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后觉》章节试读

《后知后觉》的笔记-第155页 - 文化的价值

、文化的价值、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基本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一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交织、共存共荣的历史。没有物质生产，人类就不能生存。没有文化生产，人类就会永远处在愚昧之中。
文化承载着历史，传承着文明。文化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一个民族的振兴是以文化的复兴为先导的，而一个民族的衰亡也是以文化的泯灭为先兆的。如果说历史文化成果记载着一个国家曾经创造的辉煌，那么现实文化状况则反映着一个国家当今的文明进步水平。文化所具有的跨越时空、万古不朽的特征，使得人类社会得以继往而开来，温故而知新。
文化的特殊作用，就在于它的教化力、融合力、渗透力、影响力，既可以化人，也能够化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随时随地都在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选择和人生态度。
文化的力量首先是精神力量，精神的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可以转化为改天换地的巨大物质力量。比如一个社会科学真理的传播，可以引发一场社会革命，使国家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项科学技术的产生，可以引发一场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深刻的转变。
文化产生的效益主要是社会效益。尽管文化也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比如一件珍宝，可能
价值连城；一卷字画，可能拍卖出天价；一部影视作品，可以创造巨大的票房价值。然而，文化所产生的效益主要还是社会效益。一部经典名著，一曲不朽乐章，一座辉煌的建筑，可以千古流芳，
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启迪、道德感化，以及美的享受，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文化创造的价值，往往不是通过自身来体现的，而是通过文化渗透其中的人和事物的增值效益来体现的。显而易见的是，一个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和一个缺乏文化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工作成就和经济收入会产生巨大的反差。同样，一个高文化含量的商品和一个低文化含量的
商品，它们的市场价值也是大不相同的。
文化尊严和文化价值的实现程度，同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水平是成正比的。
在一个经济贫困、温饱不济的社会里，人们没有余力从事文化活动，自然也很难领略文化的
价值。在一个专制独裁、缺乏民主自由的体制下，文化的尊严必然受到蔑视，文化的命运必然多灾多难。在一个急功近利、物欲至上的环境中，文化的价值必然会受到扭曲，文化的生存空间必然会
受到挤压。
只有在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和谐、个性自由的条件下，才能绽放出绚丽多姿的文明之花。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元素越多，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重要。人的文化教养水平越高，对文化的追求越多，对文化价值的理解越深刻。
跨入21世纪的门槛，中华民族终于看到了现代化的曙光。民族复兴的伟业，全面小康的目标，
科学发展的理念，和谐社会的理想，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而且为文化的振兴开
辟了广阔的空间，一个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到来了。此时，有必要对文化的地位、作
用及其社会价值进行一番新的审视，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一、文化与民族精神
文化是一个民族延续的血脉，是实现民族凝聚、民族认同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
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但凭借着黑头发、
黄皮肤，凭借着中餐、中药、方块字，凭借着一首《义勇军进行曲》， 你就能找到自己的同胞。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中，唯一幸存下来依然保持着基
本文明形态的就是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依然自称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易经》、《道德》、《论语》等古代经典历经数千年依然流行。为什么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历经劫难而没有消亡，几度分裂又九九归一，屡遭外族侵占而没有灭种呢？其最深厚的原因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凝聚力、生命力和创造力。“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即使暂时被武力征服了，被强敌占领了，但只要文化的根脉还在，她就有东山再起、绝地逢生的希望。如果文化的根脉被切断了，那这个民族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正如古人所说的：“灭人国者必先灭其史。”
那些被称之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东西不只是长城、故宫、兵马俑，也不只是“四书五
