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年看中国

章节摘录

插图：一次意外的旅行亚细亚·乔丹AsiaJordan来到中国，首先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一个饮食王国中会找不到吃的。在美国时，我很喜欢吃中国饭，所以，便以为在中国期间，饮食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不必担心。实践证明，我错了。初到北京的那个晚上，时间是晚7点14分，我和八个同学，还有领队“sa和两个接待我们的中国同学，一起走进北京大学校园里的一家餐馆。即使已经坐在了餐馆里，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是在中国吃中国饭。尽管餐馆里的气味与我熟悉的美国中餐馆里的气味不同，可我根本没有多想，脑子里满是到达北京和对马上将要吃到的正宗中国饭的兴奋。菜单上的东西太多了，我简直不知道该吃点儿什么。作为喜食中餐的美国人，我随意地在菜单上寻找着自己熟悉的“左宗鸡”、“鸡炒饭”等中国佳肴，可是让我吃惊的是，我被告知那些都不是正宗的中国饭，因此菜单上根本没有。既然没有我想吃的菜，我就决定扩大选择范围，试一试那些我没吃过的。我只想点自己吃的菜，可Lisa建议我们多点几个菜，大家一起共用。听说这是中国人聚餐的传统做法，于是大家都同意了。我们一共点了八道菜。大约十分钟后，服务员开始给我们上菜。一盘盘菜刚被端上桌，我的兴奋劲儿就没了，因为那些菜看上去并不吸引我，它们和我在美国见到的不一样。面条不像面条，猪肉不像猪肉。尽管感觉不太好，我还是打算开始我的第一顿正宗中国饭。一个接一个，我们十一个人从每个盘子里取一点儿菜放进自己的盘子。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八道菜，没有一道是我喜欢的。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在中国寻找我喜欢吃的食品将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第二天，我决定独自找个地方吃饭。中午，我在学校附近的街上走来走去，竟没有发现一家备有饭菜照片的餐馆。照片不仅能给我一些有关菜肴的初步印象，还能让我指着照片点菜。几经周折后，我无奈地决定去“肯德基”吃快餐。一进门，那股熟悉的气味就让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天哪，总算能吃到一顿“好”饭了，我的觅食之旅该结束了。我满怀激情地点了二号套餐：一份鸡肉“三明治”，一份炸薯条和一杯饮料。看着女服务生给我准备套餐时，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谁知，当我找到座位坐下，以最快的速度在“三明治”上咬下第一口时，竟然觉得“三明治”中间的肉不是鸡的味道，而且里面还是粉红色的。因为实在太饿了，我打算再买一份“三明治”。走到柜台前，我说“鸡不熟”，“鸡”是用中文说的，“不熟”是用英文说的。女孩儿满脸疑惑地说“我不懂”。这种情况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中文还没有好到能准确表达“鸡不熟”的程度，即使我指着“三明治”反复说“鸡不熟”也只能是无济于事。让我意外的是，她又递给了我一个，可惜还是不熟。我试图向她解释我的意思，但由于交流障碍，我俩之间始终没有能够相互明白各自的意思。当我在柜台前觉得无望的时候，一位女士停下她的午餐，走过来帮我。她的英文不错，又能说中文，于是向那位女服务生解释了我的意思。可是，女服务生说，“鸡熟了，粉红色就说明是熟了”。我不相信，就问那位帮我的女士。她告诉我说“美国人习惯吃鸡胸肉，中国人则喜欢鸡腿肉”。原来中国人喜欢在鸡肉“三明治”中用鸡大腿肉。总算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因为我实在不喜欢鸡腿肉的味道，就把“三明治”扔了，只吃了炸薯条，喝了点儿水，然后，继续我的寻觅美食之旅。听说附近还有一个必胜客，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走。我又饿又失望，已经快一点钟了，还没有吃上中午饭。于是，我决定向路人打听去必胜客的路。因为不会讲中文，我只好一边说“PizzaHut”(必胜客)，一边用手指一指两边的方向。挺幸运，问到第四个人的时候，对方明白了我的意思：给我指了路。十分钟以后，我走进了必胜客。和“肯德基”不同，这顿饭还比较适合我的胃口。尽管中国人已经把他们的文化融进了美国餐馆，比萨饼上出现了一些我没有吃过的东西，但还是挺好吃的。在中国的寻觅美食之旅虽然结束了，但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每个国家都会把自己的文化融进原创于他国的食品中。北京的“肯德基”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人把他们的文化融人美国餐馆，美国和中国文化便被共同体现出来。于是，北京的“肯德基”和其他快餐店的食品，就都有了中国文化的成分在里面。据CCTV-9的一条新闻披露，把中国文化融入外来商品的情况非常普遍，从服装到食品和饮料，中国人都喜欢融人一些属于中国文化的东西。