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章节试读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37页

四世纪初期在多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转折期。这个时期的写作，即便是像上面所引的私人写作，作为对创伤和流离失所的证明，无不染上了公共写作的色彩。南方新建立的政权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恢复”西晋的统治，而更多的是如何在一个有着不同的语言（吴语）及风俗、潮湿气候，并且被中原人视为“南蛮”的陌生环境中重新开始。就像晋元帝“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一样，北方移民试图赢得东吴本土旧族的认同和接受，并期望将自己从避难者转变成殖民者。为了合法化并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个新的政权寻求各种途径，包括诉诸文字的力量。因此，东晋文学史必须从郭璞（276-324）开始，这个移民文人的写作一方面记录了西晋灭亡所导致的流离失所的痛苦；另一方面则歌颂了皇权在南方的复兴，在新的文化空间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1页 - 序言

很佩服他们不以朝代分野文学史。可以想象在财政经济史中也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即：
1、并非改革开放后，自由市场开始活跃了。其实在“深圳”这个名词出现前，那里已经（人们冒着杀头的风险）成为了商业化的交流中心。
2、并非国民政府45年后，失常的经济管理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其实在重庆时，如果没有盟军的美元的援助，经济早就完了。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39页

东晋的建康，既是一座砖石砌成的城市，也是一座文字砌成的城市。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604页 - 北与南——十二十三世纪

这一章翻译颇佳，比前几章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47页

对东晋士人来说，山水本身即是一个宏大的“像”，对此“像”的感受认知、阐释和建构则有赖于个人的心智运作。因此，“想象”（imagination）一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动词，意味着“造像”（image-making）。一方面地理著作开始在这个时期以及记下来的五六世纪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四世纪山水写作的兴起，既是一个向内的也是一个向外的运动。也就是说，对外部自然界日渐强烈的兴趣不过是个人对其内心世界进行深度参与的延伸而已。正因为如此，想象的山水是东晋文学中一个极为突出的主题。孙绰为同时代人所激赏的名作《游云台山赋》，就正是记述了一次想象的旅程，这一想象之旅很可能是受到了孙绰观看山水画的激发。著名画家和作家顾恺之（345-406）的《画云台山记》描述了一幅对想象中的山岳进行绘制的想象中的图画。画家、佛教徒和隐士宗炳（375-443）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画山水并不比真实的山水缺乏真实。谢安的侄女谢道蕴曾写《泰山吟》一诗，又名《登山》，不过，东晋时期泰山地区很长时间里都是南北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谢道蕴的这首诗虽然很可能是有感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写就的——也就是说，384年，晋军在谢玄（343-388）的领导下曾短暂占领了泰山地区——但谢道蕴本人不太可能亲身去过泰山。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16页

在文学史上，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杜预注《左传》，裴松之注《三国志》，之所以流芳百世，只是因为本性对这一枝学术通灵。所以，人只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即可。
又为何要用勤奋，灌注在人云亦云的事上呢？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387页

831年，也就是李贺死后十四年的一个深夜，酒醉的沈述师翻弄箱笼，发现了李贺的诗稿。醉意无疑地加重了沈述师的负罪感，他派出一个仆人，把在他哥哥手下服务的一位年轻作家从睡梦中叫醒，嘱他为诗稿写序。这位年轻作家就是杜牧，九世纪中期最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之一。杜牧被人从睡梦中唤醒以后甚是恼火，拒绝了这一请求，但是沈述师的坚持最终让他写出一篇可能是唐代最缺乏赞美之词的文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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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罗佩侦探小说即视感出现在一部文学史中到底是为哪般啊！我还特意把杜牧的《李贺集序》又看了一遍，哪里不高兴了！哪里缺乏赞美了！都骚之苗裔了还不够赞美的吗？”“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这一串李贺式的文字描述还不够知己的吗？至于前面的叙事只是故作波澜以神其文好吗？（btw：突然发现袁宏道《徐文长传》本脱胎于杜牧文也）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9页 - 第一章 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