经”、 唐诗宋词，而是根植于亿万民众之中，深深影响着国人的精神理念、行为准则。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孝悌为本，亲亲为上；依仁蹈义，兼爱天下；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忠诚待人，无信不立；持道中庸，恭敬礼让；将心比心，宽恕为怀；和而不同，和谐为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贯穿其中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正确处理三大关系：一是处理人人关系，应当秉持中庸，不偏不倚，和为贵，这样才能各方和顺，天下太平；二是处理天人关系，应当道法自然，敬畏天地，这样才能阴阳平衡，天人合一；三是处理身心关系，应当神志专一，身心协调，这样才能福寿安乐。这三大关系是人类永远面对的基本问题，其中“和为贵”、“天人合一”、“身心协调”的思想，至今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上面阐述的这些精神理念，是经过千年历练、大浪淘沙后积淀而成的民族智慧精华，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些精神理念已经融化在中国民众的血液中，不是哪个人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在历史上，对传统文化曾经批过来，批过去，不断宣布要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然而，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从“历史垃圾堆”里站了起来，重新大行其道。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它，广大民众认同它。试想，如果抛弃了这些东西，中国还叫中国吗？中华民族还能自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吗？
当然，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能采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态度，因循守旧，固步
自封，而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借鉴外来文明、融合时代精神中不断充实、完善、提高。没
有继承就不能延续，没有创新就不能发展。每个时代都会倡导一些新观念，推崇一些新口号，但经过实践检验、得到民众认同并且最终能融入民族精神之中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东西只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消踪匿迹了。对一个民族而言，传统就是传统，不能简单地用是与非、优与劣来加以区分。像中国人过年放爆竹，西班牙人斗牛，谁能说得清楚这是好传统还是坏传统？放爆竹不是禁了一阵子又开禁了吗？对传统文化不甚了了的人，还是不要在那里高谈什么“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好。中华文化就像是一棵大树，传统文化是根，根深才能叶茂。新
鲜的枝叶必须从根须中汲取营养才能生长。外来的文化只有嫁接在民族文化的大树上才能成活。
现在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要花很多时间，要学很多课程，但对中国的传统文
化讲得很少，对中国流行两千多年的两大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的经典《论语》和《道德经》几
乎没有认真读过，对做人的道理和人品人格的训练也重视不够，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遗。当前社会
上种种不文明、不道德、不守纪律、不讲秩序的行为和消极腐败现象的产生，同不懂做人有很大
关系。面对不良的社会风气，我们不但需要提倡一些新口号、新道德、新规范，而且有必要把过
去丢弃的千年行之有效的好传统重新恢复起来。现在我们在国外到处举办孔子学院，而国内相当
多数的人却没有读过孔子和老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二、文化与现代化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
一体的建设，其中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旗帜，社会建设是目标，四大建设相辅相成，构成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向选择，需要有一个共同理想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需要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需要有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需要有良好的国民素质和大批优秀人才。这些就是文化建设的使命。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第一次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写在了党的旗帜上。所谓“当代中国先进文化”， 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应当汇聚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吸纳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反映时代精神的要求，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向。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盛世文化，如大汉文化，大唐文化，大清文化，都是开放的、包容的多元文化的统一，就像自然界单一物种很快就会灭种一样，任何单一的文化不管怎样强大一时，终归是不能持久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中，重要的是把我们的主流文化做大、做强、做优，在比较竞争中显示出自己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格局中，文化既是方向和动力，也是内容和目标；既是一项公
益事业，又是一项新兴产业；既有重大社会效益，也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文化产品的生产同物质产
品的生产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物质产品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能源，生产过程中需要付出
生态环境的代价，使用过程中也会不断磨损、折旧直至报废。而文化产品的生产则不需要消耗多
少资源和能源，也不产生环境污染，越是文化精品，越是永不磨损，越磨越亮，可以无限地复制，具有无限的生命。没有充裕的物质生活，人们不会满意。没有丰富的文化产品，人们同样不会幸福。在人们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新阶段以后，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将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落后的社会文化生产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将会进
