，让每个人都可以因为表达真实的想法获得某种也许是非无知层面上的好处；匿名表达意见也因此变得重要了，因为可能会造成的对自己的伤害会让实名的人选择不那么符合本意但却无比“主流”的意见，要么就根本不表达意见；另外还有，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网络领袖们，应该避免在一开始就表达出明确的意见以便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自由表达，在有的时候，这些人还应该具备“唱唱反调”的意识。凯斯桑斯坦教授总是会经常给我们提出这种有关网络的新观念（当然，他的主业仍然是法学教授），而有关他跟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问一个十分八卦的问题：究竟就因为奥巴马一直对网络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才让桑斯坦教授作为自己的竞选团队法律事物顾问呢？还是因为桑斯坦教授已经成为了他的法律事物顾问，奥巴马才会对网络如此重视？也许是前者，也许是后者，要不，让网络来一番人肉搜索？人肉搜索会不会是桑斯坦教授下一本有关网络新书的主题？要知道，加上本书和《网络共和国》，桑斯坦已经可以像尼尔波兹曼一样，写作一部有关网络的“文化三部曲”了。当然，他可能也会像跟本书的立场一样，是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互联网的发展的。

Text mining，Wikipedia和Web实验

Text Mining把一个文本集合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试图对其中的信息进行聚合，总结出不同角度的信息来。 由于是让计算机来做这件事情， 它的优点是效率高， 可以是普通人阅读和理解的成千上万倍， 但是它的理解可能既不深刻也不准确。 Wikipedia让人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这里，计算机不是自己去对信息进行自动的聚合，而是建立一个公共的环境，在这么一个良性环境中， 它会激励人们贡献出自己知识， 激励人们互相协作来完成这种知识的聚合。 无疑Wikipedia是极其成功的，没有一个Text mining算法可以做得如此之好。 在上述的两个应用中，可以看到计算机扮演的两种不同的角色： 前者是一个劳动者， 辛辛苦苦地做着人们希望它做的事情； 后者犹如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法律制度框架，一套好的制度可以鼓励人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 现在计算机科学的研究， 更多的拿它当作一个苦劳力来用： 科学计算－计算员，网络传输－火车皮， 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员。 但是， 后者的作用无疑也极其巨大， 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话题。譬如有“网络暴民”一说， 我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 但是网络上的无中生有的虚假新闻， 尖酸刻薄的谩骂等不良的现象是我们所司空见惯的。 现在也有一定的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 譬如通过计算一个新闻的质量来评估它的真实程度， 通过关键字过滤来防止谩骂和不良信息的产生。但是，这都是一种事后诸葛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能不能通过程序自动对网民行为的激励和惩罚，促使网民之间的互相监督， 从而营造一个真正和谐的网络环境呢？ 可以由网站来试行它们的这种实验。 然后其他的网站可以借鉴这种优良的经验。 甚至全民的立法和政策制定部门都可以从中借鉴有益的成分。

这是一本好书

感觉像是厚重版的《谣言》。很像，不是，更好看。一直觉得书之于我的意义就是学习新知，展现新世界，新观念。它办到了，我看得很HIGHT。算是迫不及待的看完了。就常识来说，一般认为群体较之于个人所做的决定或得出的答案相对更优异，而协商更能将多人智慧这种优势发挥。但在实验和跟踪调查中协商有时仅仅只是放大错误。独立的个体拥有的经常是不完整的相对矛盾的信息。通过群体力量，信息得以流通，最终达到共享，即一个人拥有群体所整合的知识。在一些情况下，群体协商可以得到正确答案。假设群体内部，各自拥有各个方面的信息，即总有一个人知道正确答案。那么成员便会听从该人——不论对个人或群体而言，自信都与正确性有关。真正的协商和推理可以纠正个体的错误，而不是灌输他们集中于最准确的群体成员的判断。由此，协商失败有两个根源：信息的影响和社会压力。如果成员彼此倾听，他们可能会顺从领导者，或者明显一致意见，因而缄默不语。作为群体性动物的人类，异者很容易因为不同而被群体排斥，从而面对社会制裁。而信息影响和社会压力对于低社会地位的成员都可能格外强大。群体强调所有人会大多数人持有的信息，而牺牲一人或少数人持有的信息，死角就是后果之一。观点相近的人聚到一起，他们通常放大他们的偏见，散播错误。当今，媒体和互联网遍布于我们的生活，在信息超负荷的时代里，我们很容易退回自己的偏见里。博客等等的网络工具让人们更容易选择与自己意见相近的人或团体并加以关注。因此，当你看到与你相似的观点时，便在潜意识中加强，于是更加坚信在自己的正确。就如同在自身之外建立茧房，隔绝异议，而相似观点或者称之为偏见则在茧房内如同回声般来回，不断放大，最终形成更加偏激的观点。文中提出建立订立价格机制，可预测市场，维基，开放资源软件等。修正老的信息聚合方法，使得拥有信息的人披露信息~~

