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册）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ISBN:9787532147656
作者:曹锦清
页数:721页
章节摘录
5月12日 用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 在车站月台与前来送行的妻子话别。清晨6时30分，138次快车载我驶往中原调查的大本营——河南开封市。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自古为华夏腹地。《尚书·禹贡》序列九州，豫州独处中央，故名“中州”。因大河纵横、平原广阔，又称“中原”。这片松软肥沃的土地，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学家说，河南新郑县裴李岗发掘的村落遗址，是我国目前最早的村落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河南汤阴白营发掘的村落遗址内已有水井，它证明距今4000～5000年间，我华夏民族已进入“井耕文化”阶段，井对村落与农业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这次河南之行，仿佛有一种“回归故里”的感觉。我要亲临黄河，聆听她的千年倾诉，我要踏上这块古老的黄河冲积平原，看看至今依然从事农耕的村民与村落。 不过，这次中原之行，并非那么轻松愉快。能否完成上海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托付给我的调查任务，说实在的并没把握。要对中原农民、农业、农村以及村、乡、县地方政权之现状作一综合性考察，以一人之力实有不胜重负之感。且不说观察、访谈式的调查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顺利地进入调查现场。 我曾考虑过两种进入调查现场的方法：一是获取一份通行全国的记者证，凭记者身份进入调查现场。但几经努力，无法取得记者证。再说，单凭记者身份就能随意走进村落与农户吗?单凭记者身份，就能从乡、村官员口中获取我所要的真实资料吗?肯定不行。二是与中央或省的有关党政部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而后自上而下地进入调查现场。这一方法我曾试用过，但效果甚差。凡官方色彩过浓的调查，往往有两个弊端，其一是大量的时间耗在各种官场的应酬上，其二是上级官吏的陪同本身会干扰调查现场，从而收集不到客观真实的调查资料。 那么以何种新的办法进入河南乡村的调查现场呢?这个新办法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为熟悉并习惯了的老办法：沿着私人的亲情朋友关系网络进入调查现场。我的1988年到1990年的浙北乡村调查，就是利用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我与我的学友都是浙江人，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辈就生活在浙江乡村，在我们故乡有许多亲友及其延伸到各地的亲属关系。然而在中原地区却没有现成的亲情关系可资利用。在河南，我的唯一的社会关系资源只有开封河南大学的三位朋友。 现在河南大学管理系任教的徐义明是我大学的同班学友。现任“河大”学生处处长的孟庆琦是徐义明的世交，岳梁是他俩的同事与朋友。1995年11月间，徐陪孟、岳来上海，与我深谈数日，皆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时我便对他们谈及我的河南调查计划与方法，他们表示将鼎力相助。三人辞别之际，还赠诗一首： 为求真经来沪城，学府深处访仁兄。 滔滔纵论经世事，侃侃横议纬宙情。 赐教真知并灼见，引见名人与高僧。 借得东风鼓征帆，来年报答在汴京。 诗本身之优劣姑且不论，然真情厚意溢于言表。“涓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原人士的美德。我相信他们会倾全力协助我的河南调查。我的忧虑是，单凭他们所提供的“关系网”，能否把我带到我所想去的调查现场呢?中国人习惯的交往方式是：“亲戚的亲戚，也是我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据此，私人交往的关系网是可以无限地向外延伸的。所以，我只有到开封再作商量了。过多的忧虑实属徒劳。 列车向北疾驶，我无心观赏沿途的风光，便与邻座的几个上海人聊起天来。其中两人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在上海某船舶研究所工作，经常出差，对正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有较多的感受与体会。他们从中国船舶工业的现状谈到中原人表达感情的待客之道；从国有企业的衰败，大批职工的下岗失业，谈到“穷庙富方丈”的现象；从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谈到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从社会治安的恶化，谈到党政腐败问题。总之，无话不谈。中国的古训是：“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在聚散匆匆的“旅途朋友”间未必适用。这场由政治家自觉发动的改革，如今似乎走上了自发的道路。由改革引发出来的社会自发力量，如今已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冲击着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秩序与观念。政治家们试图将各种盲目的、自发的社会力量纳入政策法令的预设轨道，思想家们则试图从理论上去认识它们。但处于社会急速转变过程中的广大民众只有感觉、情绪与纷乱的识见。理论必须源于这些普遍的感受、情绪与意见，同时又必须高于它们。所谓“高于”，一是说理论是用概念判断组织起来的感觉与思考，二是说理论还得揭示其原因及实现之途径。这里又涉及到社会调查的方法与意义问题了。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社会事实。但社会事实不同于物理事实，因为所有社会事实都是由有感受、有思虑、有欲求、有激情的人参与的。当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社会事实时，应将其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在闲聊式的访谈中，“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访”而谈到许多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但他们为什么谈这些社会事件，怎样谈，他们对这些社会事件有怎样的主观评价，则属于社会心理的调查范围。在我看来，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为重要。同时，“向下”的社会调查与“向上”的理论概括，实质上是同一条路，不明此理，便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研究者。 晚九十时，车到开封，我与这几位旅途朋友握手话别。其中一人对我说：“与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他们不是在恭维我，而是对理论的尊重，虽然我的那点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的。P3-5