一步显现，这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极好历史机遇。我们应当适时转变社会的发展观，建
设观，对文化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支持。
三、文化与综合国力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了“国家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两大要素构成的。硬实力是指资源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等刚性的力量，而软实力则是指政治导向力、文化认同力、思想吸引力、国民亲和力、外交影响力等柔性的力量。这两种实力相辅相成，密切结合，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对一个国家而言，硬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是软实力的载体，而软实力是国家的形象，是硬
实力的延伸。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有繁荣昌盛，民富国强，才能树立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才有资格去谈论自身文化的先进性和制度的优越性。如果一个国家长期贫困落后软弱，那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软实力。反过来，一个国家即使拥有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但如果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穷兵黩武，以强凌弱，也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必然是失道寡助，盛极而衰。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国家软实力凭借超越时空的特点而具有空前的传导性，对人类的思想行为产生着日益强大的影响。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趋
势。知识文化的要素日益广泛地渗入到经济中，极大地推动着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和量的扩张。
包括电视广播、影像音乐、卡通动漫、游戏软件、印刷出版、电子图书、广告时装、文物交易、文
体演出以及移动电话、互联网的增值服务等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蓬勃兴起，以其全新的生产
消费方式带动了新的产业群体的诞生，培养了新的消费人群，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更新调整，创造
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此可见，文化不仅只是一种软实力，而且作为一种硬实力也令
人刮目相看。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以中国文化的复兴为显著标志的。即使我国的经济再发达，生活再富裕，但如果中国文化断层了，优秀传统丢失了，精神生活西化了，哪还能说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吗？如果说20世纪是西方文化主宰世界的世纪，那么21世纪东方
文化将重放异彩。中国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理念有助于矫正西方文化中一味强调“征服自然”
的倾向；中国文化注重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科学至上主义的偏差；中国文化主张的
“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理想有助于调整紧张对立的国际关系；中国文化中敬祖先、重人伦、崇道
德、尚礼义的道德规范有助于改善西方社会物欲至上、人情淡薄的状况。
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强烈信号，标志着中国已经从
世界舞台的边缘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相对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我国的文化实力还很
不相称。我国的物质商品已经走向了全世界，而我国的文化产品出口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还相当
弱小。在当今世界的流行文化中，很少有中国的文化符号。目前通过西方媒体反映出的中国，是
一个不全面、被扭曲甚至是被妖魔化的形象。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
冲突还会进一步增多。当前，大力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扩大对外文化传播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亲和力，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文化市场永远是买方市场。文化产品必须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文化宣传、文化传播必须以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为原则，寓于知、寓教于乐，让人们在亲切自然、轻松愉悦中受到感召，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我们在对内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传播中，一个年深日久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东西太多，八股味太浓，空话大话套话太多，往往事倍功半，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当年，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讲中，曾经痛快淋漓地列举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等。毛主席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象。毛主席这番话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是一个好东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一个好东西，问题是如何使它们走向世界，走到群众中去。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去改变文风、会风、话风、学风、作风，大大提高中国文化的亲和力、说服力、吸引力、感化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四、文化与城市
