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的变迁》书评

失败的老师叔本华

——评原版（芝加哥大学社版）文 周运 原载《杭州日报》 http://hzdaily.hangzhou.com.cn/dszb/html/2013-09/12/content_1574518.htm历史学家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在《学术魅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一书里，提供了两张1821年柏林大学夏季学期课程表图片，编外讲师叔本华跟系主任黑格尔一样都安排在晚上5-6点开哲学课。可叔本华发现，他私人讲堂上没有人来听。而一年后的夏季学期课程表，左栏里“哲学科学”下，黑格尔排在第二位，他仍然是下午5-6点开逻辑和形而上学，他的位置靠近顶端，不是因为他的级别或声望，而是因为他的课是通用课，而非专业课。列在第一位的是叔本华的哲学基础课，跟黑格尔的课靠近顶端原因一样。经过去年和黑格尔争夺学生的失败，这学期尽管叔本华还开同样的课，开课时间却明显空缺着。我们看到课程表的图片实物，跟一般叙述感觉不一样，非常有震撼力。叔本华移居柏林后仍想在大学开课，估计还想报这一箭之仇。1828年春，叔本华申请加入维尔茨堡大学，皇家内政部长联系了柏林巴伐利亚公使卢森堡公爵报告哲学家的情况。公使汇报说，叔本华父亲是个成功的银行家，母亲是个知名的作者，“他不论是作家还是教师都没有名声，叔本华对我来说出名的是他难看的外貌，对维尔茨堡大学来说可没有多大的好处”。文化部长舍恩克又去问了前柏林大学教师萨维尼，是否叔本华适合进入维尔茨堡大学。回答再一次是否定的，萨维尼说：“你们问的编外讲师叔本华博士，我无法判断他的作品，因为我根本不了解。而对于他个人，他对我总是表现得傲慢无礼，与赞成相比我听了更多反对他的话。”尽管叔本华向维尔茨堡点头，而对方却不向他点头。在得到维尔茨堡否定的回答前，叔本华又联系了克鲁泽，想去海德堡大学，而海德堡对一个学院失败者也没有兴趣。1831年11月14日午后，黑格尔因为慢性上消化道疾病去世。1831年8月28日叔本华到达法兰克福，没有留下记录他选择法兰克福的原因。谣传叔本华为了逃避霍乱才离开的柏林，说法兰克福是一个有霍乱防护措施的城市。其实他本想搬到瑞典或英格兰去，而他决定去法兰克福也许和黑格尔的死有关，因为柏林哲学系出现一个空缺。只是在贝内克获得这一职位后——这个任命应该让叔本华和黑格尔一样气恼——他就让朋友洛佐夫把他的书和其他家具一起装船运到了法兰克福。从此彻底打消了去大学任职的念头。------------------------------ 周运 主业编辑，副业书迷，以前淘书上瘾，乱买外文典籍，近来嗜读成性，老跑图书馆借读。留意中外学术八卦，载笔以纪，美其名曰：八卦史，即学术史也。此虽小道，徒供自娱娱人而已。

“阁下也是一名……沃尔夫主义者吗？” BY 李公明

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在广州极为闷热的酷暑中迎来本学年下学期的最后一周。学期结束前要完成的工作少不了填写各种表格：任教课程的学生成绩表、研究生的审核评价表、科研项目进度表、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考研推荐信等等。当我埋首处理这些表格的时候，时而忍不住翻阅着手边那部厚达七百三十多页的巨著，它似乎在安慰我，告诉我这些表格起源于1789年一位巡察员对维腾堡大学的教授进行的学术评估，再往前还可以联系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在德国各邦建立的巡察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会最古老的巡察权（jus visitandi）——好吧，既然人家也有那么久远的渊源，那就别埋怨了！