前言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1995年12月第1版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姊妹篇。这对姐妹，神应契合，貌却相异。说其“貌异”，是因为这两部书的调查范围、时间跨度与叙述体例各不相同；说其“神合”，是因为这两部书有着共同的企盼，即为我们直接身处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动过程提供一点真切的感受与切实的理解。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这两个“视点”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虽然由于“视点”不同，“视域”各异。但可相辅相成，共同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认识。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却有一个“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识转移。1988年前，我一头钻人“译语”。在“译语”中，不仅有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目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黑格尔语)，不如去研究“应该”何以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必须走出“译语”，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1988年10月，我与我的朋友打点行装，重新返回农村。前后四年，便有《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一书的出版。1996年5月，我只身来到河南，漫游中州大地，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便是这部《黄河边的中国》。 中原乡村社会是“向内、向下看”的理想场所。这不仅是因为中原乡村相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早较快的沿海地带而言属于“内地”的范围，乡村社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下”的范围，更因为这片古老的黄土地是我们中华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型且连绵不绝的基地。传统从来就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既记录在历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们的观念、习俗与行为方式之中，并直接影响着各项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不管这些制度是用什么样的现代名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所谓“从内向外”“从下往上”即从传统的角度去看现代化过程。这一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 对于乡村社会调查来说，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入场”，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保存“现场”。对于调查者来说，中国逐级划定的行政区划差不多是各级“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封疆”上，到处树立着一块无形的“闲人莫入”的告示。官吏的防范与村民的疑虑足以使陌生的调查者裹足难前。正式的“入场”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人。这一“入场方式”的缺陷是，“入场”环节太多，应酬耗时太多，且官员陪同人场本身极易“破坏”现场，从而使调查失实。另一条非正式的“入场”途径是：启用亲友关系网络。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此次中原调查，我就是沿着市、县党校的各位朋友们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而直达村落、农舍的。 访谈式的田野调查，既不是单纯地按预先拟定好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查资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洽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条艰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论。 然而，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在所看、所谈之中，夹杂着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未形成理论，更多的是一些关切与忧虑。在中原大地沿路凡一切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写着诸如“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之类的口号，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与村落也概无例外地卷入竞逐财富的攀比之中。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然而，实际状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财政用于“吃饭”、“办公”尚且拮据，遑论“办事”。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能源而已。看来，单纯的超赶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应该把注意的重心从“应该”如何转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面来，并重新确立我们的“应该”——确定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目标。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的确，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 该项调查得到上海市现代管理中心宴小宝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在确切的意义上说这部著作乃是一项集体写作。河南大学的孟庆琦处长，徐义明博士；开封市委党校的程子良副校长，李永成老师，汤小平老师；驻马店地委党校的杨安民老师、吕老先生；信阳市委党校的马聪教授等等，正是在他们的陪同下带我“入场”，他们的学识给我以启发。至于此次调查所及的十数县，廿来个乡镇，数十行政村的无数官员、干部所给予我的信任与支持，实非“感谢”一词所能表达我的感谢之情。我曾借宿蹲点的农户与村民们所提供的材料，更是构成本调查的主要内容。我只不过是这部“集体创作”的执笔者而已。倘若“实录”有误，其责在我。可惜的是，在一个依然充满忌讳的文化中，我不能一一实录其地与其名。 按原来的计划，全书分成三大部分：一、总报告与若干分报告。二、逐日访谈记要。三、历史与理论。结果取消第一、第三部分，只保存第二部分。出版界的朋友们建议：第一部分的内容全都包括在第二部分之内，似无必要归类论述；第三部分似乎要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拔高”到历史与理论高度来论述，大有替代读者思考之意，似也不必。逐日访谈记要，引领读者进入调查者的所观、所闻、所谈、所思、所虑，或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他们建议：给每日所记增加内容简要作为标题，便于读者翻阅；删除一些忌讳语，以便出版。我接受行家们的上述建议，并在此一并感谢。
内容概要
曹锦清，1949年生，浙江兰溪人，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4年时间，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黄河边的中国》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２０００年出版至今已印刷１３次，英译本２００４年在英国发行。
书籍目录
目录(上)
前言
上编初人中原(1996年5月12日-6月26日)
5月12日 用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
5月13日 认识汤小平
5月14日 参观大相国寺
5月15日 得到开封党校的协助
5月16日 信步铁塔公园
5月17日 包公祠断想
5月18日 在开封大学讲演
——从包公现象谈传统与现代化
5月19日 亲临黄河
5月20日 在河南大学讲演
——再谈传统与现代化
5月21日 中原乡村调查第一站——D乡L村
5月22日 刘家年收支明细账
5月23日 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5月24日 “护身符”与“明白人”
5月25日 再访村会计
5月26日 谁在发家致富竞比中占据优先地位?
