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章节试读

《汴京与临安》的笔记-全书 - 全书

本书的第一至第四章从北宋都市政治事件、宗教建筑空间皇家园林和市民生活诸方面，对汴京都市空间的不同侧面与文学书写之间展开研究。
第五至第八章，从宗教结社、故都记忆、文人雅集和都市骗局诸方面展开杭州（临安）都市空间的不同侧面与文文学书写之间的研究。
第一章借鉴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第二章吸取著名宗教史专家伊利亚德的神圣空间理论、当代对于佛教物质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与视角、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世界脱魅理论等。第三章借鉴美国学者温迪·达比 有关风景与权力剧场的理论。第四章借韦伯、哈贝马斯等政治合法性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第五章借鉴德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理论；第六章借鉴当代文化记忆理论。第七章借鉴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领军人物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型塑理论。第八章借鉴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和巴塔耶有关诱惑与色情的理论、热奈特的叙事理论、英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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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科举社会。科举在国家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和举足轻重的。而科举考试最主要的礼部考试和殿试，都是在京城举行，成为京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显著特征，也构成了京城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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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诞生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在词的初起阶段，词牌本事往往与道教有关。正如南宋人黄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所说“唐词多绉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此外《洞仙歌》、《天仙子》诸调当都皆与道教相关。另一方面，不少词乐直接便是由道教音乐转化而来，如《西江月》即《步虚词》，《霓裳羽衣舞》本为道曲等。道教与词本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词起源于唐五代而盛于两宋。无论在它的起源阶段还是兴盛阶段都烙下了神仙道教的印迹。神仙道教对词牌的产生与丰富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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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相国寺除了是宗教信仰的空间，商贸交易的市场，也是大忌日百官举行仪式的场所。体现了权力与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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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国寺市场事实上为世俗供养提供了方便，因为显然北宋时期大相国寺有众多的法事活动和大众佛教信徒的朝拜、听经等等宗教性活动，也都需要大量与法事有关的物质供应与商品贸易。而事实上这也是宋代能够有所发展的佛教寺院普遍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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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国寺不仅被林立的各式各样的商业活动所占用，而且其周边被众多妓馆所包围。作为宗教信仰神圣空间的相国寺，不仅成为大众狂欢的娱乐场所，而且与众多妓院比邻而居。
许多僧人因为从事商业贸易致富而娶有室家。不仅贫下之家女多嫁于僧，甚至富家嫁女，也是僧人。
从相国寺比丘以艳娼为妻（不知是否即相国寺周边妓馆人物）被称为梵嫂，到火宅僧这一僧之有室家者的专门称谓，再到“尼站”所反映的宋代佛教僧官的淫乱丑行，一方面构成了大相国寺妓馆林立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基础；另一方面也印证和补充了大相国寺所体现的现象绝非偶然，也绝非个别现象。上述相国寺体现的文化现象应该是与中国社会在唐宋变革发生剧烈社会变迁，并且由此产生中国宗教的“世间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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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盛光的称谓，来自佛教文献记载释尊在须弥山顶成道，降伏诸天称金轮佛顶，放无数光明，故称炽盛光或炽盛光佛顶，亦称炽盛光如来、摄一切佛顶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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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传统血缘一宗法文化基础之中发展起来的，与西方城市化相比，面临更为复杂的人与土地的隔离，特别是与血缘―宗法社会关系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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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池作为皇家园林，却向全城市民开放，不仅如此，开放期间还有各种表演、娱乐、饮食等等，如同庙会。因此，北宋东京城市地标以金明池最为著名，金明池成为满城男女喜往游赏的去处在话本小说中，金明池往往成为城市市民游赏的去处和市井男女艳遇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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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禊饮”是古时农历三月上巳日之宴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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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活动是佛教在世俗社会展开的重要方式，也是佛教走向会民间的重要途径。通过士大大居士这一中间环节，各类佛教结把寺院僧侣、世俗社会上层以及普通民众结合在一起，使纷纷走上以称名念佛为主要特征的往生西方净土之路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出间与世间的紧密联系。而宋代宗教结社中，影响最大，牵涉到当时大批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是北宋杭州西湖白莲社。
