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书评

脉望馆札记之：黃永年謝國楨的君子交

機緣巧合，買回來一部《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的精裝毛邊本，書做得地道，邊裁邊讀，一周時間恰好讀完。滿心愉悅，又滿懷沉痛。黃先生是精嚴深湛的史家，更是文武昆亂不擋的舊派學人，詩書印俱見功力，先生辭世之後，這樣的文釆風流再難得見。想寫的東西不少，最先浮上筆端的，竟然是《事輯》裏所述先生和瓜蒂庵主人二十餘年的君子之交，這斷續零散的書生交往當然不是《事輯》的重心所在，然而我卻對此倍感興味。兩位先生都是愛書人，寂寞年代裏並不太頻繁的鴻雁往返，古道熱腸的相互贈書，相知在心的書齋夜話，都是動人風景，舊詩裏「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的意境庶幾近之。兩位先生的著述我最先讀到的是謝先生的《瓜蒂庵文集》，說來這也算新書，竟然忽忽也是快二十年了。九六年遼寧教育出版社「書趣文叢」裏收了謝先生的這本文集，我是在大學附近那間小書店無意買到，最喜歡的是那一叠遊記與舊詩。《三吳回憶錄》見其清麗，《錦城遊記》更顯綿密。董橋先生《故事》裏那篇〈瓜蒂庵手札小記〉所說最得我心：「《瓜蒂庵文集》所收各類文字不啻愛書人冬夜一壺暖身佳釀！他的《三吳回憶錄》寫得那麼豐潤，實在大可印成精緻的一本小書。他的文采跟Munby不同，筆下少了Munby輕巧的dry wit。鄭西諦對來薰閣書店的陳掌櫃說：『剛主人雖然老實點，倒很有意思！』Munby太精明，也許真的不那麼老實；謝先生的散文好就好在『很有意思』。」題外說一句，董先生《故事》一集，我最喜歡的便是這一篇〈瓜蒂庵手札小記〉，董先生手裏那麼多清玩舊物，偏偏剛主翁的幾葉信札最讓我羨艷不已。謝剛主另有一件功德無量的書林韻事便是八十年代初，選擇自家珍藏的明清筆記稿本抄本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行世了「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這一系列究竟收錄了多少種書，因為原書卷數不同，長短不一，因而冊數、種數並不一致，有的一種書三厚冊，比如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有的則一薄冊包括三種書，比如我最喜歡的《石湖棹歌百首˙燕程日記˙聽雨閒談》，當然也有不少是一冊一本的。最可愛的是全部照原書套紅影印，印作現在的小三十二開本，紙面平裝，書後更有謝先生行楷小字題跋，文短情長，溫煦如春風，熟稔如舊友。可惜後出的幾種把影印手迹改為排印，真是大殺風景。謝先生是古籍版本行家，黃永年先生也是個中高人，學界盛傳的他一進古舊書店，僅憑書根便知是何著作何版本的典故幾乎是神話了，有這樣的投契，兩位先生的相識相知則更是順理成章了。《編年事輯》所載黃先生和謝剛主的訂交始於一九六○年，其時先生名聲未顯，剛主翁則是知名學者：「先生一次偶然在《光明日報》上見到謝國楨剛主談論清初金埴稿本《不下帶編》的文章，先生正好有一本為金埴所撰內容稍有出入的《巾箱說》，於是寫信給《光明日報》轉告剛主，稍後把這本書和另一部《人海記》寄去送給剛主。謝也回贈批本《漁洋山人精華錄》和舊抄本《司空表聖文集》。後者中有羅振玉題記，已收入《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前者則是未經剜改的人間僅有的最初印本。」今世的讀者應當會羨慕二位先生不涉名利的簡單和純粹。此後兩人雖未謀面，然而音問不絕，談書論學，聲氣相通，並未因為時勢而棄舊學如敝履，各自小心翼翼地守護以期能潛滋默長，直待光風霽月之時。《編年事輯》上，至一九七八年，形勢漸明，黃先生終於入京問學訪友，兩位紙上相交近廿載的朋友終於聚首，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在北京的半個月裏，「倒有四分之一時間與剛主在一起，不是一起上琉璃廠，就是在永安南里他的寓所裏談天，一坐就是一整天。除談學林近事舊聞外，更多的時間當然還是談書。剛主所藏《藝風藏書記》、《續記》，書上有繆荃孫晚年準備出售藏書時手批的售價。……剛主知道先生對繆批此書的喜愛，就連同另一部少見的王引之的《周秦名字解故》慨然相贈，並在《藏書記》上墨書題記。」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尚未出齊，謝國楨先生便辭世，接到訃告，「黃先生惘然若失，回想自己與剛主先生二十多年的交誼，終日為之不怡。」先生擬了一副輓聯：宿昔侍游，雅譚追說雲輪記；只今歸去，遺稿猶存鮚埼書。以代唁電。上聯借藏書家繆荃孫來喻剛主先生的藏書，並述己之追懷；下聯又以先生治學之功可稱全祖望之治明季史事，典雅合宜，沒有深情與厚學是寫不出來的。粗略讀完《編年事輯》，最讓我感慨的便是兩位先生這一段說不上濃厚卻不涉名利的道義之交。落花無言，人淡如菊，兩位先生先後隱入歷史深處，這段交誼卻彷彿菊之清芬，幽而彌遠，令後來者追懷讚嘆。