5月27日 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
5月28日 如何理解“三农”与地方政权之关系?
5月29日 杨教授的“黄河课”
5月30日 来到x乡
——一个李永成所熟悉的人情网络
5月31日 乡政府的困境
6月1日 一边修族谱一边外出打工
6月2日 一位普通农户的收支情况
6月3日 难以统计的“黑孩子”
6月4日 “能人”与“村霸”
6月5日 访农民企业家蔡化幸
6月6日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参观焦裕禄陵园
6月7日 名闻遐迩的南街村
6月8日 只能参观不能“入场”的南街村
6月9日 南街村的“能人现象”
6月10日 八里桥话关帝
——谈以恩报观念为中心的结合精神
6月11日 竹林村的带头人——赵铭恩
6月12日 谁来支付高昂的水利投资?
6月13日 当代采风
6月14日 内地的跑官、买官现象
6月15日 “8·16”事件
6月16日 “4·28”事件
6月17日 穷病与富病
6月18日 “杞人”之忧
6月19日 村民对来访者的防范之心
6月20日 “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
6月21日 一个值得重视的婚配现象
6月22日 三起纠纷
6月23日 四年换了四任县委书记
6月24日 念天地之悠悠
6月25日 再谈晋商精神与包公现象
6月26日 告别开封
下编再人中原(1996年9月6日-11月21日)
9月6日 历史与理论坐标上的社会调查
9月7日 商谈第二期调查事宜
9月8日 农民的“三害”之苦
9月9日 阎部长的两条指示
9月10日 “富民工程”真能“富民”吗?
9月11日 升官图
9月12日 参观小康示范村
9月13日 糊涂的“明白卡”
9月14日 访林果专业村
9月15日 堪忧的政绩工程
9月16日 劳民伤财的度假村
9月17日 一本有趣的通讯录
9月18日 乡村婚俗：“压床”与“塞颗豆”
9月19日 出师未捷身先死——游武侯祠
9月20日 捉襟见肘的县财政
9月21日 一个走出传统封闭乡村的女性
9月22日 访开封县委书记“杨青天”
9月23日 再访朱仙镇
9月24日 怨声载道的“补棉花差价款”
9月25日 访苹果园主人
9月26日 中秋思绪
9月27日 村支书的贪污新论
9月28日 游殷墟访袁墓
目录(下)
9月29日 眼睛娘娘庙
9月30日 啼笑皆非的“流产指标”
10月1日 两种婚嫁标准
10月2日 “瘫痪村”
10月3日 邯郸学步
10月4日 参观岳飞故里
10月5日 乡村都市——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组
10月6日 “京华”的创业之路
10月7日 访“中华女杰”刘志华
10月8日 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10月9日 共同富裕与共同信仰
10月10日 廉政与过五关
10月11日 一次村委换届选举
10月12日 一次乡基层部门的访谈
10月13日 炙手可热的内地官场
10月14日 关于中原传统文化的五点思考
10月15日 在开封石油公司作报告
10月16日 经济重镇——陈留
10月17日 朱清寨村的联办企业和户办企业
10月18日 “一票否决”下地方政府的两难处境
10月19日 乡镇一级区划内的条块分割(一)
10月20日 乡镇一级区划内的条块分割(二)
10月21日 访陈留镇财政所所长
10月22日 与黄河争地的刘店乡
10月23日 刘店乡的排涝工程
10月24日 坚守排洪工地的村干部
10月25日 村支书的五大好处
10月26日 开封党校的三封信函
10月27日 旅途说法
10月28日 “两田制”
10月29日 新“官场现形记”
10月30日 参观“毛泽东显灵”处
10月31日 “信阳事件”之反思
11月1日 访养猪专业户
11月2日 几个共同关心的问题
11月3日 走访信阳地区，商改入场方法
11月4日 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
11月5日 种不活的烟草和棉花
11月6日 一人兴邦一人丧邦
11月7日 “找不到对症下药的法律条文”
11月8日 县长谈吏治
11月9日 访董家草棚老妇
11月10日 是权钱交易还是礼尚往来?