怎么开一个成功的会

公司开会出现了问题，结合这本书的内容，我写了封邮件跟大家探讨怎么开一个成功的会。--------------开会的目的是希望集合大家的智慧形成更优的决策，大家怎么参与？什么样的开会方法？将影响开会的目的。我们最习惯的莫过于取“统计性答案”：询问多数人的意见，取平均值。平均值什么时候最优答案？有一个前提，针对什么征询大家的意见，如果是大家都能判断的领域，比如猜测一个瓶子里多少颗豆粒，群体平均值会惊人的正确（有测试）。但是如果就一次航天飞机能否发射成功广泛征求意见，取平均值就不是合适的。这涉及到一个“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如果一个群体每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高于50%，那么这个群体正确率就会聚合多个51%，随着这个群体的扩大，群体正确率可以接近100%。在平均值之前要衡量群体的出错率会有多大，要投票的是不是这个群体能够解决的事情。对于民主决策，孔多塞认为组成陪审团的成员，应该是经过民主启蒙的一群人，首先应该民主启蒙，让参与者掌握民主方法，“给予未启蒙的人群一部民主宪法是危险的”。他为啥说是危险的？因为没有民主训练的人，会不自觉的陷入群体协商过程中的陷阱：信息串联引起的系统性错误。哈贝马斯提出一个“理想的交流环境”：1、所以参与者都试图追求真理；2、他们不会出于私利有话不说；3、他们遵循人人平等。群体协商是否成功，就要看多大程度实现了这个理想的环境，实现的多，会议的结论正确的多，实现的少，犯错的概率就增多。非理想的交流环境是什么样？首先是交流过程的“信息串联”，就是大家在讨论之前已经大致明白了各自的认识，出于：1、 害怕被群体孤立2、 害怕权威其中，害怕被群体孤立是最大的一个导致协商失败的因素，其次是权威的因素，维护权威与害怕权威。在经过信息串联以后，发言人失去个人独立性。非理想的交流环境还有：框架效应，即首先发言人描述问题的方式、角度，无形中给要讨论的事情套住了一个框架，启发了一个角度。长此以往，群体里形成“信息死角”，注意方法的群体会注意挖掘来自信息死角的信息，往往会另有收获。形成“群体回音壁”，即群体没有不同意见，一致的意见来回盘旋，这样很容易导致形成“系统性偏见”，放大了本来在群体里面是一个小的错误，由于群体声音旋流的推动变成大错误。还有一个“信息茧房”的概念：“由于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原本就喜欢的东西，也会倾向于和与自己志趣类似的人交流，所以人们仍很可能群聚于各自的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小世界中“作茧自缚”。传播学有一派理论认为，人是在选择性的接受信息，标准就是接受那些让自己觉得舒服的、证明自己是对的信息，走不出自己。这样就容易形成“信息茧房”，“作茧自缚”。“信息茧房”对个人来说尤其危险。“群体回音壁”对组织来说是危险的。我对这方面没有深入阅读，认为对于组织来说，应该注意讨论中的“框架引导效应”“信息串联”，是否搭建了接近哈贝马斯说的理想化的交流环境，还有人的公民意识，如果我们要民主的方式决策，要鼓励大家发扬公民应具有的意识：“责任、平等、独立”。

信息

信息不仅是可以加工的，还是可以编造的，因此不要过分的相信信息的真实性。因此信息的可靠性来源于理性，有了这些，信息就不会真的消失，而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小心一些人的用意，以免落入其他人的圈套。这样一个邦国不仅是可怕的，还是可敬的，因此不要抱有偏见，尤其是对待那些真实的信息。

