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史（上下）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3年6月
ISBN:SH11017-3
作者:[英] 戈·埃·哈威
页数: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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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年2月12日地点：英国牛津大学圣休斯学院昂山素季讲座演讲人：英国外交大臣戴维 米利班德1、我之所以把今天的演讲称作“民主使命”，是因为关于伊拉克战事的争执已经给在全世界促进民主的事业蒙上了阴影。我理解人们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质疑和深深忧虑。但我请求，不要让那些纷争蒙蔽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削弱了我们在支持民主运动方面的道德责任感。我们不会夸夸其谈民主的涵义——它远不只是五年一次的投票选举。我们不会自我满足于目前我们的民主状况，我们也不会强加民主规则。但我们很清楚人民要求选举自己的政府，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在支持民主治理方面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雨果曾经说过，你可以打败千军万马，但你打败不了思想观念。去年9月，当缅甸无数民众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仰光街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民对军政府残暴、贪腐行径声讨的巨浪，军政府再也无法摧毁人民要求过上一个更加美好、更加自由的生活的愿望了。缅甸人民用实际行动表明，生活在自由下的希望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因此，我在牛津大学发表这个演讲正当其时。正是在牛津，昂山素季不仅接受了她的大学教育，而且也与她已故的丈夫、著名的学者迈克尔 艾里斯博士相识相爱。至今为止，昂山素季已经在缅甸呆了20个年头：她已经成为缅甸争取民主斗争的一座希望灯塔，而且也是缅甸之外的希望灯塔——人民的怒吼不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听到。公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获得的信息越多，维权意识就越自觉，对威权就越无所畏惧，就越能通过技术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些都对执政者构成了挑战。今天虽然是缅甸独立60周年的日子，但我们不应该庆祝。相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自从昂山素季的政党（指全国民主联盟）赢得议会82%的席位已经过去18年了，她遭到最近的一次软禁也已经有5年了。（未完待续）译于2008年2月15日2、 由于在座诸位以及世界上许多人的努力，缅甸不会也将永远不会被遗忘。此后我们陆续发起了各种运动，出台了各项决议和制裁措施。谨慎多于期望，希望与怀疑共存，国际社会在密切关注着缅甸军政府如何实现民主与和解， 本周缅甸军政府宣布，将于2008年5月举行新宪法全民公决，并在2010年根据新宪法举行大选。但任何进程要让世人相信，必须做两件事：首先必须立即释放昂山素季，允许她与其他政治领袖、民族团体一道参与新宪法的起草制订以及随后的全民公决；其次，必须允许联合国特使甘巴里立即重返缅甸，帮助促进民主进程。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对缅甸局势进行评估并考虑国际社会能够在那儿——以及在别处——做些什么来帮助人民实现民主治理的愿望的重要时刻。但这儿有一个悖论。 一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目睹了浩浩荡荡的“第三波民主浪潮”。20世纪70年代，随着威权统治的垮台，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重新恢复了民主体制，但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帝国的解体，才真正标志着这一波民主潮的到来。到90年代早期，大多数的中东欧国家都举行了民主选举，许多国家正谋求融入欧洲大家庭。与此同时，亚洲的好几个威权体制国家——韩国、台湾、菲律宾和印尼也都转向了民主。多数非洲国家也在进行民主转型——1994年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是一个标志。在20世纪末之前，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除了古巴——都建立了民选政府。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地区——中东——在那儿，民主体制还是例外。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70年代早期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不到四分之一，三十年之后，这一数字已逾60%。随着民主国家的急剧增长，历史必然论却不足让人采信，冷战结束后人们倾向于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将一往无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崛起，我们再也不能顺利推进民主的前进步伐了。千僖年之后，民主发展出现了停滞，民主国家的增长达到了高峰，新生民主政体正奋力挣扎巩固根基，而我们自身的民主制度也在努力拉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译于2008年2月20日3、这一现实使得我今天必须为传播民主极力进行辩解。我认为，我们应当支持民众要求获得更多自由并掌握自己生活命运的吁求——不管是对既有的民主制度进行改革，还是支持向民主的转型。我们应当站在民意的这一边。我们必须反对来自左和右的倒退到现实政治的观点。传统的保守的“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各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存在巨大分歧，国家利益应当优先。事实并不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新保守主义运动对民主向全世界扩展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左派却陷入了渴求的目标与因使用军事手段而招致良心不安的矛盾中。事实上，扩展民主的目标是一项伟大的进步工程；手段需要结合软实力和硬实力。我们不应当让关于如何执行外交政策的诚恳辩论来掩盖清晰的民主目标。我想一开始我先谈谈我们对民主涵义的界定，以及我们为何应支持民主理念和实践的传播。然后我再阐述一下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既考虑文化的多元性，也考虑我们能够影响变革的实力和能力约束。