11月11日 贷款缴钱
11月12日 “唯上”与“好吹”
11月13日 郑州车站上的一段小插曲
11月14日 最后一站——洛河之行
11月15日 如何确定“人均年纯收人”
11月16日 一位丘陵山区村民的生活
11月17日 难以应付的达标检查
11月18日 “南霸天”
11月19日 贫困县要争也要瞒
11月20日 “干部交流，浪费汽油”
11月21日 中原之行圆满结束
增补本说明
编辑推荐
曹锦清编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是一本对中国痛之切、爱之深的书，是一个上海学者在黄河边上的社会调查报告。全书分成上下二篇，详细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至11月期间的日记式调查报告。《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内容全面，通过作者的切实体验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提出了思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探索性，颇值得一读。本书是重新修订版。
作者简介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是一本对中国痛之切、爱之深的书，是一个上海学者在黄河边上的社会调查报告。全书分成上下二篇，详细记录了作者1996年5月至11月期间的日记式调查报告。《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内容全面，通过作者的切实体验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现状提出了思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探索性，颇值得一读。本书是重新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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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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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这套书，毫无疑问里面所反映的深刻问题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九十年代农村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不只是个例，而是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我作为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这其中的每一幕我都是身处其中，可你处在其中，有了当局者迷的困扰，缺少像曹教授这样以务实的态度深入基层调研观察的学者（另外就是很大的一点感受就是中国真正务实求学的学术人在当代已经凤毛麟角，虽然这与国情相关，但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社会如何进步，不仅是靠经济那几个指数就可以解决的）。里面所讲的一是农村农民问题，二是县乡村尤其乡村政府（基层政权）的作为，三是二者之间的联系，这几点都是我非常认同并真实存在的，虽然作者是在河南，我是四川人但无出其右。中国农民可谓是历朝历代的最大受害者，虽然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确实是让农民越来越好，但我们也感受到商品经济对农民是如何的冲击，社会治安是如何的恶化。幸好九十年代已经过去，胡主席也已取消了农业税，现在的农村农民负担虽不想书中所写的严重，但农民依旧是生不起大病，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屈指可数可用凋敝二字形容。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有些问题确是不容忽视，即使正视了也一直缺少有效的措施。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代，我也眼睁睁的看着农村的在消失，我们的乡土文化缺少了传承人。也正如书中所说在政治中国还是只有依靠行政力量一步一步使中国走向法制道路，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虽然谈何容易，然则还有别的出路？）。等什么时候普通民众不再期待出包拯，海瑞的这样的清官，而是在体制框架下人们各行其是（虽然有点乌托邦）。我们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吧。。一种一点不足就是，书中内容过于重复，作者的观点其实早已明确，后面的内容都是在求证，所以读至最后时已略显疲惫。。但内容无疑是深刻的，反应了时代特征，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
十几年前，已入不惑之年的知识分子曹锦清，带着书斋里的困惑，从上海走到了河南，走到黄河边的中国，实地做一番考察，在他的笔下看到了世纪之交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断裂，与断裂带给农民的阵痛。断裂是文化的断裂，现代化逐渐影响到农村，但是农村在本质上的思想依旧不变；是经济的断裂，土地承包制之下的小农与商业化、工业化社会之间的隔阂；是政治的断裂，青天大老爷的梦想与现代民主、法制之间的鸿沟。断裂又带来了阵痛，拉扯着的前进必然存在着很大的阻力与改革成本。乡村社会的治理从来不是一件难事，盘根交错纷繁复杂，不可不慎，不可不重。借着曹老师这本书，也能对这一问题有更多的思考与借鉴。本文将致力于讨论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重要的问题。一．“善分不善合”带来的小农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像是一只待飞的巨龙，但是这一条龙依旧需要依靠脚下的黄土，同时也不能够带起这一片黄土。黄土，就是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村。中国的乡村和其中居住的农民，在曹锦清的笔下依旧是古老的。他认为中国小农“善分不善合”的弊病依旧存在。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村落中，农户之间依旧存在着传统的合作方式。宗族、血缘、关系、人情，传统依旧以其强大的惯性带着中国的乡村往前走。而这已经成为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很大一个问题。善分不善合确实是农民的一大问题。在毛时代，因为种种运动和强制的政治措施还能够集中集体的力量来干一些大事情，但是一旦到了邓的时代，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就使得这一问题的弊病放大出来。分田单干确实在最初能够提升一定的生产效率，但是农业生产力最终的提升，依旧需要规模化与现代化机械。那么可供选择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就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重新开始走联合的道路，要么就是采用土地私有，通过土地兼并以实现规模化。但是不管是实现前者与后者，都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面临着困难。