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疾病史》书评

《村庄疾病史》：只有骨头才有所作为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1624.html作为人体上的暴力，任何一种疾病都像诗歌一样具有神秘性。——《村庄疾病史·黄疸》暴力，是因为改变了健康的秩序，是因为否定了身体的意义，是因为解构了活着的方式，最后变成死亡的一部分，诗歌独自在那里吟咏生命，在那里题刻永恒，在那里养育爱情，而最后一定是逃不掉的被抹去，就像任何一个村庄里的生命一样，抵达的终点一定是肉体逝去的死亡。只不过，在代代相传的延续中，神秘的诗歌总是需要一个作者，从内心发现身体的美丽，发现身体的力量，或者，像贾平凹所说，“唤起了许多呻吟”。许多呻吟，那一定是痛苦的，是由身体而传递进心灵的，“这是一本独特的书。有如此的奇思妙想就够了，它确实在我们看书人的心灵里唤起了许多呻吟。”这一句话写在最前面，容易忽略的位置里是一个阅读者的收获，其实，呻吟并不是从这个位置传出来的，从身后的文本里更能感觉到呻吟之外的痛苦，没有声音发出来是不是最痛心疾首的，那些人物都在里面，都在文本的世界里，感受着人体的暴力，感受神秘的诗歌，感受不能说出来的呻吟，而对他们来说，最后的感受是关于自己的死，关于时间的死，以及关于村庄的死。在另一种出版中，这个48种疾病组成的历史被巨大的“命”所压抑着，副标题“一个村庄的疾病·死亡”明白无误地表达着村庄最后的归宿：死，在命的无奈下走进死亡，这种直接表明疾病的终极：“这是以一个村庄为生存背景，以疾病、死亡为两大主题写下的一部作品。通过写几代人的疾病与死亡，描绘了一个村庄的疾病史、死亡史。把村庄编织为一张疾病与死亡的时空之网。写一个人的疾病或死亡，有别人的参与，从而有了故事，更有血肉与张力。在这张网中，网的漏洞处留下的空白与网的风格线路同样重要。”而在这样的死亡中，那不断的“呻吟”在何处？宿命之外是不是没有了虚构的可能？漏洞处的空白是不是还有那些美好的东西存在？文本和文本的区别，2003年或者2011年的不同，张绍民的“村庄疾病史”是不是经历了命定的死亡和最后的逃离？在文本和时间组成的差别中，其实折射着一个村庄封闭世界的变迁，时间为轴，一定是开放的，一定是可以吸纳时间之外的东西，《村庄疾病史》之于《命》来说，或者是“许多呻吟”对最后死亡的修改，就像志玉所说：“疾病修改人的身体，疾病修改人的命运。”疾病当然修改时间之内的文本，当历史成为一个没有终结、不断被修改的开放空间的时候，死亡也只是一个过渡。看上去，死亡一定是最后的终点，“其实人的历史就等于一部死亡史，村庄的历史也等于一部人的死亡史。”个体的死亡构成了村庄的死亡，但是，并不能说当个体之死会加速村庄最后的消逝，几代人的生活，必定是指向最后的死亡，但村庄还活着，还在继续着它的故事，美好的，悲惨的，玄妙的，甚至是快乐的，活着就有新的可能，活着就是对身体的再一次叙述。如果把身体进行一次生理意义上的解剖，那么所谓身体也是一个不同层次的组合，从最外面的皮肤到里面的神经、血液，最后到达骨骼，在身体不同层次的解剖式解读中，所谓的死亡是不是一种立体地呈现，或者首先是生理意义上不同层次的呈现。从皮肤开始，在疾病上，比如有“硬皮”，小丽母亲的蛇皮是一个信号，而在皮肤里书写着一种最初的人际关系：“打架首先要对付一个人的皮肤，打在一个人身上，皮肤应战，皮肤纸张一样破了，皮肤有了破绽，血肉雀跃欢呼出来。”小丽和刘驰的关系直接体现在了皮肤上，触及的并不是简单的表层矛盾，而其实，是从皮肤开始看到了整个的血肉。还有，武举麻子的“麻疹”、刘木福及老婆、和启明老婆的“疥疮”、刘菊兰的儿子“烫伤”，看起来都在身体最浅层中呻吟。从皮肤开始，比如神经，小丽的“忧郁病”，铜婆婆和陈二娘疯了的“神经病”；比如血液，小王八喝酒上瘾，割自己的身体一部分做下酒菜已经成为身体的悖论，而血液里的酒完全置身体于死地；而最后，是骨骼，是巫婆喜欢搜集的骨头，也是秋单最后笑着与“女菩萨”睡在一起的骷髅，也是志玉最后看到的被刘伍草打死的阿丽骷髅，坚硬的骨头里是皮肤、神经、血液等身体各部分之后的不再腐烂的那个部分，是最后的象征，“骨头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灵魂的结构，它在我们身上说话。”甚至，它是和血肉有关的一种爱情，“血肉之于骨头，好比一个人和他深爱的人。”比如秋单，雕刻菩萨已经是超越肉体之外的精神追求，是与世隔绝，那场“高规格”的婚礼是对抗着肉体的活着，而死亡最后也只不过是肉体的泯灭，那种永恒已经完成了命名：“秋单的皮肤大海一样地溜走，只剩下他的骷髅笑着与‘女菩萨’睡在一起，而对于志玉和小丽来说，他们所谓的爱情也在超越俗世，但其实，他们连肉体也无法超越，甚至，连肉体也是不完整的，小丽的身份也是一个妓女，当最后被刘伍草害死的时候，那种超越显得悲悯，”当不再“对一个肉体的人的伤害”的时候，爱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意义？“只有骨头才有所作为”，似乎在最后的死亡面前保持了尊严，保持了一种作为人的身份。