转帖：《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余话（曹旅宁）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自二零一三年七月出版面世以来，承蒙读书界厚爱，热议迭起。承各方友朋提供资料，特据此做增补四条如下，以飨广大读者：　　一九五五年乙未五月先生为以四角廉值新购崇文局本《隋书经籍志考证》王颂蔚批本四册在笺纸上题跋一首：　　昨赴吴门作虎丘之游，于琴川书店见此崇文局本隋经籍志考证四册，墨笔批注上下皆满，审是王颂蔚先生校本，面叶题字亦其手笔，书贾不识，仅标价四角，亟购归之，实快事也。乙未五月二日归海上后题记。　　王氏尝与叶鞠裳同辑古逸书，故校语精博，足称此书功臣。　　按：此跋活脱脱地写出了先生当时之得意状，足见一九四九年后刻板书之廉。笔者二零一二年冬过访苏州文学山房主人江澄波先生，老先生感叹说：当时书实在太便宜了，黄先生，还有黄裳，占尽了便宜。　　一九六二年壬寅六月十二日顾颉刚致函周扬请求调黄永年进京为助手条下增一按语：　　顾颉刚当年想调三人进京担任助手，分别为刘起、黄永年和王煦华，处理一百万字以上的积稿，黄永年承担的任务如下：“战国秦汉文类编：此书宗旨在于综合当时各家思想及其学术上之成就；分类排列，兼加注释，必须有讨论之功。如黄永年能来，则可望其作秩然之整理，彻底弄清楚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状况及其留给后人的症结。”（《顾颉刚书信集〔卷三〕》，中华书局二零一一年版，459页）然而，不知何因，先生未能进京。该年他摘掉了一九五八年戴上的右派帽子，被安排在西安交大图书馆工作。顾颉刚的话有助于加强我们对先生的认识，一是他精熟先秦史，二是他的版本学、目录学根底深厚。　　一九八二年壬戌八月先生致函吕翼仁先生：　　翼仁先生：　　手示敬悉。令尊遗著，年曾与中华书局、中州书社等洽谈，均未如愿，至以为愧，今上海古籍出版社能付印，闻之雀跃，谨另挂号寄呈。又前见报载令尊札记亦已付印，未知是否将《燕石札记》并《续札》包括其中，如未包括，鄙意最好将燕石正续札亦重印一次，以传本日稀，商务本札记殆同秘笈矣。　　年近挤时间撰写唐史史料学，是中华书局约稿，约廿万字，颇思继承令尊《史学四种》遗教，给初学讲点老实话，苦学力浅薄，殊难步武耳。今冬如能完稿，一二年后或可刊印，又近年敝校为年招研究生，暑假开学后有二名唐史新研究生，五名历史文献学新研究生，加上原有唐史研究生，至十四名之多，诚有如牛负重之感，为之奈何！　　西安今夏尚不甚炎热，岳母、内子及小儿等均好，并属向先生问候。专肃，敬颂　　文祺 永年顿首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日　　令尊藏书现况如何？有无归宿？如有需要，年当专程来沪也。　　又令尊文字学四种，除个别错字，当年校者已改正外，其余删改处似均宜恢复原状。（当年极左思潮下忌讳泰甚，今无碍矣。）　　二零零零年庚辰十二月华东师大古籍所刘永翔致先生函云：　　黄公前辈大人著席：　　承贶大著《自选集》，感铭之至。桓谭得读《太玄》，有以定其必传；蔡邕既获《论衡》，足以助其横议矣。继闻椽笔复有《树新义室笔谈》暨《学苑零拾》之制，亦亟访诸书肆，置之案头，三书共展，如对益者三友矣。细籀盛编，文史纵横，辞章鬯利；目可洞垣，手能发覆；推倒豪杰，开拓心胸。先生之赐厚矣。　　高文追忆耆宿数篇，诵之无限向往。其中惟恭三先生，昔尝与之通问；贞白先生，曩曾谬承青及，至欲授之词而未果。（翔有诗怀之云：“诗将一脉殿同光，词里青真夙瓣香。云锦千端方欲授，谁知大雅竟云亡！”）其余诚之、丕绳、子展、忍寒、铭坚诸老，虽皆尝忝与并世，顾佥拜谒无缘，思之怅绝。而我公则或忝列门墙，或聆麈论，缘深若此，健羡曷胜。藉此以知先生渊源有自，益自喜得识荆州矣。　　近见高校古委会所定赴台名单，尊名高列其上，久稔先生惯作地行之仙，恐辞而不赴，鄙意机不再得，盍为之破例而效子列子之御风乎？一笑。家君《寄庐杂笔》一书，手民之误綦多，知邺架有此，属寄上勘误表一纸，敬请察收。肃此鸣谢，并颂　 　著祺曼福。　　 晚 刘永翔敬上 二千年十二月十二日　　尊文言及诚之先生不解黄仲则“神女钗归锦盒空”事。偶读《洞冥记》，其书卷二有云：“神女留玉钗以赠帝，帝以赐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黄欲之。明日示之，既发匣，有白燕飞升天。后宫人学作此钗，因名玉燕钗。”似即黄诗出处。　　按：函中“先生惯作地行之仙”指先生出行惯乘火车，而赴台须坐飞机，恐先生为此放弃赴台之行（《覆黄永年前辈书》，刘永翔撰《蓬山舟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514页）。

抄录《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的几个片段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有两个方面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一是黄永年先生在学问上的勤谨精进，其二是他臧否学界人事极为犀利。记得《事辑》发行不久，刘铮就写了一篇谈论黄永年先生月旦人物的文章。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另外，还有个别内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试录几段出来晒一下，并加简单的按语。顾青《追忆黄永年先生》：“谈到自己当右派，黄先生说：那些人真是瞎了眼，让我这个右派到图书馆去改造。他们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就让我去，我正好有机会读书！”