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妮丝·格雷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牧师住宅    一切真实的故事都包含着有益的教诲，然而，在有的故事中却很难找到这样的财富，即使找到，那也是微不足道的。为了那么一颗干瘪的果仁，简直不值得花力气去砸开坚果。我的故事是否属于这一类呢，未必能作出判断。有时我觉得，它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有教益的，对另一些人来说，不过是则趣闻而已；不过，世人对此自有公论。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再加上时光的流逝和人物的某些虚构，我不惜抛开顾虑，把不肯告诉最亲密朋友的内心隐秘真诚地披露给我的读者。    我父亲是英国北部的一位牧师，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很敬重他，因为他确实值得人们敬重。他年轻的时候，有两项收入：牧师的微薄薪俸和足以维持温饱的一小笔私有财产。他依靠这两项收入，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我母亲出生在乡绅家庭，是个很有骨气的女人。她违背了亲朋的心愿，嫁给了我父亲。家人对她说：她要是成为那个穷牧师的妻子，就得放弃马车、侍女和一切豪华奢侈的用品。当时，对她来说这一切几乎就是生活的必需。可是，家人的劝告没有产生任何作用。有马车和侍女固然方便，但是，谢天谢地，她有脚可以走路，有手可以照顾自己。漂亮的住宅和宽阔的草坪的确值得留恋，但她宁愿同理查德·格雷一起在茅屋里安家落户，也不愿同世上任何其他男人一起住进宫殿。    她父亲发现争论已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告诉这对情人，如果他们愿意，就结婚好了；但是，婚后她将丧失全部财产。他以为这会使他们的激情冷却下来，可是他错了。我父亲十分了解母亲的优良品性。他心里明白，她本人就是巨大的财富。只要她同意为他的陋室增添光彩，不管提出什么条件，他都愿意娶她为妻。我母亲也觉得，只要同心上人永不分离，她宁愿自食其力。爱人的幸福就是她的欢乐，他们彼此已经心心相印了。于是，母亲的那份财产就落到了比她聪明的姐姐的腰包里。姐姐已嫁给了一个富有的财主，而妹妹却要湮没在山区一座简朴的乡村牧师住宅里。凡是认识我母亲的人都迷惑不解，对她深表同情而又感到遗憾。然而，尽管如此，尽管我母亲生性好强，我父亲为人奇想联翩，但我相信，你们走遍英国，也找不到一对比他们更为幸福的夫妻。    在六个孩子中，只有我和姐姐玛丽是经历了多灾多难的婴儿和童年时期而活了下来。我比姐姐要小五六岁，家人总把我看成小不点儿和小宝贝儿。父亲、母亲和姐姐对我非常溺爱——他们并不是愚蠢地纵容我，让我变得桀骜不驯，而是对我百般抚爱，养成了我软弱和依赖的习性——我根本不善于应付生活中的烦恼和忙乱。    我和玛丽是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母亲很有修养，受过良好教育，还喜欢事事亲自操劳。她承担了对我们的全部教育，只有拉丁文是父亲负责教授的。因此，我们甚至从未进过学校。我们跟邻居也没有多少交往，同社会的接触只限于偶尔举行一两次应酬性的茶会，请请邻近几位有声望的农场主和商人——那仅仅是为了避免有人说我们骄傲得不愿与邻居接近；此外，便是一年一度对祖父的例行探望。在祖父家里，我们见到的总是祖父本人、慈祥的奶奶、一位未出嫁的姑姑和两三位年长的女士和先生。有时，母亲会讲一些她年轻时的故事和轶事来逗逗我们。这些故事使我们感到惊异而有趣，同时也常常唤起——至少在我的内心——一个秘密的愿望：想出去更多地见见世面。    我觉得母亲从前一定很快乐，但她似乎从来不为过去感到惋惜。可是父亲生来就没有那种安宁、开朗的气质，每一想到心爱的妻子为他作出的种种牺牲，就常常会莫名地感到内疚。父亲脑海中总是在反复地设想着为母亲，也为我们增加那份微薄的财产的各种方案。母亲老是徒劳地对他说，她很满足，只要他能为孩子们略微积蓄一点，那么无论在眼前还是将来，我们一家的日子都会过得很宽裕的。可是我父亲不善于积蓄。他虽然不会欠债（至少母亲煞费苦心阻止他这么做），但一有钱就要花掉。他喜欢家里陈设舒适，妻子和女儿穿着漂亮，得到很好的照料。此外，父亲禀性慈善，喜欢力所能及地布施穷人，旁人或许会觉得，他这么做实在不自量力。    不过，终于有一位好心的朋友告诉他一个办法，可以使他的财产一下子增加一倍，而且今后还会不断增加，达到数不清的地步。这位朋友是个商人，具有创业精神和真实的才干。由于缺乏资本，他的买卖做得不够兴旺。这位朋友慷慨地提出，如果我父亲能把多余的钱托付给他，他可以让我父亲分享相当部分利润。他表示可以确实保证，不管我父亲交给他多少钱，都可以得到一笔对本利。于是父亲很快就把那为数不多的家产变卖了，全部收入都交给了那位友善的商人。商人也很快装好货物，准备起航。    想到那光明的前景，我父亲就喜形于色，我们大家也无不兴高采烈。眼下，我们确实只能依靠牧师职务那点微薄薪俸维持生计。可是父亲似乎认为我们的开支不必仅仅局限于这一笔收入。于是，我们通过在杰克逊先生、史密斯和霍布森店里长期赊账的办法，把生活安排得比以前还要舒适。然而母亲觉得，我们最好还是量人为出，因为我们发财的前景终究是靠不住的。要是父亲能把一切交给她掌管，他决不会感到拮据。可是在这方面，他却积习难改。P1-3

前言

对于勃朗特家几个孩子在母亲生命垂危日子里的举止，盖斯凯尔夫人曾有过一段堪称文学著作中最值得人们回味的描述：    ……这六个小孩子常常手拉着手走出家门，朝着阳光明媚但又荒无人烟的原野走去，一路上年长的孩子细心地照料着蹒跚学步的弟弟妹妹；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还十分热爱这片荒野。盖斯凯尔夫人还说，他们“比起同龄的孩子更为严肃、安静，也许是因为家中有着垂危的病人而感到压抑的缘故吧”。一位仆人说得更加坦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孩子。我老觉得他们精神压抑，同我见过的其他任何孩子都不一样。”    勃朗特太太1812年结婚，1813年到1820年间共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安妮最小。安妮出生二十个月后，母亲就因胃癌去世，当时才三十九岁。自安妮满周岁之后，勃朗特太太就卧病不起。一位知情人曾告诉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太太“不大愿意多看见自己的孩子，也许是因为明知孩子们很快就要失去母亲，看到他们会使她十分难过”。    这时，勃朗特太太的姐姐伊莉莎白·勃兰威尔从家乡康沃尔来到这里为他们料理家务。威尼弗雷德·热兰是这样描写这个家庭的：    哈沃斯的牧师住宅是一幢乔治式的庄重大方而结构匀称的房屋．修建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但它只有五间卧室．