有一定数量的汉字明显源于象形文字。这一事实造成了人们对汉字的一种误解，以为汉字总体上是象形文字（事物的形象）或表意文字（观念的形象）。应该说，汉字是一种记号（logographs），将汉语语言书写为文字。汉字主要代表的不是观念，而是声音……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58页

四世纪，初唐。女作家苏蕙创作了著名的回文诗。她将全诗840字的思念，绣入锦缎中寄给丈夫窦涛，而残片被永远地定格在《初学记》中。
文学，本该如此。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175页

东汉时期的张衡，像西方的达芬奇一样，曾发明了很多机械装置，其中包括自转三轮指南车、据说能自飞数里的木雕。这些工作未能为张衡带来荣誉，因为在传统学者眼中，建造机械的技能，甚至精通天文、历算都被视为低等之“艺”，君子不应从事这方面的追求。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43页 - 1375年之前

一种文化可能因为那些永远无法完美调和的价值观的并存而变得丰富、强健。这种观点已被用来关照希腊-罗马传统与犹太传统通过基督教产生的对峙。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在上古时代的初次繁荣期之后，由于来自佛教和本土传统的各种无法调和的价值观发生了富有成果的对抗，中国传统变得伟大。
一个文本只要能够保存下来，历史便会以一种奇特的、有时是迂回的方式，纠正不公平的忽视。
传世文本中的这些诗歌语言，同样既精致，又耐久，既是对决不能忘却之事的表达，也为那些从历史中提炼出来的记忆提供了一种保存格式。
通常与西周初年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王室演说和诵诗，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失落的黄金时代的记忆。与青铜器铭文一样，这些诵诗、演说，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记忆。西周末年的青铜器铭文，关注的不是当时的历史事件、当时的统治者，而是周朝起源的理想化时刻；《诗经》中的颂诗，《尚书》中的演说，同样也是如此。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69页

刘宋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启”的写作。“启”本指一般的公文奏疏，现在常常用来在皇帝或诸王赐物时对之表达谢意。因此或可将“启”视为一种语言日益精工华丽的谢笺。到五世纪后期，这些“感谢信”演变成了篇幅短小但是措辞优雅的骈文作品，以精致优美的词语和众多典故描绘赐物，俨然是一篇微型咏物赋。礼物的馈赠于是变成一种双向的行为：礼物送出之后，送礼者得到收礼者对礼物的精美表现作为补偿。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93页

早期帝国学术介入文本遗产的程度远远不止字词训诂上的争论。领受俸禄的西汉宫廷古典学者们，不得不从无数捆顺序杂乱无章、拼写法互相歧异的竹书中，创造出新的、标准化的文本。刘向等汉代学者逐字逐句写定那些早期著作的帝国版本，他们既选择措辞和字的写法，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决定了哪些文本可以被包括在特定的标题之下，哪些文本可以被称为“书”。尽管前帝国时期的博学之士一定有办法用标题来指代文本，但绝大多数出土文献并无标题；只有少数文献标题写在大捆竹简的末端背面，卷起竹简时才能看见。《礼记》这样的作品，只是到了帝国初期才按“篇”编辑成“书”。那些最终称为“书中之篇”的，原本都是专论，独立于其他各“篇”而流传，直到最后才被编在了一起。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全书 - 全书

