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气象学家》书评

莫名其妙的消失

1934年的苏联肃反运动，让无数生命莫名其妙的消失。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入狱，甚至还抱着相信政府的态度，结果却是他们无声无息的离开。《古拉格气象学家》中的阿列克谢•费奥多谢维奇•范根海姆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他只是气象学家，却不可思议地陷入了一场“屠杀”中。作者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曾获法兰西文化奖、费米娜文学奖，代表作《世界的创造》、《苏丹港》等。本书属于纪实文学，真实地回溯了一位气象学家被当成“反革命”的命运，同时通过他的故事看到了苏联肃反运动的惨烈，就算这样有些人包括阿列克谢也依然相信他们的政府，维护苏维埃政权。从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讲述阿列克谢的背景以及他被诬陷被抓，生活在索洛韦茨基监狱；二是描述索洛韦茨基集中营1116人前往凯姆，登上了不归路。另外，书中最后十几页附写了阿列克谢在狱中给女儿的信，用植物图集教女儿数学，可以想象这是一位多么爱家的气象学家，我为他伤感，也为莫名其妙消失的生命难过。阿列克谢，只是一位普通的气象学家，却卷入了一场腥风血雨之中，他的入狱与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相似，都是无辜的，阿列克谢顺从政府，依然相信会有希望，无数次申诉，执着地写给斯大林信件，可是却没有一丝改变；约瑟夫•K也不断地抗辩，找人帮忙，寻找真相，证明自己的无辜，结果他还是被带走了。他们相似的结局更加反映着社会的黑暗，极端权势的掌控、法律的忽视。阿列克谢的冤死只是苏联肃反运动残暴的一个缩影。书中最后部分描述着1116人的“消失”。NKVD的行刑者马特维耶夫几乎亲自将他们枪决，那种场面无法让人理解，可是当肃反的人们被平反时，当初行刑、组织的领导们却并没有处以刑罚，马特维耶夫依然活着。阿列克谢被禁止十年的通信，造成了他活着的假象，直到最后他的妻子也不知他是生是死。苏联肃反运动让我更加看透了斯大林的“本色”。曾经在读《生存与命运》时了解过他有着希特勒一样的极权主义，苏联红军进入欧洲地区时对无辜的人民进行大量的屠杀，而本书正是二战之前的一次大清洗，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滥杀无辜。作者用阿列克谢的故事反映着斯大林的残暴。《古拉格气象学家》不只是在写一位气象学家的故事，而是诉说着苏联肃反运动的真相。

《古拉格气象学家》：大悲剧中的人性忧伤

《古拉格气象学家》：大悲剧中的人性忧伤“古拉格群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它的悲剧在于，对于那些被强行发配到这个群岛上的个体来说，他们的一生被摧毁，幸福被清除，存在被抹去。这种悲剧的一面，被索尔仁尼琴用他的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固化下来，成为这个悲剧最震撼人心的文字纪录。而继续发展下去的悲剧却是，“古拉格群岛”又反过来成为巨大的引爆的炸药，摧毁了前苏联这座庞大有帝国，而这个悲剧，却往往是当初制作这份炸药的制造者所始料不及的。《古拉格群岛》作者在晚年的时候，却对他当年发起的向苏联爆破的壮举进行了匪夷所思的忏悔，他甚至说：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以冲劲与斗志。而索尔仁尼琴当初在他的书中，却突出强调的是斯大林赋予这个国家的是残暴与凶狠。这是“古拉格群岛”的双重悲剧。索尔仁尼琴的身上体现了这种悲剧的所有层面。相比于索尔仁尼琴巨著的事无世细、全景鸟瞰，由法国作家所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古拉格气象学家》则视域收缩了许多，仅仅局限于“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代表性岛屿——白海中央的索洛韦茨基群岛，重点聚焦的仅仅是一个从官职来看并不普通的所谓前苏联囚犯，捕捉到的最富有人性的闪光点，则是这位官员对他的年轻的女儿所绘的渗透着浓烈亲情的“看图说话”类的博物手绘图片。