（第63页）按：这种“改造”方式让我想起两件与“惩罚”有关的事，只是情况与此迥异。一件是，潮汕地区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罚贼食蚝煎”。说是某乡里请了一位老先生教书，平时各家轮流招待教书先生吃饭。有一家注意到老先生喜欢吃蚝煎，消息传开，此后，家家都热情地以蚝煎相款待。老先生腻得抓狂，却又不便声明。某天，乡里抓到窃贼，不知该如何处置，决定让教书先生裁夺。老先生脱口而出：“罚贼吃蚝煎！”另一件是，以前听山东大学的罗福腾老师讲课时半开玩笑地说，应该让死刑犯去编字典、词典，这些都是枯燥的苦差事儿。先生还有很多与学术毫不相干的喜好……甚至还很欣赏自己在照片里的表情，知道有人说他长得像反派角色明星陈述，竟得意地嘿嘿发笑。（第130页）我修养不好，很容易冲动，也很固执，有一次竟因事恶语顶撞先生，拂袖而走；还有一次与先生争执不休，毫不礼让，惹得先生拍案怒斥，厉声宣示要将我逐出师门。正是通过这两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先生严厉外表之下异常宽厚的胸怀。事情过后，我依旧负气避开不理先生，都是先生主动找我谈话，没有训斥我的无礼，没有责骂我的轻狂，而是语重心长地劝导我：“辛德勇，你这样的脾气，一定要改一改，不然的话，将来在社会上不知要吃多少亏呀。”（第131—132页）按：以上两段是辛德勇《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中的文字。省略号处是我略去了部分文字。我注意的不仅在黄永年先生的“宽厚”，更在辛德勇的个性竟然强烈到如此冒犯老师，这简直要让人联想到子路之冲撞孔子。顾青《追忆黄永年先生》提到：“谈到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黄先生说：我在‘文革’中挑河泥差点儿丢了小命，现在却当上了人大代表，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国歌一响，我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老子也有今天！”（第198页）按：省略号是《事辑》原有。读到“老子也有今天”，整段文字刹时亮了。贾二强《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序》称：先生自幼喜读《西游记》，几十年的熟读几可成诵。记得一次先生与门弟子闲谈，问及我等古代小说喜欢哪一步，男则多举《水浒》、《三国》，而女均谓《红楼》。先生笑曰：“没出息。”随即告以“《西游记》最好看”，由此可见喜爱程度之一斑。（第220页）按：哈哈，看到这一段，俺心中窃喜。古代小说中，俺最喜欢的也是《西游记》，按照这段话的语境，我是不是可以臭美地认为自己是有出息的呢？1996年，古委会在我们学校举办一个评选中国古文献学奖金的会议……评选奖学金的时候，各位专家埋头看材料，鸦雀无声的。那天我端了水果到会场，恰好看到先生猛然间发起火来，原来当时在评博士的材料，有一位某大学副校长的材料也在里面。我用眼角一瞟，看到副校长有厚厚的一叠材料，还有一本书，而先生大意说：是重点大学的副校长了，干吗要抢这种奖学金啊。你是四十多岁教授读博士，学问做了这么多年，人家只是二十多岁，刚读博士，你领导这种好处也要啊？后来从别的老师那里打听，说最后投票的时候这位副校长没评上。（第239—240页）按：这是张剑光《读<黄永年文史五讲>的遐想》的片段。黄永年先生痛恶的这种学界风气，如今似乎都成为常态了。学界这个江湖，学官们不据势、执术、乱法以纵横江湖，反倒是不正常的。年为此本想写封信给三联，继思大出版社往往架子亦大，八十年代我曾去信《读书》对刘起釪君谈《尚书》之文有所匡正，即遭“留中不覆”之待遇。前年看到北大出版社所出冯芝生女公子宗璞书中所附诗句之平仄不调，去信其时之总编（现已贵为系主任）指出，亦碰同样之钉子。（第295页，）按：这是黄永年先生2001年8月22日致扬之水信的片段。信中提到发现三联版的陈寅恪《书信集》中存在不少错误，本想给三联写信。我有点儿疑惑的是，扬之水1986年开始在《读书》编辑部工作，不知道黄先生八十年代给《读书》写信具体是何时，如果是扬之水在《读书》任职之时，她是否看到过该信？赵珩夫人吴丽娱之善治杭菜，真是第一流高手，我吃过几个大饭馆的名菜，无一比得上她做的。（第314页）按：这是黄永年先生2004年3月27日致扬之水信的片段。以前只知道写有《老饕漫笔》、《老饕续笔》等饮食文字的赵珩是赵守俨之子，没想到“老饕”竟娶到这么善于烹饪的夫人。且，这位夫人恐怕就是王永兴的高足，写有《唐礼摭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等备受推许的著作的吴丽娱？那个晚上去宾馆里看他，老远就见他背着手在房间门口踱步，一会儿踱出来，一会儿又进去，步态煞是轻盈。我第一次见他这样，觉得很好玩，忙走过去；他愈发得意，连说：“开心，今天开心！抓着辛德勇帮我刷书！”德勇先生坐在门里边，一面拿一个大棕刷飞快地刷着书，一面嘴里念念有词地回应着黄先生的调侃，动作和语调都特别地飞扬。（第346页）按：这是张伟然《黄永年先生二三事》的一段文字，把黄、辛师徒的感情和神采写得气韵生动，令人神往。附带说几句：一、第67页录有顾颉刚致黄永年信函，提到给《国语》作集解的“徐元诰”，《事辑》写成“徐元浩”，不知是顾信笔误，还是《事辑》的疏误？二、第192页，写到严耕望托刘健明转赠《唐史研究丛稿》一书，《事辑》误“丛”为“从”。三、《事辑》的材料引用有时未注明出处，如，第177—179页引陆扬谈论黄永年先生的一大段文字即是一例。四、附录二的挽联、挽诗、唁电，看不出是根据什么进行排序，好像是随机的？最后，有一个小疑问，第20—21页记：“陈子展曾说他生平曾给入学国文试卷打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100分其一为黄永年，98分则杨廷福也。”不知道另一位得到100分的会是谁呢？

