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兴起》章节试读

《小说的兴起》的笔记-第63页 - 个人主义和小说

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特殊化的大幅度增长，它与不恨刻板、不很均一的社会结构和不很专制的政治体制一道，极大地增加了个人选择的自由。由于它们充分地显示了新的经济秩序的力量，因此，当今社会分类所依赖的有效的实体，不再是家庭、不再是教会，也不是任何集体单位，而是个人——他基本上是独自负责他所扮演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角色。

《小说的兴起》的笔记-第62页

小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似乎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社会必须高度注意每个人的价值，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读者——的兴趣。

《小说的兴起》的笔记-第1页 - 1

因此，目前的探究另辟了一条蹊径：假定我们这三位最早的小说家出现于同一个时代并非纯属偶然，假定除非时代条件有利否则他们即使有天才也不能创造出这种新形式来，那么，我们所致力探寻的问题则是：这些文学和社会环境方面的有利条件究竟是什么，笛福、理查森和菲尔丁究竟是在哪些方面曾沐其恩泽。笛卡尔的伟大主要在其方法，在其怀疑一切的决心的彻底性；他的《方法谈》和《形而上学的沉思》对现代设想的产生贡献卓著，据此，对真理的追求被想象成完全是个人的事，从逻辑上说，这是独立于过去的思潮传统之外的，实际上，正唯与过去的传统相背离，才更有可能获得真理。 小说是最充分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性的重订方向的文学形式。任何意义上的对其它文学作品的模仿，对一部小说来说，无疑都是危害深重的。原因似乎在于，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传达对人类经验的精确印象。而耽于任何先定的形式常规只能危害其成功。饱读诗书的作家和批评家固有的设想是，一个作者的技巧不是表现在他使其词语与表现对象相一致的贴切程度上，而是表现在他的问题风格所反映的语言对其主体是否得体适当的文学敏感度上。小说来以体现其详尽生活观的叙事方法，可以称之为形式现实主义；之所以是形式上的，是因为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在此并不涉及任何特定的文学教条或目的，而是仅仅与一套传统叙事方法有关，这套传统作法在小说中如此常见，而在其他文学样式中如此罕见，以至它可能会被认为是这种形式本身的象征。传统观点认为，阶级差别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因而也许消遣只适合于有闲阶级；这种看法得到了当时的经济理论的有利论证，该经济理论反对一切把劳动人民从他们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的努力。个人经济利益的首要地位的趋向，削弱了人际关系以及群体关系的重要性，对以性别为基础的关系尤其如此；因为，正像韦伯指出的那样，性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它是个人对合理的经济目的的追求最大的潜在威胁，因此，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被加以了特殊的控制。精神的价值观和物质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矛盾，但它在十八世纪或需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显著；其原因在于，很多人显然是十分真诚的认为他并不存在。例如，沃博顿主教就认为，“提供实利同时也就提供了真理，二者密不可分。”不愿承认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对立，这种情绪在笛福的小说中非常明显，而它所引起的批评上的关键问题，甚至有可能混淆整个论题。但是，无论我们就此得出的结论如何，有一点至少是清晰的——只因笛福向我们提供了这种“高尚的”与“低下的”动机被同样严肃对待的叙事文体，上述所说的混淆才得以存在。笛福小说中道德的连续同一性通常包括日常生活中道德选择的精神和物质论题的复杂关系在这方面，笛福的小说比先前所有的虚构故事都更为严密。笛福本人对他的孤独史诗的较有代表性的认识，似乎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但他的认识并不全面，因为，正像我们看到的，他对孤独的经济和心理的实际影响弃之不顾，而使他的主人公的奋斗比之其他方面更为振奋人心；然而，克鲁索最有说服力的言论还是与作为人的普遍状态的孤独有关系的。可是，笛福的其他作品却没有为这种信念提供支持，也许应该推测，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进程有力地、常常是无意识地使我们先入为主的认为某些内容使讽刺性的，而这些内容却是笛福和他的时代相当严肃地予以对待的。这些不一致性被完全暴露出来，偶尔地成为了对形式现实主义的洞察力的一种赞颂，它允许、实际上是鼓励描绘的那些文学对象和态度，迄今为止不是仍在同一部作品里挤来挤去，而是已被分离成诸如悲剧、喜剧、历史、流浪汉故事、新闻和说教这样的相互分离的成分。后来的小说家，像简奥斯汀和福楼拜，都在其作品结构中加进了这种种冲突和不协调，从而他们创造了讽刺，并使小说读者感受到了它的效果。我们不得不通过这种形式的大师后来予以实现的文学期望来探讨笛福的小说。由于我们对笛福的生活哲学中的两种主要力量——合理的经济个人主义和对精神拯救的关心——的冲突性的敏锐认识，这些期望才似乎找到了一些正当的理由。而那辆种力量完全保持了笛福的那种双重的但显然是稳固的忠诚。然而，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考虑到笛福的实际意图，那我们必然断定，尽管他运用诡辩，使这些双重的忠诚得以保持完整，但严格说起来，他并未描述它们；所以说《摩尔弗兰德斯》毫无疑问是一个讽刺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讽刺作品。在这方面，《帕梅拉》也开创了小说传统中的一个非常稳固的特征。主人公的婚姻通常导致的是新娘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的上升，而不是新郎的。过于低级，即使不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惯例；它的根本原因肯定是妇女在小说的读者大众中所占的数量的优势，小说对婚姻奥妙的这种至关重要的详细描写直接反映了这种优势。如此说来，理查森的《帕梅拉》对他的读者中的女性部分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召力；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看看他们的婚姻问题是如何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我们业已看到，在理查森生活的社会历史时期，各种力量都取向与增强对女性的道德和心理作用的态度的重大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变化为理查森描绘他的女主人公的性格和活动方式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帕梅拉》中的求婚——如果这不是B先生的策略的一个极可笑的委婉的说法——包含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而且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所持有的关于性别和婚姻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之间的——这样两种观念使得求爱中男女的相互作用较之前更为复杂也更难确定。