那么这本书，会给我们带来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会在书中一一作出解释。那么就让我们以问题的形式，来看看本书作者的写作原因及他的写作方式。一是为什么一名法国的左翼作家，要写一则关于前苏联的悲剧故事呢？从书中的介绍来看，作者奥利维埃•罗兰曾经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期担任过左翼组织的军事领袖。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是欧洲左翼运动达到高潮并在之后持续下行的顶峰时期，在美国思想家托尼•品特的思想自传《思虑20世纪》中，述及他曾经专门来到法国巴黎，研究当时的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潮。品特称：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整体左倾。为什么法国知识分子在左翼运动中冲动地站在前列？在《古拉格气象学家》一书中，作者在最后的部分作了解释，借此作者采取倒装结构，交待了他写作这本书的缘由。作者认为：近代的世界性革命只有两次，一次是法国大革命，另一次是20世纪的俄国革命（P166）。可以看出，法国人的骨子里对革命有着近乎是一脉相承的迷恋情结，我们可以从法国作家萨特对苏联的思想上的倾力支持，可以看到法国人内在血脉里极其容易焕发起的与革命发生同频共振的那份激情。前苏联在制造了革命神话的同时，也毁灭了革命的应有品格与意义。正如作者所说，前苏联曾经是全世界希望的摇篮，但更是埋葬这一个希望的巨大坟墓。法国左翼也因为苏联日益挥发出的坟墓的阴霾与阴森而严重分化，最典型的是曾经加入过法国共产党的加缪最终脱离了左翼组织，标志是他与萨特分道扬镳。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那样，“‘革命’还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虽然作者说这个“记忆已越来越混乱”，但关于前苏联的记忆，仍然在困挠着每一个走出那个时代的人。这就是前苏联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的现在的时光是“红色人类”的“二手时间”。在这个“二手时间”里，进一步完成对前苏联的真正的“一手时间”的真相的挖掘，已成了曾经的“红色人类”欲罢不能的内心选择，而这，正是本书作者在2014年出版这本书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作者在苏联消失之后，还将“前苏联时代的非人道”余波，延伸到了今日的俄罗斯。作者显然意图使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事关着苏联的“一手时间”，同时，他也拉扯上了继承了前苏联主要衣钵的俄罗斯的“一手时间”，在书的结尾，作者发出呼吁，“我们理直气壮地敲响提防非人道在俄罗斯重新抬头的警钟”，这里，反而折射出作者内心里写这本书，还可能有着更为明显的现代指向意义。作者这样的引申，说明了非人道主义不仅仅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而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共有的属性。可以看出，这本书的最终潜意识，反映了欧洲对俄罗斯的厌恶与警惕，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俄罗斯日益引发的在欧洲国家那里递增的反感情绪，而一个记录前苏联悲惨的“一手时间”真相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恰到好处地具备了能够给今日的俄罗斯一点难堪的警醒作用。由此可见，本书作者对“古拉格群岛”遗迹与遗事的发掘，与索尔仁尼琴的揭橥已经南辕北辙了。任何历史都是服务于当下的，在本书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这个规律再显神威。二是作者找到了什么激活历史旧痕的由头？作者写作的时间大致在2012—2013年左右，书中提到的最近时间在2012年。这一年，作者走访前苏的索洛韦茨基岛，从接待他的老太太那里意外地得到了一本画册，这正是本书主人公的女儿编撰的画册，里面一半是父亲给女儿的信，另一半则是这名父亲绘制的动植物图。