新闻还报道了美国公司如何在销往中国的产品上印上中国字，以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然而，这样做并不代表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来说，仅仅印有汉字是不够的，就像我们在书法课上学到的那样，中国的书法还能够表达人的情绪和感情。因此，那条新闻还建议把中国书法也用到美国的产品上，比如“可口可乐”，从而使外来商品更能被中国人接受。与把书法用在美国产品上以体现中国文化的情况一样，在引入外国食品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做法也是中国式的。总之，我不会忘记我的“北京觅食之旅”。香蕉先生洁拉琳·凯夫Ieralyn Cave一只大香蕉卖8毛钱。我再说一遍，不是1块钱，也不是3块钱，而是8毛钱！这8毛钱一只的香蕉后面，有我在北京的一段经历。那天，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逛了一圈后，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大伙儿，为了我的早餐，独自冒险跑到水果市场上去了。缓缓地走过一个个小货摊，我一边翻着中文字典，一边仔细察看那些叫得出或叫不出名称的水果。在第一个水果摊前，一根香蕉，摊主竟要到将近3块钱。我生气地嘟囔：“哼：这些想蒙外国人的人真可恶。我不过就是想买一根香蕉当早餐。”顺着一排水果摊往下走，走到最后一个摊子时，我遇见了“香蕉先生”：一个人到中年、挺个大肚子、黑头发、身穿工作服的中国人。尽管他不会讲英文，但当我还在一边生气、一边打着粗鲁的手势说不要的时候，他已经抓起了一个又大又熟的香蕉，让柜台后面的另一个男人称了称。我从钱包里慢慢拿出一块钱，“香蕉先生”却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直到我操着糟糕的发音向他致谢，他才帮我纠正“谢谢”两个字的发音，并笑着找回我两毛钱。我拔腿就走，心中不禁窃喜：“可解决早点问题了。”接下去的几天，去“香蕉先生”的水果摊成了我每天早晨日程的一个部分。上课之前到小商亭买一块糕点、一瓶水，去报摊买一份《中国日报》，到水果摊上买一根熟香蕉。第三天，我再次到“香蕉先生”那儿去的时候，他正坐在一个箱子上和几个同伴儿说话。一看见我，他急忙站起来，冲我笑了笑，就张罗着给我称一只香蕉。之后，便和另外两个人围住我，开始摸我的头发，好像他们对我的卷发很好奇。“香蕉先生”打着手势问我，“你这发型是怎么弄的？”我抓起一缕头发，卷了卷。“喔”，他们一边笑，一边也用手指卷我的头发。我拿起香蕉，谢了他们，赶紧去上课了。连我自己都吃惊，他们怎么会迷上了我。第四次去“香蕉先生”的摊子，他好像对我更着迷了。称完香蕉，他用双手轻轻地握住我的左手，又用大拇指搓搓我的额头，表现出对我的黑皮肤有特别的兴趣。满足了好奇心后，他找给我3毛钱。我边往教室赶，边琢磨那1毛钱的折扣。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向世界打开大门。尽管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的发展，林立在北京街头的麦当劳、肯德基店，都表明了中国的显著变化，可是来中国的非洲人却不多。中国有56个民族，几乎包括了所有亚洲的民族，却没有非洲族裔。可对我来说，在思考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时，这种现象却说明一定的问题。自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中国就一直积极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商业部部长吕福源在谈到中国在中非经济和贸易合作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时曾说，“中国与59个非洲国家和地区保持着经济和贸易关系，并与其中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贸易协议书，从2003年1月到7月，中非之问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102.3亿美元。”尽管有着这些经济和贸易合作关系，但是在中国的非裔人口数量仍然非常少，媒体对非洲的报道也非常有限和不确切。非裔居民少、来自非洲的游客少、关于非洲的报道有限，这些因素使中国人对非洲和非裔充满了好奇心和神秘感。也许，“香蕉先生”的举动在中国人看来是正常的，但走在美国的大街上，我却很少被别人再看上第二眼。在北京，非裔的少见和有关非洲信息的缺乏使我们这些有着深色皮肤、毛茸茸头发和高大身材的人被好奇的中国人注视。不论走到哪里，我常常会遇到一些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看的人，“香蕉先生”也不例外，当然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我理解“香蕉先生”的好奇。虽然我仍然不习惯那种指指点点和盯着别人看的做法，可成为“名人”的感觉倒也不错，尽管“成名”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与众不同的、陌生的和“古怪”的人。

