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视者》书评

不重要的窺視者

第一次讀格裏耶的小說《反復》時，知道他還和我們一同活在這個世界上，於是對這難懂的小說不再重讀，覺得似乎總有時間去明白，直到經歷一場寒冬，聽到寂寥的音訊。出於紀念，找來《窺視者》一讀。窺視者在小說中是一個十分微小的角色，然而正是他的存在，使“我”感到極大不安。書名將主體倒置於被動地位，就像閱讀過程中，我們如另一窺視者，不同的是，我們窺視了時間、空間、心理上的所有活動，成為一個沉默的證人。故事的背景和起緣很明朗，我是一名手錶推銷員，乘船返回久別的家鄉，我決非迷茫懶散之輩，在登船之初，已算好行程安排乃至賣出每個手錶的用時；在路上觀察海島居民的生活，試圖融入已經與自己隔開多年的島上生活；撿到一根甚好的繩子——想起童年時自己收藏繩子的愛好；為了在當天能返程租了一輛單車。這個島上居民不多，如果耗上三天時間，那生意權當白做了。在一次攤銷探訪中，偶然發現一張維奧萊的照片，只是理智告訴我，這當然只是像她年青時的縮影。那個女孩叫雅克蓮，是眾人口中不檢點的女孩，這使我產生了仇恨的隱痛。作者並沒有把我的往事剝現。只是見過這張照片以後，原已計畫相差甚遠的銷售情況更讓我灰心，我已不能專注於推銷手錶。用手上的戒指敲開一扇扇相似的門、連通的房間，維奧萊的影子在飄浮。是的，從一開始，作者就創造了一個虛實交織的敍述環境，也是我無盡的意識在奔湧，看見當下，而過去和未知的種種，也混淆其中。記不清那個裝著繩子的小鞋盒至今在哪個衣櫃底下，它們和照片上用於造型的綁繩有無關聯，對於我，是一種怎樣的暗示或徵兆？我依然飛快地踩著單車，雖然也注意林路上青蛙的屍體，我為什麼朝著懸崖的方向去，又急切地向路人解釋稍做停留的原因，以及留意咖啡裏人們的閒聊。作者一整頁一整頁地設想我如何開脫——就是我腦海中的那些自我辯解。雅克蓮死了，在通往懸崖的路上，我曾尾隨，卻聲稱不曾見到。他們應該知道，那段時間，在沒有超過30度山坡的路上，我已經遇見她。雖然我錯過了當天的開船時間，但也沒有過於懊悔，因為有些事情須經等待，比如說，這無形的未曾到來的判決。窺視者是在小說四分之三處出現的，正當我發現繩子、香煙、糖果，有太多的證物留在懸崖邊，只好返回的時候，于連當面揭穿了我的謊言，他對昨天發生的一幕全然知曉。餘下的這無船可返的兩天，等待我的是告發還是內心的責難，然而我能選擇的只是留下來——在鎮上最末一家旅館留宿，“只要抬起頭，就能看見前面幾級樓梯上穿著黑袍子的農家小女孩在黑暗的樓梯上替他引路，那是小孩子般的維奧萊。”在這間猶如度過童年、整個一生的房間裏，雖然知道船又將帶我返回陸上，而這趟旅程再無終點，家鄉和年青的維奧萊，永遠地破碎了。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chincai/ 　　　　welcome to my paper:单向意识

旧文：技术分析

《窥视者》讲述的是一个犯罪故事，简单的故事情节我在阅读之前就已经从间接的渠道多次获知，因此在阅读过程中几乎任何没有悬念，从而也就大大损失了阅读的乐趣。因为犯罪小说（或侦探小说）通常带给读者的最重要的快感就是悬念的制造、逐渐积累和最终揭露，这个过程类似性行为中“厮磨的冲动”和“解欲的冲动”，是设置障碍、延缓解除和解除障碍以求最终一泻如注的痛快的固定程序。然而对损失这种快感的补偿是，从一开始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写作方法上，结果是：虽然阅读这本200页的小说只花了我一下午的时间，但获得的文体方面的知识却超过以前对同一作者的任何一次阅读。