其中一间就在门厅上面。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没有壁炉；另一间是在后间上面，比杂物间稍为大些。勃朗特夫妇、六个孩子、勃兰威尔小姐、两个仆人和勃朗特太太的护士就挤在这五间卧室内。四个大女孩睡在卫生条件最差的一间里。晚上，她们睡在小行军床上，白天把行军床折叠起来，这个房间就变成了育儿室。就是在这间房里，那几个活下来的孩子一直住到十几岁。他们在那里玩耍、写作，享受着绝对的自由。这个房间长九英尺，宽五英尺七点五英寸。    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出色地叙述了勃兰威尔小姐对哈沃斯的感情以及孩子们对她的感情：    勃兰威尔小姐……有强烈的偏见，很快就对约克郡抱有厌恶的情绪……她怀念农村小镇上小范围内持续不断的愉快的社交活动；她怀念自幼熟识的朋友，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成为她朋友之前曾经是她父母的朋友。她不喜欢约克郡的许多风俗，特别害怕哈沃斯牧师住宅的过道和客厅中石板地的阴冷和潮湿……孩子们很尊重她，对她抱有一种因尊敬而产生的好感。但是我认为，他们从没有真挚地爱过她。在勃兰威尔小姐这样的年纪．像这样完全改变环境和住处，确实是一种严重的考验……她并不想留在哈沃斯充当几个外甥女的母亲的角色，但是勃朗特先生费了很多周折仍无法找到一位新妻子，她也只好留了下来。    虽然勃兰威尔小姐很喜欢安妮，但她对安妮的态度，似乎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阅世不深的老处女突然有机会将她塑造儿童的理论付诸实施时的样子。从安妮来说，她的性格就是喜爱并依恋大人，这无疑也激发了她姨妈的感情。不过，勃兰威尔小姐用来培养孩子的似乎是卫理公会的那套严厉的恐吓办法。威尼弗雷德·热兰认为，“勃兰威尔小姐完全以冷漠而武断的神气来阐述关于爱的宗教的信条，似乎这首先是一种有关恐惧的宗教。”她向安妮灌输一种罪恶感，这使得她一生都处于同这种意识斗争之中。    玛丽亚是勃朗特家的长女，就是夏洛蒂在《简·爱》中曾亲切地提到的海伦·彭斯。玛丽亚对待弟妹更像一个母亲。这是伊莉莎白·勃兰威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首先，玛丽亚的智力同她弟妹相仿，而他们的姨妈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玛丽亚七岁就会“拿上一张报纸关在房间里阅读，等她走出来时就能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大家”。勃兰威尔小姐的文学情趣寄托在《妇女杂志》这类消遣性文学和耸人听闻的《卫理公会杂志》上，仅限于旨在迎合维多利亚时代处于更年期的未婚姨妈、未婚姑妈的病态情感的种种梦想和幻象。    安妮年纪最小，又常常因患哮喘而躺在床上，因而受姨妈的影响最为直接。这种影响本来是会无法估量地增长的，但是在勃朗特太太过世三年以后，家里就把玛丽亚、伊莉莎白和夏洛蒂送到柯文桥为牧师女儿开办的学校《简·爱》中的劳渥德）学习。这时安妮和艾米莉就给留在家里听任自流了。她们两人开始亲密起来。但是三个月后，家人又为艾米莉打点行装，将她也送到柯文桥学校去了。在艾米莉离去时，家里又解雇了两个年轻女佣南希·加尔和萨拉·加尔姐妹。自从勃朗特一家来到哈沃斯以来，加尔姐妹一直是孩子们的保姆。八个月以后，玛丽亚和伊莉莎白相继去世，剩下的几个姐妹又在家里团聚了。    由此可见，安妮的童年充满着令人心酸的经历——死亡、离别、疾病，又没有母亲般的人时刻支持着她。她从未有过安宁的生活。就像勃朗特太太在病中不愿意见到孩子时的感情一样，帕特里克·勃朗特决定不同孩子们共进正餐。盖斯凯尔夫人机智地解释说，她“不得不”单独用餐，“是为了获得消化食物所必需的安静环境”。勃兰威尔小姐也尽量在自己房间里用托盘吃饭。因此孩子们就只能自己玩耍和相互做伴了。他们的整个世界就是牧师住宅和荒野。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社会交往，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交往：    ……由于勃朗特太太在丈夫调到这个区以后不久就过世了，也由于路那么远，还要穿过那些荒凉的地区，所以这些牧师朋友的妻子并不陪同她们的丈夫一起进行访问；这几个女孩子便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从儿童成长为少女，从来没有适合于她们年龄、性别和处境的各种社会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勃朗特姐妹长大以后自然就有点病态的怕羞，老是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因而认为不管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她们都必须独立生活，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感情上，都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    那所为牧师女儿开办的学校是一个慈善机关。勃朗特几姐妹在其他方面也不得不接受人们的施舍，夏洛蒂为感谢好心的教父母赠送旧衣服所写的拘谨而简短的感谢信，读来令人痛心。她们在社交中的胆怯和怪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她们的服装也与同伴们大不相同。夏洛蒂的朋友玛丽．泰勒回忆起夏洛蒂“穿着一套式样过时的衣服，乘坐带篷轻便马车……”来到罗赫德学校，“当她走进教室时，换了一套衣服，但仍然是那么旧。她看上去像个小老太婆……”埃伦·纳西说，她的头发“难看地卷在一起”。    勃朗特几姐妹，谁也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去适应学校中的社会生活。她们只有在姐妹之间才有共同语言，没有一个成年妇女能为她们树立合乎她们身份的榜样。她们家有勃兰威尔小姐，但她满脑子是令人抑郁的清规戒律，思想和习惯都接近于昔日讲究细小社交礼节的彭赞斯的优雅生活；还有大家喜爱的仆人泰比，泰比也许是她们接触最多的唯一能为她们树立正常榜样的人，但她却是个老处女，又是个农妇。    她们的童年生活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荒野中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一部分在闭塞而狭小的牧师住宅中度过。她们所享有的自由由于管束不是很严格：只要把家中的杂务做完而又不打扰周围的大人，她们就可以自由自在了。夏洛蒂在给她的朋友埃伦·纳西的信中说安妮是“一个心情压抑而有耐心的异乡人”，当时，她很可能就是在吐露她自己或艾米莉在远离家乡时的心情。    