文化是城市的名片，城市的记忆，城市的内涵，城市的形象和品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靠
文化来立世和扬名的，没有文化的城市等于没有灵魂。巴黎是法国第一都市，是世界最著名的文化
之都、艺术之都、时尚之都、浪漫之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在那里交相辉映，成为一座无与伦
比的城市。如果有人问“什么是巴黎”， 在你脑子浮现出的一定是一系列的文化符号：卢浮宫、凡尔赛宫、凯旋门、塞纳河、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还有巴尔扎克、毕加索、肖邦、热奈等等。当你坐在塞纳河畔的街头咖啡馆里，品着浓郁的咖啡，听着肖邦的《圆舞曲》， 看着来来往往的游轮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望着雄伟壮观的圣母院和埃菲尔铁塔，你一定会陶醉在文化的意境之中。至于巴黎的GDP是多少，是没有多少人关心和知道的。维也纳也是一座世界文化名城，享有“多瑙河女神”、“音乐之都”、“建筑博览会”的美称。当你漫步维也纳街头，五步一座宫殿，十步一座教堂，到处是鲜花绿地，到处是雕塑喷泉，到处流淌着音乐，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世界许多音乐大师，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约翰·施特劳斯、李斯特、勃拉姆斯等，都与维也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据说每年元旦在金色大厅举办新年音乐会，收视收听的观众达到十亿人。这就是文化的魅力，文化名城的风采。
巴黎、维也纳都拥有1600年以上的历史，其间，国家兴亡，政权更迭，世事变迁，经历过无
数的自然灾害和战争浩劫，但许多著名建筑、文化遗产却能完好地保存至今。其中，国民的良好
文化素养、宗教文化的连续性和当局者的文化保护意识，在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外国需要用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城市化进程，中
国也许只用三、五十年就基本就绪了。在这一时期，如果搞得好，可能产生许多历史性的奇迹；如
果搞不好，也可能留下许多历史性的文化遗憾。对新兴城市来讲，最忌百城一面，高度雷同。一
座城市，即使高楼大厦再多，马路再宽，如果没有文化的内涵，也不会成为知名城市。在城市扩
张改造中，最大的隐患是建设性破坏。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需要千百年的积累才能打造起来，而
要破坏它只要一两天就够了。有些自称“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被搞得七零八落，
淹没在一片高楼大厦之中，只有在城市的夹缝中才能见到历史文明的余光，文化无知带来的破坏
有时比天灾人祸更可怕。历史经验说明，一些城市的文化奇观，往往并非只是专家智慧的结晶，
而是当政者独具慧眼、个人专断的产物。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希望城市的领导者、管理者、规
划者和建设者们，认真了解和借鉴国外文化名城建设和保护的经验，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视野和
文化品位，力争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创建出许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之都、艺术之都、时
尚之都、文明之都。
五、文化与人生
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人，以文化物。文明以止，化成天下。
如果说文化活动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界的显著标志，那么，文化修养则是一个人步入现代
文明社会的根本阶梯。
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哲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饰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文化知识对提升人的素质、能力和品格所起的作用。
中国的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孔子在《论语》中也讲到文化对人的气质、形象产生的影响。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意思是说，一个人质朴的本性盖过文采，则未免显得粗俗、粗野。而文采盖过质朴的本质，则会显得浮华和夸张。只有文采和质朴协调统一，相得益彰，才能成为彬彬有礼、气度儒雅的君子。一个人优雅的风度和高贵的气质，不是凭借华丽的服饰和装腔作势打扮出来的，而是文化内涵的释放，是生活阅历的升华。
当然，文化的作用绝不是为了装璜门面，打造形象，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化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为人生开辟光明的前途。一个人经济上的“穷”和文化上的“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穷”， 所以“白”;因为“白”， 所以“穷”，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借助文化的杠杆。古人教育孩子常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今人激励子女也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些话未必全面和确切，但其中说明了一个人生道理：穷人的孩子要翻身，改变自身的境遇，年轻人要成家立业，有所作为，唯一现实可靠的道路就是发奋读书，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技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去敲开成才成功的大门。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提出过一套循序渐进的人生目标：
第一步，做好人和善人，不要做坏人和恶人。
第二步，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君子就是兼具道德学问又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人。