二战初德日敢与同盟国作战的理由——兼评论《信息乌托邦》——梁文道

根据历史学家对档案的挖掘呢，我们现在发现原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跟德国一开始呢，敢于跟盟国作战，他们其中一个理由是建基于一种对美国这些国家的判断。那个判断是什么呢？就认为像美国这种国家，搞民主，对不对？民选总统，民选议员，议员要牵制总统，总统受制于议员。这个议员还要分两个议会，搞半天又有什么言论自由的传媒。搞来搞去，这个国家就变得没有行动力，决策会很弱，也很慢，很没有效率。相比之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德国的法西斯，他们行动非常迅速，希特勒说什么，下头就干什么，如被指使。面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呢，这些德国、日本这样的军事独裁国家，一定能战胜，不用怕他们。结果历史证明，他们是失败的，为什么？他们低估了一点，在美国或者欧洲当时英国这种国家里面，由于它的整个决策机制的确很缓慢，的确牵涉很多人，但是也因此能够聚集大量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基于大量的人提供的信息，去做出来那个综合的判断，永远都要比一个寡头做出来的判断要好。用我们中国人的大俗话讲，这个叫什么？就叫做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所以我们要知道，信息的多元，有越多的信息，然后基于他们作出一个决定跟判断，永远要比你信息非常匮乏的那种独断要好的多。我今天再给大家介绍昨天我们讲过的凯斯·桑斯坦教授一本书，《信息乌托邦》。那么这本书Infor-Utopia，是在我昨天介绍那本书之后几年出的，是去年出的英文版，没想到今年就已经出来了中文版，翻译的很快。那么这本书跟上一本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现在这个《republic.com》里面呢，桑斯坦教授就对于互联网上面的民主自由前景提出了一些比较悲观的讲法，或者是一些警告。但其实他也不能说是悲观，他只是认为会有问题。然后到了这本书里面，他就指出了一些比较光明正面的地方，就指出了在互联网时代底下，我们做信息的收集跟决策，怎么样会比以前更好？没错，我们都知道信息的收集跟多元化非常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该怎么来收集，该怎么来做呢？那么在这里面呢，他就提出了，我们传统上有一些做法，但这些做法都是有问题的。一种是搞统计，比如说民意调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决策，要做一个什么事情之前，我们先去搞民意调查，搞民调。这个民调呢，是依赖什么？就是依赖统计，就是认为这个人群呢，他们大部分的某些的倾向，是对的，或者我们搞公投，让他们集合大家的判断，大概应该是对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大家可能读社会学的人可能听说到孔多塞陪审团定理。这个定理是这样的，他假定，我们看一下陪审团定理是这样的，他说假定人们在回答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个是错的，一个是对的。再假定每个投票者回答正确的概率是超过50%的，那么陪审团定理就认为，由于每个人他答对的概率超过50%，那么这个群体多数回答正确的概率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百，也就是这个群体规模越大，我们最后得到正确答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各位当然有，就是假如一开始那个假定是错的呢？假如一个人答对的比率比他答错的比率要小呢？假如一个人答错的比率才是超过50%的话，那么到了最后，这样子加起来就是完全会错误，这样一个陪审团定理出来的就完全会错。那该怎么办？于是我们知道，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认为民主投票、公投，什么事都直接民主，都是不好的。搞统计调查也不一定完全正确。那么怎么办？在中国最近几年也有人开始鼓吹协商式民主，甚至有人开始做实验。所谓协商式民主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让一些人，不要光是投票，也不要光是做问卷调查，光答是非题。而是在做任何决定前，大伙先坐下来，好好商量，提出各种的观点，在一个严格的公平的会议规则底下，大家各呈所见。然后各呈所见完了之后怎么样呢？就可以仔细思考各种观点，这时候大家会变得更明智，有可能会被对方说服，然后才得到一个更好的答案。这种协商民主听起来很好，对不对？好，但是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这里面就说到，原来协商民主，有时候会造成什么呢？一种群盲的效果，所谓群盲的效果呢？意思就是说大家就会越来越分裂，想法越来越分歧，举一个例子，这里面就说到，在2005年的夏天，美国克罗拉多州做了一个民主的小实验，这个小实验找来60个美国公民，这60个人分成10组，每一组就包括5到7个人，要求每一组的成员呢，就以下这个问题来协商。协商什么呢？就是各个州政府，他问这些公民们，是不是应该允许同性恋婚姻？这在美国是一个很严肃，很有争论的道德话题对不对？好，结果呢？我们看看这个协商，协商出来什么？在这个协商结果里面，每一组里面，成员们在彼此交谈之后，就采取了比原来还要极端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讨论里面，大家通过辩论，不是更了解对方，而是更仇恨对方，这是自由派的人，主张同性恋可以结婚的人，他们自己彼此认同。而主张这个同性恋不能结婚的人，也选择彼此认同。然后双方的关系更剑拔弩张，那么更加极端主义，完全没有改变他原来的想法。那么更加同质化，所以每个小组都不可能有多元化的情况出来。这种现象，在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曾经有真实的灾难在美国发生过，就是当年美国不是去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这个“猪湾事件”留下了非常悲惨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因为当时呢，这些总统，肯尼迪总统身边这帮聪明人，他们想法是一模一样，甚至有些人特别主导，特别强势，使得别的有反对意见的人不敢出声。那么这时候该怎么办？桑斯坦教授就认为，我们可以参考维基百科的做法，我们甚至可以参考一种讯息预测市场，像Google一样，Google这家公司呢，曾经做一个虚拟的市场，发虚拟货币，鼓励员工对于公司未来应该开发什么产品，产品的效果去做预测，赢了的人是可以得到一些好处的，结果，发现员工在这个虚拟的市场里面预测出来的结果，非常准，简直是奇准。也就是说，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可以用一种市场机制，这些市场机制依赖我们每个人分散的讯息，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才敢投入进去，然后做出来的决定，反而是最明智的。