民主的涵义民主是一个复数而不是一个单数。民主有很多方面，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加民主。自然我们也会谈到民主文化，它既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条件，也是民主国家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无话可说了。一言以敝之，民主就是民治。一个民主政体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人民可以选择政府，人民可以免受专制控制，政府应尊重人民的权利，不可随意加以剥夺。而且我不认为这种对民意的承认只是好奇的现代西方模式。有很多种民治模式是与对民意的承认相兼容的。我认为，民意本身是普世的。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制衡机制对保证任何社会的安全与发展都是重要的：从象我们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到东欧、非洲的新兴民主国家以及象中国和中东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根据盖洛普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10个人中有8个人愿意生活在一个民主政体下，而非洲10个人中接近有9个人愿意选择民主。从博茨瓦纳到印度尼西亚，有很多成功的代议制民主国家的典型例子，它表明，普世价值适合于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对每个人平等价值的信仰、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意愿不仅写在了《世界人权宣言》里，它也扎根在世界的角角落落。即使是在民主匮乏的地方，那些独裁者也会将自己的统治贴上“民主”的标签，好为其政权的合法性找一块遮羞布。普世价值我知道，人们对此有争议。宣称一些价值具有普世意义往往会被某些人认为是一种知识帝国主义。在这方面，有三种批评学派，下面我将依次详述。首先，是亚洲价值论学派。他们认为，传播民主是企图将西方价值观强加在具有特色传统和意愿的国家头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将“亚洲价值观”描述为“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一种对生活的态度”。1993年，34个亚洲和中东国家发表了曼谷宣言，支持人权的普遍性，但拒绝“强加不相容的价值观”，他们强调“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对此我有两个反驳。首先我借用阿马蒂亚 森的观点：从印度佛教组织到南埃塞俄比亚的Ochollo协会有力地证明，在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兴起之前，各种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谈论公共事务已经有数个世纪了。第二个反驳是准确地说，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最能包容各种不同的据说与民主格格不入的历史和传统。的确，“亚洲价值观”是一个包含着多样性文化和人民的大杂烩，其真正本义让人质疑。但即使提出了“亚洲价值观”这种概念，他们也会发现民主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东西。比如，民主这种东西会张开双臂欢迎昂山素季的“亚洲价值观”。价值观与利益第二种批评观点，我们将它称为“现实政治学派”。它认为，民主并不总是符合国家利益。有时民主过于奢侈，国家会承受不起，因为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必须放在优先的位置。贸易和投资优于民主；反恐胜过保护个人权利。在我看来，这是极端狭隘和短视的看法。民主是贸易的最好保护，自由贸易和投资依赖于这样一种信任，即政府将保护私人财产权，政府的运作是透明的，会避免隐性的补贴。我也相信，成熟民主国家之间相互打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的意愿和动机更加公开和透明，他们能更好地与别国建立相互信任。但今天，主要的恐怖主义和冲突的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于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而是来自于一国内部。地方纠纷、民族矛盾会演变成范围更广的地区冲突。开始于地方仇恨的团体会逐渐被基地组织所操纵，演变成全球性的恐怖主义。在贫弱的国家，不可能依靠武力手段来解决滋养恐怖主义温床的不公正、缺少安全等问题，唯有通过政治手段。民主就提供了一种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利益冲突和诉求。没有民主合法性，很难提升必要的国家能力，去维持法律与秩序。在我看来，民主制度下的法治是对付全球恐怖主义和冲突的长治久安之策,这是无庸置疑的。而在象中国这样一个谋求稳步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承认民主不是对稳定的威胁而是一种保证手段，这也是极其重要的。全球化以及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强化了这一真理。译于2008年2月21日元宵节4、促进民主第三种批评学派更加的实用主义。它断言，由于民主转型往往是一国剧变的结果，所以我们促进民主的能力极其有限，民主的出现往往是作为国家与公民之间讨价还价的一部分。当国家要求获得更多的资源，比如税收、征兵时，公民就被要求对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或者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购买力的提高，对政治参与也提出了要求。这会带来暴力性的断裂。当政治强人们——部族或王朝领袖、军阀或军队——为了权位相互争夺，谋求操纵制度时，民主的新生就会经历阵痛。我们从自己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中就可以了解这一教训。译于2008年2月24日晚5、然而就算是变革来临，民主也只能在本国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理由是我们从此处创造民主的能力是有限的。正如Fareed Zakaria 所说，民主只有在那些已经建立了宪政自由、法治以及保护财产权的社会里才会繁荣昌盛。这比前面两个观点更加容易反驳。诚然，我们需要对自己改变世界的能力保持谨慎，虽然我们的影响力要比我们所期望的小，但比起我们的担忧来，我们拥有更多的希望。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各国更加关注自己的外部形象，越来越受到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约束。国际体系——从国际刑事法院、世界贸易组织到欧洲联盟——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规则、激励和制裁的框架。