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皇后》书评

王淼：胡兰成笔下的“冯太后”

胡兰成笔下“冯太后”文｜王 淼《文明皇后》一文，是胡兰成晚年创作的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文章的主角，是曾经辅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力行“太和改制”、并极力推行汉化的文明皇后。胡兰成笔下的文明皇后既是一位执掌北魏政权十几年之久的尊贵的皇太后，同时又是一位温婉顺从天道、有着历史的豁达且真诚朴实的女人。相较于文明皇后平生的政治作为，胡兰成显然更为看重后者:他欣赏文明皇后身为汉人，却能够在浑然忘我的境界中超越种族的界限，于汉文明与胡人的分际上干出一番大事；他欣赏文明皇后心思历然、接人待物的处世态度，所谓“生于天道无亲，人世有情，一以己为天，一以己为人”，在人世的庄严里自有一片私情美意。胡兰成以为，中华文明展示的是人世风景，其中“人世”二字至关重要，脱离了人世，文明就会变得虚伪、矫情、不接地气，如空中楼阁。中国向来是英雄美人皆出自民间，譬如文明皇后，虽身处帝王之家而有街坊人家的日常人意，也正是因其有日常之好，方有一个大的人格来担当其才情，才可以天真如初，优游人间，对待世事大而化之。于是胡兰成才会说，汉文明的教化靠的是儒术，同化靠的却是黄老与夫人女子，是春风化雨，是润物无声。与文明皇后的任性恣情相对应的是魏晋人物的放诞风流，虽然比之前的汉朝人更多了人生的表现领域，然而因为缺少了一个大的人格来担当，他们的风流才华反而变成了一种非常奢侈的东西。他们为了摆脱名器，努力造法自然，反而因名伤身，未免有虚张声势之嫌。这有点像西洋人对于命运的抗争或服从，于荒蛮中自有一种美感，却美得毒辣，美得刺激，虽然常常用力过猛，终致作茧自缚。胡兰成认为，西洋人只有神国与社会，神国是宗教的，社会是科学的，却独独缺少了人世的风景。而一旦缺少了人世的风景，社会与生命的主旨就会大相径庭，人生于世，心有阻碍，人为物役，文明最终沦为机械的文明。胡兰成的文字，与其说是史证的，不如说是审美的，他不是学院中人，无须过多的考据求实，自可在文字的天地间自在神游，抒个人之胸臆，发一己之冥思。胡兰成的学问博杂自不待言，他写文章也是天马行空，文采斐然，别具一种摇曳的姿态。胡兰成将自己的论点融汇在文气淋漓的散文之美中，虽然他的文字常常游离于主题之外，但他的文章却是形散而神不散。比如他写文明皇后，却插入大段有关女子的审美，他说女子的一生如花，无论是蓓蕾时节，抑或是初花与半开满开时节，一一皆好，“乃至枝上一面开得炽烈，微风起处，落花綷綷如雨，飘落得一地，亦是奢侈得好”。然而现代女子读完大学即是社会人，及至有蓓蕾开花已是半下昼，只能有社会人的老朽与不合年龄的妖魅。他写与中年艳妇一时的情愫，“只一瞬间身子挨着，她的人就贴着我，像被风雨打得披离的荷叶荷花的贴在水面”，那种偶尔走神的迷离绮思，读后只觉得细节如画、心思幽微。胡兰成由自己笔下人物的感受延伸到文化，扩展至文明，两者虽然相距甚远，却常常有着直抵实质的剀切。胡兰成一向于自己的才干顾盼自雄，对自己的文章也颇为自许，他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抱负，却只能沉迷于醇酒妇人，未免心有不甘。在胡兰成闲居日本的日子里，他既有一种英雄失路的惶然，又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悲凉，他一方面试图在文章中为自己附逆的行为辩解，另一方面则不断地以文字发泄自己内心的惆怅。他说文明皇后的改节“正是因为深知人世恩爱的可贵重，于人世的信实没有一点怀疑”，说的未免不是他自己；他写女人如同对天下大势的分析，说政治如文章，他是从写文章的经验，才晓得了孙中山革命的构思，其入世之心亦隐然可见。