通向信息乌托邦的道路

通向信息乌托邦的道路——读《信息乌托邦》当今，生产信息、知识、言论的方式生生不息，这激励了人们想象一个信息的乌托邦正在浮现：个人可以完美地聚合与利用无远弗届的分散信息，实现全民参与的民主决议。问题是，信息的充足和选择的丰富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价值的知识，也会给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上带来超负荷的疲惫和失措。现实中，无论是个人、政府、公司、学校还是其他群体，在决策时皆难以逃脱聚合信息的困境。凯斯•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一书讨论的话题就是，在信息化的时代，众人如何有效进行决策和生产知识，试图找到通往信息乌托邦的道路。决策在本质上是分散知识的利用问题，不存在天生的先知先觉。从某种角度来说，《信息乌托邦》是对群体决策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全面检讨。书中分析了三种典型的群体决策机制：调查/统计、协商与预测市场，还考察了维基、开放资源软件和博客等信息时代的合作生产模式聚合众人知识的成功之道。调查/统计只有在大多数的参与者倾向于正确时，平均答案才会正确。在许多情况下，偏见与错误是系统性的，完全依赖于大量人的平均答案毫无意义。例如，孔多赛陪审团定理（Condorcet Jury Theorem）就充分说明了调查/统计的缺陷，可以使得整个群体更倾向于正确，也会放大群体的错误程度。基于这一点，人们认为协商（Deliberation）要优于调查/统计。人们期望，协商可以使得观点和理由的自由交换，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参与范围。例如，协商式民主可以改善代议式民主的弱点。然而，证据表明，协商也包含着严重的危险。由于信息影响和声誉（地位）的压力，参与者难以全盘表露自身的信息与知识，也不免发生信息忽视或湮没的结果，出现放大错误、知识死角、信息串联和群体极化的问题。市场的优势就在于为披露和利用信息提供了经济的激励。市场不仅反映了知识，还反映了品位。当机构和群体想利用分散的信息时，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例如，新兴的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s）就是为了进行推测的目的而产生的一种市场，透过市场机制让参与者买卖关于未来事件的合约，参与者的报酬则由该事件的结果决定。预测市场的好处是，给了人们披露信息和追求正确答案提供了正确的激励。虽然预测市场可以聚合广泛分散的个人的信息，但当人们缺少需要聚合的信息时，预测市场也就“无用武之地”。市场的缺陷在于难以摆脱操纵、偏见和泡沫的问题，而且价格也可能反映错误、潮流与混乱。预测市场也不例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成了聚合分散信息的新方法：维基、开放资源软件和博客。不过，在桑斯坦看来，这些新模式能够运作良好，还是因为解决了参与者的激励问题——不只是一般的经济激励，而是声誉或社会地位的激励。虽然这些新方式支持桑斯坦对信息乌托邦的形成选择了乐观的立场，如何复制和扩大利用互联网的成功模式并非不言而喻，必须警惕互联网空间的陷阱。例如，博客的世界就充斥着大量的错误、混乱、极端的言论与信息，Web2.0时代信息的自我过滤机制的出现，可能造成同一社会中的人们分享的公共知识的缩减。信息与激励是良好决策的要素。在这两个方面，任何的一种决策方式有其力量，也有其缺陷。于此而言，桑斯坦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既非乌托邦人士，也不是勒德分子（Luddite）。面对信息时代的前景，他不仅抱有激情，也时刻保留着警惕之心。桑斯坦的对于决策机制的疑虑并不只是来自简单的逻辑推理，还经过现实中民主试验的证实。不过，其目的并非在于否定协商或其他的决策机制，而是要指出通向信息乌托邦的障碍，从而进行改革来有效聚合信息和优化决策。例如，通过再造激励和奖励群体的成功来促进信息的披露与分享，鼓励创造性的想法，来改善决策的过程与结果。说到底，《信息乌托邦》关注的主题是人的社会行为。桑斯坦是行为法经济学的先驱，注重将心理学引入法律与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在他看来，理性人的假设无法准确地解释人们如何选择行动和应对法律的干预。