这部巨著就是美国科学史家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的《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徐震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11月），我想它真的值得在今天的大学里混的老小伙伴们都读一下，好歹知道一下我们的处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与以前曾经谈过的耶鲁大学教授雅罗斯拉夫·帕利坎的《大学理念重申：与纽曼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和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主编的《欧洲大学史》（第一卷、第二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等关于大学教育的著述都很不相同，该书既有“教育史”的性质，也有社会史、文化史和科学史等学科性质；它有大量极其微观的档案分析，也有宏观、开阔的视野，在我看来它的确属于那种历史研究中的博大精深之作。威廉·克拉克自述该书“追溯的是学术体制的发展历程，从中世纪的学术形态一直到现代学术形态的形成。后者的存在依托于研究性大学，本书力图探究的重点就是研究性大学的起源。为此，本书将注意力放在‘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与‘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这两个概念上——它们共同驱动了理性化与‘世界之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进程”（“序论”）。关于该书的核心内容，作者在“序论”中概括得很全面又很简洁：“本书所覆盖的时间段是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时期，尤其关注1770-1830年间。研究性大学发端于新教德国各邦，到十九和二十世纪传遍全球。……本书将对学术实践进行微观分析……研究性大学的起源根植于政府与市场所导致的学术行为方式的变迁。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市场代言人共同致力于对在其看来处于蒙昧状态的学术体制实施改革和现代化。通过他们的努力，学术实践开始发生官僚化和商业化，由此催生了研究性大学。”这是全书的核心主线，而同时存在的另一主线是关于“学术卡里斯玛”：“如果一位新教德国的学者想得到任命，他就必须符合一系列官僚化或理性化的标准，包括发表作品的数量、勤勉的教学表现，以及可接受的政治观点和生活作风。不过，要取得真正的成功，他还必须博取名声、紧跟潮流，还要在著作中让人看到才华横溢，即表现出‘原创性’。这成为一种新的卡里斯玛，它与以获得‘掌声’和‘认可’为目的的著述活动紧密相连。我认为，现代学术体制正是通过培育这种新型学术卡里斯玛而形成的。”（同上）如果说前一条主线给我们提供了宏观的历史认知，那么后面这条主线简直就是勾画出当代学者的理想人生轨迹，许许多多的老小伙伴们对此可能深有体会，甚至心有戚戚焉。但是，令我感到更有吸引力的是该书中来自那些古旧的学术档案、文献的学者故事与作者的写法，恰如安东尼·葛拉夫顿在《纽约客》杂志上写的，“（克拉克）用机智的分析，趣味盎然的档案轶事及诡异的幽默感建构起这部作品，那种起头如神来之笔的作者总是令人难以抗拒。一部奇特的杰作！”还应该加上一点，那就是从我的专业来看特别重要的图史互证式叙述。该书中有不少珍贵的历史图像，作者耐心而准确的解读使它们本身所蕴藏的信息多有呈现。作者称作“学术制度的物质材料”主要是指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小工具”——目录、图表、（论文）表格、报告、问卷、卷宗等等，现代学术体制的权力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这些琐碎的材料构成。作者说，“我们可以从学术制度的物质材料中获益匪浅——从课程目录（lecture catalogue）的变迁，可以洞悉学术工作的性质；从图书馆的‘目录之争’，可以发现研究性图书馆的构建；从评估表，可以发现学术的商品化；从文书的格式，可以了解学术任命；从学位论文标题页的图像运用，可以了解哲学博士；从木制的桌子（table）和纸制的表格（exam）可以明白考试的性质。”（第4页）在这些物质材料之上，作者分门别类地叙述了大学体制中的所有角色和几乎所有环节，以具体的档案材料还原出一部活生生的儒林“内史”。