序言
中国朝代时期的记忆
1、关于佛教与佛经翻译的问题（东汉至初唐，对中国文化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2、世界文学史，小说是怎样兴起的以及中国的长篇小说的话语模式
3、寒山诗的重现
第一章：
各时代古语言的特点
周时代（书、诗、易）
汉语标准化过程（六朝时期区别同音异义字，《切韵》，陆法言，601）；六朝学术成果既史学故事，为什么六朝被遗忘？
汉字特点：
1、主表音，且音节，单音为单词，单种汉语方言音节仅数百，同音字，假借字，古文本之内在阐释评论抄写，师徒授受的框架内运作，公文歧义性
2、孤立性，形势不变性，省虚词，经济而变幻不定。永恒的文学共同语
3、单音，韵律性，尾韵与对仗
文最初是自然界、人类活动形式的“纹”……指称礼仪举止、仪式表演，包括音乐与物质装饰中的“纹”（所以称文化）
青铜纹饰与文化式样，中国是永远的基础
情同所刻的汉字的视觉意义（对称的出现）；史墙盘：多为四字句、使用尾韵，修辞重心不在悼词而在叙事
《诗经》
以韵言说，等于以真实权威言说
出土的孔子诗论。诗经是战国以及汉引用率最高的文献，广泛存于社会交往中
《毛诗传》，前2至3世纪，毛亨
《缁衣》楚简与汉本的区别，汉代以作为学习工具
老子与《管子·内业》的联系
《楚辞》
《九歌·湘君、湘夫人》与神女情欲传统，曹植《洛神赋》，宋玉《高唐赋》，李贺《巫山高》
悟祝招魂：《招魂》《大招》，既招生者惊魂，亦招死者亡魂，《礼仪》有详细说明，呈四方凶险归来福享。
秦石刻与汉高祖《安世房中歌》
赋的发展，《天子游猎赋》。枚乘《七发》，大赋，对生僻象声词、双生叠韵的搜集。批评：杨雄《法言》，刘歆，班固《艺文志》。《两都赋序》。批评中个人主义视角兴起（悲屈原到刘歆效屈原；士不遇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庄忌《哀时命》，东方朔《答客难》，杨雄《解嘲》，班婕妤《自悼赋》。西汉末，保守主义全面否定。武帝《郊祀赋》，公元前7年，废乐工，毛诗、左传，新经学传统建立
编著时代
《史记》
宋以后理解为发愤之历史批评，裴骃《史记集解》（5世纪）司马贞《史记索引》（8世纪）张守节《史记正义》（8世纪）史记为父子二人主要编写，又有后人补编（缺十篇）（宋儒与汉儒思想倾向的不同）
《韩诗外传》
刘向《战国策》、《新序》、《说苑》、《列女传》（后三按主题分）（如何理解这个大构建时代）
构建汉代兴复古典的历史神话，“时间观念”将政治与宇宙论相连(政治神学）（《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都有月令篇。淮南子的南方性）
秦焚书实杀方士，没有知名学者被杀的记载，垄断学问于秦博士，禁私学，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异。秦汉法律行政经典传承上具有连续性。各种章句，《楚辞章句》
字书，《尔雅》（《尔雅注》，宋名列十三经）《仓颉》《急就篇》《元尚篇》《方言》
东汉时期：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63页

文学基本与音乐从未分离。从最初的诗经和乐府，到同样集诗文和音乐天赋于一身，将两者贯穿相融的璀璨奇才，诸如热爱俗乐的曹操，和仰慕琴艺的阮籍，还有东晋的谢尚。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3页 - 上卷言

一个文本只要能够保存下来，历来便会以一种奇特的、有时是迂回的方式，纠正不公平的忽视。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54页