第三步，做志士仁人，即志向远大，仁爱天下，任重道远，意志弘毅，为实现宏伟理想和人生目标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
第四步，做贤人圣人，即道德高尚，堪为人表，大智大勇，能担当大任，成就大业，治国兴邦，经世济民的人。
为了实现这一套人生目标，孔子还设计了一条知识分子成长成才的路线，这就是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孔子的这些教育理念，今天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30年的改革开放，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亿万人民建设全面小康社
会的伟大实践，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源泉。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局面，为文化繁荣发
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提供了空前便利的条件。“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持续贯彻，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
了宽松自由的环境。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扫除了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障碍。我们相信，一
个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中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出现。

《后知后觉》的笔记-第73页 - 报喜与报忧

报喜不报忧的问题所以久治不愈，蔓延滋长，根本的原因在于上级领导“闻喜则喜，闻忧则怒”。下级干部“报喜得喜，报忧得忧”。上有好焉，下必甚焉。上面喜欢歌功颂德，下面就会大讲丰功伟绩；上面希望“形势大好”，下面就会大讲“莺歌燕舞”。
前些年，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风气，各地之间围绕数字展开激烈的竞争。每到年底向上报告经济发展数字时，干部左顾右盼，颇费脑筋，担心报低了影响政绩，影响形象，自己吃亏，甚至出现了“干部决定数字，数字决定干部”的奇怪现象。有些人就是靠虚假数字、注水政绩而升官受奖的。
开展批评和自我

《后知后觉》的笔记-第95页 - 大智若愚

大智若愚
古人讲：“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专用聪明则功不成，专用晦昧则事必悖。一明一暗，众之所载。”
一个人如果没有聪明，没有智慧，整天糊里糊涂、浑浑噩噩，那是不可能担任领导、治理社会的。然而，一味地耍弄聪明那只是一种小聪明，而不是大聪明，只会取得小的成功，而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功。人生真正的大聪明大智慧，就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勇若怯。
哈佛大学有学者提出了智商和情商的概念。智商很重要，情商更重要。智商决定职业，情商关系成败。智商决定录用，情商关系提升。一个人的成才成功，不仅在于有没有智慧，比智慧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与人团结合作，取得别人的理解和支持。一个不会团结、不会包容、不会欣赏、不会感谢的人，必然到处碰钉子，即使是大才也成不了大用。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智者因为专事聪明而功不成。
宋代苏轼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奇才大儒，他诗词、文章、书画样样精通，给后人留下三千多首诗词，不少诗词名句流行千年而不衰。他21岁就考中进士，一生为官，却屡屡受挫。王安石等改革派掌权，他受到打击；司马光等保守派执政，他依然受到排斥。他前后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等几代皇帝都不受重用。到了晚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他在一首打油诗中告诫后人：“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宋朝时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宋太宗提议让吕端做宰相，不少人反对，认为吕端糊涂。宋太宗认为，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足以担当大任。当时，吕端被任为正相，寇准被任为副相。吕端沉稳宽厚，寇准睿智率直，二人共掌相府，相得益彰。毛主席也曾借这件事赞扬叶剑英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叶剑英果然表现出大智大勇，发挥了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作用。
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一个人如果知道却装作不知道，留点余地，给别人一点展示才能的机会，那是上策，是做人处世的大智慧和高风格。如果总喜欢出风头，卖弄聪明，不懂装懂，那是下策，是一种愚蠢，是病态的表现。
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写过一本书，叫《钝感力》。书中讲，世界上不仅存在敏锐聪慧这种才能，相比之下，不为琐事动摇的钝感，才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才能。钝感虽然有时给人以迟钝木讷的负面印象，但钝感力却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书中还讲到，视力太好的人眼睛太累，听力超常的人思维会受到干扰，味觉过于敏感的人享受不了美食，触觉过于敏感的人容易皮肤过敏，思维太敏感的人容易焦虑等等。一个人只有既有敏感力，又有钝感力，才能身心健康，取得成功。

《后知后觉》的笔记-第10页 - 我观江苏

到江苏工作，第一课就是了解江苏的省情。而要了解江苏的省情，首先是了解江苏的水情。水是江苏的最大特点，水是江苏生存发展的命脉，水是江苏人的灵魂。江苏因水而得名，因水而得势，因水而得益。我在江苏工作十年，对江苏还知之甚浅。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江苏，那就是“水做的故乡，水做的人”。抓住了水的特点，就找到了认识江苏的一条指导线索。
一、 从乾隆下江南说起
在江苏，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在江苏各地有许多乾隆下江南的文物遗存，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乾隆下江南的趣闻逸事。康熙皇帝曾经六次巡幸江南，乾隆皇帝也效法皇祖，六次南巡。乾隆认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师”，率军西征，平定西北；另一件是“南巡”，在前后30多年中，六次巡视江南。可见下江南在乾隆心目中意义非同小可。