学者黄永年是怎样炼成的

1938年的冬天，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沦陷的常州城里地摊上买到吕思勉的《经子解题》。这本小册子成为他接触古籍的启蒙读物，为他开启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门。几年后，他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正式成为吕先生的学生。20岁那年，他买到周越然、纪果庵、周作人、谢刚主、陈乃乾、谢兴尧所著《蠹鱼编》，眼界大开。1946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国文得了100分。这年冬天，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门市部购得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了这本不厚的专书，他深受启迪，逐渐领悟怎样读史书、怎样做研究的门道。后来，他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唐史研究，写了不少跟陈寅恪先生立异的论文。再后来，2007年他病逝于西安，享年八十二岁。他曾这样自我评估：“从1979年重返教学岗位指导研究生，至今二十五年，自问做到了下面几点：传授了我国古代文史领域最基本且正确的知识（主要通过目录学），使今后不至闹笑话；开设了版本学、碑刻学以及《太平广记》研究等即使知名院校也未能开设的课；让学生知道要读老一辈学者吕诚之师、顾颉刚师以及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嗯，大概不少读者猜到“他”就是黄永年先生了。黄先生去世后，“黄门侍郎”曹旅宁历时数年，撰成《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我从布衣书局购得精装毛边本，先裁后读，不忍释卷，获益匪浅。要了解黄先生的生平、性情与学术，本书自是很不错的选择，不过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脑海里不停盘旋着一个问题：像黄先生这样成绩卓著的学者是怎样炼成的？黄先生谈不上“家学渊源”，但“学有师承”，他的几位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还有先是老师、后来成为他岳父的童丕绳（书业）先生，都是公认的一流学者或曰学术权威。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有师承是不够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才可能换来文章不写一句空。辛德勇回忆老师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勤奋以至于忘我，严厉以至于苛刻。因此，在《编年事辑》不时看到黄先生对不少典籍烂熟于胸，比如他“对《左传》熟悉到大体可以背诵的程度”，“上课多引孟森明清史论著，其纯熟不下于陈寅恪先生的唐史论著”，等等。除了刻苦钻研，方法是至关重要的。用黄先生自己的话说，跟老师学习，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对于我辈无缘亲承大家謦欬的普通读者而言，不仅可以从《编年事辑》中一睹先生的风神笑貌，更重要的是领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黄永年先生在考入复旦之前，已颇有学术根柢，上大学时他告诫自己不能光读古籍，还得接受‘五四’以来史学界的新成果，否则就有成为乾嘉学派末流以至冬烘学究的危险。因此，他曾用一两个月时间到图书馆把当时较有声誉的学术期刊全部浏览一遍，熟悉前贤研究成果，掌握学界动态。在治学过程中与前辈时贤切磋论辩，也是更上层楼的良方。黄永年先生得名师指导之外，同时也与承名世、谢国桢、唐长孺、缪钺等往还密切，不仅得“旧学商量加邃密”之愉悦，还可能“新知涵养转深沉”。做学问当然得掌握一些最基本的锁钥。在这方面，黄先生精通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比如目录学，黄先生就要求他的学生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也是老一辈学者流传下来的治学经验。至于版本学、碑刻学，他强调多查、多看，增广见闻。