陶渊明当然不是第一个吟咏隐居生活的中国诗人，但是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将隐逸诗歌的常用语言和意象转化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诗歌，并将传统的主题和形式与复杂的个体声音结合起来。陶渊明的诗歌展现了诗人在历史中此在的独特境遇，而不是一个笼统概括的隐士的生活，这一点比他的任何前辈诗人都更为突出。这种个人化的姿态可以被看成是从三世纪开始的一个大的话语倾向的一部分，就像很多诗赋作品前面叙述创作机缘的短序中所显示的那样。不过，陶渊明将这种叙事因素融入到诗歌本身之中，从根本上将其诗歌变成自传，尽管这一自传呈现的是一个高度建构的自我形象，而非“客观”的记录。
陶渊明使用一种简单而毫无架子的语言记录日常生活事件和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时人所作的很多正式的社交诗歌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文风的简单不应当掩盖诗人强烈的自觉性和复杂思想，这在他的同时代人修辞相对繁复但情感相对单纯的写作中很难找到。陶渊明在其诗歌中引入新的主题，诸如乞食、迁居、遭火和获稻等。他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在长而具有叙事性的诗歌标题中标识创作日期的诗人，这在后世称为一种常见的做法。
陶渊明是一个认真的读者。他经常在诗中引用他读过的书。《论语》和《庄子》是他最喜欢的书籍之一。他并不是仅仅装饰性地采用其中的一些词语，而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典籍。比如，《连雨独饮》描述通过饮酒而“得仙”的经历，给了游仙诗这一主题一个有趣的变形；整首诗的主旨都建立在《庄子》对至人如何“外化而内不化”的论述上。
陶渊明有时候被描述为一位写作“田园诗”的诗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他的诗歌也根本不是天真颂扬田园之乐或者自然与人的和谐：在他的诗歌中，荒草一直威胁着要颠覆田园里由人类建立起来的脆弱秩序，农人必须保持警惕以阻止自然势力的侵袭。他同时也必须保护和节约使用自己的资产并不时作出清点和计划。陶渊明非常关心“成”，这个字眼可以表示收成、成熟、完成和广义上的成就。他的诗歌在很多方面来讲都是一种对私人价值观的辩护，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幸福感，与公众价值观和官场生活的要求背道而驰。
在陶渊明的散文中，《桃花源记》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受喜爱的篇章之一。它描述了一个乌托邦社会，这里没有诸如税收和等级制度这些常见的社会限制，每个人都快乐自得地生活。这个社区藏在深山之中，被一个渔人偶然发现。后来，这个渔人想循着他刻意留下的标记再次返回桃花源而不得。桃花源的故事为无数后代作家带来灵感，本身开创了一个小型的文学传统。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35页

与历史文字紧密相连的是志怪集。“志怪”是对超自然现象、异域风情或者奇异动植物的记述。作为一种文体，志怪可以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者称为paradoxography的文体相提并论。志怪写作在东晋趋于成熟，干宝《搜神记》是其代表作品。虽然在现代被视为“中国小说的鼻祖”，这种写作在当时并不是一项文学活动，志怪作者是在记录他们眼中真实存在的事物或者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至少是本着为后人保存古代文献资料的精神进行记述活动的。志怪故事一般来说都不长，语言往往质朴、直白，其叙事模式展示了史家风格的巨大影响。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450页

金屏的意思理解错了吧，应当只是一种环境烘托，跟蟋蟀无关。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原因。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19页 - 上卷导言

梵语对汉语所施加的压力，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佛教汉语”；正是借助这一语言，佛教才远传朝鲜、日本。中国的世俗文化也随之传入。
正如《武加大圣经》（Vulgate Bible）的拉丁文一样，“佛教汉语”也是将直截了当的白话与一种非常陌生的概念性话语浑然融为一体。从文化与目录学的角度看，汉语的佛教话语与世俗话语被隔离开来；并且，由于佛教的“外来性”，也由于其价值取向与汉文化价值观念相抵触，佛教遭遇了相当程度的本土抗拒。不过，强行隔离从来都不会成功。翻译文本从翻译中生长出来的一种新的概念性话语，以阅读材料、口头传道、辩论、故事的形式，成为中国话语世界中的重要存在。佛教深刻地改变了汉语语言，改变了中国的思想世界和叙事。
外来影响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常常困扰那些宁愿相信一个传统的某种原始的独立性的人们。的确，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往往只对晚起的佛教派别——禅宗——感到适意，视之为可以接受的本土化佛教。总的说来，中国的学术话语关注的是中国如何改变佛教，而非佛教如何改变中国（犹如现代政治学者往往喜欢谈论中国如何改变和同化了马克思主义）。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02页

王粲在滞留荆州十五年间，创作了他最著名的《登楼赋》。尽管从塔顶眺望的景色，过于迷人和美丽，他却因为自身的境遇感受不到任何快乐，遂留下赋中这样的名句“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154页