前言

在美国，一般的大学生对中国的快速变化了解很少。1997年，我产生了把课堂从美国搬到中国来的想法。这样做不仅能使我和学生一起感受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更有利于消除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些偏见和误会。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件事首先要通过系里向学校报批，然后，还要经过外国留学办公室和课程审查委员会的批准。系主任欧文教授是一位有着英国血统和绅士风度的人。虽然他戴着一副眼镜，从不大声说话，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和蔼但不可亲。由于他对美国以外的事情并不太感兴趣，所以，对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几天以后，欧文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学校没有同意你把课堂搬到中国的设想。”“为什么？”“学校觉得你一个学期在中国的时间太长了，这边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我在中国仍然会做一样的工作。”我不甘心这么好的事就这样吹了。“工作不仅是教课和研究，”他说，“还有带学生的工作和行政管理的事情。”“这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呀，现在电子邮件、网络视频这么方便。”我还是不舍放弃。要是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不耐烦了，但系主任毕竟是绅士，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给学校的报告我也看了，说实话，我不认为你能招够学生。我决定直接找校领导。明明是件对学校和学生都有好处的好事，我就不信学校不同意。我找到了一位校领导，她对我说，学校在这种事上尊重系里的意见，除非我说服系主任，否则学校没办法。最终，她给了我一个起死回生的建议：暑假中组织学生短期去中国，这样学校可以不通过系里直接批。我贴出广告开始招生。按学校外国留学办公室的规定，至少要招到八名学生才可以成行。匹兹堡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建于1787年，历来重视国际问题研究，又有三万多名学生，只招八个人，我觉得问题不大。可是到了报名截止日期一看，只有五个学生报名。系主任欧文教授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后来我才知道，美国人出国留学，绝大多数是去欧洲，其次是去拉美，选择亚洲的人虽然近年来增长很快，但总人数还是少得可怜。以匹大为例，每学期去伦敦的学生有五十多人，另外还有人在排队。可中国却连八个学生都招不到，况且还只是暑假的四个星期。我不甘心，想改变这种状况。度过了两天失望的日子，突然有两个美国学生到办公室来找我，问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接受他们的报名。他们很认真地没等我说话，就开始解释为什么错过了截止日期。我故意板着脸说：“念你们是初犯，这次可以原谅，但下不为例。”“你的意思是可以接受我们的报名？太棒了！太谢谢您的宽宏大量，我们保证以后不再晚了。”两个学生兴奋地抱在一起。这两个学生一走，我立即拨通了留学办公室主任尤卡斯博士的电话，恳求她不要因为只差一个学生就让这么好的计划流产。我强调这是第一次，许多学生还不太知道，希望能破例让我们成行。尤卡斯博士的回答是研究研究。认真琢磨，我发现生源不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去一次中国要花几千美元，却只能得到3个学分，学生认为有点不值。于是，我向课程审批委员会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将3个学分改成6个学分，原因是我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学习和考察的内容。而课程审批委员会要过了圣诞节才开会，我只好耐心等待。困顿之时，我想起匹大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川娜翰教授。她曾经在一个基金会工作，说不定此时能帮我一把。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她告诉我有一个“佛里曼基金会”(FreemanFoundation)。佛里曼家族早年在上海做过保险生意，后来建立了基金会，专门帮助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斯川娜翰教授还表示，她愿意以亚洲中心的名义出面帮忙，但却警告我说，钱的数量太大，不一定能批。于是，我又起草了一份申请报告，详细说明了匹大在中国的学术目的，学习和考察的具体题目，以及对学生选拔和考核的具体办法、经费预算等等。1997年的圣诞节显得特别长，我一点儿过节的心情都没有，因为我知道，过完节，递上去的三个报告就该有回音了。1月中旬，我终于接到了留办主任尤卡斯博士的信，“我很高兴地通知你，留办很同情你的情况，同意让你先试一次，但如果下次还招不够八个学生，项目就会取消。”又过了两天，我接到课程审查委员会秘书的电话，通知我已经正式批准将匹大在中国从3个学分改成6个。她还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好的课程设置，我都想去了。”行政审批、生源和资金这三座大山一下搬走了两座，我刚松了口气，亚洲中心主任斯川娜翰教授的电话就来了：“情况不乐观，基金会的第一个反应是钱太多，而且一要就是三年，他们以前没有一次给过这么多钱。他们说要在董事会上讨论。”她听我在电话那头沉默不语，就用鼓励的语气补充道，“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一个月之后，斯川娜翰教授用电子邮件通知我，基金会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全额批准我的报告和预算。