很有意思的是一幅收藏于耶拿大学、大约作于1740年的图画《一场博士学位口试以及之后的庆祝》（图4.1）。画面的上半幅是教授在提问：“阁下也是一名沃尔夫主义者吗？”（据图中的说明文字），站在左边的博士候选人“回答得根正苗红”：“打倒沃尔夫！朗格万岁！”这个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是德国著名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和科学家，被认为在神学和哲学上坚持异端立场而受到德国各邦保守势力的反对。画面下半幅描绘的是候选人们通过考试后的庆祝场面，画面配字从一个学生嘴里冒出来：“沃尔夫万岁！打倒朗格！”作者认为“考官在此所提的问题，似乎更适合审讯而不是考试。考试的‘审判-供认’性质昭然若揭”（110页）。作者还引用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偶像的黄昏》（1889）中的一段话：“摘录于一场博士考试：‘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把人锻造成一台机器。‘达到那一目标的手段是什么？’——人必须学会变得无聊……‘谁是完美的人？’——官僚……”（第108页）再看看写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学者的那些研究论文吧：《论为何许多学者毫无创见》《论过度劳作而导致早亡的诸学者》《论学者们邪恶的妻子》《多子的博学之士……或被上帝赐予许多孩子的学者》……还有些论文专门写买书太多的学者、一本书都没有的学者、对于头衔疯狂热衷的学者、喜欢出尔反尔的学者、胆小怕事的学者、游手好闲的学者、与天使说过话的学者、与魔鬼有约的学者、在国外名声显赫而在国内默默无闻的学者、不能正常说话的学者、视力不佳的学者、因招摇撞骗而出名的学者、在自己生日去世的学者……更有意思的是，它们大都符合当时的学术规范，有注释、资料来源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有时还颇受欢迎，相当一部分都一版再版。同样很有意思的是十八世纪的哥廷根大学。曾在哥廷根大学求学的麦肯森在1791年匿名出版了一部介绍哥廷根大学及其教授的学生指南，描述了哥大非同凡响的骄傲和虚荣。那些教授们“最感困惑的事，就是你居然从未听说过他们”。然而作者在哥大没有发现什么真正伟大的人物，在他看来大多数人属于“撞上大运的”，不过只具备些“中人之资”（talent de bien faixire）罢了。在那里你需要学会的是利用商业优势运作事情，引领时尚，把学术著作装扮成“奶油泡芙”——总之，“凡是能制造喧嚣的，在哥廷根都会大受欢迎”（444-445页）。作者最后说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家“通过互相引用制造声誉的学术贸易公司”（465页）。“不出版就滚蛋”这句话似乎曾被认为出自美国学界，实际上来自1749年普鲁士对在大学任教的硬性要求。1749年的规章规定，成为讲师至少要有两篇辩论论文；要成为编外教授，还需要有另外三篇辩论论文或出版物，其篇幅与当代学术期刊文章相当。最后，要成为正教授则还要有三份出版物。因此，“最能体现学术资本的是附件、清单和出版物”（301-302页）。那么，还是赶紧填好你的表格吧！

《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书评

学术卡里斯玛，源自马克斯·韦伯的论述，意指学术的神秘魅力或巫术性质。这种魅力存在于尚未被规范的前现代学术形态，也存在于现代研究型大学所确立的各种规范中。《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一书讨论了学术卡里斯玛与现代秩序下的研究性大学，追溯了欧洲大学学术体制的发展历程，从中世纪的学术形态直到现代学术形态的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研究性大学的兴起和学术卡里斯玛的转变。该书的作者认为，“官僚化”与“商品化”两大因素对个人精神生活的逐渐渗透，驱动了学术秩序的理性化与“世界之祛魅”的进程，现代学术体制正是通过培育这种新型学术卡里斯玛而形成的。本书的研究目标是探究从传统或中世纪的司法-教会性学术制度转向现代的政治-经济型研究体制的转变过程。