在本书中，桑斯坦深入地检讨了群体中的个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关系与互动，披露信息和参与决策的激励机制，及其受到的约束。显然，当前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如果发生在桑斯坦写作本书之前，肯定也会被纳入作为一个论据。也许历史会像对待以前的危机一样，将其病根归结为人类的贪婪、无知与癫狂。问题是，在诸多的迹象显示危机迫在眉睫时，为什么没有人大声疾呼？因《非理性繁荣》一书而广为人知的罗伯特•席勒认为，之前并非没有人事先预料并警告，只是由于从众的压力，“唱反调”的声音很快淹没于非理性的景气之中。毕竟，扫大家兴头的人不受欢迎。只有在恐慌之后，人们才会“痛定思痛”。即便如此，痛苦的记忆也不会延续多长时间，人们很快就会奔向下一场危机。《信息乌托邦》一书有着浓厚的桑斯坦风格，特别是跨学科知识的运用自如。这在法学界属少见的“异类”。作为一位宪法与公共政策学者，桑斯坦研究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利用自发的力量，来促成社会的共识。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本书当中。虽然现有的决策机制不乏缺陷，但桑斯坦并不要求政府的介入，因为政府也难以摆脱决策的困境，本身就是需要改变的一个社会环节。桑斯坦乐观地认为，人们具备潜在的力量来聚合信息和改善自身的生活。特别是，他通过对网络知识生产模式的考察说明了，人们可以有效地消化和聚合信息，无需屈服于群体的压力。在他看来，基于信息技术的分享和聚合信息的全新方式正在帮助公司、学校、政府和个人来获取和创造更加准确的知识。在一个偏见流言日益与事实真相混淆的世界中，人们自发的努力或许正在开辟一条通往信息乌托邦的道路。应当提出的是，本书最好能放在桑斯坦的思想体系（至少是著述体系）中来品读。作为当世最高产的美国法学家，桑斯坦在过去10年间出版了25本书，发表了超过150篇学术论文，国内也多有译介。在《信息乌托邦》之后，桑斯坦修订了早先出版的《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 2.0），重申了对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疑虑，强调社会中个人应当承担公民责任和遵循道德规范。其后，桑斯坦又出版了《提醒》（Nudge）一书，认为政府可以在不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利用“提醒”的策略来帮助个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策。这些著述体现的是桑斯坦试图厘定个人、集体、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努力。虽然受书名《信息乌托邦》的“忽悠”，许多读者可能会对本书中有关网络知识生产模式的章节有更大的兴趣，但如本书的副题“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所示，其要义在于对群体分享信息和共同决策的剖析。显然，作者期望的读者不只是网民，而是任何参与或评判集体决策的个人。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信息乌托邦》不仅为理解信息社会的决策与知识生产机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指引，也反复提示我们，良好的社会需要多元的意见，不仅是因为思想的竞争所产生的优胜劣汰效果，也是因为正确的公共政策离不开听取各持的己见。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也要谨记民主决策过程的陷阱。传统的票选制有问题，协商式民主也有难以跳脱的困境，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新兴的预测市场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调动起了人们分享信息的激励。现实的挑战不只是如何有效配置资源，更是如何充分利用每一社会成员掌握的分散的信息和知识。凯斯•R•桑斯坦著，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李清池 | 法学博士，