并且一批就是9年。有了奖学金，不用我去求学生，他们会自动找上门来，我还可以从中挑选最好的。自1998年以来，我九次带队“匹大在中国”，每一次都离不开佛里曼基金会的支持。目前，“匹大在中国”已经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留学项目之一。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所收集的短文，是“匹大在中国”的学生们对中国原汁原味的印象和感悟，尽管很多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例如小孩子的开裆裤、同性之间的手拉手、上蹲坑厕所，甚至吃饭用筷子等等，都让文章的作者们感到新鲜。例如，一位女生与和尚“短兵相接”，原以为佛教主张来世而不是现世的享受，但和尚却问她的生活目标这样的现世问题，她回答不出来。其实，美国学生多数都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我的学生仿佛与和尚互换了角色，她成为不问现世的佛教徒，而和尚却成了凡人，并且风趣大胆地向女生发起进攻。还有一位同学，在美国时是个中国迷，对针灸、万里长城和美国化的中国菜赞赏不已。来到中国后简直不适应，特别是觉得中国饭没有美国的中国饭好吃。她对肯德基的评价或许会让读者小吃一惊。书中的另一类作者是寻根型的华裔学生。这些学生往往能说一点中文。其他不会说中文的美国学生在中国都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买东西吃饭方便。这些学生在中国一般都会有很大收获，感觉对自己有了重新认识。但从他们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他们在中国的苦恼。本书还收集了美国学生对中国其他方面的印象和评价，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生活等方面，其中很多都提到了来中国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变化。这类文章涵盖的范围很广，视角独特，对于不能理解的事务，态度率真，直截了当，相信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和思考。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办公室和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匹大在中国”教学活动成功运作的保证。我代表本书的作者，对曾经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王缉思、潘国华、王其芬、贾庆国、许振洲、潘维、杨辛、李琨、丁斗、王良鹏、李春新以及其他许多没有提到名字但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正如本书有些作者提到的，你们的授课使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有的甚至转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地球越来越小，中美两国的距离越来越近。中美之间发生的大事，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教学计划。例如，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和海南撞机事件后，匹兹堡大学校方曾多方调查，确信美国学生在中国安全不会有问题后才放行。“非典”发生时，校方干脆下令取消了行程。即便如此，凡是来过中国的匹大学生，大多数都会对中国刮目相看。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会重新回到中国，或是继续学习中文，或是就业，其中有人已经成为中国国有证券公司雇用的第一个美国人，有的在中国做了模特，还有的回美国后进了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匹大在中国”的成功说明，此类学术交流是增进了解和消除隔阂的好办法，这不仅关系到两国老百姓的看法，还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中美两国的关系。作为教师，我希望这种有意义的交流活动能够长期坚持。适逢“匹大在中国”成功运作十周年之际，写下这段文字，权当小序。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张海惠不辞劳苦地翻译了本书大部分文章的初稿，她的努力大大缩短了本书的出版过程。张蕾对中文译稿做了大量加工，她的专业编辑使本书更能为中国读者接受。在此，深表致谢。唐文方于美国匹兹堡大学

内容概要

唐文方，生于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书籍目录

序一次意外的旅行香蕉先生武术和交际舞“潘家园”的工作态度　大妈能行你也行　“开裆裤”与“纸尿裤”出租车上感受妇女地位小皇帝在中国受到的“优待”北京的三个家庭中国对我的改变一个ABC在中国体验北京请多给我点儿时间在中国“砍价”……

编辑推荐

《美国青年看中国》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美国青年看中国》作者是一群天真烂漫、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想发表自己见解的美国年轻人。他们大多是带着偏见来到中国的，因此一到中国就努力去发现中国存在的问题。眼见的现实让他们摒弃了固有的偏见，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们不仅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还要用心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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