而在这个巨大的村庄里，身份往往意味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或者说，身体永远不会是简单的皮肤、神经、血液和骨骼，所谓疾病也当然不会是简单对身体的戕害，刘再男的糖尿病、刘再王的咳嗽、刘土甲的淋病、吴世财的牙痛……这些疾病都侵害了人的某一个部分，而用一部分来对身体进行全面的解构，充满了村庄的历史，甚至不再残忍，除了“自己肉体的人死于麻将之中”的个体死亡，还有汤星天对鬼子的报复，让他们躲在棺材里 为用自己“身体一部分做下酒菜”，知道死亡，他们还在享受自己的身体；而在吴姓和汤姓的家族比赛中，“比剁手指油炸吃”已经完全超越了家族的争斗，而成为赤裸裸身体的游戏，快感完全在于痛感，痛感延伸着痛感，当“耳朵帮”用自己的耳朵作为一种食物的时候，那种比死亡更残忍的身体疾病已经成为村庄里最大的悲剧。但实际上，疾病已经侵入了整个村庄，侵入了社会，侵入了历史，所有人患病，在更深层次上，这是一种社会制度和个体身份带来的疾病。疾病折射着某种身份，这种奇怪的等级制度也深深地影响着所有人的健康观和生命观。刘驰赚了钱，住进了城里空调房其实意味着新的等级，从扇子到电扇再到空调，“空调人家意味着私人生活的进行，有的事情在村子里不再群体化。”这种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也带来了身体的伤害，空调病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单身汉2和老实人汤理为了借钱，两个人竟然互打耳光，“两个人成了一对同义词”，而在这种打耳光的奴性行为中，满足了刘再男的权力欲望，耳光响亮，不仅是对自身的虐待，也是对存在着的权力结构的讽刺。而对于整个村庄来说，最大的身份和权力的争斗，便是体现在家族之间不停歇的争斗，刘家、吴家和汤家，三足鼎立，而在这种表面的对立下，三家的纠葛也组成了村庄纷繁复杂的关系，财产的争夺，个人的恩怨，甚至还有肉体之间的乱伦史，而在家族看来，则完全变成了无休止的权力争斗，修族谱其实就是在不断完善自己的权力系统，“族谱就叫食物链，就叫历史的阶梯。”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书写中完成了命名，“一本族谱简直就构成一个监狱”，其实，族谱中所反映的疾病，也是一个不断被关押的个体的历史。村庄史是身体的疾病史，是身份的斗争史，也是女性的失语史，在巨大的村庄神话中，男性主宰着一切，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呈现的一定带着欲望的肉体，所谓的爱情或者婚姻，就像“露水夫妻”一样，“大喊大叫充满了短暂性的快乐”。所以在村庄的历史和现实中，女人总是成为男性权力的牺牲品，她们一方面迫于生计过出卖肉体的生活，一方面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中成为疾病的一部分，被堕胎的小丽使生命成为“一种虚构”；哑巴的阿丽不仅忍受着母亲的耻辱，也要忍受自己被强暴的羞耻；汤酥红在爱情的路上失去了身体和生命，当从坟被挖出来“她躯体里的许多大海依旧在进行自己的生活，进行自己的世界”；还有“疾病打搅了她的身体”的梨花鸟，性别也被隐藏的刘西布，在这些女性中，身体成为无法跨越的一部分，生或者死，也完全丧失了自我的选择权，“一个人是另一人的药啊”，但是在女人的疾病面前，所谓的“药”只是男权的秩序，从身体回到身体，最后必定是灵与肉的双重死亡。“疾病修改人的身体，疾病修改人的命运”，对于志玉来说，“村庄疾病史”只是他的一种灵感而已：“每一种疾病都在人体上，疾病的故事能讲出村庄里人的故事，种种疾病就构成了村庄。”这种元文本的叙述使志玉成为一个游离在故事之外的人，而其实，他他也是深受村庄疾病戕害的一个人，“自由章回体”，张绍民独创的这种小说体例看上去松散、自由，仿佛很多的入口和出口，等待你进入和走出，但其实，在充满压抑的疾病历史中，村庄的和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简单的一种开放状态，辽阔生命的祭礼其实只是在“虚构中揭示真相”，正如那种叫“虚构的病”，志玉说：“虚构的疾病可以在人身上，也可以在动植物的身上，也可以独立存在。”

读有气味的小说(厦门晚报文章）

读有气味的小说(厦门晚报文章）作者：张云良 (厦门网 www.xmnn.cn 日期:2011-05-22 ) 阅读小说是我日常读书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我想，小说有时像酒，浓烈醉人；有时像咖啡，香醇弥久；有时像茶，回味悠长。著名小说家莫言说:“我喜欢阅读那些有气味的小说。我认为有气味的小说是好的小说。有自己独特气味的小说是最好的小说。能让自己的书充满气味的作家是好的作家，能让自己的书充满独特气味的作家是最好的作家。”　 与薛忆沩的小说相遇是我阅读小说经历中的一次惊喜。1999年的冬天，我出差途经杭州，在等车的剩余时间里跑进解放路书店，买了此行惟一的书——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后来就一直期待他的新作。我个人认为，薛忆沩是一个等待被阅读的作家，他的作品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喧嚣的文坛背后，他显得有些孤独和寂寞。