通俗历史读物、入门指导著作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黄永年先生曾撰有《唐代的长安》《司马迁的故事》《<旧唐书>和<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等通俗的小册子。这种读物篇幅不大，但要真正做到深入浅出，手里没有金钢钻是绝对做不了瓷器活的。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它既吸取了前人的成果，也融入了自己的考索。黄先生曾颇为自负地对学生说：“太师母都能读。”该书1987年出版，三十年后仍受历史学者的推重，渴盼重印。黄先生在《唐史史料学》的自序中表示，写这种入门书不仅要求作者学识渊深广博，更重要的是以诚待人，不敷衍，不打官腔，无保留地把个人心得公之于众。这样诚恳、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上他渊雅深醇的文史素养，邃密犀利的史学眼光，不能不让人感佩钦敬。末了再提一句，此书搜集了很多第一手材料，内容甚为丰富，诸如黄先生的臧否人物、学林轶闻，看点多多，秋凉时节一册在手，快意何如。《新京报 书评周刊》2013.9.14

黃永年先生之個性及其他

此書倒不妨稱之為學術毒舌是如何煉成的。黃永年先生對學術的苛刻，大概是人所共見的，辛德勇在回憶中就說，“從第一堂課起，先生對那些空泛虛假‘學術’的貶斥，就滔滔不絕於耳，其疾言厲色的程度，我背地裏一直是用‘咬牙切齒’來形容。勤奮以至於忘我，嚴厲而近於苛刻，這便是我對先生的第一印象。”確實，在此書中黃先生“毒舌”的例子真不少，最集中的大概是P166-170，曹旅寧先生所記的《<古籍整理概論>識語》，大概將近一半是在吐槽。如P167：“某位老先生，書倒看得不少，有些不懂裝懂，他要編一部中華人民通史，頭腦不清，是年老了，還是年輕時就不清，不懂文字學，搞什麽《說文約注》，內行看了發笑，連吳梅村詩都讀不懂。”這位老先生是誰，想必大家都知道，黃先生在課上大概不會說“某位老先生”吧，我估計是曹旅寧先生為賢者諱了。我倒覺得沒這個必要，反正說都說了，大家也都知道是誰，那又何必遮遮掩掩呢。說這位老先生“不懂裝懂”，在我看來有些近於刻薄了，老先生的很多東西還是很有自己的東西的。而“編一部中華人民通史”，大概是八十年代初提出來的吧，我想那時候的氣氛，老先生或許仍有積極向組織靠攏的意思吧，經歷了那麼長時間的折磨，怕了，積極點，也沒什麽的，可以理解吧。當然，於學術而言，確實不太可能。又如P169：“對校，擺水果攤的人都做得到，我們爲何做不到呢？”這大概是就現在出版的古籍整理本而言的，大概是有感而發吧。P170“楊伯峻《春秋左傳校注》挖除古人的注，我實在不懂有啥好處。一般正常用文言，又不表明你不革命。”“真有這些人，虛詞詞典，引了虛詞，怕人不懂，翻譯，還要批判，‘文革’遺風使之然也。”又P170：“二十四史都翻譯，胡鬧！”話說，黃先生自己後來也選譯了不少了，不知道是不得已而為之還是自打嘴巴了，哈哈。而P366頁：“並對時下博導氾濫表示不滿。說：‘未名湖畔要找三十條狗不容易，三百個博導呼之即來。’”這就未免有些刻薄了。但無論如何，黃先生的學術“毒舌”都是從學術出發，為匡正學術發展而去的。同樣是辛德勇的文字（我一直以為辛德勇《在老師身邊讀書的日子》這篇文章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回憶黃先生的文章，生動的刻畫了黃先生的形象，讓未曾見過黃先生者能有一個具象的想像，記得最早是在往復還是哪讀到的，此書收在P126-131）：“先生對學術的嚴厲，形諸文字，有目共睹。這裏有對欺世盜名者的斥責，有對不良學風的批判，有對不同學術觀點的商榷，也有對他人學術論著瑕疵的匡正，性質並不相同，目的卻只有一個，這就是切實推進學術研究。先生是以學術為天下公器，其間不摻有絲毫個人意氣，一切都出自對學術的真摯追求。”這樣的“毒舌”實實是太少了，當下學界，缺的就是這樣的人，如果那些吹捧逢迎之作都能換作這樣挑剔的文字的話，學界大概早就乾淨了。且黃先生確實也有資格作這樣的批判文字，不說其學識之淵博，即其勤奮，亦能教人折服了。辛德勇說：“1989年春節，先生邀我到家裡吃晚飯，見我進屋，先生匆匆打了一個招呼後，便埋頭寫作。吃飯時，我和師母以及壽成師兄圍坐在桌旁，先生卻一直沒有離開書桌，是師母把一碗飯端到書桌前，先生這才放下手中的筆；急忙吃下這碗飯後，則又繼續伏案工作。直到9點多鐘，寫定文稿，才算開始過年。我詢問先生後，知道剛剛擱筆的乃是《唐史史料學》的書稿。後來每當我自責疏懶的時候，眼前都會浮現那一個除夕之夜先生緊張疲憊的神色。”黃先生這樣的勤奮，於我看來，簡直有些不近人情了。但也許這就是大學者與小學生之間的差別吧，我這樣的人，一輩子也只能當個“小學生”的。辛德勇先生能取得當下的成就，大概也是與黃先生的這種激勵分不開的吧。當然，除了直接的批判之外，黃先生對於學者的臧否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這以P185-187曹旅寧先生的筆記較集中。而對於自己欣賞的前賢、後學，黃先生也是不吝讚美之辭的。我當然學不來黃先生的學問淵博，在此不妨學學黃先生的“毒舌”，對此書說幾句求全責備的話吧。曹旅寧先生此書寫得頗為隨意，似乎並不善於寫《年譜》類的文字，此書即以黃永年先生之事為主，則無需過多關注自己，只當自己是為黃先生編年譜者，而“曹旅寧”則是黃先生一弟子耳。