媒体和通讯技术的革命使得全球性的集体行动出现了某种新形式，各国政府和全球非政府组织能够声援来自国家内部的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要求。因此，我不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相对主义论。我想援引邱吉尔的话说，民主是我们至今所设想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我不是为传播民主的任务而辩解，而且我所说的民主不单单是指选举，而是法治和经济自由，这是自由民主的基础。虽然我们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但手段的灵活性必须与我们一致的目标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促进民主——正是实用主义批评学派提出来的。在余下的时间里我想指出我们要做的五件事：首先，民主运动是由那些受过更多教育、能够获得更多信息并相互联系的人们推动的。技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海湾地区的卫星电视台——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半岛电视台的座右铭是“观点和他人的观点”。伊朗的博客们在网络上对保守的秩序提出了挑战。2006年，科威特的博客们动员民众支持对议会进行改革。我们应当支持创建一个自由的媒体和自由的辩论。去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新闻节目对1。83亿人进行了广播；今年我们将设立24小时播出的阿拉伯新闻节目和Farsi电视节目——这是对世界新闻事件进行独立报道的来源。去年，英国委员会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影响了1600多万人口。这正是我们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扩展英国委员会工作的原因。英国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也遍及全球，我们将继续支持，促进各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其次，我们要建立极其重要的、具有潜在影响的经济和金融联系。随着中国和印度两国融入全球经济，给全世界带来了空前的人口、货币以及思想的流动。经济开放可以推动政治和社会改革。例如，随着阿联酋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该国的腐败受到了遏制，透明度得到了提高，制度和法律机制得到了改善。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变革——跟改革前相比，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更强，声音更多，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人享有的自由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享有的自由都要多得多。但是，中国内部和外部的人们也非常关注下一阶段的政治发展。胡总书记在党代会上的报告表明，政治民主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我下周访问中国时，我将与中国官员讨论这一问题。再次，作为世界上主要的援助国，我们可以确保援助用来支持民主和良治。我们可以对欧盟和国际援助国的活动施加直接的影响。近年来，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对政府治理的投资显著增长：1997—1998年是8500万英镑，到2005—06年达到3。22亿英镑。根据不同情况，援助具有不同的目的。在埃塞俄比亚，英国国际发展部的投资帮助用来加强联邦和地区议会的能力建设；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我们支持妇女独立参选地方选举；在其他权力威胁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我们利用援助来支持公民社会（从工会到媒体）的发展。比如，我们在尼日利亚的援助用来支持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的工作，自2002年以来它查处了150起罪案，追回50亿美元。第四，增强成为一些俱乐部组织（如欧洲联盟、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约）成员国的吸引力，是建立民主规范的有力方式。正如哈韦尔在2002年12月所说的，“加入欧盟的远景是推动中东欧民主转型的发动机”。除非加入欧盟的提议仍放在桌面上，除非我们提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近邻计划，否则欧盟将失去作为民主改革磁铁石的作用。这对西巴尔干国家尤为重要，加入欧盟的希望正鼓励这些新兴的民主政体加强法治，确保提高更大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但我们要对我们的东方邻国敞开大门，继续深化与他们的关系，支持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时走上街头的民众。我也要求欧盟更加积极地参与促进联盟以外地区的民主，欧盟参与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选举监督就是一个良好的步骤。但欧盟应当进一步梳理对民主涵义的理解，在我们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伙伴关系中，这将帮助我们给他们提供民主承诺的真正涵义。而且，这也将使援助和贸易更加有效地用于促进民主化进程。欧盟在民主上的统一立场将为欧盟与其他伙伴组织（如非洲联盟、东盟）建立关系提供一个明确的基础，并鼓励他们制订类似的关于民主和良治的协定。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在某些情况下，仍有必要使用有目标的制裁、国际刑事诉讼、安全保证以及军事干预等硬手段。联合国有13种制裁机制，而欧盟有8种。这些手段并不完美，但有目标的制裁可以对一个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并在行动上施加实质性的改变压力。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针对南非白人政权种族隔离政策而实施的国际制裁。在某些情况下，制裁是不够的。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一国政府不能尽到保护其国民免遭大屠杀或种族清洗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就需要进行军事干预。Paul Collier 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危险地方的民主》中指出，为一个新生的但脆弱的政府提供安全保证——前提条件是他们遵守民主规则——可以为他们提供强大的动力，来遵守民主程序。