宋太宗淳化初，杭州昭庆寺僧省常结净行社又称白莲社。除众外，当时朝廷公卿大夫及著名文士亦纷纷寄诗入社。真宗时丁谓将入社诗汇编成集。白莲社持续了三十多年，影响遍及朝野，成员包括僧俗，号称一时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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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西湖白莲章的结社本身就是一方面作为佛门弟子的省常努力援儒入佛，力图将儒佛二家思想沟通，以此诱导和吸收士大夫群体加入佛门；一方面作为儒家思想主体的士大夫援佛入儒融合三教思想，从而能够走到一起的一个具体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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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白莲社虽然是追慕和模仿庐山慧远的莲社而建立的宗教结社团体，但是也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特征首先是从山林到都市，宗教共同体环境变迁从虎溪三笑，到城市宗教共同体。庐山莲社是传统山林寺院中形成的宗教团体而西湖白莲社则是在城市文化发展繁荣的宋代，在东南形胜的都会杭州结社，大量官员则是居于京城的达官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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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移民四分之三左右来自今天的河南省，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并往往是在南宋初年迁入的。由于外来移民以开封人较多，临安普遍流行开封话。虽然一两百年以后开封话已逐渐融合到南方语言中，但其影响直到明代仍清晰可见。
北宋时期，南北方的食物分成南食和北食两个区别较大的系统南方人以稻米为主粮，北方人以粟麦为主粮；南食的荤菜以猪肉鱼为主北食的荤菜以羊肉为主。如果将反映北宋开封的《东京梦华录》和反映南宋临安的《梦粱剥两书》记载的当地食物城比较，可以看出临安人的饮食喜好许多是沿袭了北宋开封的，只是另外增加许多南方产品更显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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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杭州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家等，都是南渡的开封人开设的饮食店在杭州很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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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封是全国艺术的中心，城市中汇聚了来自各地的艺术形式，而在宫廷里，更是有许多专供皇室和群臣娱乐的艺术。南宋时期随着开封人口的南移和相当人口迁入临安，由此使得相当多原来临安没有的艺术形式传入城中。
例如：
唱赚。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妓乐》中记载：“唱赚在京时，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间有缠达。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可见唱赚原本起源于开封，但是形式比较简单，南宋传入｜临安之后，采用鼓板等伴奏，于是发展为“唱赚”。有学者认为缠达即是转踏，为唱赚的早期形式。
诸宫调。吴自牧《梦粱录X妓乐》载：“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可见临安的诸宫调，是效仿了汴京的旧有形式而加以发展。
陶真。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评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
叫声杂扮。宋代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载：“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卖物之声，采合官调而成也”又说“杂扮或名杂班，又名钮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可见叫声、杂扮都是起源于开封，其起源或与开封的城市日常生活有关，或与都城市民取笑乡下人有关。
影戏。宋代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载：“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镞，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郧。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影戏同样起源于汴京，但是到临安时期，更为精致了，不仅原材料从素纸发展为羊皮，而且从单色发展为以彩色妆饰，并出现了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以表演影戏出名的人物。
临安瓦子中许多表演项目和形式来自北方，这些艺术形式原来主要流传在北方，许多起源于故都开封。南宋时期，随着北方人口的南移而传入临安，并且逐渐在临安流行起来。因此无论南宋还是明代的杭州地方文献在追溯这些艺术形式的起源时，往往都溯源到北宋的开封，或干脆用“盖汴京遗俗谷”等词语。《宋史·乐志》说宫廷雅乐“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日，未尝有所1改作”可见在乐人南迁的同时，临安宫廷雅乐也沿袭了北宋宫廷雅乐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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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仅仅有建筑，还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与物质空间只是有了丰富而复杂的人的生存与活动才为城市注入了灵魂与血肉，制造出每一个城市空间的迷人而独特的意象。同时，都市不仅又仅是个地理的概念和空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在这个空间中活动着的人，发生着的事，传承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