如此書P49述其借閱黃先生之《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此為曹先生與黃先生可稽考之事，自可入此書敘述。然後言“後來我據此寫成《以敦煌文書釋杜牧過華清宮詩本事》、《從敦煌文書看唐代的嶺南》兩則讀書劄記發表。”此則為曹先生之事，自不必在黃先生事輯中述之了。又如P50-51，述黃先生藏《大義覺迷錄》事，言及曹先生所在之華南師範大學藏有刻本二。曹先生以此二刻本與黃先生本比較，認為“與華南師大圖書館所藏原裝初刻及襯裝後印者相比，刷印時間居中而已。”這對於黃先生藏本的價值自有意義，但後述“《大義覺迷錄》一書原刻在華南地區流傳之稀少，從《中山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所載尚是一部六冊的清代抄本便可看出。這就不得不使我們對五十年代華師圖書館內行主事者的訪求充滿敬意。”是與黃先生何涉，不能不稱為蕪雜了。而P172頁注一，在論述黃先生與周紹良先生的交遊之後，另述一段作者與周先生的交遊情況，這就有些太過旁涉了。如人人都以作者自己為中心來寫年譜的話，那是不是賈二強先生、辛德勇先生、周曉薇先生來寫《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的話，也得加入許多個人的事情呢，那不也過於個人化了嗎？且我以為，在這種書中，還是不要稱“我”了，直接書“曹旅寧”也許更合適，也更能提醒作者不要加入太多自己而不是譜主的事。此書後半本基本上稱自己為“學生曹旅寧”了，不知是不是曹先生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刻意為之？同時曹先生的註釋也常常加的並不“及時”。如黃永年先生與謝剛主之交往，P61已述之，而對謝的介紹卻是加在了P65謝再次出現之時。承名世與黃先生的交往開始於廿余歲時，而對其生平介紹之注卻是在1978年黃先生54歲時才出具的。如此種種頗多。第三，蕪雜。P65“當時南開大學的朱鼎榮協助剛主校訂清人全祖望的《鲒埼亭文集》和《外集》，先生有一部《外編》抄本和刻本頗多異同，因此借給剛主使用。”P68頁，重出此文，後言“此信即該鈔本使用完畢後所作。”徑將“該鈔本”改為“《鲒埼亭文集·外編》鈔本”不亦可乎？最後，這本書的校對並不精審，一遍翻下來，錯別字還是有好些，而P174頁更是將一大段曹旅寧先生的話當做了周紹良先生《小齋書記》的文字，作引文處理了，這更是有些過於草率了。黃先生大概是最重視這些細節問題的學者了，此書要是能再版的話，這些細節上的錯誤還是應該改改的。看辛德勇先生寫其在黃先生最後的幾個月中向黃先生請教，黃先生說：“辛德勇，我的腦子不行了，你說的這些，我聽起來太吃力，都聽不懂了。你自己考慮成熟，就趕快發表吧。要趕快寫文章，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這段話真讓人唏噓啊。PS：曹先生此書，個把月前就看到有豆友讀了，期盼已久，昨日終於從卓越買到了。人的天資真是差很多的，記得那位豆友說半日時間將此書讀一過，而我從昨日下午拿到此書，到現在將將讀完，整整花費了一天半。像我這種才不及中人，而比之黃永年先生這樣的英才，卻還不用功的，註定只能是做個“小學生”了。

没让我失望

虽然平心而论此书好像不大像年谱长编，而像是各种文章的摘编...但实在也是爆出了很多的猛料，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黄先生的为人。促使我买这本书的还是当年读《唐史十二讲》里面前言的那句“因小人陷害...”看后果然没让我失望...

转帖：黄永年的脾气（张旭东）

　　近年来，题为年谱长编或编年事辑者渐多，名为年谱者略少，以上两种不过年谱之变体，其间关系请略作疏分。 　　年谱长编之名当仿自通鉴长编，但年谱与年谱长编、通鉴与通鉴长编，其间关系颇有异同。长编为通鉴之草稿，匆遽之间，力不能剪裁，心吝于删减，故以草稿存，不定之意。故先有长编，再有通鉴。而年谱长编乃因已有年谱，新材料陆续发见，在旧年谱基础上编年而入，比排而成，篇幅往往溢出原年谱数倍，不仅年谱，几成日谱，故称长编。（亦有前无年谱，一“出生”即是长编者，以其资料繁复，不似年谱，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者，则与通鉴长编同。） 　　编年事辑则正相反。乃原无年谱，又觉收罗疏略，仅大事具，而小事缺，或竟大事亦缺，不足称年谱，故称编年事辑。以待异日再集，先成轮廓耳。故若以繁简论，由简至繁，其次序当为编年事辑、年谱、年谱长编。虽由资料该备讲是此顺序，然曰长编胜于年谱，年谱又胜于编年事辑，则未必然。 　　西洋传记有极佳者，我国廿四史虽皆纪传体，然自《史记》灵光一闪以后，尊亲贤三讳使作者畏首畏尾，便少佳作。且就《史记》言，亦各篇之间相互勾连，在某人一传之内，决不能尽述其人，尽知其事。能与西洋传记相媲美者，大约为年谱。年谱之佳者，述一人之品德事功与学术，家世交游与行踪，又能在其间表时代之变动与世风之升降。其在史学，并非在文学。其体能提供画面叙述其人一生遭际，又不必费词分析议论其功过得失，较之西洋传记，无声胜于有声，精炼敌过繁冗。 　　以此标准，则知不能徒以名称定优劣。蒋秉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虽短，刻画生平不尽详，描摹风范却最著，踵其后者竟不能超越。究其因，著者充斥感情，又反映时代，浩然之气每入笔端，吁天之叹常在肺腑。虽在史学，又似文学。