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力》书评

网络经济与网络抗争

【读书笔记部分】“网络行动指通过网络和其他新型通讯技术开展的抗争性活动。” “网络行动的形式和动力，来源于多种相互融合又相互冲突的力量，除了政治力量，还有技术、文化、社会和经济力量。”网络行动是动态和多维的。 书中对五个维度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本文仅从其中一个维度，重点分析网络经济与网络行动之间的关系。一、经济、抗争与民主关系的历史“只有自1990年以来，商业与抗争之间才产生了互利关系。”在此之前，商业与抗争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以近代史上几次抗争性活动为例，抗争与商业并无出于利益追求的商业关系：五四期间，学生运动得到了商人、商业机构出于同情的物质资助；文革期间，商业成为斗争和攻击的目标……待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追逐和抗争才借由网络产生共生关系。抗争性网络行动逐渐变得市场化，“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变得更加市场化。在这个市场社会中，购买服务，包括带有抗争性的服务（如起诉销售假货的商家），渐渐被认可。从网络公司的角度来说，只要抗争性活动有利可图，它们即便冒一定的政治风险，也会鼓励这类活动。这种情况为市场促进民主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网络发展的最初促进了政治自由化。” 关于网络经济的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市场经济背景下，传统媒体商业化倾向和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赵月枝对自由市场经济持批判态度：“媒体的商业化改变了党与媒体的关系，但结果不是促进民主化，而是加强了党的控制和市场逻辑的交织。”“对赵而言，媒体商业化的最大危险是媒体不再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 二、网络抗争利用网络经济的类型在抗争活动中采用商业策略的一般有两种主体，一是积极分子，另一种是组织化的商业国内公司。“很多不同类型的商业都可能会对抗争感兴趣，但文化产业似乎尤为如此。” 而在文化产业中，最依赖抗争的是网络经济。“其中的原因比表面看到的要复杂。这肯定是个眼球经济的问题，因为网站通过获取关注而吸引消费者。” （一）积极分子对市场策略的运用1995年，出现专门从事消费者维权的王海，他运用法律为其他消费者维权，并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2001年，王海与人合伙办了网络商业企业，后发展成为名牌维权网站，王海个人也一直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名人。杨国斌评价他代表了中国一种新型知识分子——企业家积极分子（entrepreneur-activist）。“企业家积极分子不同于创业型积极分子（eterpreneurial activists）。很多积极分子具有创业精神，但没有将积极行动转化为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有的人则开始将积极行动与商业结合起来，是有哪位他们意识到自己也需要谋生。”在网络行动中，典型的对市场策略进行运用的积极分子还有将电脑技术转化为商业的黑客，收取维权代理费的公民博客周曙光等。（二）网络公司对商业策略的运用网络的流量是衡量网络经济的重要标准之一，商业网站为了提高流量会采取多种措施，而利用媒体事件进行营销就是重要手段之一。有时，会乘借热点事件的东风作为营销手段，比如1997年，四通利方利用法国世界杯的势头，开设“体育沙龙”的论坛，获得大量点击量，后成为新浪网的品牌论坛。有时，对激进的言论采取观望的态度，让网友在争论中炒热话题，引来流量，网站从中获利。“强国论坛由人民网创建，作为中国公民发表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抗议论坛。论坛立即获得了成功，无数人登陆到论坛抗议使馆被炸。” 网络公司与抗争性事件之间存在共生关系，网路公司除了可以借力抗争性事件获得流量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运作，从而提升抗争性事件。如网易在对“华南虎事件”的报道中，“网易针对华南虎案在其网站上设了专版……甚至还有供网民就有关照片真伪进行网上投票的热线链接。网易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发表周正龙拍摄的全部40张老虎数码照片的网站。” 此外，网易还有独具特色的“新闻跟帖”功能，“该功能附加了澄清、批判性介入、探入探索事件与议题这些功能。读者通过发表评论和回帖，可以就争议事件进行辩论，并引起其他的社会关注。”