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章节试读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136页

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盘据在井冈山的一批土匪，数约六七十人。匪首王佐与宁岗县拥有步枪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声气，亦以井冈山这个险要的地区为凭借，作为他们抢劫行商和富户的根据地。附近各县人民，视为畏途，称王佐为“王老虎”。因为绅匪勾结，使地方团队无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冈山几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产。
毛泽东明了井冈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们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冈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
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兄弟。
毛泽东运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服服贴贴，都接受了毛泽东所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冈山立定了脚跟。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三章，战略与战术的转变 - 第三章，战略与战术的转变

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之后的部分。龚楚重新在红七军担任军长的时间，左派和MZD之间的矛盾，作者关于彭德怀，朱德，MZD，林彪以及其他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评价，是我们惯常的文字看不到的。角度不一样，说出的话往往更劲爆。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404页

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及每一个中共党员，都是中共的情报工作者。在接近苏区的地方，他们运用工农及妇女党员，伪装上山割草、砍柴，或拿着食物盒等等各种方法递送情报外，还利用回娘家的妇女，或挑着大粪出田工作的农民，以通过国军的警戒线，内中多藏着重要的情报递送给红军。这些情报传递的方法，虽曾在南城及萍乡，均被团军破获过；但他们所破获的，还不及万分之一，这就是红军的情报来源的一项。
但收效最大而最迅速的便是电讯的侦察与破译。它的主要办法是：窃收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与各总司令部、军部、师部的来往无线电报，将这些电报设法译出，对国军的一切动态与计划了如指掌，故国军未行动前，其部署作战的计划，便被红军所获悉。这一支无形的赤色第五纵队直接伸入了国军最高统帅的指挥部。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563页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时正是展开查田运动的时候，我由会昌到瑞金去参加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路经距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姓的全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当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了！我的特务员连忙叫她们不要怕，并说我们暂借此休息片时的，她们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厨房里去为我们煎茶。特务员借了她们家里一个旧脸盆，盛了一盆冷水给我洗脸，她们听到特务员称我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 “这位司令员姓什么？”特务员不经意的说是姓龚的，她们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们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那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两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眼了，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的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这时，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跑来帮她们说情：“她们家里实在没有钱了，请司令员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们寡妇孤儿的六条命!”我问这两个农民：“你们是不是农会会员？”他们回答说：“是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替她们证明呢？”他们无可奈何的说：“我们也曾经说过两次，村政府主席说我们袒护自家人，假如再说情，连我们都要受处分呢!”处在这个场面，任你铁石心肠也要感动，何况我一向是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来从事革命的呢？过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农民政策太过火了，但因环境限制，使我无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种种关系，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诉，我对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为了长汀刘医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难过，现在摆在我眼前又是这样一幅血泪交流的场面，叫我怎样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替她们想办法。她们听了我的话，这才含泪的站起来。不过，这件事，我后来还是没有办通，虽然我几次下决心，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将这些实际的情形向党中央报告，但终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负人负己，惭恨每难自己！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其他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人民纷纷逃出苏区，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区域去。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当红军主力突围走了之后，这班流氓地痞，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原形毕露，带着手枪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抢掠，甚至强奸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政府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社会已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项英曾严饬各省级党政负责人消除这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苏区秩序，但结果毫无办法，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407页 - 苏维埃财政学

怎样去筹集供应这么庞大的红军粮食？说穿了——红军粮食的主要来源，无非是取诸苏区内的人民。中共除了在苏区征收土地税外，并运用统制人民的粮食，廉价收买粮食的办法。在苏区内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约有米八两，其余的就是余粮，统由政府定价收购。还要运用劳军、献金、献粮各种手段，来搜刮人民全部所有，这是红军在苏区内解决军粮的主要方法。
他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而他们打土豪的收获，是食物交由经理机关及政治部统一分配；金钱财物，就全数归公家所有，以充军饷；这也是红军的粮饷来源之一。中共就是这样的维持了它庞大的军费政费的开支，及长期战争的消耗。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561页 - 七年减少人口三分之一