仲长统最有独创性的文章是《理乱篇》，他将人类历史描绘为不可避免地趋向堕落混乱的过程。中文教材解读：篇中强烈地谴责了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对人民的剥削，揭示了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表现出作者愤世伤乱的心情。（其中动乱的根源是指圣明的开国皇帝的努力和后嗣的愚主的荒邪道路交替的循环。）
给出原文，供判断
《理乱篇》原文http://www.baike.com/wiki/%E7%90%86%E4%B9%B1%E7%AF%87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386页

（对孟郊诗）也许最辛辣的攻击来自苏轼，一个信奉恬静平和的诗人，他在一首关于孟郊的诗里一开头就提出：“我憎孟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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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该泪流满面吧~~：”人家不过是欲扬先抑一把啦~~~~~否则为什么我憎孟郊诗下句就是复作孟郊语“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13页 - 上卷导言

对于保存文本遗产，帝王们感到一种特殊的责任；他们颁布诏令，搜求珍稀书籍，然后对之进行抄写、传布；皇家图书馆若是毁于祝融，新的诏令便又再次颁发。书籍的损失时有发生，谢天谢地有很多书籍佚失了；
这话给人的感觉很别扭：什么叫“谢天谢地有很多书籍佚失了”，老外这是在幸灾乐祸吗？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13页 - 上卷导言

一个文本文化的历史不是单凭那个文化的伟大就能赋予的；它是动机与材料的历史，为了某种当下的需要而不断再造出文化的往昔。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1页 - 1