三、网络经济对网络抗争的影响杨国斌对此的判断是，“网络经济和网络抗争的这一协作有助于抗争的产生和传播，但也不能排除操纵的可能。” （一）正面：促进网络行动的兴起“网络经济的私有化为商业公司提供了追求商业利润必要的政治独立和商业动机。当网络公司的利润变得如此依赖网络流量时，它们会采用营销策略来提高流量。” “网络经济可以从推动网络抗争中获益，而抗争多发生于商业网站而官方网站上。这是因为网站的生存以来流量，而诸如网上辩论这种抗争性活动和其他形式的互动，则可以提高流量。” 正是网民和消费者通过规模巨大的讨论和互动，创造了大量的网络信息。抗争事件引发社会互动，由此增加网络信息流量。“市场、技术和公民社会这些因素，削弱了官方控制信息的能力，促进了网络行动的兴起。” “抗争性事件可以带来网络流量，因此争议可能会意味着好生意。”127积极分子正在采取市场的策略，以实现他们的目标。同时，网络公司把推动网络事件当作一种运营方式。这一个互动过程存在着被操控的危险，但是抗争经济的确有利于网络行动。 （二）负面：会否侵蚀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到后来侵蚀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自主性。哈贝马斯认为大众传媒时代可能出现受操纵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的网络空间，确实存在讨论受操纵的危险。当机智的网编意识到抗争中蕴含利益时，他们开始制造媒体事件，作为营销的噱头。” 1.商业炒作与网络推手：人造争议？“炒作是通过引起公众轰动而创造消费者兴趣的一种手段。……‘网络推手’是指通过策略性地将一些事件推到公众关注的前台，从而制造出网络事件的人，多为网络编辑。” 网络公司为了自保，会努力不触及红线，同时为了获利，会与公关公司合作，推广一些话题或删除不良影响。以微博为例，“微博与中文推特圈有所不同，非政治性话语占绝大多数。新浪有意将其微博打造成分享个人情感的平台，一个温情的所在。” “同国内其他的网络服务一样，微博删帖也是家常便饭。” 网络国内公司管理人员对网络推手业务中存在的问题非常乐观，“相信这些问题时暂时的、可控的，不会给中国的网络文化造成严重的破坏。” 他们的认为基于以下三点，助于保护网络信息的可靠性“首先，很多网络公司已经开始提倡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伦理道德，培养健康的经济换几个。其次，网友在互动的集体智慧可以减少错误信息的传播。最后，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网络经验，形成解读网络信息的技巧。” “商业型网络推手的行为，从长远看有可能会损害网络信息的可靠性，削弱网络作为市民行动平台的力量。” “不过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危险，而不是把他们夸大。”杨国斌提出可对危险起抑制作用的四大因素。第一，“在网络经济与抗争性关系背后的社会生产逻辑，可以抑制纯粹的操控。社会互动、彼此共享以及分散式协作生产，这些做法有自我纠错、知识积累的机制。”第二，“网络公众是多元的，而不是同质的……驱动商业公众的利润原则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公众。”第三，“草根阶层和大众文化形式中蕴含力量。”第四，“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创造了一个联动机制，制约腐蚀性的商业影响。” 2.政府利用网络经济加强控制官方也会利用市场经济作为积极网络控制策略。“政府在2004年引入‘网络评论员’的新机制，以引导和影响网络公众舆论的形成。网络评论员是志愿者或带薪员工。他们他那个锅回帖和参与辩论直接介入网络讨论。然而，他们的使命不是促进批判性的辩论，而是根据宣传部门下达的原则，隐秘地引导辩论的方向。” “有报道称，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10个官方新闻网站已经获准进入A股，这标志着官方新闻网站市场化的开始。” “官方新闻门户网站将会更加努力地催发‘正面’的公众意见，同时以隐蔽的形式对网络空间和积极分子网络的渗透也会加强。这些因素都将削弱网络行动的力量。”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网络的经济效应给网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空间。“中国网络的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国家领导人最初主要把网络看作新经济部门，而不是政治抗争的场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越来越看到网络颠覆性的一面，但对它的经济效益的热情依然不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网络控制体制。“政治和商业利益对公民网络空间的不断渗透，实际表明网络公民力量的壮大。正因为抗争性的网络事件已经成为公众意见的重要表达方式，所以宣传部门和销售公司才予以关注。”