陇菲：此时此刻，正宜细细拜读《文明皇后》

《文明皇后》读后陇菲胡兰成说：“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大变革时代：一是周末至秦汉之际，二是五胡乱华至隋唐之际，三则是清末以来至于民国今天。”（《胡兰成致唐君毅书》）胡兰成之说，发以往历史学家之未见，道以往历史学家之未言，以宏观历史视野，把握中国历史脉搏节奏，也为评说当代历史开不二法门。看春秋战国纷纭战乱，谁能料到后来竟有秦汉之六合一统？看秦之国祚短暂，谁能料到汉之国运长久？看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谁能料到后来竟有隋唐之雄强大气？看隋之忽焉，谁能料到唐之盛焉？看国共两党政权顷刻邅递，不知此新华之国，还会有多少未然未知未来未明之事？禅宗有言：“至道无难，惟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面对中国之大历史，真是要有别样的胸廓视野。秦汉之际变制度，是在春秋战国纷纭战乱之后。隋唐之际变文物，是在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之后。国共之际制度文物皆变。是在国共两党之际政权邅递之后。其中因缘，错综复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曾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脉，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故此，陈寅恪先生结论：“惟此偏隅之地（陇菲按：主要是指古凉州 —— 河西走廊一带），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深措之意旨，在汉魏文物典章礼乐政刑制度在河西凉州之地的保留。至于当魏晋南北朝时，汉胡华夷为何均以此为正统？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是理所当然。其实，“理有固然，势无必至。”（金岳霖《论道》）历史进程，自有天机、人事。近来披露之胡兰成遗稿《文明皇后》，拈出其间枢纽人物——指导辅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力行“太和改制”之文明皇后（西元四四二年至四九零年）——，平议雌雄，交通华夷，发天机，赞人事，给人以别样启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之中宫皇后，后又被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尊为太后的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魏氏，本是北燕皇族，汉人出身。当魏晋南北朝时期，她教拓跋，继汉魏，振中华，真是名符其实的“文明皇后”。《文中子》有言：“中国失道，四夷知之。”一王天下洪范九畴大道周行天下大同之则，原不以胡汉华夷为畛域。明末清初“鞑虏”入主，多少明末遗老遗少痛哭流涕，有甚者更是声嘶力竭而造“崖山之后无中华”妄言，当时谁也未曾想见，此后会有康雍乾空前盛世。《周礼》有言：“王畿千里，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外宾服，宾外王服，王外荒服。”王的天下，千里之广。中心地带，自有王官治理；再远一点，则有诸侯治理；诸侯国之外，是臣服贡礼的属国；再外边，则是仰慕中国王道的夷狄之地；此外更远的地方，那是华夏王道还没有来得及惠泽的蛮荒之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如此胸襟，完全是超越地缘血缘的一王天下洪范九畴大道周行天下大同。中国无论是王、是士、是民，都有一王天下洪范九畴之期，都有大道周行天下大同之愿。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第十三《正始》）君臣官兵知国府，士子匹夫只知天下。古谣《击壤歌》说得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天高皇帝远，国家政府，与小民何干？中国人向来没有现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中国人虽然也说“种族”、“家国”，但更喜欢说“王道”、“天下”。西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理论，到了中国，必定水土不服。华夏文明，没有那种民族体现于国家，国家又体现于政府的观念，也不把自己的文明强加于别人。如兰成所说：孔子《春秋》有“尊王，一统天下为大”之论。而“蛮族不知有天下与王者之尊，惟知有征服地与未征服地，与强中之强的霸者。”（《革命要诗与学问》）中国人从来没有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那样的殖民野心，从来都是以王道被泽天下，而不以占领、掠夺为务。无论是张骞通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其目的都不是攻城掠地。即使是现代，中印战争、中越战争，也都是胜利之后旋即退兵。“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春秋》）“盖诸夏者，天子所在，礼乐文物所出，人伦日用之正也。”（《春秋》疏）王者，“以不治深治之也。”（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正所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孔子以天下皆定于一，故属万物于天元，亦属亿兆于人元。王者，往也，天下所归谓之王。”（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辛亥革命初期，曾有策略性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此，与满清初入关时“扶明灭闯”的策略性口号异曲同工。后来，孙中山是基于一王天下洪范九畴大道周行天下大同之则，才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改易为民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建国纲领。如今，面对包括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在内，无数民族历数千年劫毁刀兵，融合交汇之中国一王天下洪范九畴大道周行天下大同的华夏文明共同体，种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还真是莫名其妙。此时此刻，正宜细细拜读胡兰成《文明皇后》。陇菲二零一六年一月六日中山翠亨起草一月十一日京东燕郊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