假如采取的是前者，则在实行的时候，依旧需要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能够意识到联合可能带来的好处，但是联合需要的契约精神很难使得他们能够联合起来，过去或许能够凭借着血缘、宗族这样的共同体一实现集体行动，但是随着承包制的实行使得这样的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但是乡村作为一个共同体自然面临着一些集体必须来解决的事情，没有一种公民意识，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自然不可能很好的解决公共问题。因而，在乡村中公共设施建设、乡村企业发展和政治治理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假如采取的是后者，则会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可能导致乡村社会的撕裂，也会面临许多问题。为了实现规模化经济与灵活性的问题，在书中也提到了地方上创新的“两田制”，这一措施类似古代的井田制，留出百分之五的公田作为村里的公共资金，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土地的灵活分配。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更加容易以及人口的变动使得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期限的确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留出一部分公田以随时调整，能够更加公平与灵活的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同样，这一问题遇上了村干部有可能产生的贪污问题而失败，公田何以使用？收益如何处理？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何一个有良好出发点，且确实有可行性的制度不能够很好的实施。我想问题就在于制度没有一个使其可能的文化。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导致这一制度的失败，而村干部的贪污腐败又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这其中有法律上的疏忽、也有文化上的影响。但是正如书中所说的，现在农村发展如果规模化，则很难富裕。致富除了农业，则是工业，但是这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没有共同合作和努力是不能够完成这一目标的。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小农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因为小农的天性使得这是一件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二．能人政治玄思能人政治的出现是在本书中提到的很有意思的现象，能人不仅仅指的是村支书还有乡村企业的领导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在表面上确实干出了一些成就，但是这样的成就是政治资本的转化，并且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不可能持久。能人政治也同样显示着基层政治权威的流失。本书中涉及对于多个“能人”的采访，既有能干的村支书，又有能干的乡村企业的带头人。在采访中，我们会发现很强的个人色彩。这些能人不是在一个职位上的“能”，而是带有个人色彩的“能”。一方面，他们确实有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他们往往来自一村之中的大家族，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同时他们往往是用个人的魅力来带动，解决小农身上带有的“善分不善合”的问题，也确实解决的很好的。但是人治与用制度来治理两者不同点，就在于前者是一种赌博，赌的好那就是一个好干部、好带头人，赌的不好就是村霸村痞，这也是能人政治带来的乱象，在采访过程中也有涉及。村霸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地方政权的权威不够。那里都需要权力，政府不能够掌握，那么最终就使得“能人“掌握了权力，这是一个相互角力的过程。而这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村干部需要直接完成一系列直接涉及农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在书中总结的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支持是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因而出任村干部的往往都是一村之中有势力的人，这个人或许同时有德才，但更多则成为了地方势力，为害乡里。村霸、能人之所以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基层政权的低效率与腐败。村和乡是中国官场的基层，依旧避免不了很多官僚制度必然会带来的弊病。例如执行任务的时候比较死板，上面的政策和下面的现实不相符合。以及官僚体制自己的利益，例如体制内的编制不断扩大，乱收费、乱罚款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到政府的威信。另一方面，则是腐败问题，腐败一方面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检察机关不能够起到检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民众的行为方式的问题，在整个形势都在追求财富的情况下，想要官员手握权力还能保持清廉是很困难的。同时，农民在思想上，依旧习惯于找关系办事。公私关系纠结在一起，使得底层官僚做到完全清廉不可能。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之外，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层级过多、人员冗杂，乱指方向，使得政府在收支上很难做到平衡，但是同时为了实现上级的政治目标又不得不执行任务，钱依旧只能像民众收取。政府的不作为，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对上负责制。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更好地服务，但是官员的升迁却不是按照是否实现了以上两个目标来判断的，但是一入仕途，官员的目标就会使升迁，这就导致进一步的腐败和不作为。回避制度导致了同样的问题，一是不了解情况，二是只为了短时间内的政绩。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依法行政来完成任务，但是往往要么守法完不成，要么就是为了完成而违法。这个弊病则需要法学界的努力。三．从民本到民主从民本到民主，从为民做主到人民当家做主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基层治理的困难，一方面在于政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民自身的问题。