四、总结：网络经济、网络抗争与民主网络经济与网络抗争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从理想形态看来，这一关系是相互潜入、互相建构的。经济行为找到了社会基础，而社会行为产生了经济利益。” 那么在网络经济与网络抗争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会产生民主吗？根据哈贝马斯的定义，民主是“一种有关整体的、公共的交往的固定制度形式，它解决一切实际问题：人们在控制能力日益增长的客观条件下，如何能够并且愿意生活。” 杨国斌认为“市场行动只有在它满足了使个体发挥潜能的社会需求时，才能有助于民主的实现。市场与民主的关系必须被重新表述为一种社会关系，这是一种程度不同的相互嵌入的关系。有关市场与民主关系的批评理论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什么样的条件导致社会的因素愈来愈被排出市场与民主这一关系之外。” 正如作者所期待那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市场可能为更开放的政治参与提供条件。” 【书评部分】本书的整个体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追溯网络行动的结构性根源” “网络行动通过两种方式回应中国的市场转型。它既是反压迫的运动，也是寻找归于感与自尊的认同运动。”本书的第二部分，也就是最主要的部分，是从网络行动的多元互动模型入手，分别从国家、抗争文化、市场、公民社会和跨国行动这五个要素出发，“分别考察网络行动的5个动态过程。” 从本书的篇幅来看，文化和公民社会的讨论占两章，其他因素的讨论仅占一章，可看出作者的讨论重心是在网络文化、公民社会和网络抗争之间的关系。杨国斌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国际传播、叙事学等，本书也是杨国斌教授多年学术积淀的成果，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在文化社会学方面的理论储备。如，从情感动员的角度来分析网络事件，提出“网络事件发生de关键因素，是事件本身的震撼性以及描述事件的方式。” 但本书最吸引我的部分不在于文化维度，而在于国家权力和网络经济是如何影响到网络行动，这与个人经历有关。2012年12月，自己提交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为《微博平台上公共领域构建的困境》，当时的观点是：公共领域内在矛盾并未在微博平台上得到解决；微博空间的话语权在“去中心化”，人人都拥有麦克风后，又再度“中心化”，意见领袖垄断话语权；微博的“中立性”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蚀；微博的“批判性”收到政治权利的钳制。随着考研和读研期间对学术书籍阅读的扩展，才逐渐认识到当时自己的选题是属于“互联网整治”范畴，也明白当时思考的浅薄，也一直在关注本科时感觉“说不清”的问题：商业利益和政治是如何影响互联网内公共空间的建构。杨国斌老师的这本书就给我提供很好启发。在政治的影响方面，他回顾了媒体与权力及抗争的历史，从文革时期到1990年代初，“虽然国家极力控制媒体，但人们可以篡用官方媒体或创造自己的小媒体去颠覆控制。”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国家的控制随之而变，杨国斌将中国网络体制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详述政治权力是如何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技术手段来管制网络言论自由。网络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国家权力也以越来越隐蔽的方式不断收紧网络空间的开放度。在经济对网络公共空间的影响方面，我在前半部分读书报告中已经重新梳理了杨国斌老师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眼球经济的丰厚利益是促使积极分子和商业企业“铤而走险”，制造争议性话题，打政治“擦边球”来获取流量的诱因。经济独立可使商业网站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态度中立，但是对经济的追逐又有网络推手故意制造话题从而蚕食公共领域的危险。这与哈贝马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会遭受公共关系侵蚀的现象类似。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权力借助商业利益来控制网络空间。比如，官方媒体大举上市，中央大力发展官方媒体来抢占舆论领地。本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对网络行动与公民社会关系的探讨。“公民社会，是指公民社团，既包括正式的有组织的群体，如非政府组织（NGO）、非盈利组织（NPO）及五花八门的民间或非官方组织，也包括诸如网络社区等非正式的、草根公民群体。” 杨国斌老师把公民社会界定为一种组织，而且包含网络社区在内。指出“公民社会引发网络抗争，同时抗争激活公民社会，并推动它的发展。”在网络社区中，网民的公民意识得到崛起，遵循自己内心的乌托邦冲动而行动。并指出当前中国网络社会弥漫着江湖气，“公民愈来愈像传说中的武侠英雄那样，被迫奋起去重建信任、正义和道德。” 本书案例丰富，详细陈述了很多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重大网络运动事件；同时结构严谨，紧密围绕五个要素呈现，读完后对个人启发极大。若转载、引用，烦请先经过我同意：）