史记：这并不妨碍后来的帝国学者——更不用说是几乎所有的中西方读者——将《史记》视为司马迁自我表达的不朽巨著。这种解读主要是基于据说是司马迁所作的、内容互有重合的两篇文章：一是《史记》卷一百三十的《太史公自序》，二是收录于《汉书》司马迁本传的《报任少卿书》。这两篇文章合在一起，为司马迁如何开始、如何结束他的作为一位史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戏剧性的叙述，而这种叙述又让《史记》恰到好处地符合西汉兴起的一种观念，即强有力的作者身份、忧患激发了强烈的文学创作冲动，以及与此类创作相联系的有力的真理诉求。这表明《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叙事著作，而是如同书中所记载的那些诗歌表演一样，它本身也是受到历史必然性驱动的文本。整个公元前一世纪，灾异论成为宫廷学者在面对帝王时树立自己权威的有力途径。第二章 东汉至西晋（25-317）整个东汉时期，某些家族以学者、作家而闻名于世。尽管这些家族罕能在朝廷中获致高位、行使大权，他们的某些作品却在当时影响甚大，甚至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称为“不朽”《汉书》为研究汉代历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此书书名的意思为“汉代的文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书名反映了该书的史料性质。兰台令史过去，最有威望的学术领域是儒家经典研究。经典学问通常相当专门化，大多数学者往往只能精通某一部经典。到了东汉中期，学者们开始拓展自己的学术兴趣。东汉初年，已经出现了一些“通儒”代表，如桓谭、王充。张衡《思玄赋》由于张衡相信冥冥之中既不可知、也不可信，他不得不拒绝想象中的远游这一想法。对于上天，唯一可知、可信的是其道德秩序，这是人类道德准则的源泉。所以，即使无法理解命运际遇的运作方式，借助道德的行为，也有可能得到上天的祝福。道德准则，是人类活动的律法，只有置身于人世间才能发现。东汉末年，人们偏爱的论述性文体是“论”。一些不满于现实的文人政客写作了很多“论”文，最后还被汇编成集。最早的这类作品之一，是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最有独创性的文章是《理乱篇》，他将人类社会描绘为不可避免的趋向堕落、混乱的过程。班氏家族-崔氏家族-杜笃与冯衍-桓谭与王充-东汉中期：张衡-马融与崔瑗-王逸与王延寿东汉末年：赵壹-蔡邕（述行赋）-东汉五言诗建安时期王粲：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正始时期，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出现了被称为“玄学”的本体论哲学。嵇康《声无哀乐论》《琴赋》西晋：总集的出现 挚虞《文章流别集》（文选的先驱）西晋文类的多样性第三章 从东晋到初唐 田晓菲（王羲之和王献之的通信）最初这些书信并非因其文学价值受到珍视，但是后来它们成了晚明小品文写作灵感来源之一。四言诗仍然占主流《华阳国志》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史也就是说，对外部自然界日渐强烈的兴趣不过是个人对其内心世界进行深度参与的延伸而已。正因为如此，想象的山水是东晋文学中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这些南朝乐府实际上是在宫廷中演奏并由宫廷乐师传播下来的；其中很多都是由宫廷乐师、贵族成员甚至皇帝本人创作的。这并不是附否认这些乐府根植于当代流行文化，但是他们的传播却经过了南方精英阶层的中介。正因为如此，它们更主要地代表了贵族阶层的想象，而并非“人民百姓”的创作。陶渊明当然不是第一个吟咏隐居生活的中国诗人，但是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将隐逸诗歌的常用语言和意象转化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诗歌，并将传统主题和形式与复杂的个体声音结合起来。刘裕建立的宋朝从420持续到479年。其子宋文帝刘义隆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元嘉之治。文笔 最早是颜延之谢灵运（刘宋时期）竟陵八友 竟陵王萧子良手下的文学团体，永明一代的作家领袖 其中萧衍建立了梁朝统治延续到六世纪中叶的萧梁王朝代表了南朝文化成就的最高点。它的特点是一种异常健旺蓬勃的文化精神，强烈的文学史意识，对整理和诠释文学传统并进行创新的自觉的渴望。这一时期见证了文化资本在社会中的再分配以及一批新的文化精英的崛起。任昉的藏书目录（已散逸）是现存最早的藏书目录《玉台新咏》是为了满足女性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并非像很多当时流通的“女诫”那样是为了说教目的而编纂的。该书的标题展示了刘勰的雄心壮志——“雕龙”扭转了“雕虫”这一对文学创作的传统蔑称，将之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不过具有悖论意味的是，这一名称也唤起了贬义的联想，反映出刘勰对文学的技术层面感到的不安。现代学者经常把某一个写于某具体社会场合的文本作为某作家对文学总体看法的权威性声明，尽管这位作家很可能会为了一时的修辞的需要而在不同的语境下强调一个论断的其他方面，甚至采纳不同的立场。在手抄本文化的时代，当文本的传播完全依赖抄写和有意识的保存，萧纲现存的作品的数量表明人们对其作品有着强烈的兴趣。萧绎《金楼子》北方被描写为强悍而阳刚，南方被表现为感性和阴柔。这样的形象已经在中国的文化想象中定型化，然而它们不过是一种文化建构，将原本非常复杂的真实的南方和北方简化为单纯的画面，以服务于政治和文化的目的。文化唐朝文学首先是种社会活动，它被一个不断扩大的社区分享。到了九世纪，我们发现很多人以“诗人”定义自己（甚至有一些人以散文家自我定义），这很接近欧洲传统中把诗歌视为生活中独特使命的观点。这种文学活动在一般层面上（与此前的隐士不同）独立于政治权威的过程，帮助士族确立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生活领域。虽然唐代以前的诗歌在十四世纪重新受到关注，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余下的大多时段里，唐诗都是主导典范。“古文”这种形式在接下来一千年的散文写作中成为主导。虽然在唐代很少有人预见到唐传奇未来的重要性，它们却将为相当一部分中国戏曲作品和一些小说提供基本情节。我们对唐代文学的理解取决于幸存下来的作品，取决于反映了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的兴趣的保存行为，取决于物质世界里面发生的意外事件。到了九世纪，我们看到的文学世界拥有独特细节和微妙差异，看起来非常接近与真实的生活世界。判文可能是最难的文学形式之一，要用精练的骈体文简洁的表达关于法律和礼仪事物的决定。张鷟《游仙窟》玄宗设立了翰林院他十分博学，却未受过修辞训练；他的作品里看不到任何形式训练和控制的痕迹，而这种形式训练和控制可谓王维的第二天性。对李白而言，这是一种自由，使他得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写作。中国传记并不旨在记录内在的“人”的故事，而是一系列官职、交游和旅行，这一切把个人定位于帝国的社会性和地理性空间里。佛教则宣称拥有超越历史的真理，它用来阐释真理的媒介是寓言，不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历史故事。有诗学著作系于王昌龄名下我们不知道文宗想任命谁，但可以想见的是，他希望引入宫廷官僚系统以外的人，略去审查和推荐的通常程序，换言之，文宗希望宫廷重新成为文化中心，而这等于暗中承认文化中心已经移至他处。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派党争中国诗学的一个主导特质，是希望把一首诗看成是对生活经验或者心中郁积情感的直接反应，贾岛与此正好背道而驰。曹唐 大小游仙诗 宫词李商隐 这些诗的诗意不在于寻找开启秘密的“钥匙”，而在于建构秘密本身银钩，指书法秀美段成式《酉阳杂俎》酉阳杂俎youyangzazu牛僧孺玄怪录 李复言 续玄怪录崔致远 从朝鲜来到唐朝的诗人韦庄《秦妇吟》记述了黄巢占领长安的情形朱温建立了后梁《吟窗杂录》《赋谱》《金针诗格》裴铏《传奇》后来被用作唐朝“故事”的统称《才调集》后蜀时期，宋前唐诗选本中最大的一部 《花间集》奁棨四大书 太平广记（类书 唐传奇） 太平御览（类书） 文苑英华（以文选为样本）册府元龟（政府机构部门的文件）王禹偁（chen cheng-4）林逋（bu）九僧杨亿 西昆体如何用文字来表述先于表述而存在的事物，…沈括称之为“平文”，暗示有一种基本的散体文字，可以完美的匹配发生的事件…这些叙事文本最普遍的特征在于它们用于诵读（表演），是仪式或节庆的一部分，所以是对当时白话高度文学化的记录。只有少数文本通篇纯用韵文，或主要以散文体写成；大部分文本都是韵散交替。一些文本标题中含有“变”或“变文”字样，故而这些作品被统称为“变文”。…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文本关注的是“神变”，如佛陀、菩萨的变相，或通常所为的各种神异之事，北宋（1020-1126）正是在宋代，中国经历了从手抄本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变如今，古代儒家思想经历了大范围的重新阐释，将个体道德修养与宇宙自然法则联系起来。导学吸引了当时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并形成了内部的争论与不同派别。文学作品的是当地位、其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在言说者与他们视之为对手。局外人的人士之间，是不断引发兴趣与争议的一个话题。右文政策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34页