安妮·勃朗特在孩提时是家中的宠儿，主要的原因是所有的孩子中只有她生来身体就很孱弱，是否能够活下来似乎经常是个未知数——哈沃斯潮湿的气候和勃兰威尔小姐对她的竭力控制所带来的令人窒息的影响，并没有为这个哮喘儿的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一情景在安妮的姐姐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的姨妈从《卫理公会杂志》中念给她们听的那些令人悲伤的临终场面，无疑又加深了这种印象。这一点从南希·加尔讲述的一件轶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安妮还在襁褓之中时，“夏洛蒂闯进她爸爸的书房，说有一个天使站在安妮的摇篮旁。但等他们走回去时，天使又不见了。不过夏洛蒂说，她肯定见到了那个天使。”    安妮长大以后，成了勃朗特三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跟艾米莉一样，身材高于一般的姑娘。埃伦·纳西在《回忆录》（1871年）中曾这样描绘安妮：“她有一头漂亮的头发，浅棕色的，卷卷曲曲，优美地披到肩头。她的那双眼睛呈可爱的紫蓝色，两道画得弯弯的细眉，肤色是那么白净，几乎是透明的。”埃伦非常喜欢安妮，她的眼光可能带有偏见。    夏洛蒂的出版者，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乔治·史密斯对安妮的看法更为透彻和客观：“她文雅、安静，表情有些压抑，谈不上漂亮，但很可爱……她的举止奇妙地表现出某种希望得到保护和鼓励的心情，似乎在不断地呼吁，想引起人们的同情。”威尼弗雷德’热兰还说，安妮“并不像夏洛蒂那样为自己的相貌平平而感到苦恼”。    由于维多利亚时代撰写勃朗特姐妹传记和有关论文的作家认为，文静而又能自我克制的安妮与热情奔放的夏洛蒂和令人莫测高深的神秘的艾米莉相比，显得呆板一些，因而没有提供有关她的许多材料，也不想去寻找这方面的材料。我们知道，安妮在十五岁以前一直待在家里。那一年，夏洛蒂到罗赫德学校去当教师，挣钱为安妮付学费。自1835年至1837年圣诞节，安妮在罗赫德学习。后来，安妮得了一次严重的肠胃流行病，这使夏洛蒂对她的健康很为担忧，便决定让她退学。在罗赫德生病的日子里，安妮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在她的请求下，人们把附近村里摩拉维亚教派的主教请来，使她得到一些精神安慰。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出版以后，拉特罗布牧师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解释了问题的症结：“我发现她很熟悉《圣经》中拯救灵魂的主要真理，但她更多的是根据律法而不是根据福音来认识这些真理，更多的是把这些真理看成是上帝的要求，而不是上帝在他的儿子身上体现出的赐予。”这似乎是第一次公开谈到折磨了安妮一生的信仰上的困惑。这种困惑来自安妮不能接受她姨妈的加尔文派的选拔论。    简言之，安妮的困惑在于：如果她相信勃兰威尔小姐的上帝，而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上帝挑选不上的人必然要进地狱，永世不得翻身，那她就无法像人们教她的那样去热爱上帝；如果她相信一个更近人情、慈悲为怀的上帝，她又怕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人为的安慰。拉特罗布说，在他的指引下，她“意识到问题不是她的行动违反了上帝的意愿，而是她不爱她的上帝”。这一点表明，文静的安妮早在十几岁时就为她的所谓罪恶（“违反上帝意愿的行动”）感到不安，而且觉得很难——如果可能的话——去热爱她姨妈对她描述的那个上帝。这种思想一再出现，在她的诗歌中也有所表现。    在很长的时期里，安妮曾是牧师住宅中唯一和勃兰威尔小姐做伴的孩子。她同姨妈一起睡在亡母的卧室里，这意味着她不能在夜晚和夏洛蒂、艾米莉一起在小卧室里演出“秘密话剧”。也就是说，她不得不承受勃兰威尔小姐的全部宗教抑郁症，而这种抑郁症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洛蒂写道，这“对她纯洁无瑕的短暂的一生投下了可悲的阴影”。    这就是《艾格妮丝·格雷》第十一章中艾格妮丝同南希-布朗之间的思想交流的基础。小说中的牧师哈特菲尔德先生同勃兰威尔姨妈的相似之处，确实不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埃伦·纳西对勃兰威尔小姐的策略性的描写表明，勃兰威尔小姐对自己的容貌颇为自负——她总是穿着一身丝织衣服，围着披巾，系着饰带。她拥有一些贵重珠宝，常用“一个十分精致的金鼻烟壶”吸鼻烟——这一切根本不符合她宣传的卫理公会教义。哈特菲尔德先生的自我陶醉和他布道时吹毛求疵的偏执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不协调。这种矛盾常常困扰和压抑着童年时代的安妮·勃朗特，就同小说中南希·布朗的心情一模一样。    盖斯凯尔夫人显然是从夏洛蒂那里得到的启示，说安妮“驯服而忧郁……总是逆来顺受而温顺的”。在安妮去世后一年，夏洛蒂本人在《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的序言中也写道，安妮“长期受着折磨，善于自我克制，喜欢思考而且颇为聪颖，她的气质含蓄、沉默寡言，这使她总是处于不惹人注目的地位。这些特性也使她的思想，尤其是感情，似乎蒙上了一层修女的薄纱，这层薄纱很少掀开……她的性格生来就敏感、拘谨和沮丧”。但是人们不应该毫无保留地接受大姐姐对小妹妹的性格的描述。其他的证据可以改变安妮的这种形象。    我想，我们可以从艾格妮丝·格雷在小说的开始几页对自己的描述中，以安妮的眼光来看一看她同夏洛蒂和勃兰威尔姨妈的关系，这很有意思，也很恰当：    我比姐姐要小五六岁，家人总把我看成小不点儿和小宝贝儿。父亲、母亲和姐姐对我非常溺爱——他们并不是愚蠢地纵容我，让我变得桀骜不驯，而是对我百般抚爱，养成了我软弱和依赖的习性——我根本不善于应付生活中的烦恼和忙乱。    ……虽然我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但在她们的眼里，我还是个小女孩。母亲同大多数善于持家的妇女一样，上帝没有让她生下十分能干的女儿。她自己又聪明，又勤快．从不想把自己分内的事情交给助手去干。相反，她却很乐意为他人和一家之长帮忙，为他们操心。不管她手中有什么活儿，她总是觉得没有什么人能干得像她那么利索。    当个家庭教师该多有意思！去见见世面，过一种崭新的生活，独来独往．施展一下自己没有发挥过的能力，试一试我的无人知晓的力量。挣钱养活自己，不要父亲、母亲、姐姐负担我的伙食和衣着，还能给他们带来安慰和帮助……这几段话表明了在大多数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不得不承受的善意的庇护。