…他提倡一种“谨慎的、普遍受到赞同的婚姻。”这种观点在理查森的小圈子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不幸的是，就所涉及到的男性而言，查尔逊爵士只是某种例外，结果，与性欲所做的斗争竟然成了一种独特的妥协。而就涉及到的B现实之流而言，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就是，通过使婚姻成为性表现的唯一允许的手段，从而对包括顽固不化的亚当在内的这一流人实行一种社会惩戒。但是，除了少数完全被抛弃的妇女之外，帕梅拉和她的同性别人是专供更高级的家伙们受用的；新的意识形态把她们想象为全无情欲，如果她们结婚也并非因为她们有“调节情欲”的需要，而是因为对婚姻虔敬，因为家庭只有在她们手里才是安全的。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让我们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都市化和理查森对个人经验的强调之间的主要联系了。正是使得理查森抛弃城市生活并对郊区产生偏爱的主要原因，使得他在无拘无束的书信写作（那种最适合与郊区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个人交往的形式）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当时，许多社会技术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支持理查森比以往所有的文学更充分更令人信服地表现他的人物的内心生活，表现他们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些反过来又导致了读者的更深刻、更彻底的以这些人物自居的心理。理由很明显：我们不是置身于情节和情境之中，而是与其中的人物融为一体。以前还从未有过如理查森在帕梅拉和克莱丽莎的信件中表现其意识流动时所提供的那样的机会，使得读者能够毫无限制地参与到虚构人物的内心生活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自居无疑是一切文学的必要条件，正如它也是生活中的必要条件一样。人是一种“接受角色的动物”；他之变成一个人并发展他的个性，乃是无数次走出自我、进入别人的思想和情境之中的能力。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就设想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已和悲剧主人公融为一体了。要是你不服下同样剂量的泻盐，你的灵魂如何净化呢？它之所以当之无愧，主要是因为理查森对他的时代及阶级的要求极为敏感，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克莱丽莎》不适合今天读者的口味，可以使得《克莱丽莎》在某种意义上比所有写于十八世纪的小说都更具有现代的意识。理查森在深刻的想象中对于所有关于新的性意识问题所承担的义务，以及他对于在人类经验的个人和主观方面所进行探索的热爱，产生了这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关系之间，包含着一个存在着道德和社会冲突的世界，这种冲突的规模和复杂形势以前的虚构故事中所有的冲突都无法比拟的额。在《克莱丽莎》之后，人们一直得等到简奥斯汀或司汤达，才能看到一部在其自身虚构规则的促动下发展的如此自由而深刻的相类似的作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克莱丽莎的胜利是一种与她的性别无关的胜利，这种生理期待着个人主义的社会所需要的那种新的、内心得到的制裁，正是凭借这种道德制裁，康德后来成了哲学的代言人。他的无上命令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前提之上的，即“人们，由于其真正的本性指出，他们就是起自己的目的……因此不应仅仅被用来作为手段”。洛夫莱斯（loveless）像利用所有别的人们那样，利用克莱丽莎作为满足他对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性别以及他的才智的自豪感一种手段。克莱丽莎起初由于没有将别人作为手段利用，因此，她在世人的眼中失败了；但最终她证明了人类人格中不可泯灭的天性是任何人、任何法规都毁灭不了的。命运通过各种心理的力量操纵个人，这种力量操纵着个人这种力量最终无疑是普遍的和社会性的，因为主人公的差异代表着他们的社会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更大的冲突。但是它们是如此彻底地内在化了，致使冲突表现为不同个性、甚至同一个性的不同方面之间的斗争。与笛福和理查森不同，菲尔丁却沉湎于古典文学传统之中，尽管他不是一个法则的盲从支持者，但他强烈地感到，文学趣味日益增长的混乱状态需要采取严厉措施。1742年，小说还是一种声名很坏的形式，菲尔丁可能觉得，借助史诗的声望，会有助于使他的关于这种类型的第一篇文章，在文人学士中间比其他方面预期受到的偏见少一些。在这方面，菲尔丁实际是把一百多年前的法国传奇作家当成了榜样；他们在前言的声明中也认为自己属于史诗的支系，但他们未曾为缓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在文本中所奉行的东西的非正规性的忧虑，而对他们的读者关于他们在文本中所奉行的东西的非正规性的忧虑，而对他们的成功予以准确的分析。…塑造他这个人物，一定是为了让他模仿田园传奇中的那种夸张语言说话，以突出继之而来的那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田园世界的路边相遇，菲尔丁也不能停下来细述汤姆由索菲亚的浪漫的情人徐苏转变为摩尔的求爱者的心理过程；要说“行动所说的比言辞更响亮”这句俗话，行动就必须非常沉默，并必须紧紧地追赶非常响亮的言辞。…但是，这么一种对于菲尔丁的大量非常典型的具有一种性的涉及之倾向的幽默的设想，肯定使人联想到现代意义上的那种“开阔的胸襟”，这种设想乃是他的全部小说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共鸣之延续的一部分。一种有益于心智的淫秽趣味，实际上是对性所困惑的人性所进行的道德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至少在古典的喜剧中是这样的，而菲尔丁可能是继承那种传统的最后一位作家。总之，简奥斯汀的小说，为理查森和菲尔丁只提供了部分答案的两个普遍的叙述问题，找到了最成功的解决方法，她将分别从内部和外部对人物进行刻划的描述的现实主义和评价的现实主义的种种优点结合起来，融汇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之中。她的小说充满着真实感，没有冗长的描述，又没有喋喋不休的评论家；她的小说还有一种社会秩序感，同时又没有损害人物的个性和自由。 i

