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书评

反思性中国人认同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在文章的结语中涉及了关于中国人之认同的问题以及边疆问题的一些感想。其中，作者根据其多年 的研究心得——阐述反思性个人在认同方向上的作用：“我相信，记忆塑造一个人的本质……因此，不必反驳”国族近代建构论“也无需坚持”中国自古便是一多民族国家“，反思性历史知识自能创造对现在具有深度认知，并因此对未来期许及行动能力的个人。”

典范与边缘，互为尺度

文/严杰夫“我们，是我们所记得的我们。”罗杰威廉姆斯大学的两位历史学家杰弗里·梅里韦瑟和劳拉·达莫雷在一本研究美国纪念史的作品里如此写道。在这部作品里，两位作者探讨了美国历史是如何通过纪念碑、神话、政治演讲、博物馆等物体和文字来建构的。事实上，这两位历史学家谈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学问题：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由“历史”所规划的社会现实，但这个“历史”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而是被人们所记忆、书写和叙述的“历史”。所以，我们就是生活在“历史记忆”之中。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让许多社会学家意识到，人类需要对外界事物具有“反思性”。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说，“我们得自于社会的许多偏见……”这种偏见深深影响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描述与理解。落到历史学的研究上来说，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也正是王明珂在他的新作《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想要表达的观点。王明珂的这部作品想要尝试提出一套历史分析方法，分析了文本、表征（表相）以探索社会情境（本相）及其历史变化。除此以外，王明珂还期望借助这种“反思”，能够让一般的读者“从中得到一种观察、认识周遭世界的方法”。用我们所熟悉的一句话来表述即为：透过现象看本质。事实上，作者所提出的这一方法论体系，与他所进行的研究有着莫大关系。王明珂长期以来一直在对华夏和华夏边缘进行着细致的观察与研究。作为华夏核心的汉文化，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东亚地区的文化核心。因此，在历史叙述和记忆里，汉文化的“记忆”就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汉文化为周边民族提供了一个“典范”，这种“典范”不仅代表着社会权力的统一，也代表着优势民族在观念形态上的权威。然而，作者发现，“典范”还需要有“边缘”来予以支撑。于是，围绕在汉民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就成为“典范”的补充叙事。羌、苗、藏等族的历史叙事一方面代表了他们与“核心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与中原文化联系的紧疏差异。王明珂列举了四则“英雄徙边记”的模式化情节，来分析“典范”与“边缘”的互动和冲突。这四个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吴太伯、箕子、楚国将军庄蹻、爰剑，分别代表了生活于汉代的东吴、朝鲜、滇、羌四个民族。这四个故事拥有同样的模式结构：一个失意的英雄自中原或中原相关的诸侯国远走异地，并在异地成为了当地的王。在这个模式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核心，谁又是边缘。另一方面，这四个“边缘”民族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吴太伯、箕子是中原帝国的王子，因此与核心文化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而庄蹻则为臣子，与核心文化间的关系就弱了一层；爰剑则曾是秦国的奴隶，于是羌民族与核心文化间的关系也就在四者中最为疏远。这样一种模式，不仅成为了三千多年来华夏历史的“典范”叙事模式，而且还影响着居于“边缘”的羌、苗等民族的自我认同。王明珂认为，正是这种模式化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记忆，为中国人虚构了今天的历史记忆，并妨碍了我们去接近社会本相和真正的历史事实。正如许多社会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在认识与描述“他者”时常常会表现出“认知焦虑”。在这本书里，尽管王明珂是从“历史”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别开始谈论，但他关注的其实是历史叙事的模式及其背后所表现出的深远意味，即所谓“表相”与“本相”、“认同”与“记忆”、“文本”与“情景”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反思过程中，王明珂发现并认识到，“典范”知识容易让我们忽略“边缘”，让我们将发生或存在于边缘的人、事、物视为异端或微不足道的异例，进而动摇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体系。