我还认识到这次阅读的双赢特质，因为它既是初读，带有初读所特有的新鲜感受，同时又象重读那样，能够摆脱故事情节的控制而注目于作品的艺术形式。走笔至此，我不由地踯躅起来，本来我准备马上介绍故事梗概，接着展开技巧的讨论，可是既然写了上面一段，我倒把自己陷入两难境地：要进行后面的讨论，势必要知道情节大貌，然而对于还未读过该书的读者，这岂不是预先剥夺了其积欲-解欲的快感？如果考虑到一个人一生中对一本特定的书只能对进行一次初读（不考虑医学上所谓丧失记忆的情况，就好象在童贞问题上不能考虑处女膜修补术一样），对这种预先剥夺行为（如同有些部落在处女出嫁前由母亲将其膜捅破）的伦理学狐疑就不是小题大做了。为了解除僵局，我只好缩小本文的读者范围，只为下列三类读者服务：一、不打算阅读《窥视者》的，二、已经读过《窥视者》的，以及三、打算阅读《窥视者》但和我一样对写作手法更感兴趣的；同时自愿放弃那些打算把《窥视者》当作一本犯罪小说来阅读的读者，虽然并非永远放弃，他们可以在读完《窥视者》之后再回到本文，接着上次中断的地方继续读下去，以便用自己的经验来映证本文的观点是否正确。现在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大家：《窥视者》讲述的是一个强奸杀人的故事。旅行推销员马弟雅思乘船来到他的出生地，一个闭塞落后的岛上，准备在两次航班间的六个小时内卖掉装在他皮包里的八十九只手表，这个异想天开在他的脑海里却是用精确的数学计算来表现的；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遭遇种种不顺，手表销量有限；在荒僻的海边，马弟雅思意外邂逅与他的前女友容貌相似的十三岁牧羊少女雅克莲，遂起歹意，奸杀之后将其抛下悬崖；推销员继续推销，不久，女孩的尸体被发现，然而被大家认为是失足落水；推销员自以为得计，却不知被十五岁少年于连窥破行藏，推销员拼命补漏弥缝，却又错漏百出；奇怪（或幸运）的是，知道真相的于连却对此漠然置之，并不告发其罪行；最后，马弟雅思自由自在地乘船离去，一切好像未曾发生。然而作者并没有象这样讲述这个故事，因为这样一个俗套的故事也许根本不值得重新讲述。在整部小说中，犯罪的情节是缺席的，被害者雅克莲从未出场，而只是在他人的转述和推销员的自我心理暗示中时而闪现。小说的核心情节被抹掉了，而如何在抹掉它的条件下又将它呈现出来，就成了小说的主要课题。借用流行的话语，不妨说：作者所做的其实是解构了这个故事。除此之外，在《窥视者》中缺席的还有这类小说在传统上必不可少的另一要素——即作为罪犯的对立物的侦探。这一结构上的失衡不是在文本内部，而是在阅读行为中得到了解决：实际上，这次充当侦探一角的恰是读者自身，如同罪犯在犯罪现场遗留下蛛丝马迹一般，小说家亦在文本中留下其解构行为所造成的叙述残片，这些残片隐藏在外在的、无关的叙述之下，用微弱的光芒对读者的智力发出召唤。而一个理想读者所要做的，就是从这些残片出发，把原初那个完整的故事重构出来——小说的快感正部分蕴含在此逆向过程之中。悖论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半遮半演的残片看作文本中的精华而把那些遮盖物看作次要成分，恰恰相反，正是这些起遮盖、干扰、挑逗和分散作用的语句构成了叙述的主流，或者更极端的说，正是在阅读遭到“无关”文本的妨碍的地方，发生了对这部小说的真正的有效的阅读。如果允许玩弄一点文字游戏的话，我们不妨把“推销员”中的“推”和“销”分别理解成“推托”和“销毁”，即作者和主人公合谋，试图将罪行“推托”，将犯罪证据“销毁”——这在主人公是对法律的规避和违抗，在作者则是对小说法则的越轨和创新。