协商是一场名正言顺的意淫并哀悼曾经那个叫做范跑跑的人儿

这是一个倡导“协作”的年代，倡导“和谐”的年代，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汇就是协商（negotiate)，希望通过讨论优化结果从而带来观点持有人的自信和群体一致性。但是，其实自信和一致性并不是天生的“积极词汇”，他们的积极与否取决于环境，如果这种自信和一致性的获得是以错误的选择为代价，尤其当这种错误是致命的时候，这种自信和一致性则是消极的。事实上，协商要能带来积极的结果，取决于其中的人，制度，流程。人——协商群体要能“去中心化”，即群体内各人是平等的，边缘人物（即地位较低的人）不会因为害怕缺乏其他人的认同，收到他人的嘲笑，权力的控制或利益成本博弈而不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另外，协商群体中的人需要走出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他们不仅仅关注事实，还关注人们的观点（正负左右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与他们之前的认知是否一致。制度——协商要真正重视聚合群体内每一成员所拥有的信息，鼓励每个人都会讲出他们了解的信息，避免共同知识效应(common knowledge effect)，即所有群体成员共享的知识比只有少数成员拥有的边缘信息有更大影响力。共同知识效应是产生“协商意淫”的根源，假如群体多数人持有错误的观点，少数人持有正确的观点，那么在协商之后，少数人的意见不会受到重视，可能这些少数人根本不会说出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受多数人意见的影响，自己本身也质疑自己），最终导致协商的结果仍是负面的，仅仅是增加了群体的一致性（甚至是极化）和原先就持有错误意见的人的自信，这时候，协商只是一场意淫行为，因为它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有意义的结果，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强群体大多数人的观点，而不是为了聚合群体所有人拥有的所有信息，即使是边缘信息。流程——协商的流程如果是一个一个轮流发表意见，就出现了串联效应(cascade effect)，如果有ABC三人，A先说并标明支持正，B接着说他也支持正，如果C本来支持负但因为受到AB影响他也会说支持正。这种串联效应源于信息和心理上的。首先，信息上人们会认为多数人说的总是正确的信息，另外，心理上人们寻求与他人的一致性，不想做异端，所以就产生了串联效应。写到这里，不得不让我想起曾经的那个叫范跑跑的人。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爸对他的评价是他不应该去做老师，而应该去创业。创业者需要异端的性格， 需要在众多否定中仍特立独行，但老师就不是，古语云“为人师表”，老师就是一个“模板”，他需要“循规蹈矩”，可以说，范跑跑在信息共享上其实是一个很纯真的人，他明知道以大众的信息框架，他这种边缘人物说出那些边缘信息注定会顶受无尽社会压力，但他还是说了，因为他只想有一个公开讨论的环境。怎么说，只能说他可能生错了年代？生错了国度？他所期望的公开讨论环境仍未出现，结果他轰轰烈烈地被“中枪”了。

读后感

前言：老美写的书，国人翻译的。不知道是翻译的不好，还是我的理解能力有点问题，书中有些话语总是让我摸不着头脑。不过，读后还是收获不少的。下面说一下自己的收获。1）书中介绍的“信息茧房”让我认识到了不同声音的重要性。人总是倾向于接受意见和自己相似的人说的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居。自己当然不能例外。回顾一下过去，自己确实是“不由自主”地生活在“信息茧房”中。不过，自己现在开始接受不同的意见了。2）书中的“预测市场”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存在“信息影响”和“社会压力”，掌握信息的人可能不愿意披露自己知道的东西。但是如果给予他们一定的激励（如虚拟金币、奖品甚至是现金），他们就分享自己的智识的动力就会增加不少。而Google和微软这些大公司已经在自己内部采取这种方式，让员工预测产品的发布日期等等，而且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而网站极客公园似乎在采用这种方式来预测互联网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网站给用户一定金币，而用户可以拿这些金币去“预测未来”，如新浪和腾讯哪家的微博用户会首先突破一亿。我认为，这个网站的这个功能似乎是希望达到“预测市场”的目的。3）书中介绍了四个大问题，这四个大问题会会导致群体协商的失败。这四个大问题分别是：放大错误，即“如果每个群体成员更倾向于犯错，那么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张，群体多数犯错的可能性也扩大，并接近于100%”；死角与共同知识，即“群体成员偏好于听到共同持有的信息，喜欢倾听持有这种信息的人”，实际上就是“信息影响”和“社会压力”导致的结果；串联与极化，即从众心理，由于担心自己发言会被认为是“异类”，所以有些人会选择从众，信息的串联也就产生了；同时由于信息影响，即“在任何具有某种初始倾向的群体中，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观点将不可避免地偏向初始倾向”，还有社会影响的存在，即“人们通常希望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认可”，还有“他人的证实增强了人们的自信以及极端主义”，因此群体协商产生了计划。4）书中还介绍了互联网应用（如维基，博客，开源软件）在群体协商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它们为什么会成功。5）书中介绍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有个独特的实践，“他有时采取机智的方法表明他个人同意立场不一致的许多顾问的观点。这个方法有助于激发人们发表代表自己立场的最好判断。”因此，为了获得多数人“坚定的立场”，领导在刚开始时最好不要随便发表意见，或者谨慎地发表意见。当然采用匿名投票的方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6）唱反调。“对于真正异议的保护可以提升群体的绩效。但是对唱反调的正是要求对群体绩效的提升小雨权威的异议。当挑战群体一致意见的唱反调者不可信时，成员会相应对他的主张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去看，反调也不是那么好唱的啊！唱反调者一定要提出真正的异议，而不能应付了之。如此，唱反调者才算完成了任务。收获就是这么多，这本书有些地方没能理解，也没去理解，都是惰性惹的祸啊！希望能读第二遍。