农民若是依旧抱着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或者说最好不管，一旦逼急了又上访、闹事。最终只会出现一治一乱，而不能够实现良性发展。基层民主可以采用的手段，依旧需要创新。选举是一个方法，但是由于其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意见、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等等原因使得效果并不是很好。基层民主更加应该依赖的是一个民主实践，需要学会怎么喂公共利益考虑以及如何相互合作的问题。这不仅仅需要政府放权、也需要农民主动学习，并且也需要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因而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四．进一步的思考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将问题引向更深的地方。也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一是农民意识问题，另一个则是改革的成本由谁来承担，改革的利益由谁来享受的问题。农民意识体现出来的，不仅仅只是农民的问题，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中残留的较为低级的政治文化不能够契合发展的冲突。中国文化中对于关系的强调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基于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就和契约精神之间是冲突的。但是一个国家又是不能够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这些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如何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创新和现代化的中国结合，或者说重新创造出一种信仰，能够使得整个国家有一个协调一致为之努力的目标，并成为发展的助推器将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则是改革过程中谁来支出成本，谁来享受利益的问题。制度存在着很大的路径依赖，一项制度存在越久，想要打破这种惯性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大。假如能够做到付出者和收获者的统一还好，但是两者不统一，就会引发关于正义的问题，而进一步拉大的贫富差距则会撕裂社会，增加动荡的可能性。改革当然是好的，当时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公正的问题。《黄河边的中国》花费了曹锦清老师很大的心血，在其中讨论了大量的问题，对今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问题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其做研究调查的方式也值得学习。 -
《黄河边的中国》 曹锦清落下的读书笔记记得要补上。从《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到《黄河边的中国》，到《新乡土中国》，再到“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SUNS）”——对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范式）的思考兼对SUNS的一些反思。（SUNS即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恰逢费孝通80周年学术会议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召开，有幸去见了社会学的一些大咖，听了一些讲座。在乐乎新楼思源厅听了“田野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这样一个讲座。提问及讨论环节，有的学者有意或无意提到了费孝通研究方法遭受质疑的问题，也就是定性的研究方法遭受了质疑，他的研究无法得到有效数据的支撑。涉及到的一些数据大多是一些描述性统计。时代的变迁，现在已经是大数据时代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待前人的研究，这些比较着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既然提出来，我们也还是需要就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一些肤浅的讨论。总而言之，定性研究范式下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似乎更能深入了解生活的建构过程和本质。而定量研究范式下的问卷、数据和报表则能够提供更为精确的数据模型，能够求证社会的诸多假设，聚焦并解决更为具体的社会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强（变快），学术似乎也进入了一种“量化生产”的阶段，当然，这里的量化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写作的规范化、精确化和模式化，似乎是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是好的方面；另一种含义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机械化”的生产，是一种“流水线的量化生产”，弄点数据，套个模型，假设和验证，文章的篇章结构已经定型了或者被模型化了。对于那些具备问题意识、模仿能力还有掌握了“技术”的学术工人来说，他们就可以进行“批量生产”。我的毕业论文是定性的文章，资料收集方法采取的是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问。尽管是驻村调研，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田野调查”，因为驻村的时间就是半个月而已，而且还不是与农民同吃同住的那种，算不上是与农民的亲密接触，比领导视察式的走马观花强一点。现在想想，还真是汗颜，李老师跟我说，他们当年进村调查的时候，一住就是几个月，村里人都把他们当做“自己人”，你这去个十几天，收集到的资料非常单薄，观察到的东西也非常有限，而且还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有效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老师没有明说，我自己稍微发挥了一下。当然《江村经济》所奠定的研究范式，现在社会学界重提“江村学”这个概念，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对于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以及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所作的贡献。社会学在刚进入中国不久的时候，社会学和人类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的发展，一开始有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鉴人类学的思路，以至于社会学资料的收集方法——“田野调查”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人类学借鉴或者说是移植过来的。