在当时的条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华里。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车装船载，马拉人扛，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三五个月的时间。每次出巡，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动用五六千匹马，四五百辆车，上千只船，需要耗费一二百万两白银。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已是74岁高龄了，如此长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为什么皇帝却不辞辛劳连续南巡呢？
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解释，他下江南有四条原因：一是江浙官民诚心恭请；二是朝中百官一再建议；三是江浙人稠物丰，地位重要，应当亲自去考察民情戎政；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这些说法不过是一种官样文章，其实乾隆心中有着更重大更深层的用意。
第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丰饶之地、工商中心、财赋重镇，是清政府的主要“粮袋子”和“钱柜子”，维系着朝廷的经济命脉。在当时，江浙交纳的粮赋占全国的38%，税银占全国的29%，关税占全国的50%。当时盐课银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盐课银的60%以上来自江浙，仅扬州盐商每年上交的盐课银最多时达600万两。京城每年需要的400万石粮食，2/3从江浙漕运进京。如果没有江浙的巨大财力支持，就不可能造就乾隆盛世景象。每次南巡，除了确保这些正常的国库收入以外，皇帝和权臣还通过摊派、赞助、买官卖官、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等手段，向江浙的官员和富商捞取许多私房银。可以说，牢牢控制江浙，充分调用当地丰厚的财力物力资源来支撑庞大的清朝帝国，是乾隆下江南的首要原因。
第二，江南出才俊，自古多风流。江南是一个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地方。在清代产生的114名状元中，江苏人有49位，占到43%。设在南京的江南贡院是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考生达2万多人。清代的状元一半多出自江南贡院。乾隆下江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安邦治国发现人才、培植士类、笼络人心。在六次南巡中，乾隆确实从江南物色了大批政界能臣、饱学之士、学界泰斗、书文大家。每次南巡，乾隆都要会见文人士子、名流缙绅，并亲自命题考试，对考试优秀者特批扩招“生员”名额，特赐“举人”称号，当场授予官位，以争取名士，宣扬圣恩。
在清代，江浙也是明末遗民众多的地方，反清思想广有市场。乾隆南巡时，一方面对文人士子采取怀柔笼络手段；另一方面又严加思想控制，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严厉打击，大兴文字狱。清朝是历史上文字狱最盛的时候，而乾隆执政时又是清朝文字狱的最高峰，罪名之荒唐，株连面之广，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康熙、雍正。乾隆较高的文化修养助长了他的文化神经质和思想多疑症。其中最典型的一件文字狱，就是在乾隆首下江南后，有人冒充大臣奏稿，批评乾隆下江南时奢侈浪费、严重扰民、赏罚不公等问题，乾隆大怒，下令在全国追查这份伪奏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被关押、撤职、杀头的人不计其数。
第三，江南是重要的水利水患之乡。尤其苏北地区是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像洪泽湖、高邮湖等都是“悬湖”，一旦泛滥，淮安、扬州、泰州、南通、盐城等地则是一片汪洋。乾隆在《南巡记》中称：“六巡江浙，计民生之要，莫如河工堤防，必亲临阅视。”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岁修银”占到全国财政支出的1/10，是当时最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每次下江南，乾隆必到洪泽湖流域巡察河防工程。六次南巡中，乾隆共发出数百条治水命令，实施了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动用了几千万两白银，对减少水患、保护田园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江南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山川风光秀美，人文资源丰厚，金粉佳丽众多，用明朝皇帝朱元璋的话来说是：“佳山佳水佳风佳月，千秋佳地；痴声痴色痴梦痴情，几辈痴人。”在乾隆时期，长江运河两岸的都市商业繁华、人气旺盛。当时全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江苏占据其三——南京、扬州、苏州。南京人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家”，十里秦淮，九曲金波，六朝金粉，一帘幽梦。苏州园林，享誉天下；苏州刺绣，巧夺天工。再加上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充满着诗情画意。扬州更是富商云集，美景、美女、美味，一应俱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可见当时的扬州是一个著名的梦幻之都、休闲之都、消费之都。皇帝来到江南，看得开心，玩得尽兴，吃得可口，购得满意，当然是乐此不疲、频频光顾了。
对江南的园林，乾隆更是情有独钟。每次下江南，他都带来一些画师，把江南的一些著名园林描绘下来；而后，在北京颐和园、紫禁城、承德避暑山庄中，对苏州狮子林、杭州西湖十景、无锡寄畅园、镇江金山寺等园林景观加以仿建。