夏洛蒂在给埃伦·纳西的信中写到安妮在离开罗赫德一年以后第一次（于1839年）去当家庭教师时的情景，也表明了这一点：    可怜的孩子！上星期一她离开了我们。没有人去送她；这是她自己的意愿，她要我们让她单独前往，她觉得，要是完全让她独立去应付生活，她会处理得更好，会鼓起更大的勇气。她走后我们只接到过她一封信。她说，她很满意，还说××夫人非常慈祥。她只照看两个大孩子，其他几个还关在婴儿室里，她不用照看婴儿室和里面的孩子……我希望她能成功。她的这封信写得通情达理，而且行文巧妙。你读了一定会吃惊的。我只是担心她的口头表达能力。不过我的确害怕××夫人间或会认为她说话生来就有点口吃。    安妮的这种圣徒般的、谦卑而毫无生气的形象同她被解雇的情景大相径庭。当时，她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她把两个孩子绑在桌子腿上，不让他们吵闹，而自己则继续进行工作。这种形象同维多利亚时代评论家的看法是有出入的，他们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安妮在《艾格妮丝·格雷》中对当时的教育观点进行直率的讽刺以及她对艾格妮丝所照管的孩子们的残忍和野蛮行为所进行的毫无顾忌的描写；安妮认为这种行为是“古怪而讨厌的”。这种形象同安妮在《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又译《女房客》）再版序言中对这些评论家进行勇敢反击的行为当然也是不相符的。夏洛蒂很可能根本不了解安妮，附带说一句，勃兰威尔也是如此，她在安妮十四岁时根本没把她当回事儿，说她“微不足道，根本不算什么”。还要指出的是，安妮的小说同简·奥斯丁的小说很近似，而夏洛蒂从来就不愿意去喜欢“奥斯丁小姐的·温柔的目光一。有些人一直要我们相信安妮是她姐姐和哥哥的褪色的翻版，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不过，这是后话了。    1840年初，安妮回到牧师住宅，想另找一份工作。夏洛蒂和艾米莉也在家里。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们产生了自己在家里开办学校的想法。夏洛蒂和艾米莉曾经尝过当家庭教师的苦楚，也体验过别人的盘剥。姐妹三人都觉得，她们只有一起待在哈沃斯，才能感到幸福。    1840年夏天，安妮成了约克近郊桑普格林府埃德蒙-鲁宾逊家的家庭教师。《艾格妮丝·格雷》中市侩气息很重的默里一家就是以鲁宾逊一家为蓝本的。安妮在那里并不愉快。她在1841年的“生日记述”中写道，“我不喜欢这家人家，想换一个环境。”艾米莉在同年的“生日记述”中说，安妮“离乡背井，受尽折磨”（原文如此），夏洛蒂在给埃伦·纳西的信中（就是那封把安妮说成是“一个心情压抑而有耐心的异乡人”的信）写道，“我内心有一种隐痛……就是为安妮担心；她忍受了这么多痛苦，比我经历过的痛苦要多得多……她比我更孤独，更不善于结交朋友。”在另一封信中，她把安妮回到桑普府的行动说成是“回到埃及和遭受奴役的地方”。    安妮到鲁宾逊家后不久，写了一首题为《桑普格林纪事》的诗歌。这首诗质朴而动人地反映了她离乡背井的痛苦心情：啊，我觉得困乏异常    虽然泪水已不再流淌；我的眼睛因哭泣而疲倦．    我的心灵因悲哀而心伤我的生活非常孤独，  每天每日都沉重而漫长……五年中，她大部分时光是远离家乡，同鲁宾逊一家待在一起。这一段时期，夏洛蒂和艾米莉曾到布鲁塞尔去进修法语和德语，目的是为取得更令人注目的资历和丰富拟议中的学校的课程。    1843年，勃兰威尔也到桑普格林去当家庭教师。1845年初，安妮似乎有点察觉他同鲁宾逊太太之间的暧昧关系。这一年6月她辞去了职务，并在1845年7月的“生日记述”中回忆起1841年的那段记i术：    自从写那篇日记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呀——有些是愉快的，有些却远非如此。不过那时我是在桑普格林，现在我刚从那里逃了出来。早在四年前我就想离开那里。要是当时我知道要在那里待上四年，我会感到多么不幸。不过我在那里发现了人们身上一些令人极不愉快、以前梦想不到的品质。艾米莉在同一天的日记里提到开办学校的计划失败的经过：    我本该提到的是，去年夏天，我们又起劲地考虑开办学校的计划——我们印了简介，给所有的熟人写信介绍我们的设想，我们竭尽微薄的力量，但是发现行不通——现在我根本不想办学校了，大家都对办学失去了兴趣。勃兰威尔姨妈死于1842年，当时夏洛蒂和艾米莉正在布鲁塞尔。姨妈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勃朗特姐妹，因此艾米莉说，她们有“足够的钱”来满足日常开支，“还可以有些积余”。    研究勃朗特姐妹的评论家和传记作者，没有认识到安妮长期与社交如此广泛、为人如此世故的鲁宾逊一家密切接触的意义。他们只着重于研究安妮发现勃兰威尔同鲁宾逊太太的关系后给她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日后勃兰威尔的自我毁灭过程对她们姐妹的影响。然而，这一段经历确实对安妮小说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早就决定她要写奥斯丁式的风俗小说，而不是她两个姐姐根据各自不同的经历而写的那种充满孤寂、激情和忧虑的意识的小说。例如，盖斯凯尔夫人是这样描写夏洛蒂和艾米莉在彭纳特里格的表现的：    人们总是在花园里消磨他们的闲散时光。这时姐妹俩总在一起散步．往往什么话也不说。艾米莉虽然身材要高得多，却老靠在姐姐身上。夏洛蒂总是有问必答；凡是人们对她们两人谈话时，也总是夏洛蒂率先回答的。艾米莉同任何人都不大说话。这是很典型的情景。人们有理由认为，连夏洛蒂本人都不曾完全摆脱害羞和谦卑的心理状态。在勃兰威尔被解雇以后，鲁宾逊姐妹同安妮的通信曾一度中断，以后又恢复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是一天一封信。这表明，在桑普格林的五年中，安妮同她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她们常向安妮讨教。    安妮的这一经历是值得强调的，因为这表明了她同两个姐姐之间的差别。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似乎比艾米莉和夏洛蒂更为坚强。在桑普格林当家庭教师的五年中，她在家待的时间比两个姐姐都少。她一直住在一个同她自己的家庭完全两样的英国家庭中。人们通常用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小说来衡量安妮的小说，相比之下，认为安妮的小说缺乏兴味而不予重视。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她是简·奥斯丁的妹妹，那么对她的两部小说的估价和认识就会更接近于现实。安妮在写第一部小说时只有二十六岁，写第二部时，也才二十八岁。如果夏洛蒂只留下了一部《教师》，人们就会更公正地把她放在安妮现在所处的地位。