这无疑激活了作者意图探访这本画册主人的欲望。很显然，这本画册绘制的相当精制，“线条干净、天真、沉重”，用铅笔或水彩着色，画幅边缘写有详尽的说明。这名传主生于1881年，1934年被捕，当时女儿四岁，因此女儿应该是在他将近五十岁才生下来的宝贝疙瘩，晚年得子，很容易理解，他会把满腔的父爱倾注在尚年幼的儿女身上。从书中的交待来看，他在劳改营里，并没有遭受过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迫害，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岛上的图书馆，但是索洛韦茨基岛位置偏北，虽然处于欧洲板块，但与西伯利亚却处于相似的纬度，极其寒冷的天气，令这位父亲体力不支，尽管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对女儿的那份爱，支撑着他努力活下去，此刻，他已经没有能力再给女儿任何贴身的关爱了，但是，就在这艰难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绘画特长，记录下身边五彩缤纷的绚烂风景与风物，绘成孩童喜闻乐见的图片，寄给女儿。相比于古拉格群岛里那些面目模糊的芸芸众生，这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奉献给女儿炽热关爱的父亲，更能在情感的底线上打动我们内心深处都易感的那部分柔软，而本书作者显然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份情感的力量，迅即地介入了自己的开掘方向，把这位父亲从古拉格群岛里那些只留下背影的劳改犯们群落中特别地提取出来，去想象他的内心世界。因为有了这一份人性视角的切入，我们能够更深切地关注起人物的命运，以一当十地看清作者所需要表述的拮问历史、反思“一手时间”的严峻主题。从最平凡的人性入手，激活了所有的素材与尘封的历史。三是作者在历史深处找到了什么？书中的传主其实算起来，也算是一个苏联高官，他担任着苏联统一水文气象局局长一职，参与了苏联极地远征、同温层气球升空、建立气象网络等一系列重大事项，那么，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被逮捕的呢？从作者的采访起点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传主的了解是相当稀缺的，主要素材就是气象学家在劳改营中给女儿的信件及绘画，而历史的迷津就必须综合其它的资料来一探究竟了。作者得出的答案只能是一种猜测，他认为是传主的下属“也许他是出于坚定的列宁—斯大林信念才冒险攻击他的上司，但最可能的还是出于妒忌和野心。”（P160）一场出于个人私怨的动机，竟然决定了一名忠诚于前苏联事业的一个人的后半生命运，从1934年被捕，到1937年被枪毙，传主阿列克谢就在短短的四年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逆转，这种荒诞的不可思议性，在作者的笔下意图能够解读出逻辑性的让人理解的真相。作者在书中大量填补了当时前苏联国家的社会动向，意图在大背景下勾勒出个人的悲剧所在，但是我们依然不得要领，这种解读也正是前苏联留下的惊人迷津并且今天依然吸引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等一大群人去反思、去诘问富有价值意义的原因。而从传主留下的信件里看到传主的心理流程却是，他不相信自己有着莫须有的政治罪，一次次地上诉申冤，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劳改营中还用碎石子搭成斯大林肖像，而奇怪的是，每一次完成一幅斯大林肖像之后，他又另外制作一幅动物的石子像。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别有用心，因为动物在他的画笔下，并不含有贬意，他给女儿绘制那些画片中，动物都显示出它们的应有的尊严的一面。可以看出，他对国家是无条件信任的，对斯大林也毫无怨言，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最终被枪决的命运。他才是作者力图发掘出的整个古拉格群岛中的悲剧之悲所在。“寄寓寒星荃不察”，一片忠心，付之流水，这正是作者意图对历史发出深深的诘问的原因。《古拉格气象学家》只能算是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但书中那些鲜艳的散发着温情的图画，却远比纯粹的悲剧展览来得更有力量，它借助人性的细软的视角，把悲剧的每一个棱角都凸现得砥廉峻隅，触目惊心，当我们借此观望前苏联的“一手时间”的时候，这本书也许能够告诉我们在“一手”过渡到“二手”时的真正原因所在。

