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罗姆·兰东》书评

评艾什诺兹的《热罗姆-兰东》

猎杀过狮子的父亲关于让-艾什诺兹的《热罗姆-兰东》赵松“下雪的一天，是他下到坑里杀了那头狮子。”在《热罗姆-兰东》的扉页上，让-艾什诺兹引用的《圣经-撒母耳记下》里的这句话读起来意味深长。它来自比拿雅的故事。勇士比拿雅杀了坑里的狮子，还夺矛杀了魁梧的埃及人，“他的名望因此比得上三大勇士。他比三大勇士更出色，地位却比不上三大勇士。大卫立他做侍卫长。”对于艾什诺兹来说，热罗姆-兰东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按理说，接下来的正文应该是那种说来话长的状态，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让-埃什诺兹似乎天生就是个隐忍寡言的人。1979年的那个冬天里，当让-埃什诺兹初次被热罗姆-兰东约见的时候，后者已凭其对“新小说”的执著推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将小小的午夜出版社塑造成极为另类的传奇。要知道，早在1950年，年轻的兰东所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想在申报破产前把这本被所有法国、英国出版商拒绝的书出了。”（罗伯-格里耶语）那本书就是贝克特的《莫洛伊》。以至于在签下出版合同之后，贝克特有些无奈地对妻子苏珊娜说：“这个年轻人十分友好，但我想，他会因为我而破产的。”当然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冒险而破产，1969年他代贝克特去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在此之前，他发现并扶持的“新小说”作家们已把法国文坛搞得天翻地覆。与他的名字相伴的，除了萨缪尔-贝克特，还有克洛德-西蒙、阿兰.罗伯-格里耶、玛格利特-杜拉斯……等等，兰东发现了他们，而他们也非常清楚，兰东和午夜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晚辈埃什诺兹面对兰东的时候，几乎就是仰视的。“一切开始于下雪的一天，巴黎花街，1979年1月9日。”追忆一个在文学意义上影响并塑造了他的人，应该如何开始呢？他需要安静地回到最初那个温暖而又令人激动的时刻。这一次，埃什诺兹的笔触离开了虚构的世界，只用最朴素的方式陈述事实。正如克洛德-勒布伦所指出的：“作家写所有这些事用的都是现在时，仿佛要将它们放进一种抹杀了死亡的延续当中。”二十二年，有多漫长？原本在记忆中无限延伸的时间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忽然凝固了两端，而他需要在其间写下那些永远不会被时间遮蔽的瞬间。回到起点，一切过去都在重新弥漫，像下雪。他是在给兰东写一封从未写过的长信。那个瘦高的老人还在贝尔纳-帕里西街边的办公室里，从未离开。这一次，埃什诺兹平静地从自己最初的柔弱写起……那年他三十一岁，写了部小说，把它四处投寄，然后耐心地搜集退稿信。午夜出版社被放在了最后，因为它“太严肃，太严厉，太严格了，属于文学风格类型，对我而言太好了，甚至就不用费心去尝试了。”结果，热罗姆-兰东发现了让-埃什诺兹。如果说在文学理念方面高度一致的兰东跟罗伯-格里耶的关系如同战友，有着相互补充和塑造的关系，那么艾什诺兹跟兰东在某种意义上则更近似于父子（兰东生于1925年，艾什诺兹生于1947年）。从看到埃什诺兹的小说开始，兰东就注定会成为其文学上的“严厉的父亲”。他们之间从来都不是那种出版商与作家的关系。