传统的学术体制混淆了公共和私人的领域，而学术实践向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即是从公共、私人空间分开开始起步的，研究开始成为办公室的工作，裙带关系、庇护关系让位于能力。政治-经济的世界是政府官员和市场的世界，学术成为办公室内的工作。同时，办公室还有一扇窗户对着“市场”，在现代的政治-经济性体制中，学术卡里斯玛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于市场对某种程度的偏好。通读全书，有以下几组概念贯穿全文的论述逻辑，它们分别是：官僚制&商品化（市场）、理性化&秩序建立、卡里斯玛&原创性，本文试图从这几组概念入手，分享书中的相关论述片段。一、官僚制&商品化（市场）作者认为研究性大学的起源根植于政府与市场所导致的学术行为方式的变迁。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市场代言人共同致力于对处于梦寐状态的学术体制实施改革和现代化，学术实践开始发生官僚化和商业化，由此催生了研究性大学。这种学术行为方式的变迁，举例体现在新教德国的学者任命上即，（1）官僚化或理性化的标准，即对学者发表作品质量、勤勉的教学表现以及可以接受的政治观点和生活作风的考察。(2)以“贤能主义（能力）”为出发点的选拔机制。（3）要在著作中表现出“原创性”，通过才华横溢，博取名声，紧跟潮流而获得成功。这就是一种新型卡里斯玛的具体表现，即学术秩序的理性化及传统学术权威之祛魅。作者关于“现代”和“传统”的讨论，则更为明晰了在现代学术体制中作为主体的学者应该呈现的状态，现代学者应是一种冷静、客观、贤能治理、专家性的自我，应当主动压抑那一个具有强烈厉害关系、以团体因素为动机、善用裙带关系、老式和传统的学者自我。这种分裂，是由官僚化和资本主义的利益所共同决定的。而官僚制本质上是“不带情感或利害关系”，……越来越复杂和专业的现代文化取代了旧“传统”秩序下起主要作用的个人性的利益、好处、恩惠和回报，转而要求没有个人利害关系的、极端“客观”的专家的产生。现代官僚制的区分，在于工作和家庭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带来了职业和职业身份的现代理论，这种理论则催生了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的卡里斯玛。作者在第二章“课程目录”的介绍中，重点提到了“文书”的概念，这个概念也被认为是实施官僚制的一个重要载体。他认为，文书工作是政府的法术，近代早期的德国作为“警察国家”出现，现代学者们必须向政府部门报告其教学和课程安排，这种做法逐渐改善了确保对学术工作进行良善警察管理的技术。他们把文书档案保管的井井有条，文书是警察权利——现代官僚国家的一种工具。即近代早起的德国“警察国家”尝试依靠监控对国家实施良善的警察管理，并通过文书统治国民的行为。还有另外一种主要的方式就是设置督学，负责每天记录讲师和教授的活动，负责就教授及其行为过失向督学出具周报，由周报形成报告，之后政府官员就提出需要展望性报告——这也是课程目录的渊源之一。此外，政府和市场的利益在公开宣传这点上不谋而合，这一份出版的课程目录被完善为一种政治——经济性的报告。课程目录及其辅助设计，如教授简报的出现，为政府监管教授讲课提供了方便。政府规范了学期，并且以罚金为保障实施规定的授课时间。教授成为了政府监管的直接对象。在第三章“课堂讲授和辩论”中，作者强调，在德国各邦，新兴的警察国家试图对教授们进行监管。宗教改革后，教授被改造为公职人员，使监管成为可能。教授的薪水日益不再来源于私人捐赠，而是来源于预算经费，财政预算取代了捐赠，成为理性化进程中的关键工具。教授逐步成为国家实施“官僚制”中的对象之一，教授的课堂讲授行为也逐渐受官僚制的理性化管理所影响。在第四章“考试”形式的介绍中。作者从近代早起笔试制度的起源，概述评分的实践以及学术评分制度的兴起。从中世纪到现代，大多数的考试大多从辩论形式发展为一种更倾向于官僚制的形式。到了18-19世纪，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口试和笔试在考试中的分量开始逆转，进入现代社会，口试已经不那么常见，且仪式化，通常只适用于高级学位，作者认为这与“官僚制精神扩张”的步调一致。