费孝通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研究方式树立了典范，就从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未开化社会引入到开化（文明）社会这一点来看，费老在江村所做的研究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本土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从生活意义本身的建构或者行动者理论的角度开看，田野调查中的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无疑更加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行动者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了解，也才更加有利于我们探寻隐藏于行动者背后的历史、制度和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田野调查中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不像问卷调查那样带有先入为主的假设，或者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以及问题的偏向性和狭隘性。它涉及的范围更广，关注的问题更多，更像是一个基础性的、全方位的调查。个人觉得现在的模式化写作主要需要三方面的训练，分别是问题意识（概念提炼）、文献综述和数据分析（案例分析）。而在问题意识的训练方面，个人觉得其基础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田野调查”式的实地调研非常的重要。实践才是一切问题和灵感的来源。当然，书籍的阅读也非常重要。在书籍以及实践（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够对社会生活中的现象保持足够的敏感度，这就是一切研究主题或者问题意识的来源。所以说，定性研究是最为基础性的研究，是无法跳过去的研究。前人所做的研究是奠基性的研究，任何站在现代“大数据”分析的立场去质疑前人研究方法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厚今薄古”的资本。《黄河边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入场”的方法——即如何进入调查现场的方法。中国的官场文化为入场设置了重重障碍。没有熟人的带领，基本上很难“真正进入”调查现场。曹教授中原之行的调查也是利用了各种关系，找熟人，找关系。朋友的朋友，朋友的学生，朋友的亲戚，学生的学生，总之能利用到的一切关系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有些“入场”显得不太尽如人意。尽管凭着“过硬”的后台关系，有几次入户访问都是有惊无险，但显然走访过程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干扰。老教授或者是学者的身份，给曹教授的中原之行带来了不少的方便。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感受到他是一位关心中国农村发展，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是一个真诚的人，对曹教授倒也还算是“毕恭毕敬”。当然，其中还是有不少“套话”和“套路”的。有些东西，不是“自己人”，根本听不懂，所以，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乡土中国》和《新乡土中国》似乎没有提及太多“入场”问题。《黄河边的中国》有进去调查现场的问题，这也算是田野调查所面临的问题，以何种身份以何种形式进入调查现场，里面有很多的学问。有的资料收集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就是待在现场的时间很长，比如《江村经济》一书，田野调查的时间就是以月甚至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闫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也是一项基于很长时间的跟踪调查。提出“江村学”这么一个概念（或者是从提“江村经济”）也有针对当下一些浮躁的研究作风的意思。费老做研究非常的踏实，不辞劳苦，亲力亲为，走访江村的次数也许比某些自诩为“当代农村研究专家”的学者进入农村的次数还多，更别提驻村调研时间上的比较了。这一点上，“华中乡土派”的学者做的比较好。《新乡土中国》某种程度上自然也能够反映出当代农村的一些现状（尽管我现在还没看完这本书），当然，时代不同，意义也不同。量化研究离不开数据，社会学研究的数据收集大多是以问卷的形式。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SUNS）采取的也是问卷的形式，当然，在互联网和计算机时代，上大采取了更利于控制和统计的电子问卷（电脑录取）方式。先抛开问卷（本身）设计质量的好坏不说，问卷调查，尤其是在陌生环境展开的问卷调查，也涉及到一个进入“调查现场”的问题。尽管我“入户”的情况非常不理想，但是我还是能够提供一些“反面”的入户教训的。SUNS遵循所谓的“三次”入户原则，当然，按照他们的意思是这是最低的原则，如果你想坚持，没有次数的上限（当然，原则是由人来制定的，姑且认为它是“原则”吧）。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三次”原则是完全不适用的。一次就（访问录入）成功和坚持四五次甚至七八次才成功，也许在问卷完成质量上会有比较大的区别，而这本身也能够体现受访者异质性。何种人更容易接受调查某种程度上也能成为一个研究问题，但是难以控制的是访员的因素。但是不管如何，也难以解决“内生性”的问题，加上难以控制的环境因素，也许会产生“临时性的内生”问题，这就让问题更加复杂了。不是说我们的标准不一，而是有时候我们是为了完成问卷而去完成问卷的，这就是过程控制的缺陷，目前也无法通过技术的手段弥补。尽管问卷收集到的数据全面，还有所谓的QC（质量监控）（毫无疑问，访员有很大的作弊空间，只是有没有意识到和想不想的问题），但是个人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无论是效率上还是质量上。调查过程本身就能够成为一个课题。本地受访者和外地受访者，本地访员和外地访员，完全可以作为二分变量，然后交互影响。作为控制变量的环境（一般环境和个体环境）也许也会受到访员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临时干扰，所以，访员观察真的是设计中的一个特别棒的地方，能够给我们处理样本更多灵活和可控的空间，从而给样本质量划分层次或者说区分优质样本和劣质样本。但是自个经验的感觉或者是他人经验所提供的信息，还是让我有所思考问卷信息的可靠性。比如，一个外地访员（非上海人）询问受访者“你愿不愿意外地人住在你所在的小区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外地人做你的邻居？”受访者都选择了否或者是不愿意。粗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细想的话，既然受访者连外地人做他的邻居他都不愿意，他会愿意认真且配合回答（作为外地人的）你的问题吗？如果他本身是不愿意的，那么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访员的外部环境（如软磨硬泡）强行给受访者注入了“临时性的内生因素”，导致他的回答偏离了正常环境下他内心的正常想法。