如何宏观、抽象地研究作为整体的信息

今天翻完了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英文名很好玩，《Infotopia：how many minds produce konwledge》，是把信息和乌托邦的字母组合在一起生造的词。如标题所示，他想说明在网络时代，众人的思想是如何导致知识产生的，而这些知识能否有助于实现至少信息层面的乌托邦。作者是哈佛法学教授，对信息的考察也主要着眼于网络中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比如消除偏见，促进知识传播等等。里面大段的社会学、法理学分析，迅速跳过，只拣自己觉得有用的部分看，功利产生效率，所以才能这么快翻完。看得最认真的是书的序言，写得很好（季卫东），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息乌托邦面临的四种危险：知沟、信息茧房、持续生产信息的动力和政府部门的管制，非常受启发。此外，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对信息的研究方法和对维基、博客等网络传播手段的分析，因为自己有点想做信息加工方式研究，但又觉得信息太抽象，作者用“具体案例”+“经典理论”+“分析述评”的方法来研究信息，没有太多繁琐的量化研究，显得很轻盈又不失深度，值得借鉴。对维基和博客的分析则显出了作者的乐观，他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所以这两种传播手段整体上还是会提供更良性的信息。

面对网络，我们已经不得不参与进来

面对网络空间，我们身处期间，无法回避，所以就好好利用吧，网络作为新兴的社会空间，它既有破坏力，又有创造力，这正是他的代表着新的生产力之处。曾经的我，否定网络，现在看来这是在否定历史！

开卷八分钟

民意调查 公投 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协商式民主 容易导致群盲谷歌 信息预测法 市场机制依赖每个人分散的信息