《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是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入他的代表性作品《首战告捷》、《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等中篇小说。薛忆沩试图在他的小说中超越过去有关革命与战争题材的模式的局限，拓展一个全新的思考与想象的多维空间；通过展现个人在大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处境，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民族情感的交集。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里的怀特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日，在临终前给前妻留下一封信，叙述了自己对战争、生命、爱情等命题的思考，让我们读到了一个革命者内心深处的另一种情怀。《首战告捷》里的将军，在革命胜利后，衣锦还乡，准备把自己年老的父亲接进城市安享晚年。踏上故乡的里程就是将军踏上革命之路的一次深情回望，他离开富足的家庭和告别安逸的生活投身革命，是他人生中参与的第一场战役，那才是首战告捷。残酷的战争和惊心动魄的斗争，使他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回到故乡，出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家园的废墟……家园消失了，亲人没有了。“回哪里去？”将军陷入茫然之中。　 吴玄是当代文坛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有时是他人生的一次映现，从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到他淡淡的影子。当代先锋文学逐渐退潮后，文学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愈显边缘化，个人化的写作愈发显现出一个作家的独特性。吴玄的长篇小说《陌生人》说的就是一个人如何逐渐边缘化的故事。何开来，毕业于名牌大学，曾是家中的希望。但他违背父亲的愿望，选择了一种家人与社会都难以接受的生活方式:离开日常生活，成为一个边缘人。在与当今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语境中，他成为陌生人。“先是对故乡的陌生感，然后是对女人的陌生感，最后是对自己的陌生感”。　 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这样评价他的小说:“吴玄的《陌生人》，有内心的根据地，精神的着迷点，并带着现代人的浓重口音，正如他的叙事语言，有力、准确而充满速度感……他是少数几个对当下生活怀着热情和警觉，同时又能通过游戏和反讽使这种生活获得庄重的形式感的作家之一。”　 我常在想，小说的形式到底有多重要？当代小说为什么总是绕不开“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的命题呢？故事客观存在，而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可能会改变整个事情的格局。张绍民的长篇小说《村庄疾病史》提供了一个如何讲故事的实证。　 志玉是一个在农村长大，又离开村庄到城市谋求发展的青年，他设想用音乐的形式来讲述村庄的疾病史。他返乡搜集素材，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一个村庄潜藏在表象后面的秘密，他发现村庄的疾病史就是一个村庄的欲望史，村支书吴世财、村长刘土甲，村里形形色色的父老乡亲——这些生活在中国普通农村的普通村民，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带着某种疾病，这种种疾病折射出当代农村生活千奇百怪的现状。在看似日常平庸的生活中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在看似风平浪静的背后却暗流潜涌、波澜起伏。张绍民通过对疾病的命名与解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村庄众多鲜活的人物和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了村庄最隐秘的欲望和最深切的渴望，让我们在惊诧之余产生深深的刺痛。　 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1996年获布克奖）说:“小说的要旨就是摆脱自我的束缚，进入他人的经历，进入不同的天地，进入不同的人生，也即进入你所未知的领域，你能想像的领域。”阅读小说，有时是一种需要。如同吃饭、喝茶、吸烟，以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