也许你会说他本身并不知道你是外地人啊，这当然可以解释一部分的情况或者说消解部分的影响因素。但是，尽管如此，当一个外地人或者是本地人表明自己的外地或本地身份的时候（有时候是介入的必备技巧），他必然会对受访者关于“对本地人或者外地人接纳程度的测试”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受访者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有些问题还会影响被访者的情绪，那也就意味着影响了接下来的问卷的调查质量。前面一些看似重复和弱智的问题，也许督导或者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是无论设计者有意无意，有些重复的问题确实起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也保证了问卷的真实可靠性。有些题，一石二鸟，即是“信息题”，也是“防伪题”。所以啊，设计者的意图没有和访员交代清楚，访员也许无意中就给你跳过了，甚至还会抱怨你这些题目有点弱智（虽然不排除有些是真正弱智的可能）。但是，有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排放的顺序，前后问题的因果性太强，还是会容易给受访者造成“心理暗示”，一连串相似的问题还会容易造成连答上的“心理惯性”，或者说是“反应的滞后效应”，访问者也很容易被带进“误区”，连续勾选同样的答案，或者引导受访者选择同样的答案。当然，这既有提问者（访问者）的因素，也有问卷设计本身的问题。这并不是否定问卷的意思，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而已，总体而言，这是我见过的最为专业的问卷之一了。整个资料收集过程也显得较为专业。SUNS需要改进的地方也许还有很多，但我们也不可能因噎废食，整个项目还得持续下去。但有不同的声音或者是能够意识到问题总归是好的。听访员反馈，整个调查过程进展地不是很顺利，拒访率比较好，而且各种各样的拒访情况都有，真的是比较考验访员的耐心和特质（运气）。我也不知道整个项目获得的支持或者能够动用的资源有多大，如果学校层次或者相关合作部门能够先和居委会打声招呼，也许入户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确实怀疑我们的身份，这些易仿的证件并不能够获得他们的任何信任。相反，如果住户选择信任你的话，根本不会看你的任何证件。就访员自己的感觉来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或者是“可疑人员”，也许整个入户流程本身就存在着问题。也许你会说，如果找居委会的话，可能会破坏问卷里面部分内容（资料收集）的可信性，因为有些问题涉及到对于社区的看法。这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居委会职能和地位的弱化，居委会和住户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联系，社区的集体意识日趋淡薄，原子化和个体化趋势加强。但是，如果没有不事先打个招呼的话，一是辛苦了访员，多次走访无人在家或者是拒访的情况屡屡发生，被指责和辱骂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你们这是扰民”“你们是骗子”“我要报警了”……诸如此类，难听的我就不列举了，反正有访员被骂哭的。尽管有部分愿意配合完成的，他们也是怀着防备心理谨慎地提供给我们答案，但这不一定是真实的。二是降低了效率，我不知道这些样本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如何抽取的，但是如果系统本身不能够给我们排除控制样本的话，显然，访员的无效工作量就会增加很多，有些访员反映，“今天出去，净给你们排除空置样本了，啥也没干”。已经被拆迁或者是正在建设住房（商品房）难道相关的政府部门没有备案吗，还是SUNS没有权限获取相关的信息?当然，也要考虑到成本问题，两个成本相衡量取其低。当然，我相信，SUNS肯定不会亏待它的访员，尽管是在市场化的体系内。三是样本重复坚持的意义，尽管我同意这有助于增加样本异质性，保持随机抽样的科学性，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些问题，虽然难以将其表述清楚。如果有些住户严重拒访，需要居委会介入才能完成，是选择让居委会介入呢，还是放弃这个样本呢？这是一个问题。区分容易做的样本和难做的样本还是有意义的。SUNS的问卷访问是“短暂的入场”，对场景的破坏和影响是最小的，但因为它是短暂的，缺乏恢复的时间，因而也是难以在访问期间恢复原样的。不像长期的驻扎调研，一开始入场时会破坏原有的环境，但是随着调查者融入本地的环境，对环境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小，当你成为当地人眼中的“自己人”的时候，那就恢复到最本原的没有受过任何影响的环境了。所以，定性和定量研究之间资料收集的方法方式还是有所差异的。尽管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计算机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很多东西，大家都追求更加的精细化和高效率。我们会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但也希望能够保持最为本原的东西。y/2016.7.17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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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入一线调查，资料翔实，文笔流畅，学识丰富。可读 -
非常好的书，读来很多思考，堪称经典 -
这是一个学者经过认真详细的调查，以严谨的带有学术良知的态度撰写的一本著作。读它，让能我们了解一段真实的农业、农村和农民。 -
等了三年，终于买到了啊！泪流满面。这几年天天读电子版，每年至少一次，这回可以读纸质版了。新增补的那部分又多了满肚偶的信息量，读起来感觉那个舒服···坚定的支持曹老师！！！ -
最近很喜欢曹老师的书，很贴近生活，也能带领我们去感受和体会中国当前的发展变化。 -
曹锦清的书对我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我的研究方法有了很好的指导。实践考察一直都是学者所应该必备的，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说严重脱离实际。不论是自己在学科上还是生活上总是有一股浮躁的气息。尤其对于研究中国中西部农村问题，畅谈现代化建设显得那么不切实际，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是对农村的认识远没有多深刻，曹老的书记述的是1996年的事情，据今天已经有17年多了，农村的各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在我看来远没有那么乐观，很多人虽然摆脱了贫困，但是更高意义的生存并没有多大的进步，我希望能读到更近时期的这种脚踏实地的书，或者我本身就希望充当这种传达的使者，唤醒对农村问题更深刻和时代性的重视，改善他们的生活。 -
烂，没必要买，落后。 -
要想读懂中国，此书必读！ -
对于中国的农村问题，此书是不可多得的一本经典大作！ -
很深刻，反映了中国现实中很多问题，发出了一个有良心的学者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