我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后南进中，经过广昌、石城、瑞金、长汀、上杭等地区，于我们大军经过时间，常在乡村的茶寮里，路边的树荫下，或在乡村的小楼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乐......等等，乡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时真是不胜羡慕之至。可是这个往日宁静的山区，现在到处都是颓垣败壁的房舍，及鹑衣百结，脸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或残废的病人了。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368页

张辉瓒被俘后约二十天，红军举行一次军民大会，公审张辉瓒，他受尽了鞭挞之苦，还要受“点天灯”等等肉刑折磨后，才将他杀头，并将他的头颅用木盒盛着，放在河里，顺水流出白区，藉此以警告国军。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89页 - 第二章参加八一南昌暴动

廿九日下午一时，革委会高级人员正在汕头市嘉应州会馆开会。。。此处嘉应州会馆应为大埔会馆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596页

当时这种工作的进行，完全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后来毛泽东感到以肃反委员会的名义，及由自己直接领导，易招党内同志的攻击，乃于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苏联政治警察组织的办法，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去推行。这就是中共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开始。
邓发是广东惠阳淡水人，少年时即到香港在海军船坞做打磨工人，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时已任工人纠察队队长，那时他已加入了中共，曾在香港为中共做工运及广东省委工作，至一九三一年入苏区，即给予政治保卫局局长职，其人体形瘦长，面有麻子，态度刚强而沉静，说话带有浓厚的客家口音。一九四六年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与秦邦宪、王若飞、叶挺等一起去世。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与取缔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巩固苏维埃政权；同时，它有负监视全体党员、人民与所有高级干部之责。有权随时拘捕、审讯、与处决每一个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人员，须要报告中央政治局审查议决外，中下级干部及普通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须要任何机关的核准。
它的组织，在国家保卫局之下有省、县分局，乡有特务员和机关部队中的特务员。他们执行任务时，与各级党部及各级苏维埃政府经常取得密切联系，以听取各方面关于反革命分子所有活动的情报；并充份运用党员为实施调查工作时的细胞，使他们在各机关，各部队和乡村中的每一角落，监视着每一个干部和人民，同时他们自己也互相监视。
他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反抗是绝不可能的事。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失踪的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
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终在它的控制之中。
关于政治保卫局特务人员的训练，是采取秘密方式的，在瑞金时是借红军政治部以临时特别训练班的名义进行，遴选特务员，则将由党组织系统在党员中调训，被调训之党员初时亦不知其真实原因，经过训练后，即返回原部队服务，首要要求，就是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暴露身份，故在部队中除了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之外，无人知道谁是特务人员。惟侍从高级指挥员身边的特务员，可以说是公开的，因每一个指挥员身边的特务员，多数经过政治部调训之故。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保卫局仍然存在，只是对其人员称号稍有更改，称之为保卫员，侍从高级人员称为卫士。至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政治保卫局即并入公安部，仍称政治保卫局，但其工作是独立的，至于省的公安厅设保卫处，县的公安局有保卫科，它们的任务是专一的，经常和各级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交换情报，执行它们的任务。
中共在准备突闽西窜时，为了要使红军的组织更加强固，保证在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发生，以保持军事机密，特将红军部队、地方部队、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级干部与员兵，来一个严密的整肃。一时被撤职查办的干部达数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县属之九保、麻田、沿坝田心墟一带，设立了十多个收容所。
收容所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到收容所的干部，经过了所长的登记，便有住、有食，还可在附近行动，但不能离开指定范围。他们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虽无红军驻守，但外围就不同了，重重叠叠的赤卫军、少先队守在路口，没有苏维埃政府的路条是不准通行的。
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经已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黄起义投共(详情见本书第六编第二章第七节)，当时中共委他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虽然实权操在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对他很客气，季振同自己也感到踌躇满志。
可是，在调整第五军团干部的时候，他与赵博生、董振堂的意见发生冲突。因为他主张以原任警卫旅的团长黄宗岳为师长，为赵博生反对，并说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顾革命利益，结果将黄宗岳撤去兵权，调总指挥部任副官处长。因此季振同和黄宗岳大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感触！心怀不满，时有怨言。于是赵博生将这种情况报告上去。中央接到报告，深恐这种情绪会影响到第五军团内部的团结，便立即将季振同、黄宗岳调来瑞金县一个乡村中，名为“读书”，让他有一个研究马克斯学说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机会，其实就是将他们软禁。惟对外行文方面，初期还是用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的名义。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季振同被软禁期间，我曾去看过他一次，他住在一间很整洁的民房里，屋子里有很多共产主义的理论书籍。他的饮食起居都很好。有两个卫士随持在身边，但他的精神却很颓丧 ！我安慰他说:“有机会读书，是很难得的，将来你一定还要负很重大的责任”。他回答我一个苦笑，笑里隐藏着无限的辛酸和痛苦；别后，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听说季振同和黄宗岳两人同时被杀害了。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562页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的告诉我：“三十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请他查明办理。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30页 - 第二章参加农民运动

