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
出版社:洪範書店
出版日期:1984-4-1
ISBN:SH12345-159
作者:楊牧
内容概要
楊牧(1940- )
本名王靖獻，花蓮人。 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取得藝術碩士學位，獲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長期任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後來返台，在東華大學擔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現為中研院文哲所所長。 創作甚豐的楊牧，從早期的「葉珊」時代就有詩集《水之湄》、《花季》，在浪漫抒情風格上形塑他的名聲。他的散文作品，也映照抒情婉約的文風。隨著人生閱歷的增進與世事觀照之增廣，在詩的書房裡的楊牧對現實與冥想更為深刻地觸探，形成一種講究語字鍛鍊的詩風。 透過詩與詩學交互碰觸，他在書房裡觀照現實世界，也把現實世界捕捉進書房裡。《瓶中稿》、《楊牧詩集》、《海岸七疊》、《有人》、《完整的寓言》，楊牧以詩集與文集構成他的文學風景。二○○一年，獲國家文藝獎。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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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兩年前一個冬天的早晨，我在雨聲中醒來，屋子裏寒冷刺骨．到處泛著嚴重的潮氣。我坐在冰冷的書桌前喝茶翻書，聽見窗外車馬喧嘩夾雨聲以俱來，有時更超越了雨聲，振動我脆弱的想像神經。那是基隆路南來北往的交通流程。我聚精會神思索自己的精神去向，很快就將那噪音置之度外，援筆寫了一個冗長的句子：「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現代詩在最近這十年裏進了了一些可觀的變化。變化的是詩的表達方式，可並不是詩的意圖和關懷——這是我對著課題的理解。這個理解或許和朋輩的意見有點距離，但我相信我們若能在大原則上分享一些藝術的憧憬，則小地方任何差別或甚至衝突都是無礙的。我不能想像一致的步調追逐著同樣的風尚，會是多麼可厭的社會現象，時裝髮型尚且如此，何況詩的文學！我們的表達方式和著眼點在變化，但詩的精神意圖和文化目標，詩對藝術的超越性格之執著，以及它對現實是非的關懷，寓批判和規勸與文字指涉與聲韻跌宕之中，這一切，是不太可能隨政治局面或意識形態去改變的。 詩的生命因它內在的演化而常新，剝復自有機運，否極則泰來。因為它兼有參與和超越的力量，是的生命常新。 詩是堅持，不是妥協。 2 我記得那整個上午都在寫《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雨水時大時小，但曾幾何時室內的陰冷已不再困擾我，而室外車馬的喧嘩更早已失去平時撼人的聲勢。我寫了三分之二，午後帶到臺大，正好那天下午我的「英詩」班上期末考。我把卷子發給學生，就坐在講臺桌前振筆疾書。偶爾文思凝滯，擡頭看教室裹一張張認真的臉，不免豁然開朗，悲戚和快樂交織昇華。下課鐘響的時候，學生們交卷，我一首詩的初稿也完成了。 這當然是一個相當特殊的經驗。我的學生們不可能知道當他們正認真在考卷上討論著杜雷登和頗普的時候，我坐在他們前面也專心經營著一首以他們那一代的心情為主題的詩。那年冬天臺灣剛經過一次規模很大的選舉，而臺北市於若干人物當中，曾選出了幾名相當奇特的立法委員，其中一個不久就為我們製造出臺灣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醜案。競選期間曾經有學生懇切問我：到底甚麼是公理？人間有沒有正義？ 「也許有罷——我想。」我於是吞吞吐吐地說，就像魯迅被祥林嫂問到靈魂和地獄的問題時，很喫驚地支無著：「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但是我知道若非將那些疑惑解說一遍，即使通過最間接的方法也罷，我終於可能永遠都要感覺不安的。 