第五，皇帝出巡，安全第一。江苏没有高山峻岭、荒蛮之地，盗贼流寇难以藏身。特别是江苏人禀性温顺，循规蹈矩，不狂不蛮，安分守己，加上日子比较富庶，属于那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地方，是少有的一个良民区、顺民区、治安模范区。皇帝到这里，凶险较少，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对于乾隆六下江南，从古到今，人们都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即使在当时，朝野对乾隆下江南时好大喜功、追求奢华、讲究排场、劳民伤财的行为也多有质疑。乾隆在退位之前曾对大臣讲：我临御60年，并无失德，惟独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将来你们务必阻止皇帝南巡之事发生。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不是处在太平盛世，就不可能有皇帝六巡江南的盛举。这六次南巡，对于清政府安定江浙、聚集财力、吸纳人才、安抚人心、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回顾乾隆六下江南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了解江苏的历史、认识江苏的省情是大有帮助的。
二、 水做的江苏
江苏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一块风水宝地，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有着相对优势。在唐代之前，江苏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唐宋之后，江苏逐渐崛起，在全国的地位影响节节攀升。近千年来，江苏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跨越。
第一次大跨越发生在宋代。自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江苏的优势开始显现。宋朝时，北方和中原地区战事频仍，民不聊生，迫使宋朝政治中心南移，随之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许多官宦世家、名门望族、商贾富豪、文化精英都到江南定居。中原地区先进的知识、技术、文化以及资金、人才涌入江南，形成了江苏第一次发展高峰期，并造成了此后近千年不衰的局面。
第二次大跨越发生在清代。随着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世界海洋经济的兴起，江南又成为近代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祥地。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江南也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过渡到以工商业为主的近代经济，江苏则成了全国近代工商业和城市发展的龙头地区。
第三次大跨越是改革开放时期。新中国的成立，推翻了百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政治热情和创造活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多年里，江苏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成为市场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有显示度和说服力的窗口地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可以说这30多年间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这30多年带来的城乡巨变使过去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如今的江苏，以占全国1%的土地，5.7%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10以上的经济总量，17%的外贸总额。
其实，江苏人稠地少，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它最大的比较优势，第一是水，第二是人。江苏的发展经验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条是以水为宝，因此务必把江苏的水资源利用好、开发好、保护好；另一条是以人为本，因此务必把江苏的人力人才资源利用好、开发好、保护好。
先说江苏的水。
江苏是著名的水乡。水是江苏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发展潜力，也是最大的发展隐患。
江苏拥有1.73万平方公里的水面。水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17%，这一比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名列第一。江苏也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唯一的大江、大河、大湖、大海全都具备的地区。长江、淮河横穿东西，大运河纵贯南北。大小湖泊290多个，星罗棋布，水面有6800多平方公里，全国五大淡水湖江苏有其二，太湖地处江南，洪泽湖位居江北，流域面积均有4万平方公里。全省大小河流2900多条，纵横交错，水网密织，内河航运四通八达。同时，还有近千公里的海岸线，使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相互贯通。再加上四季分明、雨量相对充沛的气候条件，这些都为江苏的农业、工业、商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新中国60年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过去对江苏威胁最大的洪水灾害已大大减轻。现在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受到水资源短缺的困扰，相比之下，江苏的水资源优势更加难能可贵。
如果说，过去江苏最大的水患是洪涝，那么，今天最大的水患则是水质污染。2007年发生的无锡市太湖水源污染事件，造成了数百万人一度断水的困难局面。这个事件发生在无锡或是苏州具有偶然性，然而这种偶然性中却包含着必然性。太湖流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每平方公里上居住着上千人，县乡以下的生活污水大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太湖流域又是工业企业最密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上有十余家企业，大量工业废水也未曾达标而排放。农业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带来了严重的面源污染，而太湖养殖的过度发展也成为一大污染来源。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太湖水质一直在四类水和五类水之间徘徊，因此出现这种水源污染事件并不足为怪。太湖是苏南地区的母亲湖，关系着周围3000多万人的生计和安全。长期以来，人们一味地向“母亲”索取，很少给予她必要的关爱和回报。这次污染事件告诉人们，太湖这个“母亲”不堪重负，已经病倒了，难以承担起“母亲”的使命了。