总的来说，英国人不喜欢格调低沉的小说——巴巴拉·皮姆的经历就是个很好的明证。    这并不是说，《艾格妮丝·格雷》或《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这两部小说写得比《简·爱》、《维莱特》或《呼啸山庄》更好，不过确实有理由认为，这两部小说比《教师》和《谢利》要好。也就是说，风俗小说对安妮这位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作者来说是一种困难的体裁。安妮的著作更接近简·奥斯丁或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同她两位姐姐倒不大相同。    也许正是姐妹间的性格明显不同，而且一个家庭中两个妹妹之间的关系总是要比她们与大姐之间的关系密切这一简单事实，将安妮和艾米莉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埃伦·纳西说，她们就像“一对双胞胎——形影不离的伴侣，相互间的感情极为深厚，从未间断”。在许多方面，她们的性格似乎是互为补充的。艾米莉有些神秘莫测，倾向于泛神论，在体格上和精神上是无畏的——在小狗咬伤她手臂时，她会用烧红的熨斗去烫自己的伤口——总的来说，她古怪而孤僻，不谙世故。不管她离开哈沃斯时间长还是短，都会像移栽到温室里的野花一样凋谢。安妮是个文静、含蓄、真挚而聪明的基督徒，一直在寻找她所信奉的上帝。她身体孱弱，患有哮喘病，但具有极大的勇气和道义上的决断力，不过在艾米莉显得坚强的地方，安妮又显得很可爱。艾米莉的想象力带有异教徒的特点，富有浪漫气息，甚至有点“哥特”色彩。安妮的想象力却受到她所观察的现实和她的宗教信仰的限制。两姐妹都喜欢音乐。艾米莉身上富有强烈的阳刚之气，安妮却充满了女性的温柔。    当夏洛蒂和勃兰威尔在撰写有关安格里阿的故事时，安妮和艾米莉在一起撰写小说《岛民》。艾米莉在1845年的日记中写到她和安妮“第一次”坐火车到约克去单独“作长途旅行”的情景，当时艾米莉二十七岁，安妮二十五岁：    ……在旅途中，我们成了罗纳德·麦卡尔平、亨利·安戈拉、朱丽叶·安格斯蒂娜、罗萨贝拉·埃斯莫尔登、埃拉·埃格里蒙特、朱利安·埃格里蒙特、凯瑟琳·纳瓦尔和利迪莉亚·菲查弗诺尔德，大家正从学校里逃出来．去参加当时被得胜的共和党人到处追捕的保皇党。岛民还是像以往一样兴旺发达。目前我正在撰写一部有关前几次战争的作品。安妮一直在写与此有关的文章和一部有关亨利·索福纳的书。只要我们对他们还感兴趣，就打算坚持描写这些捣蛋鬼。我可以高兴地说，目前他们还是很有意思的。    她们开始写作《岛民》的时候，安妮才七岁，艾米莉九岁；十八年以后，勃兰威尔和夏洛蒂早就放弃了《安格里阿的幻想》，但《岛民》还在继续写下去。事实上有某种迹象表明，安妮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不想再写它了，艾米莉却从不如此。但是在安妮离开了桑普格林以后，勃兰威尔自暴自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时安妮似乎又想写这本书了，这种倒退似乎可以给她带来安慰。但是想想艾米莉在写《呼啸山庄》，而安妮在写《艾格妮丝·格雷》时，这两姐妹还在继续这种孩子气的（除了这一写作激发起的诗歌创作之外）文学活动，的确是令人惊奇的。    她们继续合作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写作《岛民》的激情大多来自两人共享的那个全是荒野的世界，那个渺无人烟的、与世隔绝的自由世界。安妮和艾米莉对大自然的热爱异常强烈。埃伦·纳西曾追述她第一次访问哈沃斯时同勃朗特姐妹和勃兰威尔一起在荒野上散步的情景：    在很久以前，我们有一次在荒野里走了很远，来到艾米莉和安妮熟悉的一个地方。她们把这里叫做“溪水汇聚处”。这是一块铺满绿油油的草皮的小小绿洲，处处可见清澈的涓涓泉水，有几块大石头可供憩息；坐在这里，我们就同整个世界隔绝开来，眼前除了一望无际的石南花、湛蓝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荒野显然是她们精神上的家，是她们在世上可以毫无拘束地充分自由活动的唯一的去处。离开这里，哪怕是在同一个国家里，也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放逐。    在《艾格妮丝·格雷》第十二章中，艾格妮丝发现了樱花草，但这只是普鲁斯特的重油松糕式的更复杂情节的简单前奏。安妮从教堂出来，“迫切希望能看到某种熟悉的花朵……要想找到什么能令人想起褐色的荒野，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结果发现在她够不着的地方有三棵长在一起的樱花草，这使她十分激动。此情节同盖斯凯尔夫人描写1848年12月艾米莉逝世时的情景十分相近：    勃朗特小姐曾说起她在荒野的小洼地和隐蔽的裂缝中到处寻找残留的石南花——哪怕是一枝几乎完全凋谢的花朵也好——去送给艾米莉，事后她发现艾米莉那双暗淡而漠然的眼睛已经不认识这株石南花了。我记得，当勃朗特小姐回忆起当时所感受的痛苦时，浑身不禁一颤。    除了荒野，安妮最喜欢的就是她每年同鲁宾逊一家去度假的斯卡巴勒海滨。当她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就决定要到那里去，并且说服夏洛蒂和埃伦·纳西把她送去。《艾格妮丝·格雷》中的阿城就是以斯卡巴勒为蓝本的。从艾格妮丝·格雷对海边漫步的描写中我们很容易体会到这位生着哮喘病的姑娘在夏日的海滨所享有的舒适的感觉：    在沙滩上漫步，我容光焕发，身心愉快，精力充沛。我忘却了一切烦恼，觉得似乎双脚插上了翅膀，至少可以不知疲倦地走上四十英里。我感受到了童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快活。在这次散步中，艾格妮丝又遇到了副牧师韦斯顿先生，人们常常认为这是安妮以真人为依据的另一个人物。    威廉·韦特曼从1839年到1842年二十五岁去世为止，一直是勃朗特先生的副牧师。韦特曼是一个仁慈、亲切的青年，并不像《艾格妮丝·格雷》中的韦斯顿先生那么稳重，而且似乎很容易坠人情网。有某种迹象表明，安妮对他的感情比较微妙。夏洛蒂给埃伦·纳西的一封信（1842年1月20日）中对此事说得最为坦率。夏洛蒂在信中写道，在教堂里，韦特曼坐在安妮对面“轻轻地叹息，用眼角瞟着安妮，想引起她的注意，而安妮却纹丝不动，眼睛一直向下垂视——真有意思”。    爱德华·奇塔姆在《安妮·勃朗特诗集》（伦敦，1979）的序言中分析了那些可以说是与安妮对韦特曼的爱情以及他逝世后的失落感有关的诗歌，但是他在最后颇有道理地说，尽管韦特曼很可能是安妮的“爱情诗”的源泉，但《艾格妮丝·格雷》中的爱德华·韦斯顿同韦特曼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只不过在关心穷人方面，两人的态度是一致的。的确，韦斯顿似乎同夏洛蒂所写的教师更为相近——严肃、孤僻、正直，有顽强的自制力。