我向來很少以這個方式創作，因為我不相信詩是強烈刺激下的反應。詩的思維必須經過冷靜沉澱，慢慢釀酵，提鍊，加工。現在重讀這首詩，發現它並不致於流露太多憤慨和怨怒，有些感情已經讓言語掩去，似乎留下來的總還是詩的純淨，主觀地為一個平凡的年輕人勾畫時代的形象。那個人我可能並不相識，但也不算陌生。我們都曾經那樣猶疑而熱情地年輕。 這詩集裏除了《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以外，同樣因為環境和外在現實直接衝擊而產生的，還有比這更早的《關山月》和《行路難》，以及稍後的《班吉夏山谷》。《關山月》仿詠懷古跡體，《行路難》想要再造少陵《北征》和義山《行次西郊》的意概，就那特定的地點，揣摩一點切身的現實，渲染想像。《班吉夏山谷》是閱報失神即刻寫下的作品。那年三月間，佔領阿富汗的蘇聯軍隊發動大規模的春季攻勢，班吉夏山谷一役，阿富汗的遊擊隊死傷枕藉。我想到一個早已失去聯絡的阿富汗朋友。樂府詩固然沒有這個題目，但既然它是「為事面而不為文面作」的，乃嘗試歸之於新樂府輯中。 3 我知道我自己比較熱衷從事的，並不是白居易所謂的諷喻詩，那種為時事遭遇即刻表白的感懷之作，雖然我並不見得不尊重那一類工作，也很願意自己一生的視野痕跡裏能包涵適量的，屬於那種層面的作品。讀文學史，尤其讀到那些探討大詩人的章節的時候，我第一個反應總是：原來他除了這些，還戮力做了那些，而且除了詩詞歌賦，居然還有文章策論，小冊子，大學問，訓詁箋纂，書序遊記，碑傳墓銘，乃至於戲曲小說等等。這是令人不勝羡慕的，令人不勝嚮往的，這是多麼正直，細緻，明朗，翻覆的文化生命，令我們朝夕景從，前後歎息，為那廣袤的的事業鼓動無限的毅力，想去投入參與。我知道我恥於自囿，雖然我大致相當明白自己所可能掌握的工具和技術，明白我自己所可能出入的範圍，終於還是很有限的。雖然如此，我知道我絕對不肯躑躅嚅囁，在可能範圍之內。詩，或者說我們整個有機的文化生命，若值得讓我們長久執著，那必須在實驗和突破的過程裏尋定義。 4 收集在這本詩集裏的作品，我想，很有一些還是持續著我多年來的主題方向和聲響格式——這是不可諱言的。惟其當我自覺能於不斷的推展之中，不顚躓怯步地發現一些心神之嚮往，努力去追尋那些信得藝術經驗，並且自那新經驗中鼓蕩出一種綿綿不斷的信念，我就是欣喜於心的了。創作的欣喜最需要有人來共享，而我很慶幸能有一些高貴的心靈與我共享其中的消息奧秘，我的試驗，突破，創新。 我對於詩的抒情功能絕不懷疑。我對於一個人的心緒和思想之主觀的詩的渲洩——透過冷靜嚴謹的方法——是絕對擁護的。除了諷喻以外，我處理過戲劇和敘事的題目。那些是我樂於深入的範疇，但我對於詩的抒情功能，即使抒的是小我之情，因其心思極小而映現宇宙之大何嘗不可於精微中把握理解，對於這些，我絕不懷疑。 何況正如歌德所說的，詩的主題意旨人人看得見，但是詩人之選擇某種特殊結構形式以表現那主題，自有心神鍛煉的原則，非一般人所能瞭解。長詩是一種考驗，短時也是考驗；抽象明亮是試探，具體落實也是試探。我無時不在反覆從事這些交錯矛盾的練習，希望為我的領悟尋到何時的歸宿。這本集子裏的《妙玉坐禪》和《秋探》在篇幅結構方面大相徑庭，但卻是同時完成的，我為前者之鋪陳耗時數月；初稿既就，將它放在一邊，轉換之際，遂以一盞茶的功夫寫定後者。《樹》是抽象聲律與色彩的結合，以之搜索夢境，但，《學院之樹》已有所指，是一棵具體長在臺大文學院中庭的印度黃檀木；然而對我而言，具體的樹在經過詩的處理之後，難免就轉化為某種象徵，更何況，我寫《學院之樹》時也正醞釀著《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而抽象的的《樹》所探討的和那一首採取內心獨白體的《妙玉坐禪》仍有共通之處。這些問題適可而止，不能再說下去了。總之，為事而作和為文而作其實是完全不衝突的。我的詩為人而作。 結構，觀點，語氣，聲調，甚至色彩——這些因素決定一首詩的外在形式，而形式取捨由詩人的心神掌握，始終是一種奧秘，卻又左右了主旨的表達。我只希望歌德是對的：詩的主題意旨人人看得見。 《有人》是我的第十本詩集，其中作品都寫於一九八〇年秋天至一九八五年秋天之間，前後閱五寒暑。 一九八六年二月于西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