近年佳作，长编中如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体例最严，材料最多，一丝不苟，然作佳传读，恐一气不能读完。年谱中如张晖《龙榆生年谱》，正文勾画传主大概，若某日某人致函传主，则在注脚将此函录出，谱文清清浅浅画出肖像，小注繁繁密密提供资料，难怪少年便惊长者。二书虽体例不尽相同，然皆能令读者掩卷而思，其人如在目前。 　　概言之，事辑、年谱、长编三者虽有不同，大抵应抵传记读。若要抵传记读，取材与剪裁最难，文笔亦要求凝重简练，勿复而重，重而复，絮絮叨叨，旁生枝蔓。文笔之中，首要者是用文言或浅近文言，未闻用白话作年谱者。谱文太白，终落小样。此体有其长处，故盛而不衰；亦有其要求，故得体不易。若不得其体，则为破体。如穿错衣，戴错帽，周身不适，左右别扭。 　　近刊曹旅宁先生《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不能得体，编纂亦乱，或材料不注出处（陆扬一段），或前言不搭后语（16页，13行），或名字倒错（113页），或一个书名两套书名号（52页末），或诗词格式不合（19页），或不识集句诗以为自作（35页），体例不精，用语太白。同时新刊沈建中先生《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篇幅甚大，都一百二十五万言。究其源，“事录”不过“事辑”之变体，不能谓新创一体。虽然有人喜其资料丰富，但不事剪裁，读之茫然无从，只能看作年谱之草稿。二书皆不能称精心之作。不意提前刊出，鸳鸯未绣出，先请旁人看，乐亦在其中矣。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一书颇好读，非因编撰甚佳，实因传主有趣。黄永年先生月旦人物，口无遮拦，于来新夏、胡厚宣、郭沫若、王永兴、谢国桢、范祥雍诸名人，皆有不足之语，讥岑仲勉为高级资料员。《事辑》作者亦有春秋笔法，如“一九八四年四月”条：“史念海在西安主持召开了《中国通史》隋唐史卷的具体编纂研讨会。总主编白寿彝亲来主持，分卷主编史念海与陈光崇及部分编写人员参加了会议。先生因故未参加编写工作。”在页下作注云：“周勋初说：‘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全二十二册的《中国通史》。这部分大概是目前篇幅分量最大的中国历史著作。因编纂人员太多，又分散编写，体例较难统一，水平参差不齐。主编白寿彝也是顾颉刚的学生。因系回族，少数民族学者不多，身份较突出。与国内同行专家相比，他的研究成果不能算是最高的。’”（145页）读后令人莞尔，黄永年先生“未参加编写”之原因不言而言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请黄先生点校《类编长安志》，又请徐苹芳先生审读，徐致函中华书局，谓“《点校后记》上次已给作者提了意见，除漏用平冈武夫的资料这一点他接受外，其他各点，概不接受”。徐说“我没什么意见”，明显很有意见，讲了“此致敬礼”之后，又写道：“说桑原骘藏和那波利贞时，给戴上了‘他们的东洋史专家’的帽子，太刻薄了点。”又嘱“前言”说明来历即可，要短（133-134页）。桑原被“最憎恨支那的支那研究者”之恶名，批又何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黄永年致函中华书局云：“年近来精力渐衰，疏略之处（包括几处点了破句之处）多承纠正，免得贻误读者，实功德无量。年所写前言，数年前贵局谓‘长了决不能用’，但近拜读《大唐西域记》新校注本之季公序文，其长何止拙撰数倍。惟贵局现有成见，不用自可！年尝谓是否可改为附录，迄未蒙见答。拟另送呈后来写定之本，乞审阅。如附录亦不能用，赐还可也。至正式前言则请贵局代劳，不必由年过目，只要让读者得出不出点校者之手即可，以免掠美之嫌。”（165-166页） 　　八十年代出书不易，黄先生并非只会背后骂人，面对面亦行直道。文人骂人，一贯被看做名士习气，冠以文人无行，以鼻嗤之。到宋明，更猛批误将习气作性情，称“认贼作子”。总之，是性情还是习气，不易区分。刘九生先生说：“臧否学人，口无遮拦，或引起非议，其实只要了解他这个人就可以原谅了。他没有吾人之世故，循古人‘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之训，眼高手高，视学术为至高。”（92页）用今天的话说是“批评不毒舌，奖借没分量”。黄先生性情与学术合一，形成有性情的学术。 　　黄永年为学生改文章，删掉开头两段，不忘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最后定稿，当然由您自己酌定”（316页），又挺客气。但“世不世故”，是人总是有一点。刘先生一句话，又不能把事情说死。黄永年感谢史念海，对史筱苏先生的态度就很微妙。又，当初龙榆生在狱，张寿平与黄为最喜欢的学生，一个去看，一个没去（龙家所告，故厦材待张特厚）。夏承焘出死力救龙，黄反谓夏人品不佳（38页）。不得其详。 　　黄先生学有所成，以下就其师承及其学术源流略说几句。黄先生自谓无家学，先是在地摊买到吕思勉《经史解题》走上文史之路，然后在高中听了吕思勉四门课，提前“上了个大学”。吕思勉是典型的文本细读，讲究从单词只意悟入，就是随着兴趣一点一点进入，往往能在某个领域找到问题，而绝不会在这个领域死扎下去，而是有许多个兴趣点同时跳动。经年的努力后，很多点能连成片，由此完成博和精的变奏。