如果过分看重夏洛蒂用大姐姐的风趣口吻所说的一切，那就会产生误解，而低估安妮的想象力也是不恰当的。    1846年4月，安妮回家待了已经一年了。就在《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诗集》出版之前，夏洛蒂写信给出版商艾洛特一琼斯公司，说“柯·贝尔、埃·贝尔和阿·贝尔现在正准备出版一部小说，由三篇截然不同、毫无联系的故事组成”。这就是《教师》、《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1847年，《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印成一册出版。    既然这两部书是同时出版的，人们就会对它们一起进行评论。由于《呼啸山庄》的戏剧性更为强烈，因而人们倾向于把《艾格妮丝·格雷》说成是一种反省，往往只看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同《呼啸山庄》的相似之处。《文学协会》的评论员（可能是H．F．乔利）十分反感地指出，两位贝尔“老是谈论那些进行肉体摧残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些行为在罪恶和苦难的真实记录中确实有所记载——但是仔细观察这些事是有教养的人士所厌恶的”。    有关布卢姆菲尔德家孩子的行为，无疑是安妮第一次在布莱克府英厄姆家当家庭教师时的经历的写照。盖斯凯尔夫人记载了她同夏洛蒂的一次谈话：    有一次我同她谈起《艾格妮丝·格雷》——她妹妹安妮在这本小说中几乎完全是记述她当家庭教师时的经历——特别谈到在大鸟旁边用石块将小鸟砸死的那段情节。夏洛蒂说，只有当过家庭教师的人才能了解“可敬的”人性的阴暗面；人们并不怎么想犯罪，但是日复一日地放纵自私心理和坏脾气，会导致有些人对依赖于他们的人和物进行虐待，就这种行为而论，我们情愿成为受害者，而不愿加害于人。    英厄姆家的这几个孩子确实是enfants terribles，在安妮当了他们一个星期的家庭教师以后，夏洛蒂就写信给埃伦·纳西：    她的两个学生都是极端愚蠢的小笨蛋，两个人都不识字，有时甚至会承认，对字母表也一无所知。最糟糕的是大人对他们过分溺爱，安妮无权对他们进行任何惩罚。夏洛蒂本人的经验以及她对安妮的了解都使她绝对相信安妮的描写是真实的。    《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的再版序言表明，安妮·勃朗特宁愿把手伸到火中，也不肯说谎：“我的愿望不仅是……写出‘一本完美的艺术作品’……我觉得我的责任是说出令人不快的真话……我要说真话，哪怕这么做会损害我的名声……”安妮讽刺了批评《艾格妮丝·格雷》的人们，这些人谴责她“过分渲染那些从生活中仔细复制下来的情节”。安妮还责备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虚伪。    我们往往以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就像在婴儿室中经常看到的有教育意义的寓言中的人物。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父母可能也持有这种看法，因为他们见到孩子的时候都是孩子们表现得最好的时刻，通常在固定的时间，孩子由保姆陪着。可是不难想象，托马斯·休斯的弗拉什曼和狄更斯的斯蒂尔福斯所受的教育就同安妮·勃朗特在《艾格妮丝·格雷》所描写的一样。    这本小说对当时的行为还有一点有力的批判。为此，人们对安妮·勃朗特只有挖苦，而并不赞赏。汤姆-温尼弗里思在《勃朗特姐妹及其背景》（伦敦，1973）一书中提到《艾格妮丝·格雷》“有点渲染反贵族的色彩”。安妮·勃朗特在描述默里夫妇的言行时确实是猛烈地抨击了浅薄的势利行为，就像她在描述布卢姆菲尔德家的生活时猛烈抨击教育制度一样。夏洛蒂在《简·爱》中也想这样批判布兰奇·英格拉姆，只是更为强烈而已。    夏洛蒂曾告诉盖斯凯尔夫人一件轶事，它清楚地反映了这两姐妹的基本态度。有一次，主人让夏洛蒂照顾一对兄弟，一个是她的学生，约三四岁，另一个八九岁。当她跟在他们后面，要他们到离开大人不准他们去的马厩时，大孩子鼓动弟弟朝她扔石子。一颗石子刚好砸在她头上。第二天孩子的母亲问她头上怎么了。夏洛蒂搪塞地说，“偶然碰了一下，夫人。”这一举动使她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和好感，后来有一天那个弟弟在他母亲面前大声说，“我爱你，勃朗特小姐，”而那位母亲马上说，“爱家庭教师，天哪！”    当时人们把家庭教师仅仅看成是略胜于老鼠和小鸟的生物。我们觉得，布卢姆菲尔德太太对艾格妮丝反对汤姆的虐待狂的反应也适用于家庭教师——“你似乎忘了……一切生物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创造的……我认为一个孩子的欢乐不能同一个没有灵魂的动物的安危相提并论。”这种看法同默里小姐责怪艾格妮丝看家信的态度也没有多大差别：“……别看这无聊而乏味的信了……你应该告诉家里人，别写这么长的信来惹你心烦……特别要告诉他们，一定要用正式信笺，不要用这种粗俗的大信纸写信。”    安妮所写的就是她亲眼看到的，这根本不是渲染。从家庭教师被遗忘的社会角度来看，年轻的贵族小姐们往往自鸣得意、浅薄、冷漠而无知，就如艾格妮丝·格雷努力描述的那样：    ……主要是因为她们缺乏教养，对待下人的态度使我看了感到很不愉快。她们从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根本不照顾别人的感情，认为下人与自己截然不同。她们会当着那些正在吃饭的穷人，很不礼貌地议论他们的食物和吃相。她们讥笑他们头脑简单，语言土里土气。这样一来，有些人都不大敢说话了。她们会当面把一些庄重的老人称作老笨蛋和老糊涂。不过她们这样说，也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们。我看得出，这种行为常常使人们感到不快和气愤……    但是后来默里小姐的态度在小说中受到了加倍的谴责。默里小姐要去讨好副牧师时，知道副牧师关心穷人，因而不得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敏感，这就使她以前的冷漠态度显得更应该受到谴责：“那位老人想知道什么时候恭候你。你知道，这些人希望在体面的人士去看望他们时把茅屋收拾得整洁一些，这一点我们可能是想象不到的。”在需要的时候，默里小姐是完全能够为穷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不过，安妮·勃朗特在这里可能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宗教角度提出问题。尽管她同她的姐姐和父亲一样，是个保守党人，但是她相信在上帝的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些生长在特权家庭中的人义不容辞地应该记住这一点。    