小说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被反复详尽的景物描写和推销员琐屑无趣的内心活动充满：海岛的风貌人情被描绘得荒芜、冷酷，而推销员对海岛的童年记忆也显得灰暗和模糊不清的，在此之外，就只剩下冰冷冷的逻辑推理和数学计算——前半部分是手表推销技术的推理计算，后半部分则是反侦破技术的推理计算，总之不带感情，也缺乏构成真正人性的欲望和激情。因此，尽管在被害者雅克莲和罪犯马弟雅思的前女友的容貌相似中提示着一星半点的伤感情调，这起强奸杀人案仍然很难说是一起令人信服的真实的刑事案件，而毋宁说是一次发生在艺术空间内的美学事件。除了消极的对关键事实的保持缄默和积极的对无关细节的喋喋不休，用来迷惑读者的伎俩有矛盾、混淆、跳跃、转移，等等，而所有这些最终又全都可以归结为混淆。小说弥漫在无处不在的广泛的相似性之中，而相似项之间藉以彼此区别的标记又被暗中抽掉，造成的结果就是：有条理的系统的坍塌。在此坍塌造成的废墟中，读者的判断的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否定，以至读者再也无法弄清到底是现在还是过去、是视觉还是幻觉、是可能还是现实，如同在生活中有时也会发生的那样朴朔迷离。不同的是，这种在生活中只处于边缘位置的不可知论在《窥视者》里则是刻意策划的阴谋——现在我们发现：所谓罗伯-格里耶式的客观、精确的唯物主义的写景状物实际上服务于一种主观、模糊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结构，用明晰的词句砖块修建起让人无路可寻的文本迷宫，这就是罗伯-格里耶作为艺术家的祸心所在。在小说第21页上，手表推销员马弟雅思即将登岸，我们读到：“镇口通往灯塔的那条街上最末一座房屋，是一间普通房屋”，接着，我们看见他走进这间房屋，象变魔术一般、迅速地、一言不发地把“三只漂亮的女式手表”卖给厨房中母女三人。然而，“他同时想到这场买卖自始至终是一幕愚蠢的哑剧。一到了路上，背后是关着的门，手里提着的是他完整无缺的小箱子，他明白了这一套又得从头做起。”于是我们知道受了骗，刚才明明所谓卖掉了三只女表的生意不过是推销员的臆想。好，“他转过身来，用手上的戒指敲了敲门板”，原来这次才是真的。接着，我们按惯例读到了关于门板上“两个圆形的树结”的详细描绘，描绘完了，这下该……突然，“由于那个登岸斜桥的桥脚下生长着绿色的海藻，马弟雅思不得不仔细选择踏脚的地方，他害怕脚底一滑，失去平衡，跌坏了他的值钱的货色。”这是怎么回事，明明已经开始岛上的推销了，却又回到刚刚上岸的地方？继续往下读，我们跟随主人公上了岸，又一次敲开门，“露出母亲的满带猜疑的脸”，然而，“门砰的一声冲着他关上。”接着是，“门并没有砰的一声关上，门自始至终是关着的。”罗伯-格里耶狡黠地写道：“马弟雅思开始有一种头晕眼花的感觉。”照我看，真正“头晕眼花”的恐怕是小说的阅读者才对。这样的花枪被反复多次玩弄，直到73页上，可怜的马弟雅思才真正卖掉第一块手表（必须承认读者也同样可怜），如果说这是一种意识流手法的话，它与经典的意识流作品的区别就在于故意的混淆：抽掉诸如“马弟雅思想”，或“他仿佛看见”一类的舞台提示，使对真实、想象和回忆的叙述完全等值。这种故意的混淆在23页上的这个句子中表现得尤其阴险：他只能让人群带着他前进。可是他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屋里的人开门开得太慢了。因为人群前进缓慢而造成的不耐烦（在码头上）同时也是因为屋里的人开门开得太慢而造成的不耐烦（在岛上），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从现实到假想的叙述转换。