这些特点，在后来的黄永年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在柳存仁身上也是，在童书业身上同样；杨宽似乎稍窄而专。 　　一九四六年由童书业介绍登门拜访顾颉刚，十一月在复旦只听了顾颉刚的“一回两次四节课”（24页），要是按黄侃的标准肯定不算入门，按“野翰林”的思路，只好称作“野学生”。但顾提携后辈，关系一直不错。黄填表，在社会关系一栏即填顾。黄永年身上透露出的特点是“横通”，这种“横通”和顾颉刚最相接近。 　　受顾影响还是读他的书，读什么？当然是一套《古史辨》。而《古史辨》是什么？它是一套杂志，它不是顾个人的一套书，它是一批作者写出来的。顾颉刚自谓辛树帜最了解他（后来辛去世，顾谓“此实为我当头霹雳”），辛树帜就说：“《古史辨》和《禹贡半月刊》为近代两部大杂志。”（《顾日记》卷十一，507页）所以，黄永年所受影响与其说直接来自顾，不如说来自这一批作者。这些人一个共同点，发现问题，疑的态度，还有处理问题的手法。二人相较，顾比较散，黄比较精密，路子不一样。顾在古史，黄在中间。 　　在唐史领域引黄入门的是陈寅恪先生。我们一般认为黄专与陈立异，陈谓“不树新义，未负如来”，黄便给书房起名树新义室。然事实并不如此。黄云：“原先我上高中时已看了《通鉴纪事本末》，是当章回小说看热闹的；（1946年）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22页）到一九四八年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剪寄陈寅恪，陈先生嘱夫人代笔作复并赠《长恨歌笺证》抽印本（27页）。于此足见源流。 　　学问源自某人，不一定终生佩服。黄陈二位情况如何呢？刘九生回忆：“寅恪先生文集没有行世之前，他发愿自己要编陈先生文集。”（92页）到了一九八〇年，学生郭绍林回忆：“他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正在发行，就为我们代购人手一册，亲自送到我们宿舍来，说还有几种即将出版，注意购置，要认真学习寅恪先生治学方法。”（103页）后来课堂上又说：“陈先生不管正误如何，总能看出问题，但他的考证也有不少问题。”（176页）终生服膺，又不盲从。此态度至正，人有短长，正不必是者金科玉律，非者不值一钱。　　跟陈学到了什么？除了用常用书看出问题以外，还有一点在黄先生文字里时时闪现，即“分析入微”。我们看《唐代史料学》自序：“这（指史料学）和史学史不一样，史学史只要是史学著作都得讲，不管这部著作有没有提供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史料，史料学则不论是否史学著作，只要有史料价值就要讲到。例如北宋时范祖禹的《唐鉴》，只是一部对人君说教的史书，并无史料价值，史学史可以讲，但唐史史料学就不必提出。又如《文苑英华》，是诗文总集，而不是史学著作，史学史里不能讲，但唐史史料学却必须讲，因为它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唐史史料。”（207页）与叩盘扪烛者迥异。 　　三位名师再加上岳父，黄先生可谓“得天独厚”，但其实从以上分析看得很清楚：以自学为主。现在有不少人借着名校名师招摇，不过靠着师门借光增重，去掉人家，自己什么都不是。对于这种人，钱锺书也有现成的话，叫作“门户虽高脚色低”（《槐聚诗存》）。可见自学才是基本。 　　关于黄永年和顾颉刚的关系，还需要补充一点。《事辑》“一九七三年”条：“先生将童书业遗稿《春秋左传札记》修改完毕，寄北京顾颉刚处。”又“一九八零年”条：“十一月，童书业遗著《春秋左传札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代顾颉刚撰写了序言。”“十二月五日，顾颉刚因脑溢血病逝，先生因为要为研究生上三门课，不便请假，只好略寄赙金，以志哀悼。”检《顾颉刚日记》卷十一，“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九号”条云：“童书业遗著《春秋左传史札记》一稿，三年前由其三女教英寄来，嘱为校订。此事固予所愿为，因其稿纸过狭，不便加墨，因倩李希沁夫人以大张纸重抄一过。不幸前年受‘四人帮’之干扰，各学术机关接踵来询‘儒法斗争’史，及《管子》等书意义，应接不暇，无暇为此工作，去年又终岁在病中，身在医院，更不能为，然此事未敢一日忘也。前旬接教英来书，即答以俟秋凉动笔。乃彼不待我之复书，又去函历史所，嘱组织上索取此稿，恍若吾将吞没之者，使予大怒，心疾又作。因嘱湲儿作复，且将原稿寄还。此真吴谚所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也。”这是《事辑》所不应漏略的。 　　黄永年这种学术风格，是很有精神的，所以即使不在很中心的城市，也很能影响学生。很有名的学生辛德勇，其实硕士也不是黄的，博士也不是黄的，但最终却是黄的。话说回来，北大、清华入学门槛高，英才多；其他地方，老师不一定差，学生一般来讲是差一点。但现在我们往往发现，他们进去时候厉害，出来时候不行。真的要问个为什么。黄永年先生曾有感于分配不公，曾说过“北大一条狗跑出来也比我们强”的话。仿《现代学林点将录》所附赞诗之例，戏作一首云：徘徊应是念前贤，只怪先生地太偏。若在金台居上痒，或教文史换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