《小说的兴起》的笔记-第3页

如果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仅仅因为它只看生活的阴暗面，那么它不过是一种倒置的传奇故事罢了；然而事实却是，它的确力图描绘人类经历的每一个方面，而不仅限于那些适合某种特殊文学观的生活。小说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它表现的是什么生活，而在于它用什么方法来表现生活。

《小说的兴起》的笔记-第1页

1、“很有可能，作为经济专门化的一种结果，日常工作的多样化和刺激作用大为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由我们的文化中个人对印刷品，尤其是新闻和小说形式提供的代用经验的独特的依赖来补偿。”P74
2、“劳动高尚的信念并不完全是现代的。古代的犬儒主义者和禁欲者就曾反对过对体力劳动的诋毁，体力劳动是奴隶社会价值尺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后来，起初主要与奴隶和穷人相联系的基督教，也曾竭力消除对劳动的极端的厌恶。……由于使体力劳动贬值的经济专门化的发展，它的补偿断言变得更为必要了。”P75
3、笛福独特的清教观点。P79“不愿意承认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之间可能存在着对立，这种情绪在笛福的小说中非常明显”P86“主人公并不真的是一个原始人，也不是一个无产者，而是一个资产者……他的地产……成了增加新经济信念的支持者们信心的奇迹。”P91
4、《摩尔弗兰德斯》看完再看评论，关于犯罪的P104——其后几部著作没看过，评论先不看。

《小说的兴起》的笔记-第97页

……小说的传统就应该始于一部消灭了传统社会秩序中各种关系的作品，由此，引起对以新的自觉的模式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的机会和需要的注意；当旧道德和旧社会的关系秩序被鲁冰孙•克鲁梭用个人主义翻腾大浪毁灭之时，小说的尚成问题的地位和现代思想的地位，才一道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