出于同样的动机，安妮在主管牧师哈特菲尔德先生身上，对野心勃勃的神职人员的纨绔习气和伪善面目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南希．布朗向主管牧师倾诉了内心的苦恼，过后却听见他在副牧师面前把她称作“一个爱说废话的老傻瓜”。他从不肯降低身份同艾格妮丝讲话，他不同情教区中地位低下的居民，只想超越自己的社会阶层去高攀默里小姐，结果却出足了洋相。    安妮·勃朗特在对哈特菲尔德的描写中也加进了对男子虚荣心的讥讽，就像她描写布卢姆菲尔德家人一样。汤姆总是傲慢的，俨然像一个神气活现的沙文主义者。当他表现得不那么残忍时，他是荒谬可笑的，例如他坚持要向艾格妮丝炫耀自己的木马：“……他命令他妹妹牵着缰绳，自己跨上木马，让我在那儿站了十分钟，看他如何英勇地挥动马鞭和蹬踢马刺。”汤姆的舅舅的虚荣心表现在另一方面：    他体格结实强壮，可是他找到了某种办法将腰围减少到最小限度，再加上他那不自然的僵直的姿势．表明这位高傲的、富有男子气而又藐视女性的罗布森先生，还没有摆脱穿紧身衣的纨绔习气。    但是，舅舅和外甥同样残忍：“这时，罗布森舅舅背着猎枪从小路上走来，正停下来要踢他的猎狗。”哈特菲尔德先生也具有这一特点。当小狗斯纳普打搅了他向默里小姐的求爱时，他“用手杖狠命地抽打小狗的脑袋”。    艾格妮丝对动物和对村民一样仁慈，但她并不懦弱。她说，她“随时都愿意付出一金镑”，看一看哪条狗能咬罗布森先生一口；她被迫用一块沉重的石头砸死一窝小鸟，免得它们遭受汤姆的折磨，并且觉得“重重打他两记耳光”是很容易将他制服的。    从表面上看，安妮的故事，就像埃米尔·蒙泰居所指出的那样，“是在谈人们毫无怨言地承受着小小不快”。他还说，“顺从是这本小书的灵魂。”从那以后，很少有人持与他不同的看法。表面现象确实如此，但是这种顺从往往为奥斯丁式的挖苦而滑稽的旁白所冲淡。例如，当默里太太介绍她孩子的情况时提到汤姆，“他对欺骗似乎是深恶痛绝的，”艾格妮丝加了一句评论，“（这倒是个好消息）”。此外，在另一处，她告诉我们，汤姆“陪着我们一直聊到八点钟”。谈到马蒂尔达·默里时，艾格妮丝说，“作为一个动物，马蒂尔达是相当不错的，她充满生机、活力和朝气，”就像马蒂尔达评论一匹马似地评论马蒂尔达。艾格妮丝让默里太太谴责默里小姐到外面去散步的行动，“好像她是一个没人侍候的穷姑娘，没有花园可供散步，”还让老布卢姆菲尔德太太用自己的嘴谴责自己。艾格妮丝说，玛丽·安·布卢姆菲尔德“有点喜欢假笑，老想引人注目”，并且用纯粹的约克郡土话说，“当她的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像头牛似地吼叫。”布卢姆菲尔德先生本人可能就是作家用极为反感的笔调写出的奥斯丁作品中伍德豪斯先生的翻版，只不过年轻一些罢了。    简言之，《艾格妮丝·格雷》中有许多内容不是一眼就能发现的。乔治·莫尔毕竟认为它是“英国文学中最完美的散文体小说”。问题并不在于此，但这部小说无疑具有它独特的价值和吸引力，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勃朗特姐妹的生活和创作的伟大艺术宝库中的重要部分。    安妮·史密斯

后记

《艾格妮丝·格雷》的作者安妮·勃朗特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坛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中的一位。由于《简·爱》和《呼啸山庄》的中译本在我国受到很大的欢迎，读者对夏洛蒂和艾米莉都比较熟悉，但对安妮却不大了解，因为国内还没有介绍过她的作品。    安妮于1820年初出生于布雷德福的郊区，是六个姐妹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比夏洛蒂小四岁，比艾米莉小一岁半。安妮自幼丧母，没有享受过母爱的温暖。她身体孱弱，性格敏感而内向，她热爱大自然，喜爱音乐、绘画，在家里常同姐姐、哥哥一起编戏演剧。安妮六七岁时，他们就一起自编自演过《年轻人》、《我们的伙伴》、《岛民》等短剧。童年的这段生活对安妮后来的创作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家境贫寒，安妮自小没有上学，基本上是在家里自学，由父亲和夏洛蒂亲自授课，只是在十五六岁时，她才有机会到夏洛蒂任教的学校免费受了两年学校教育。    大姐玛丽亚和二姐伊莉莎白去世以后，夏洛蒂在安妮的眼里就成了“小母亲”。安妮非常敬重夏洛蒂，但很少同她谈心，交流感情。同安妮感情最深的是艾米莉。她们两姐妹性格完全不同，艾米莉刚强，安妮温柔。尽管如此，她们彼此却是无话不谈。只要两人都在家里，总是形影不离。两人一起写诗、作文，还一起记日记。现在保存下来的女作家遗物中就有不少她们两姐妹共同署名的日记。    安妮十八岁上染上了肺结核。但她在病情稍有好转之后，就向家人提出，要去当家庭教师，这样可以在经济上对家里有所帮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社会中，家庭教师是知识妇女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唯一职业。安妮从十九岁开始，曾先后在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中担任家庭教师达六年之久。这些人家对家庭教师并不尊重，只把她当成高级仆人。但安妮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为了给失业的哥哥找条出路，不得不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安妮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她曾一度钟情于她父亲的助手威廉·韦特曼，但韦特曼在安妮到外地当家庭教师期间突然病逝，安妮过了好久才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她那位酗酒的哥哥，又使她们姐妹几人想在家里开办学校的愿望变成泡影。与此同时，安妮还要不断承受疾病的折磨。但她从不抱怨，以惊人的毅力，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苦痛。在她的几部著作问世后不久，于1849年5月就病逝于远离故乡的海滨疗养地斯卡巴勒。她临终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勇敢一些，夏洛蒂，勇敢一些！”    安妮是位有才华的作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过不少诗歌和两部长篇小说。她的作品最先问世的是诗歌。在1846年5月以“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的笔名出版的勃朗特三姐妹的诗集中，就收入安妮的二十一首诗。    1847年12月，艾米莉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和安妮的《艾格妮丝·格雷》同时问世。