笔试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试形式。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笔试考试形式的发展也促进了评分制的不断进化，形成了序列排名与量化评分的精致体系。大多数学生都开始用数字或字母排名，这立即引发了对智力或能力的常规化和标准化。它在学生内部造成了差异，也从根本上培育了市场的竞争机制。评分制将社会身份和资历的传统型权威替换为现代、理性的权威。作者认为，评分制作为官僚制措施之一，改造了学者们自己的精神，同时也造就了它自己的学者。它是现代客观评价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评分制，就没有现代学术家的贤能治理体制。在第五章“研究班”章节的介绍中，作者认为，获得和控制预算是研修班官僚制进程的核心步骤，作为国家机构的研修班，政府的主要监管措施采用了一种老套但必要的官僚制理性化形式：即由研修班主任导师向政府定期提交报告。此外，研修班逐步呈现出作为学科基地及作为学术性和浪漫性场所的研修班特质。在第六章“哲学博士”的介绍中，作者介绍了哲学博士在德国各邦获得承认的进程，他认为这种承认来自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庇护，也属于官僚制理性化的进程。普鲁士地区的法规促发了“不出版就滚蛋”的现代学术制度，这些哲学博士的论文即研究性的著作，连同研修班和后来出现的实验室，导致了自中世纪盛期大学诞生以来最重要的学术转型。研修班、实验室和博士论文成为德国研究型大学的主要学术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学术任命也走上改革者和理性化者所追寻的道路。在第九章“学界传闻与政府的谋划”的论述中，作者介绍了学界传闻为政府所控制，政府通过登记这种工具，将口说形式变为目视形式，将喧嚣变为信息，从而对学术口说文化的诸因素加以改造。政府介入的过程主要只用了三种工具：问卷、日志和表格，这些工具并不总是反映或记录学术世界的真实情况，相反，这些工具通过记录传闻的方式大大改变了传闻本身，并在这种记录的实践中体现了学者身份的重构。此外，这三种工具在近代早起政府对大学的巡查中被加以运用，将学界的声音转变为一份关于大学的报告，这种巡查制度体现了从司法-教会渊源向一种政治-经济工具方向的转变。在第十章“政府的倾听与学术商品化”的论述中，作者将学术通讯和书评期刊比喻为累积和交易学术资本的中央银行和股票市场，就像不停周转的纯纸面、信用性的金融资本。“在文人共和国中，学术物品是公开贩卖换取金钱的……”，这导致了一种“贸易公司”的出现，学者通过热烈的互相引用共同铸造了国家货币——学术声誉。文中提到了葛迪科在1789年关于哥廷根大学的报告中，对大学制造的声名作出了态度鲜明的评估，哥廷根大学基本上不是一种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公共性团体，更像一所商业性的科学培训学园，作者认为这体现了管理资本主义的特点。二、理性化&秩序建立作者认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通过理性权威进行合法化，而理性权威体现在现代学术体制的细节中，即是各种秩序的建立。在全书的第二章“课程目录”的论述中，作者认为，课程目录作为一种信息和谣言的来源，是现代学术秩序的一个缩影和标志，它是最为浓缩的学术文件。 作者首先讨论了德国教授的人员秩序，从人员秩序的微妙之处可以看出传统学术体制的精神，其核心是等级和次序。教授们出现在课程目录的主体部分，体现着学术的尊卑次序，关于确定学术尊卑次序至少有四项可能的因素或标准在起作用：（1）按学位的种类排序；（2）按获得学位的日期排序；（3）按获得教授职位的日期排序；（4）在以上三种标准中综合评估排序。作者认为，教授的位序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催生了定期出版的课程目录。之后哥廷根大学出现了“科学、系统”的课程目录，一种是按教授资历排序，对其课程进行说明；另一种是按科学的、系统的顺序排序，包含所有教师（教授及讲师。）这种课程目录的诞生即潜在的带有理性化的秩序色彩。在第七章“教授的任命”章节，作者认为，现代学术制度中的教授“贤能治理”体制推翻了传统大学的任命方式，并建立起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根基，即一种建立在研究班和论文基础上的贤能治理体制。