当乌托邦由信息组成——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及其它

当乌托邦由信息组成——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及其它董皓　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的《信息乌托邦》（Infotopia）出版。现在它的中文版也出来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　　书的内容这里不多说，只稍微引用一下季卫东教授在中文版序中的话：“……你可以发现，在电脑空间俨然存在一片全民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公民们可以充分实现信息聚合，对既有的提案不断进行编辑、论证、修改以及补充。”　　的确，按照现在的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趋势，一个信息高度分享、众人高效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世界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这个世界里，假如一位僧人想制止别人杀死一只小动物，他可以在数秒内通过网络（如果那东西还叫网络的话）获得大量信息，其中甚至可能包括从对方过去发表的言论和公开的行为中分析出的价值观，乃至其最近的心理状态。然后，僧人的手持设备（甚至体内芯片）中内置的程序可以迅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计算，进而选择劝谕对方放下屠刀的最佳方案……事情完了以后，僧人也可以方便地将自己成功或失败的经验纳入庞大的数据库中，为未来的僧人提供更精确的参考资料。　　从技术上讲，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现在Google每处理一项搜索请求，都是从世界各地的不同服务器中调取所需信息，并以云计算的方式在数百毫秒内为用户提供搜索的结果。并且随着其用户量的扩张，搜索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也越来越高。同样的，社区网站Facebook也正尝试对其巨大的用户群每秒所作出的数万个动作进行分析，以最精确地满足网站用户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现在的Web 2.0网站大都提供应用程序接口，让公众参与信息的分析和筛选，令数据处理的可能性无限扩大。从目前移动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来看，我相信不用多久，信息传播技术就能达到上述僧人手中的设备的水平。　　不过，这只是“技术上”达到。在我看来，除了技术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会使上述“信息乌托邦”仅仅停留在想像之中。简单地说，它至少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信息获取机会”（Right of Access）的问题。如果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和明确的制度保障，僧人们使用的数据库可能仅被全世界万分之一的人所把持，穷和尚们可能根本无法接入那个数据库，如果那样的话，掌控信息的人可以在自己的设备（甚至身体）里放进可读写的全功能芯片，在僧人、杀生者和其他普通人那里放置只读的芯片，从人们身上获取资源，却不分享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在我们周围隐约可见的现实。　　二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任何时空都不可能与历史相隔绝，信息空间也不例外。建立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法律制度、社会治理框架以及人们的习惯法都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互联网上。而且，当新的事物产生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用借用的方式去描述这些新东西。例如，在版权法中，人们将下载行为称为“复制”，就是对纸张时代的版权制度的一种借用。实际上，纸张时代的“复制”总是会形成一种有形的载体（书、报纸、磁带等等），人们需要通过转移这些载体的占有来获取信息。而计算机时代的“复制”往往不需要这种物理上的占有转移，甚至只是在我们需要信息的时候，将互联网上的信息内容暂时存放在计算机的内存中。但是，无论它们之间的差距如何巨大，纸张时代既已形成的版权制度安排，必然也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秩序——我并非主张互联网上无版权，而只是说互联网新技术并非在真空社会中存在，它一定会面临既存制度的挑战。　　三是“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的问题。所谓信息茧房，就是由于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原本就喜欢的东西，也会倾向于和与自己志趣类似的人交流，所以人们仍很可能群聚于各自的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小世界中“作茧自缚”。甚至，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这个时候，僧人可能只会与僧人交流，而厌恶僧人说教的人可能会对他们封闭信息，甚至通过某些强制力，用同样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阻断他们所不喜欢的信息的传播。在社群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社群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一定会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来得顺畅和有效。　　四是“群体盲思”（Groupthink）的问题。所谓群体盲思，是指在团体决策的过程中，群体成员往往不能“群策群力”、“各抒己见”，相反常常由于种种原因而随大流，压抑自己与主流不一致的看法。举例而言，如果劝戒杀生者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僧人，那么在讨论最佳方案的时候，年资浅的师弟很可能会听从年长的师兄，哪怕是师兄的看法不见得是最优的选择。同样的，在互联网上，当某种声音成为主流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不再去深究其合理性，而是尽力让自己显得与主流的价值观相一致。甚至在搜集资讯的时候，都只会参考部分信息。而上述“信息茧房”现象，又会使人们所搜集的信息与其原来就存在的倾向相一致，进一步将人们推向“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从而令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更加难以获得沟通的条件。　　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着重分析的正是“信息茧房”和“群体盲思”问题。当然，这些概念并非他首先提出的。他实际上是从这些知识出发，利用哈耶克的价格学说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众多资源，对维基、博客、“预测市场”（即以类似赌马的方式，通过投资人的市场理性预测未来发生某件事的概率）、开源软件等信息交流和聚合的新方法进行分析。通过这些研究，桑斯坦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比如“协商并不能对群体性判断的质量作出重大改善”、再比如“聚合信息的努力可能把人们带向极端主义、安于现状和错误”等等。这些观点对于那些认为信息网络就意味着自由和分享的人来说，一定有警醒甚至振聋发聩的效果。　　不过，《信息乌托邦》并未提到我说的第一、二两方面的问题。桑斯坦在另一本名为《网络共和国》（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黄维明译）中倒是分析了信息控制和信息私有化的危害，并且在2007年出版的《网络共和国2.0》中进一步描述了信息分享可能对民主社会带来的威胁——这三本书，本就是要一起读的。　　而且我认为，对中文互联网世界来说，光读这三本书是不够的。尽管中文互联网的技术基础与美国相同，其所生长的社会环境却与西方有不少差异。除了阅读和汲取其中的营养之外，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观察中文世界，分析中文互联网中信息交流的特点和其中所潜藏的危险，进而发现那些危及“网络共和国”的本地化因素——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全球的“信息乌托邦”尽自己的一份力。　　顺便补充一下，《信息乌托邦》的翻译质量很高。不但没有拗口的英式中文，而且译者还针对中国读者增加了大量的译者注，详细介绍了书中所涉及的各种背景知识——其中许多地方在我看来甚至已经超过了译者的责任，而更像是书中所提到的维基精神的体现了。update:　　本文写完后，再翻开季卫东先生的中文版序细读，恍然发现他也总结了四点对信息乌托邦的威胁……我手上这本书那几页恰好装订错了，所以一开始没能细看……他提到了（1）信息鸿沟、（2）信息茧房、（3）信息过剩与有效信息不足并存、（4）信息控制。其中鸿沟、茧房、控制与本文中有不少可对应之处。两文综合起来，可以把信息社会发展的障碍归结为一坨三头六臂的妖怪： 　　 　　第一头：群体极化：来源于信息茧房与群体盲思 　　 　　第二头：信息鸿沟：导致公众信息获取权的丧失，并使信息控制成为可能 　　 　　第三头：既得利益：是信息控制的动机，并使垃圾信息与有效信息不足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