东晋时期，纸张在帝国中的普及，起到了繁荣文学衍生的作用。诸多轶事流俗其中，传为佳话：王羲之、谢安、葛洪，纷纷在这一页上留下了妙趣横生的一笔。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481页

南宋批评家晏殊╮(╯▽╰)╭
严羽不知道作何感想。。。
可以跟司马光参考朱熹凑一对儿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61页

五世纪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层面均向远方开拓的时代。军事上的北伐深入和宗教上的异域远游都带给人们一种机会无限和地理疆域大为扩展的感觉。佛教僧侣像法显那样旅行到中亚和东南亚，并从那些地方带回来佛教典籍和异域人情风土的故事。这个时期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载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为繁多。诗人也记述他们深入到自然界之中的旅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为重要的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的作品。这种探索未知领域的冲动甚至延伸到幽冥世界；在这个时期，我们首次见到了描述地狱之旅的文字。这些文字不是从佛教典籍中摘抄出来的，而是来自声称亲身经历过死亡的人。
从时间层面上讲，这也是一个拓展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对过去进行回顾的时期。我们发现很多诗利用了魏晋乐府旧题，还有很多以拟古、效古、依古、代古和古意为题的诗歌。颜延之创作了一首九十行的五言《秋胡行》，这是当时最长的一首叙事歌行，比西晋诗人傅玄相同题材的五言诗作《秋胡行》长出两倍还多。谢灵运现存诗歌作品有五分之一是乐府诗。年轻一代的鲍照，刘宋时代继颜延之和谢灵运之后的第三位重要诗人，是乐府诗歌的冠军写手。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23页