至今，我们唯一的安全保证是北约提供的免受外部侵略的类似安排。但Collier的想法实施起来会很困难，因为有很多理由。例如，你该如何判断哪个政权值得保护？你如何避免错误的激励？谁来出面干预扑灭政变？又如何避免局势复杂化或加剧政治分裂？但我们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帮助新生的脆弱的民主政权，对此仔细进行考量是完全正确的，正如我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塞拉利昂做的那样。译于2008年2月25日6、巩固民主虽然脆弱的民主国家在选举前一年比较安全，但选举后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暴力风险。民主在早期阶段需要精心呵护。民主没有单一的蓝图，只有重要的经验教训需要汲取。特别是，我们在提高公民责任的同时，必须加强国家执行法治的能力。有三项原则必须遵守。首先，在国家层面，政府必须确保权力多元分布，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建立能够分享权力的选举制度。比如，在肯尼亚，我们看到能够增加政治赌注的“赢家通吃”制度带来的后果——如果你在议会选举中失败，你就失去了一切，但一项允许分享权力的制度安排却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这正是我们支持安南进行调解努力的原因。在巴基斯坦，通向民主的道路开始于自由和公正的大选，但根基需要进一步夯实：独立的司法、军队不干政的承诺、将权力转移给中央和地方政府。去年的塞拉利昂选举表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选举委员会的重要性，委员会抵住压力并下决心根除腐败和不规范现象，使得这次选举成为非洲大陆有史以来最自由公正的一次选举。独立的选举观察监督有助于增强公众对选举过程的信任。在此背景下，我对俄罗斯拒绝欧安组织对3月份的总统选举进行监督感到遗憾。其次，新生的民主政体需要提高国家和地方制度的建设能力。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写道，“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the strength of free peoples reside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Local institutions are to liberty what primary schools are to science; they put it within the people's reach; they teach people to appreciate its peaceful enjoyment and accustom them to make use of it）（注：本段译文参考了《论美国的民主》商务版上卷第67页）伊拉克正迈向新一轮的省级选举。2005年，逊尼派和萨德尔派抵制了选举，但随着安全局势的改善，原先的抵制者认识到，他们在伊拉克的未来也有利益，需要发出他们的声音。在原来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分子盘踞的伊拉克西部地区如安巴尔省，当地居民组成了一个叫“相关地方公民”的团体，与多民族的伊拉克安全部队联手开展行动，驱逐基地组织，恢复当地的治安。伊拉克政府必须抓住机会，将这些人纳入合法的国家结构中——为他们提供合法的就业机会，包括将某些人编入伊拉克安全部队、进行省级选举，给他们的领导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在国家主流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第三，在一些国家，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国家的能力，以便控制民兵武装和其他一些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和巩固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发挥公民社会民意代言人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为何要支持国际劳工组织加强各国工会工作的原因，特别是在非洲。这也就是非政府组织（NGOs）的工作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些并不是有效民主制度的替代品，而是提高民主有效性的基本要素。结语如果不经过斗争，在很多国家要实现民主是不可能的。曼德拉、瓦文萨、甘地、帕克斯、厄巴迪、昂山素季还有其他许多人为了争取民主冒着生命危险，付出了人生自由的代价。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人。但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人，正在承担更大的风险：在缅甸：1、Tin Oo，80岁，全国民主联盟副主席，被软禁中；2、U Win Tin，78岁，记者，已度过19年的铁窗生涯，是该国服刑最长的政治犯；3、Min Ko Naing, Ko Ko Gyi 以及其他1988年学生运动领袖，已入狱15年，目前第三次被拘留；4、Nay Myo Latt，该国最著名的博客之一，最近在家中被逮捕；5、U Htin Kyaw，去年因参加抗议活动被逮捕。甚至没有人知道斗争何时会结束。斗争需要不妥协的勇气；更需要一些非同寻常的素质：理性、耐心、冷静，并为和解与宽恕做好准备。这些素质，我会很容易地就与缅甸人民的坚忍和苦难联系起来，这些素质，在昂山素季身上得到了体现。在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昂山素季的时候，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辞中说，这个奖是为了显示对“全世界正在为通过和平手段争取民主、人权、民族和解而努力奋斗的人们的支持”。今天，我想回应这一观点。我认为，民主能够在所有社会里扎根，我希望并相信这一点。人类争取平等价值、独立和自治的平等权利，永远不会嫌少。那些为争取民主的勇敢的人，应当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这些处在幸福、富裕国家的人会祝福他们。不仅仅用我们的言辞，更重要的是拿出我们的行动。译于2008年2月26日 完> 删除 -
因为曾经从云南瑞丽偷渡到对面的缅甸村庄转了一下。所以对缅甸这个神秘的佛教国家充满了好奇，从孔夫子上掏了本二手书回来。权威的介绍缅甸史的书不多，除了这本还有本俄国人写的。书分上下两册，内容挺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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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史研究必读之书 -
这叫编译，不是翻译。 -
譯者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增改過多 -
典雅文字翻译，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