政府希望将任命的决定建立在现代理性化的标准上，这些标准包括：通过考试、经证实的专业技能、勤勉、学生和同行的称赞、出名的著作，并且这些东西都要进行编号和量化，这样就可以达到理性化与可计量化的效果。在第八章“图书馆目录”章节，作者认为，学术理性化的进程揭示了口说和可听形式逐渐被书面和可见形式取代，书面形式的重要性压倒了口说形式。当卷宗成为储存文书档案的处所，可以从中看到纸质表格的重要性。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是指区分和设立一个场所以存放书籍及其类似物，比如目录和其他登记册，近代研究性图书馆的出现，与追求学术知识的方式从博学转变为研究有密切的关联。通过图书馆工作的官僚化及对书籍取得和登记方面的系统化做法，实现了对书籍目录的理性化处理。卷宗和作品突出了学者个人而牺牲了其集体性和学科性，从中可以看到一种对书本的去物质化，由学者、作者创制的书籍通过适当的精神化，形成了智识内容，从任职角度看，学者已经本质上被化约为这类书籍和文书。在第十一章“学界声音与机器中的幽灵”中，作者论述了“眼目帝国”的编年史，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客观性作为科学最重要的原则，深入到视觉和可见形式的广泛领域之中——有效取代了真理。在现代的研究活动中，最重要的不再是命题真理性的口头-逻辑观念，而是结果的客观有效性。客观有效性代替口头真理性的逻辑概念逐步成为现代学术制度理性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而这种理性化是卡里斯玛式的理性化，具体表现即是学者作品的原创性，是有别于传统卡里斯马的“新型卡里斯玛”。三、卡里斯玛&原创性学者作品的原创性是现代学术体制中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学者获取卡里斯玛式权威的基础，只有一位现代学者的作品拥有了独树一帜的学术原创性，他才能够产生相应的学术卡里斯玛式权威，进而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学术市场中站稳脚跟。在全书第三章“课堂讲授和辩论”的介绍中，作者认为，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唯一可与现代的学术研究概念相比较的词汇是“辩论”，辩论是一种具有多重面向的实践，它根植于司法-教会性的知识范畴。而现代的学术研究则属于政治-经济范畴，倾向于写作，以原创性为核心。在全书第五章“研究班”章节的介绍中，作者认为，对于献身科学的研究者而言，德国首先有了一套新思路，然后又通过一系列新的创造加以实践，正是德国的实验室和研修班。研修班成为浪漫主义的原创性精神紧紧抓住学者们的中心场所，原创性的学术工作，即研究工作，成为研修班及实验室对研究生的要求。德国研究性研修班是一种体制化技术，用来培养既合乎规范由具有个性的学术人格。达成这种功绩的，是德国式写作训练的杰出成就，学员在自己论文体现出的是一股主管的、卡里斯玛式的气质，在这种官僚制国家之下达到完善的德国式训练热衷于培养严谨刻板而又特立独行的学术人格，这些德国式的心灵会把学术自由视为非政治化思考的本体，即纯粹精神，他们的著作也会闪现出卡里斯玛式的天才火花——即原创性。纵观《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全书，所有的历史细节无不围绕着“官僚制&商品化（市场）、理性化&秩序建立、卡里斯玛&原创性”三组概念展开，作者陈述描述的细节可谓琐碎、细微，但也随时体现着他要论述的核心观点：即在新教德国历史上产生的“官僚化”与“商品化”两大因素，对学者群体个人精神生活的逐渐渗透，驱动了学术秩序的理性化与“世界之祛魅”的进程，现代学术体制是在此过程中通过培育新型学术卡里斯玛而逐步形成的。从这几组概念入手阅读全书，能够更聚焦地理解一些碎片化的历史细节，当然在许多历史细节的逻辑关系论述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和梳理，否则容易产生一种逻辑断裂的阅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