这种利用语义的混淆（而不是利用道具：如七里靴或时空机器）而实行的过渡有时出现则在两幅详细描绘的画面之间，如同电影中的淡入淡出，将彼此相似的静态画面连接成有机的动态整体。第10-11页上，详细描绘了童年的马弟雅思在家里画海鸥的情景：“窗户差不多是方形的——宽一公尺，高度也相仿；装着四块一样的玻璃，没有窗帘，也没有挡风布。…（略去一百余字）...他坐在一张笨重的椅子上，屁股下面垫着两本字典。他在绘画。他画的是一只肥大的灰白色海鸥，通常称为白海鸥的那一种。…（略去五十余字）”。接着过渡出现了：“现在他的右手拿着的不是铅笔，而是他刚从轮船甲板上捡到的那团绳子。他望着面前的那群旅客，仿佛想从他们当中看见那位失主微笑着走过来向他讨回失物”。如果没有这样相似场景间的渐变，罗伯-格里耶的众多的静态画面大概要变成摄影展或纪念相册了。广泛的相似性也正是所有迷宫的特征：马弟雅思在甲板上捡到的绳子是8字形的一束，码头上有8字形的标记，门上的两个圆环组成一个横着的8，周游全岛的总路线是一个8字，甚至连海鸥也“交叉着飞行，合成一个完整的8字形”（P155）；而岛上所有人家的房屋都有相同的结构，岛上所有的年轻女人都身穿黑长袍，脖子上系一条黑丝带；马弟雅思后来下榻的房间则和他童年时在其中画海鸥的那间一模一样……这样的例子在罗伯-格里耶的其他小说中也是不胜枚举。相似的结果必然就是重复，以及每次重复所产生的不同变体，如同韵文的叠句一般，它赋予文本以某种略嫌单调的音乐性，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及了。至于前面所谈论的解构残片，只略举一例：他伸手到他的短袄口袋里去找小绳子，没有找到，他才记起……他记起小绳子已经不在他身上了。（P120）小绳子是马弟雅思在甲板上捡到的，强奸牧羊女时他用它来捆绑她的手脚。这就是罗伯-格里耶写心理时所采取的极少主义策略，比较起传统侦探小说的处处埋下伏笔，我们不得不埋怨他的吝啬。然而这还算好的，到1957年出版的《嫉妒》里，所谓“嫉妒”就干脆无迹可寻了。《窥视者》是罗伯-格里耶早期作品，此时他已经找到自己的独特风格，但还没有完全把它从旧的美学中彻底分离出来。在这部新小说的代表作中，我不断地识别出各种“旧小说”的符码，印象最深的是185页上“那个穿红色衣服在防波堤上走着的渔民”，“只要别人的视线离开他，他就停下来；只要视线回到他身上，他又继续走起来——仿佛始终没有停顿过，因为别人无法看见他停下来和再走动”——我猜在这里他是在模仿卡夫卡吧。更为明显的是，在本书中，我看到了两个各不相同的向度，一个是存在主义的伦理向度，一个新小说派的美学向度，前者立刻提示我们《窥视者》与加缪的《局外人》的相似性，后者则令人想起罗朗·巴尔特所标榜的零度写作——两者并未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是相互削弱了，不过这一矛盾与罗伯-格里耶在文学史上所处的过渡位置倒也是相称的。比起后来更为成熟的作品，《窥视者》显得还不够“零度”，人物仍然保留心理活动，叙述中仍然闪现出意识形态的痕迹，前半部分对手表推销的精密计算中似乎透露出小人物的无奈与精神萎缩，后半部分则更加传统，有些地方简直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了。因此小说的风格也不十分一致，前后两半在意象的密集程度上相差甚远。小说最后，推销员离开海岛的一段描写，只是把最开始到达海岛的景物描写简略地重复了一下就结束了，几乎有点草草收尾的意思。200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