也正如葛兆光在一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在不同立场上看，中国也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周边’，在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东亚各国可能既互为背景也互为尺度”。这样来看，葛王二位老师在“典范”和“边缘”的认识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帮忙在“朋友圈”转发，并推荐“严杰夫的约柜”。：）

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1无论是中文里的历史，还是英文里的history，都是一词两义：过去真正发生的历史，以及人们记得的、叙述的、书写的历史。#事实与现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构成我们所信赖的“历史”，而是当前的社会事实（或社会现实）使得我们选择某些事实，或创造些对过去的想象，以某种方式来建构我们所相信的“历史”。事实（fact）是具体的小，现实（reality）是概括的大。事实是发生了什么，现实是发生的情境和因由。现实让事实产生社会意义。真相则是事实在现实中的表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事实总被说成被掩藏，真相总被争辩，并且同一个事实在不同的现实中有不同的诠释。#典范与边缘：所谓的社会化便是人们被教导只听一种声音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学习如何只听一种声音，如何忽略其他的声音。一种声音就是典范的、主导的和威权的，而其他声音则是边缘的、他者的和异类的。因此，典范历史经常是区分人群、阶序化人群的工具，它所陈述的并非一般人的过去，而是一社会中部分人士之过去。这样的历史让大多数社会中、下层民众成为隐形的、没有声音的人。王明珂提出两个怀疑：我们的思考方式、以及我们的语言、文字表述，都被当代社会文化所建构，（并且是典范的）我们如何以这样的思考与表述方式来探索和描述“过去”？我们如何以这样的思考与表述方式来探索和描述“他者”？2#表相与本相：社会的本相包括三个方面：环境、经济生业、社会结群；社会的表相则是文化与其表征。两者彼此强化。强化的途径有：习性→习行→记忆→认同与区分习性：道德规格、风俗习惯、宗教仪式；布迪厄称habitus为一种“产生人们无需思考之规范言行的稳固法则”。习行：习性产生的行为（practice）。记忆：社会如何记忆①语文表述（语言，结构化、仪式化行为造成的形象表征）②物与身体（人工景物、定期仪式、日常生活行为）记忆的分类：社会记忆包括集体记忆和个人的与主流有差异的记忆。集体记忆按照时空逻辑被叙述成历史记忆。历史记忆中起源的部分则是根基历史记忆。根基历史记忆包括兄弟祖先和英雄祖先。前者所代表的历史心性隐喻着人群间的合作、区分和对抗。后者所代表的历史心性隐喻着集权、统治和阶序。3#文本与情境文献研究：说了什么文本分析：为什么这么说王明珂老师主张穿越文本进入背后，在写了什么之外，考察为何而写。因此文献所展现的表征的真假并不具有决定性，而是考察文献的情境来找出背后的本相。4我的试验：*人与妖怪在人与妖怪的故事里，妖怪往往被描述为丑陋、邪恶。但现实中，妖怪并不存在，除了做梦或者幻觉，没有人真正见过。所以，妖怪幻化成人形这样的论调进入叙述之中。妖怪的出现，都是为了害人。而我想说的是另一类的妖怪，他们为了报恩。这样的妖怪在性别上多为女性，她们和人类的恩债总要用婚姻作为途径。但人妖殊途，这样的婚姻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被祝福。所以结局往往是被拆散，或者女妖为了男人牺牲。这一方面体现出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人，并且是男人，在整个故事中的中心地位。即，妖被妖魔化，其后还要为了人做出奉献与牺牲。*女性女性作者在大量文字和影视作品呈现出的一种正在流行的故事模式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幻想着一个女人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完美的男人，并对自己用尽花招，狂恋猛追。无论是有意无意，这实则也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女性成为了附从。这样的表征默示着关于女性地位的本相。然而，即使是对新时代独立女性的刻画中，女性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来自亲友的忠告往往都倾向于家庭，并借此来展现爱情缺失带来的不幸，以及物质丰盈之外内心的孤独与空虚。一个独立女性到了年纪，最终总要遇到真爱，或者去追求爱。此外，如果这个女人在事业和婚姻上都能双赢，那她的故事将会走向选择。女性和家庭在这样的叙述中，具有着必要的联系。照此说来，反倒是一个家庭妇女从家庭挣脱出来，追求真我，这样更“反结构”，也更能展现“女权”，这意味着一种觉醒，但这个觉醒又来得太晚。2016.7.26