（1925年）乐昌竟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可见国民党的基层工作在那时候并没做好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58页 - 第二编第一章北上武汉到南昌暴动

一、乐昌县长刘应福于农军北上后，即滥捕了三十余人，三天内枪决了商会主席周x、理发工会主席郭x、附城乡农会主席谢x、坪石镇李家泉等四人。现仍向各乡搜捕农会分子，我的家里也被搜查……二、仁化县自农军撤退后，情形更加悲惨。地主豪绅向农会进攻，经过两次混战后，大部分工农积极分子在蔡正文同志领导下，退入石塘水寨据守。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11页 - 第一章我怎么样加入中共

1917年，投入粤军第二旅当兵，旋升任班长和旅部副官。不久又考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0年冬，龚楚重返原部队，充任第一营二连中尉排长。”按照其叙述，他这学生仔1917年应该是加入援闽粤军第二支队，然后要打战了就跑去滇军校。。后面他讲的序列又有问题。。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第351页

现在党硬将“改组派”的罪名加诸七军同志头上，真是无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这种恶劣形势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里，试想这是何等残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发生于十月的下旬。有一天晚上，师敌委黄苏通知我：“现接军政委谭震林的通知，本师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五十二人，应即捕杀；已由军部派特务人员直接执行”。
我听了不禁为之感伤，因为即使本师发现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也应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侦察，才不至发生有错误与冤枉。今竟在直接执行之后，才通知我；像这样越权处理的作风，实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来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
翌日，我亲自到各团巡视，知道已被捕去排长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于昨夜由特务人员押到附近山上秘密处决了！这次秘密捕杀事件，使全师官兵情绪非常低落，每到一处，他们都怔怔的望住我，这种乞怜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难过！
在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祸福难料！我可以救援他们吗？我有这个力量吗？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来!
午后，黄政委说已集合全师的指战员，要我去宣布昨晚肃清全师“社会民主党”份子的经过；说明这些反动份子，是受福建“社会民主党”傅伯萃所利用，潜入本师工作，现已全部被破获，并将他们处决了。希望全体指战员安心工作共为革命而努力。部队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导演下，走上讲台，面对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咙哽住，隐痛难言！但又不能不说话，只呐呐地简单的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昨晚上级派员来肃清本师‘社会民主党’分子，这是本师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要自己检讨，自问良心，有没有反革命的企图与行动？如果没有，自然不必惊慌。关于本师肃反详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请黄政委向各位报告”。随后，便由黄苏作了一个说明，这一幕悲剧才算结束。可是，部队中指战员的情绪，仍是非常不安；陆续的逃了二十多个战斗员，两个排级的指挥员。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的笔记-百色起义章节 - 百色起义章节

从广州起义，到秋收起义，到南昌暴动，井冈山会师。到如今的百色起义。不一样的角度，和我们所学的历史不太一样。伟人，也不是全身都光芒万丈，朱毛之间也不是自始至终都甜蜜融洽。其实，这样的历史，也许才是真的历史。这样的D，才是真的D。D也是从初创到发展的，摆脱不了这样的规律。所以，D也犯过错误，也年轻，也幼稚过。这样的D，才是鲜活的D。才让我们对ZG有全面的了解。不是左的，也不是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