读《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

《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信息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公民如何在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下拓展文化、社区和政治参与的。这本书是由美国学者杨国斌撰写，08年完稿，其原名为《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主要通过对于网络行动的视角性透视来展现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首先，这本书的主要对象是网络行动。那么什么是网络行动呢？作者指出网络行动是以网络为基础的倡导、争辩、或抵抗变迁的各种集体行动。从1990年以后，网络行动事件就持续上升。作者主要通过“网络行动的多元互动模型”来分析网络行动的。该分析框架强调了网络行动在“国家权力”、“文化”、“市场”、“公民社会”、“跨国行动”这几个方面的互动。多元互动模型深刻地把握了当下复杂多变的环境状况。本书按照上述五个不同方面分为不同的章节。第一章追溯了网络行动的结构性根源。而其他章节分别考察了网络行动的五个动态过程。具体内容如下：网络行动的结构性根源。这一章节主要讲述了1990年以来，中国网络行动事件增多。作者基于对过去十年来发生的70多个网络抗争个案的分析，指出网络行动具有普遍性、议题多样性、有组织基础、目标温和以及采取非扰乱式手段等特征。同时，本章提出，网络行动是通过两种方式回应急剧变化着的中国市场转型，它就是反压迫的运动，也是寻找归属感与自尊的认同运动。国家权力与网络行动。1990年以来，中国已形成集法律、行政、技术于一体的管制网络言论自由的体制。国家政府也已建立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结构。然而由于经济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再加上民众对于政府透明度、问责以及知青权的渴求，逐渐形成了反控制的逆流。而中国的网民在这种矛盾与冲突中已寻找出一条应对策略，即在开展网络行动中采用依法抗争、艺术性抗争、以及电子隐藏文本等方式。在网络行动与国家权力的范围拉锯中，作者研究发现网络行动易在以下7个议题中获得更多宽容与成功，其中包括：大众民族主义、维护活动、腐败滥权、环境污染、文化争议、揭露丑闻、网络慈善活动等。文化与网络行动。在这个方面，主要讲述了网络行动的仪式、类型、以及风格。通过对于网络行动的文化性解构，来探究网络行动的历史流动性。本章节中对于抗争仪式的描述先讲述了现代中国的抗争文化，包括：颠覆利用国家仪式、使用进谏和呈递请愿书等传统方式、展示代表工作单位的旗帜、为信仰献身、由传统目的和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形式组合的街头剧场等。而在信息化时代，抗争仪式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包括使用语言与非语言的结合、为网络行动提供文化工具包、以及把“串联”的仪式复制到网络上。重点讲述一下“串联”，指的是线上线下、海内外、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串联。于此同时，也延伸出网络行动的新仪式，比如参与BBS论坛中的争议、发短消息、写博客、主持动员网站、网络签名请愿、黑客袭击网站等。电子抗争体裁也丰富多样，其中最常见的有两个类别。第一类是各种自我倾述性的和自传体裁，包括日记、信件、散文、私人图片、私人视频、博客等；第二类是巴赫金式的“戏仿/讽刺”，包括玩笑、打油诗、顺口溜、诗歌、歌曲、Flash视频。抗争的风格，从早期的宏大叙事、到如今的间或平淡叙事、间或戏谑讽刺、间或环保新风尚。抗争风格的变迁，反映了抗争内容的变迁、特别是反映了社会以及权力的制度与运作变迁。市场与网络行动。本章阐述了中国网络行动与网络经济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网络积极分子开始采用市场化的策略促进他们的事业。这一点表明了网络经济体可以从网络抗争中获利，因为网络行动有一定的关注度，受众多人士的围观与交流探讨，而关注度可以带来网络流量、从而带来经济利润。