【转】新京报书评周刊专访王明珂：在反思中剥茧历史

若干年前，一位四川的羌族老人对台湾历史学者王明珂讲述了过去村寨间经常性的暴力冲突和人们时时的恐惧，最后说道：“那是因为过去的人没‘知识’﹐不知道大家都是一个‘民族’”。　　“这些话一直纠缠着我，它让我反思：为何我要解构这样的知识（使他们成为羌族的典范历史与民族知识），解构这样的民族？”王明珂的学术取径受后现代主义学风影响，曾相当具有解构性，但老人一句话的“纠缠”促使他对羌族研究的论述目的有了更深的理解：让人们知道本地人类生态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并让人们思考，为了缔造更理想的明天﹐我们应往什么方向走下去。　　这样一种反思意识，在新书《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得以延续。结合史学与社会科学，他尝试解答的不只是历史问题、民族问题，也是社会现实问题——我们得自社会的历史与其他记忆如何影响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如何突破社会文化与学术教条施予我们的认知障碍和偏见？如何让个人基于反思性认知产生反思性行动，逐渐造成社会的良性变迁?　　王明珂直白而真诚地将“历史”比喻为我们感觉麻痹的“脚底老茧”，但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学术研究的目的是造就具反思性的个人。”于是，在这本论述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社会表相的书中，他在为读者抽丝剥茧，也在为自己寻找解构的彼岸。　　拯救现实关怀　　何为学术界的“武装走私者”？　　新京报：你在新书中谈到，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的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这种结合也很有可能变成自觉或不自觉的现实“功用”，你对当下学者的现实关怀有何判断？　　王明珂：多年来，我在学术界见到过各种很失败的现实关怀作为。一种学者，顶着杰出学者光环及民众对他们的信赖，对所有公共事务都要插手关怀﹐无视那是否为自己专业。另一种学者﹐热衷于关怀现实﹐而忽略学术研究﹐因此其学养无法支持其解决现实问题。更普遍的是，学者积极投入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怀﹐而未能认识自身在此行动中的国家﹑民族﹑党派﹑族群﹑性别与社会阶级偏见，这样的偏见常扭曲其学术认知与逻辑思考。当然最糟的学术现实关怀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权位，以学术附和与支持社会威权下的不公义。　　新京报：偏见是书中反思的要点之一，影响着现实关怀的有效性。你曾自喻为主动穿越、破坏边界的“毒药猫”，（“毒药猫”是流行于羌寨的一个传说：有些会法术的女人，晚上睡觉时灵魂会离开躯体，变成动物去害人。王明珂发现，这其实是人们创造的一个代罪羔羊，以此化解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学界的“毒药猫”，穿越、破坏各学科的边界，挑战主流权威。）　　跨界是消解学科偏见的一条可行之路吗？　　王明珂：学者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要注意的是﹐此是否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自己的学术能否提供积极有效之意见﹐以及自己的参与是否受自身社会身份认同的影响。学术包装下的偏见﹐还包括学科自身基本法则﹑概念﹑理论产生的知识偏见。跨越学科边界﹐多了解其他学科思考问题的方法﹐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教条式学科法则﹐能在相当程度上突破自身的学科偏见。对于各学科主流群体来说﹐跨界是不受欢迎的“毒药猫”。但对我来说﹐我自认为是“武装走私者”﹔这是一种自我警惕——要跨越学术边界私运知识﹐自己便先得有知识武装。　　新京报：“跨界的武装走私者”是一种具有解构性气质的学者定位。你曾谈到自己的学术取径于后现代主义解构性学风，而大陆学术界在10年中断期后，在上世纪80、90年代后也大量吸收了后现代主义。这种解构性的风气是否在有效地促生社会的反思性思考和关怀？　　王明珂：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快速且大量地吸收西方学界最新的研究﹐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批判，以及跨越学科边界之风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但无论在国内或欧美﹑日﹑韩﹐经过多年对国家﹑社会﹑文化解构与批判后﹐社会并没有变得更理想。各国家﹑民族以及各文化体之间的敌意与冲突﹐因学者们对自身的认同偏见缺乏反思﹐相互解构﹑批判而加剧。这样的社会走向及因此造成的挫折感﹐让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无论在理论与行动上都更激进。　　