1848年6月，安妮又单独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安妮还有一些未完成的稿件，但在她逝世以后，被夏洛蒂付之一炬了。    小说《艾格妮丝·格雷》是安妮的重要著作之一，几乎就是安妮一生的写照。但是安妮在艾格妮丝·格雷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她对生活的憧憬。她让艾格妮丝获得了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的幸福。    安妮在小说开头写道：“一切真实的故事都包含着有益的教诲。”从故事情节看，作者希望她的创作能唤起人们对家庭教师这些职业妇女的生活和工作的关切、同情和支持。她的书中曾说，“如果一位父亲或母亲，从中获得了有益的启示，或者一个不幸的家庭教师因此而有所裨益，我的辛苦也就得到了应有的补偿。”    《艾格妮丝·格雷》所反映的不仅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一名家庭女教师的个人遭遇，同时也着重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中的贵族阶级和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性格所具有的愚昧、冷酷、自私、虚伪等特点。他们虽然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势，但读者可以从作者叙事的角度出发，体会到隐藏在这一切冠冕堂皇的外表之下的阴暗面。这些老爷太太们似乎很有风度，谈吐优雅，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极不平衡。如果抛开那肤浅的外表而深入他们的内心中去，读者会发现，在精神上他们却非常贫乏。默里先生在酗酒骂人之外无所事事，罗布森舅舅刁钻古怪，以残害动物、侮辱他人为乐，阿什比爵士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就连这些上层人物的精神指导者哈特菲尔德牧师，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在布道坛上他口若悬河，雄辩滔滔，为人们分辨善恶，指点迷津，俨然以人类拯救者的代言人自居。一走下讲坛，他就原形毕露。他趋附于富家太太小姐左右，表面上风趣健谈，实则插科打诨，溜须拍马。他追求默里小姐不成，便一反常态，出言威胁，布道者的那种正颜厉色和翩翩风度便荡然无存了。    和他们相反的是家庭教师艾格妮丝·格雷和副牧师韦斯顿，他们都相貌平凡，家境清寒。在那些外表高贵的人们看来毫不尊贵。在物质上，他们的确是贫乏的，但他们并不因此自卑而仰承富有者的鼻息。他们的内心生活非常充实，忠实地信守自己的生活准则，坚信人间的爱是伟大的。他们在努力追求一种平衡的生活，如果说，他们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完美些的雄心，至少他们想完美自身。在希望获得尊重和爱的同时，他们从不忘记去尊重和热爱他人。他们过的是一种不图浮华、追求真实的生活，这种真实既是对人对己的诚实无欺，也是他们对整个生活的态度。他们喜爱知识和真诚的友谊，也喜爱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他们在知识、道德、修养上都比他们的雇主或上级高出一头。由于他们在精神上占有优势，所以面对困难、委屈和不公正，既不欺骗自己也无恐惧不安之心，总是坦然地接受着生活的赐予。从这方面来看，作者似乎想说，艾格妮丝·格雷和韦斯顿对生活的接受，比有产者更深更广。他们虽然不无痛苦和磨难，但是却拥有着人间的美好感情，享受着自然界的美好事物。    应该看到，在艾格妮丝·格雷和韦斯顿这两个人物身上，确实存在着某种宗教感情。读者很容易把作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两人的性格、经历与这种背景联系起来。作者的确是以宗教感情的虔诚与否来衡量一个人品性的优劣；以对上帝的信仰、对人类的爱来区分艾格妮丝·格雷和她的雇佣者。但在读者面前直接陈述的是格雷在具体生活中的忍耐、努力和追求。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宗教背景只是区分两者的表面手段，并非实质。    一百多年来，人们认为安妮·勃朗特的作品与两个姐姐相比，略逊一筹。但是专门研究安妮·勃朗特作品的评论家则说，安妮·勃朗特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安妮的作品“总是那么清新而明快”。著名的爱尔兰小说家、诗人、批评家乔治·莫尔除了把《艾格妮丝·格雷》称作是“英国文学中最完美的散文体小说”之外，还称赞这部小说“朴素而又美丽，就像一件薄薄的轻纱礼服……故事的体裁、人物和主题，是那样的完美和协调”。当然，莫尔的评论仅仅反映了英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看法，但它毕竟从一个特定侧面说明了《艾格妮丝·格雷》这部小说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译者    1988年1月

内容概要

作者:(英)安·勃朗特 译者:裘因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牧师住宅第二章  教师生涯开始了第三章  又教了几堂课第四章  奶奶第五章  舅舅第六章  又回到牧师住宅第七章  霍顿村第八章  “进入社交界”第九章  舞会第十章  教堂第十一章  村民第十二章  大雨第十三章  樱草花第十四章  主管牧师第十五章  散步第十六章  替代者第十七章  自白第十八章  欢乐与悲伤第十九章  一封来信第二十章  告别第二十一章  学校第二十二章  一次拜访第二十三章  阿什比庄园第二十四章  沙滩第二十五章  尾声译后记

编辑推荐

安·勃朗特所著的《艾格妮丝·格雷》是三姐妹中的小妹安·勃朗特的第一部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描写女主人公安格妮丝·格雷两次给人做家庭教师时受到的种种虐待，以及与为人正直的副牧师韦斯顿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

作者简介

本书是三姐妹中的小妹安.勃朗特的第一部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描写女主人公安格妮丝.格雷两次给人做家庭教师时受到的种种虐待，以及与为人正直的副牧师韦斯顿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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