左思为了写作一篇关于蜀国、吴国、魏国三国都城的长篇赋作而殚精竭虑。272年，左思的妹妹左棻以才被纳入后宫，左氏移家洛阳，左思开始结识京城的一些著名学者。左思曾两次出仕为官，但都为时甚短。左思在京师时，自认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以边观中秘之书。300年，后齐王司马囧任命左思为记事督，不就。302年，左思及其家人离开京城，移居冀州（今河北冀县）。几年后，左思因病去世。
左思的长篇赋《三都赋》，在《文选》中几乎占了整整三卷的篇幅，他用了十年工夫才得以完成。左思认为，此赋既是学术、也是诗歌，提笔写作之前，他对自己的题材做了彻底研究。据说左思潜意构思，“门庭藩溷皆著笔纸，偶得一句，即便疏之。”此赋完成之后，“时人未之重”。左思将此作呈送皇甫谧，皇甫谧赞赏不已，撰写了一篇序言以示敬重。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诗人张载（d.304），就《魏都赋》撰写了评论；学者刘逵（295）为《吴都赋》《蜀都赋》各撰写了序言和评论。据说陆机曾计划些类似赋，但读过左思作品之后，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很快，《三都赋》风行一时，豪门贵族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2页 - 上卷导言

一个文本只要能够保存下来，历史便会以一种奇特的、有时是迂回的方式，纠正不公平的忽视。举“寒山诗”为例。其实，陶渊明、杜甫作品也是被重新审视评价的，包括儒家经典《孟子》等。一个文本，可能因为一种文化现象，重新阅读与评价时，产生新的意义。包括现代作品，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的作品，也是借由西方的评价而被国人重新阅读的。寒山诗也是先在日本被选录，国外汉学家注意之后，再受到大陆国人的关注。
很像一些艺术家，艺术作品的被关注过程。国内开花国外香。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历史文化主义意识论。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16页

279年，大批竹简在今河南汲县附近汲郡周代墓冢中出土。这些竹简，被称为“汲冢书”，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易经》，以及几种传说故事集。尽管西晋整体而言并不是儒学的辉煌时期，但这一时期的经典研究也相当繁荣。正是在西晋，杜预（222-284）取得了其对《左传》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成为标准，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左传》依然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247页

东晋士族深受佛教的影响，而佛教非常注重运用视觉手段传教。对东晋士人来说，山水本身即是一个宏大的“像”，对此“像”的感受认知、阐释和建构则有赖于个人的心智运作。因此，“想象”一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动词，意味着“造像”。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的笔记-第303页

出于其社会性质以及形式上力求优雅，很多梁代的作品可能显得不够私人化，但是在箫绎《金楼子》中，我们能够读到作者用坦诚亲密的语言，朴素直白的文风，对他的个人生活进行的相当感人的描述。箫绎从522年十四岁开始写作《金楼子》，一直到死前一年才完稿。子书的内容涵盖广泛，大到政府管理，小到自我修养。箫绎的《金楼子》继承了子书的传统，他在书中讨论治国、教子以及自己的文学观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关于他父母的记述，尤其是关于他的母亲阮夫人；他不幸的婚姻生活；长期的健康问题；书籍收藏；他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在湿热的南方夜晚，他曾经放下绛纱蚊帐，坐在里面读书读到东方破晓。他承认他有时会碰到不认得的字，或者不理解一段话。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享受阅读的乐趣。这让人很难相信，他就是那个在多年之后，梁朝灭亡前夕，下令焚毁14万余卷书籍，因而对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为毁灭典籍事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