兰东在向他伸出温暖之手的同时也为他备好了“棒喝”。兰东清楚，对于包裹着这位年轻人丰富潜质的那层拘谨硬壳，要不断地敲打才能破除。他经常给埃什诺兹打电话，偶尔一起吃中饭，他说而后者只是听。他有时趣味古怪，会为了元音重复而建议埃什诺兹改名。有时会忽然令埃什诺兹很难受。比如在法国政府通过一项“开放图书定价的法律”之后，兰东在电话气愤地对他大发牢骚，最后以一种非常不屑的口气说：“算了，您，您毕竟不是海德格尔，嗯。”而他呢，“我受着，他挂了电话。”真正严厉的打击发生在埃什诺兹得了“费雷翁奖”、完全信赖这位特别的出版人而对其它的事情都不在乎的时候。兰东先是否定了埃什诺兹花了两年时间写的一部小说，并禁止他将它转投给其它出版社，还否决了他的一部新作的构思，“作为计划，在我看来对您太难了，但是算了（动作示意）。”最后丢给他一句冷到骨头里的话：“您不再是午夜出版社的一份子了。”毫无疑问，这种兰东式的考验令埃什诺兹有点受伤。但在兰东看来，一个有天赋的作家因自身原因而沉没是常有的事。之后他们两年半没再见过面，也没有通过话。即使兰东几次在留言中询问写作情况他都没有回应。闷了两年半，他写出了《切罗基》。于是，温暖的兰东又回来了。亲切的午餐，幽默的故事，一起琢磨小说的标题，接着“美第奇奖”也来了。他没有去描述当时的心情，却记下了颁奖仪式后见到前辈大师贝克特时的激动。而事后兰东却不失时机地给他沷了桶冷水：贝克特认为这个奖令你慌乱了，“有点神经失常了……”如果说最初的棒喝还令他有所不适，那么此时则会让他更清醒、更有斗志。即使面对兰东的提醒，他也仍旧敢于孤注一掷地辞了工作，把几年的时间投入到第三本书的写作中去，因为除了写作他“在生活中不想再干其他任何事情”，“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独自一人，我面前有四个苏，我写我的书，走着瞧吧。”后来，他写出了更好的作品。他们可以平等地讨论细节问题了，争论标点符号的使用，还会讨论死的问题……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拘谨地保持沉默了。但兰东仍会适时地给他棒喝。“为了避免既令人生厌又毫无用处的讨论，兰东会把您的头按到水里而不是把您拉出来。”让他永远告别了“多愁善感。”为了避免他和几个年轻作家的轻率之作丢人现眼地出现在其它出版社，兰东会把它出版，但不会让它出现在市场上，而只把书名留在出版目录里。令他吃惊的是，兰东会在把某些书的版权卖给电影公司之后，说“最理想的”就是“电影拍不成！”而他与兰东“唯一重要的美学分歧”，就是在使用逗号时总是最大限度地精打细算。还有，在他穿着不妥时，兰东会骂他。在这本六十几页的小书里，艾什诺兹只想写出他所熟悉的那个兰东：“富于情感，会激动，会开玩笑，他有多么的热情洋溢、心情愉快，就有多么的愤怒和反叛。”他还为传闻中的兰东式“吝啬”做了注释：他只不过喜欢在离开时不忘随手关灯而已。实际上兰东有着不寻常的慷慨：主动提高版税，任何一个午夜作家获奖，其他午夜作家就都会收到兰东寄来的数目不菲的支票。他还写到在贝克特逝世后兰东那压抑着的极度伤心。他写下了兰东晚年病倒后他们的最后一次通话，兰东显得很乐观，但声音虚弱。“好的。那么要保重身体，我对他说，很快再见？当然，他回答。”当然，最后他不得不写下那个“一切停止”的“灰暗的上午”，兰东女儿伊莱娜的电话，“热罗姆周一去世了，这天早上下葬了。”然后他一个人走了很久，很慢，直到“走到一个写着‘狮子’的地名指示牌前，我觉得自己太累了。我决定折回去。”其实，还有很多事，他都没有讲，可能再也不会讲了，因为它们始终都在那里。也只有在此时，你才会感觉到，他的心里隐藏了多么深的伤感。2010年11月1日星期一（刊于《外滩画报》201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