纠偏公共记忆　　边缘人如何撼动主流历史？　　新京报：主流/边缘历史是新书中一对重要概念。你提及1995年前后美国史密森国家航空与航天博物馆的一场争议：对于所展示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轰炸机﹐应强调其对结束战争的贡献，还是强调日本所受到的巨大灾难﹖博物馆参与着公共记忆的塑造，但大多数博物馆所呈现的记忆都是“安全的”。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博物馆？　　王明珂：我认为博物馆应有理想性﹑前瞻性﹐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传播机构﹐它更该指出及纠正不正确的社会记忆。如我所服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文物馆﹐其中一单元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及其文化﹐陈列本所早期民族学者搜集的西南民族文物﹑文书。在文物方面﹐当年我在参与布展时，发现前辈们所搜集的西南民族生产工具几乎都是渔猎工具；这是在过去一种刻板的民族学概念下﹐原住民与少数民族被认为是居于人类演化下层的学术偏见造成的现象。因此我在陈列说明中指出这种偏见﹐同时指出，对于20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西南民族来说﹐“渔猎”都只是辅助性经济手段。　　新京报：公共记忆中因偏见所遮蔽的边缘历史，正如你在池塘蛙鸣比喻中所比，如被忽略、被压抑的蛙鸣。除了博物馆，历史的讲述者和讲述方式也对公共记忆形成产生影响。近年兴起的口述史，是否有助于让我们倾听边缘的蛙鸣？　　王明珂：有几种不同的口述史：重要军政﹑经济与学术文化人士的口述史；对过去被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淹没﹑遗忘的史事所做的口述史；采访在主流﹑威权历史中失声者的口述历史﹐如基层劳工﹑妇女﹑乡民﹑原住民等的口述史。你所说的是第三种。然而这样的口述史只是让有些社会边缘人得以发声而已，并不能撼动主流历史。它们并未分析及认识这样的声音（历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借此分析及反思主流历史。只有透过文本分析，来了解社会边缘者的口述与社会情境以及其个人认同之间的关系，才能让我们揭露及了解主流历史叙事之建构性及其社会意义。　　冲破历史蚕茧　　反思性的历史何以“再造国民”？　　新京报：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为引，你谈到人们对“事实”、“历史”的建构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却浑然不觉，像生活在一个“大蚕茧”中。是什么力量在遮蔽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解码”意识和反思实践？以史学写作做“解码”的挑战在哪里？　　王明珂：受社会﹑文化与个人之社会身份认同影响﹐我们的记忆常是有选择性的﹐甚至亲身经验也不全然可靠。简单地说﹐遮蔽社会现实本相并让我们难以对社会“解码”的﹐便是社会中那些最平常的﹑让我们的行动可无假思索的文化﹑习俗﹑惯例﹑仪式与常识。因此，对历史书写规范有反思性认识的写作，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它要挑战我们最难以被怀疑的常识（如我们的历史常识），挑战我们最基本的词汇概念（如“历史”与“神话传说”）﹐挑战我们最自然的情绪与情感反应（如什么是美的﹑丑恶的或可笑的）。　　新京报：你希望反思性的历史知识能够促成有反思能力的个人，这也是“再造‘国民’（或公民）”的过程。如何理解反思性与公民养成之间的关联？　　王明珂：我研究的主题是中国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我关心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及其产生的许多具反思性的个人行动﹐能造成公正和谐社会﹐让一个人以自身的民族认同为荣。其次﹐近代56个民族多元一体之中国民族建构﹐以“民族”为单位来调整区域人群间的经济生态差距。在造民族之后﹐多元一体之中国应以每一国民为其构成单元﹐此也就是造国民（公民）。　　个人对“历史”以及周遭所有社会现象有基于人类生态的反思性认识﹐可以让一个人了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国家﹑族群﹑地域﹑性别﹑职业﹑社会阶级等偏见﹐不再见怪不怪而有所行动﹐但也不盲目随众而动。期望能让社会中每一个个人﹐或至少大多数个人（类似西方所谓middle class中间阶层）知道这样的人类生态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因此能以行动抉择来造成改变﹐让社会之人类生态能得到良性调整。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请勿转载。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07/02/content_642064.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