而这一发现在纯经验方面，它揭示了社会行动动态过程中的一些新模型，还揭示了现代中国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经济行动与社会行动之间存在的协作关系。这种关系的良好发展固然可以带来网络的进步、社会的前进、经济的利润，但如果这种协作关系被不合理的滥用、或者被极大的泡沫化，也会存在社会危害，这时候便需要国家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在全书中，作者并没有对此类的情况进行分析与阐述，其原因可能是该类问题并不是本书所研究的重点，也可能是在目前的国家干预网络、控制网络的背景下，该类情况并没有明显的趋势。公民社团与网络行动。本书研究的新公民社团包括公民社团与网络社区。第一种是线下组织；第二种是基本依靠网络运作的网络社区。作者通过调查研究，把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四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城市草根组织网络能力最低；其次，对这些组织而言，网络最大的用处在于信息公开、信息传播、联系同类组织和国际组织；第三，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组织、刚成立的组织、在北京的组织比商业协会类组织、老牌组织和北京以外的组织更经常使用网络；第四，网络设备简单的组织比设备更好的组织更经常使用网络。在研究网络社区中，要注意认识乌托邦现实与乌托邦冲动概念。作者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说明乌托邦冲动是如何交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又如何在网上社区与线下社区之间转换的。作者认为网络社区是公民建构替代性认同、想象新世界、体验新组织形式和参与新形式反抗的战线之一。而作者在研究网络社区过程中发现网络社区存在三种不同的形象，一种是类似于广场、茶馆、咖啡店和集市等的开放与自由的形象；一种是类似于家庭及其成员的形象、这种形象强调社会性、团结、友谊、归属感和同志情谊；还有一种是类似于武侠小说和电影语言“江湖”的概念，强调武侠作者对自由、冒险、正义、以及阴谋与背叛世界的经典想象。跨国网络行动。跨国网络行动的主体是在中国的国际NGO、中国之外的国际NGO、以及网络上的华人离散社群。作者通过对于这三种类型的网络行动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有合法身份的国际NGO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网络行动方式。相反，在中国没有直接活动的国际NGO，特别是人权NGO，通常直接批判中国政府。侨民积极分子采用了一些直接批判政权的，最具对抗性的网络行动形式，尽管他们也使用一些更温和的形式。在国内，草根组织通常采取温和、非对抗的行动形式。但是，国内网络民主者的抗议通常是最激进的。最后，国内人权积极分子有可能直接批判政府，但往往面临巨大的风险。这一切的发现都指向一个普遍的规律：网络行动形式的激进程度，似乎与跨国程度直接成正比。一个行动越具有跨国性，那么它就越激进，越有对抗性。小结：作者对于网络行动的多元互动模式贯穿整本书，采用总分总的结构来阐释网络行动与国家权力、文化、市场、公民社会、跨国行动五个方面的互动状况，结构清晰明了，内容详实、条理清楚，全面阐述了信息时代，网络行动是如何在大背景下展开活动的。同时，在书的后面，又对中国网络行动在新环境下出现的新情况进行了补充，包括新的重要的抗争个案在不断涌现；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影响越来越微妙；新的网络服务，特别是微博，如今可能要扩展到微信，开始流行起来。虽然作者没有进一步展开，但为未来的趋势发展指明了线索。在之后的附录里，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网络事件运行过程中的情感动员。作者通过文化分析的方法，从情感动员的角度研究网络事件，并试图对网络事件的情感动员的分析，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分析表明悲情与戏虐这两种方式，是网络事件中最常用的情感动员方法。以悲情为主的情感动员，常伴有同情和义愤，大多涉及到弱势群体的问题；而以戏虐为主的情感动员，则更倾向与网络狂欢。为什么要研究网络事件的情感结构呢？作者表示，网络事件的动员过程是互动的过程，而互动的过程是情感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作者认为网络社群正常运行的前提下，网络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是事件本身的震撼性以及描述事件的方式。而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能够更好的引起网民的关注度，便有事件的展开，阐明了情感汹涌的网络事件，是整个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