由太湖污染想到了其他江河湖海。现在大多数河流、湖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已经干涸，有些虽然有水但却失去了水的功能。中华民族有两大母亲河——黄河和长江。黄河早已是泥沙滚滚、经常断流了；长江成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条生命线，大半个中国把水的希望寄托在长江上。今天的长江是全国最大的取水口，也是最大的排污道。过度的工业化开发已使长江伤痕累累，数以万计的化工、冶炼、发电、造纸、拆船造船等企业堆集在长江两岸。假如像2005年11月松花江化工厂污染事件发生在长江上，那后果不堪设想。
江苏是一个典型的靠水吃水的地方。一旦水吃不上了，那就断了江苏的生路，毁了江苏的前程。所以江苏人应当像爱护命根子一样去珍惜和爱护江苏的水资源，那种只开发不保护、只索取不回报的时代应当结束了。欧洲莱茵河的治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莱茵河是欧洲的母亲河，流经瑞士、德国、奥地利、法国、荷兰等五个国家。40年前，莱茵河两岸是欧洲的工业长廊，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向其中排放。莱茵河成了欧洲“最大的下水道”、“最浪漫的臭水沟”。1986年瑞士的一家化工厂爆炸曾使莱茵河一度成为死亡之河。之后经过20多年严格的治理，使莱茵河重新成为一条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流，成为一条著名的风景观光带，但愿明日的长江也像今日的莱茵河那样，清澈明亮，鱼游鸟翔，两岸飘香。
三、 水做的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说江苏是水做的故乡，那么江苏人也是水做的人，水的特点、水的性格，决定了江苏人的文化品格和国民精神。尽管苏南人、苏中人、苏北人也存在着许多性格上的差异，但总体上说，水是江苏人的灵魂。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的最大特点是活性和灵性。江苏人天性聪慧，脑子灵活，不但爱读书，而且会读书，许多人似乎天生就是读书的材料。而且江苏尊师重教、好文兴学之风根深蒂固，世代相传，在子女教育上，特别舍得花钱，舍得花力气。从古到今，不知从江苏大地上产生了多少才子、文人、学者、名家，真可谓是英才辈出，群星灿烂。到江苏各地考察，当地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里产生过多少个名人名家。仅苏州市，历史上就出过50位状元，1500名进士，产生了伍子胥、孙武、项羽、范仲淹、沈周、唐寅、文徵明、冯梦龙、蒯祥、顾炎武等名垂青史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和工艺大师。宜兴一个县级市，走出了4位状元、10位宰相、385名进士，还有80多位大学校长、23位两院院士和8000多位大学教授和副教授。
今天，江苏仍然是全国教育最发达、人才最集中的省份。全省大部分地区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95%。拥有普通高等学校122所，在校大学生165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40%，苏州、无锡等苏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50%以上。江苏籍的两院院士目前已达300多名，在全国各省、市中遥遥领先。
江苏在教育文化和国民素质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成为江苏持续发展最宝贵的资源。
江苏人勤劳敬业，吃苦耐劳，认真仔细，心灵手巧，这是江苏成为制造业基地的重要原因。江苏人的富足首先归功于他们勤劳敬业，赚的多是辛苦钱。很多人富而不懒，不图安逸，日夜忙碌，终年不息，以至于双休日、节假日也不肯休息。当然，我们并不提倡节假日不休息，但这种勤劳敬业精神还是值得钦佩的。当初江苏在兴办乡镇企业时提出的那种“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的口号正是江苏人精神的一种写照。目前江苏的建筑大军已是举世闻名了，他们拥有500多万人的队伍，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创造的总产值上万亿元。江苏建筑队的质量信誉也是众口皆碑的。
江苏人做事决不是一味傻干，只卖苦力气。他们既勤劳又智慧，处事精明但不油滑，不怕吃苦又善动脑筋，拥有无数的能工巧匠。苏州有四大“发明”，即苏州园林、苏州刺绣、苏州昆曲、苏州评弹。这四种东西看起来互不搭界，但其中却包含着共有的一种苏州精神，即“小、精、灵”，也就是小巧、精微、精细、精致、精干、灵巧、灵活、灵气。有的外商说，看了苏州刺绣，就知道苏州电子信息业为什么能快速兴起。
江苏人的性格温顺、顺和，不急不躁，不鲁莽，不刁蛮，不狂躁，不冲动，以柔克刚，持之以恒，温文尔雅，讲究礼貌，颇有些“温良恭俭让”的风范。就像淮扬菜那样，以做工精细、平和清淡而出名。江苏人彼此之间如果有意见，有矛盾，底下咕咕嘀嘀也就罢了，很少公开挑明，死磕硬碰，他们似乎更相信“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信条，更少去干那种“一不做，二不休”、“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鲁莽事情。江苏的男性多柔少刚，多文少武，识有余而胆不足，或许少了点男子汉敢说敢干、敢做敢为的气魄。江苏的女性温柔细腻、文静含蓄、勤勉贤惠、善解人意，颇具东方女性之美。如果让江苏男子作为中国男性的标志，可能不少人持有异议，但如果让江南女性作为中国女性的标志，估计多数人会同意。
如果你从北京来到南京，会强烈地感受到政治氛围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北京不愧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人的政治思维发达，政治嗅觉灵敏，政治热情高涨，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一个普通市民也像个政治家，“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江苏人则不同，他们经济头脑发达，建设意识和务实精神很强。江苏人对政治事务也关心，但主要限于一般性的了解，自己弄个明白也就是了，往往敬而远之，不会动心动情地去争论，更不会冒冒失失地去参与。他们的兴趣集中在对事业和生活的追求上，最关心的是平平安安过日子，一心一意奔小康，与当地发展和自身利益无关的事，他们不太会关心。任何新政策出台，他们总能很快找到与当地发展和自身利益的结合点，接过口号，为我所用，在政策变动中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江苏人这种重建设、重实际、重利益、重生活的态度，同北京人那种重政治、重思想、重民主的氛围形成了一种显明反差。北京人喜欢高谈阔论，争论不休；而江苏人不爱争论，不爱管闲事，埋头干自己的事。北京人为人处世比较豁达、豪爽、讲义气、重友情、不拘小节、洒脱幽默，在这些方面，江苏人欠缺一些。北京人观察事物的标准是多元的，政治标准常常作为第一位的考虑；而江苏人观察事物的标准更加务实，更加注重利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