我抽时间给艾丽娅画了只驯鹿

◎康华“我给她寄一幅浆果小画，这种浆果是这里独有的，我想给她画一个花和浆果的图集。”这封信写于1935年7月20日。这些温柔美好的浆果小画出自一位苏联时代的父亲之手。猜一猜这些可爱的浆果生长在哪里？是在俄罗斯东北部、芬兰以东很小的一块地方，古拉格第一所劳改营：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这位父亲，阿列克谢·费奥多谢维奇·范根格安姆，一位气象学家，一位给家人写温情信件的普通人，被判处十年劳改，流放到古拉格。那里夏季酷热，野鸟往北飞；冬季冰冷，到处一片白茫茫，从11月直到5月都与世隔绝。范根格安姆在孤独和不甘中熬完了余生。他被捕的时候，他亲爱的女儿，他眼里的“小星星”还不满4岁。母亲哄骗女儿说，爸爸到北极远征探险了，要去很久很久。他和妻子终生无法忘记一个时间，一个地方。时间是1934年1月8日。那晚雪落无声；地点是莫斯科大剧院，一场叫做《萨特阔》的歌剧即将上演。他们的约会成为两人的永别。他被同事出卖，再也回不到妻子瓦尔瓦拉的身边。事实证明，她经年的等待只不过是徒劳。在她流离失所之际，仍然携带着他的衣物，但那些衣物终成道具，找不到主人。从此天涯隔绝。此后的漫漫岁月，他靠给家人写信取暖。他一共写了168封信。他的小女儿从那些夹在信中的小画里嗅着属于父亲的气息。为了教女儿算术，他制作了算术植物图集，一片、两片、三片、四片叶子……还有几何植物图集，五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螺线，三角形，对称，不对称。“我抽时间给艾丽娅画了只驯鹿。”在1936年12月17日的信件里，范根格安姆平静地写道。此时，距离他抵达劳改营两年有余，他已经从没完没了种树与擦地板的劳役中解脱，有幸得到一个图书馆里的职位，每天的工作从8点到16点，然后，17点到22点或23点。就是在这种“忙得连下一盘象棋的时间都没有”的状况下，他用法语读《汤姆叔叔的小屋》，并且，给小女儿画画。多亏图书馆，它如同暗黑丛林中的空地，使精神得以躲藏。范根格安姆在工作间隙，给女儿画花和浆果的图集。“数月里，他画了杏、越橘、葡萄、樱桃、树莓、酸果莓、鹅莓、覆盆子、李子、蓝莓、黑加仑、醋栗、西莓，一全套水果沙拉，还有两种我既不识其形也不知其名。他还画了一个蘑菇系列。”作者奥利维埃·罗兰不惜笔墨，不动声色细数范根格安姆的作画对象。在终日绝望缠身的地方，画画这一行动显得尤为难能可贵。“那是我给你们的礼物，我亲爱的人儿。”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道。这真的是一份特殊的厚礼。他画了一只古拉格驯鹿。这只驯鹿在肮脏污浊中遗世独立。除了驯鹿，还有别的动物。“你收到第二只蓝狐狸了吗？”“你收到灰雀和瓦拉库茶的窝了吗？”“我的小猫一直很乖，我们是好朋友。”1937年9月19日，在他写的最后一封信中，他简直有点碎碎念了，不舍，惦念，无望，尽在其中。他是否已经预感到不久之后的命运？10月底，索洛韦茨基堡垒张贴了一张长长的名单，将近1200个名字，两个小时的时间收拾微薄的行李，然后被送往丛林深处，送往人生的归途。“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从此不再有消息。”确切地说，从那一刻起60年，无人知晓这群人的下落。轻逸和沉重并行。范根格安姆寄的最后一个包裹里，和蓝狐狸、灰雀以及小猫一起的，还有一幅他亲手制作的斯大林碎石肖像。他为什么要寄这样一个别有深意的包裹？与那些花草动物的信件平行的，是他怀着不死的心给当局写信。一封一封又一封，全都石沉大海。他憧憬着62岁出狱，畅想这历史会还他清白。奥利维埃·罗兰替他感到难为情。“我们希望他能更清醒一点、反叛一点，但他没有”，“反抗不在他的性情之中，也没在他受过的教育之内。就连云，他喜欢的也不是带来风暴的那种。”云，才是他的专长。他研究云朵的脑袋瓜拒绝理解面临的复杂现状。他说：“不要试图分析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事。”他不停地给斯大林寄去他的申诉，但这些信，如同一段月球或火星之旅。他给叶若夫发去诉状，“但也不抱任何希望”。在那孤独岛上，他甚至必须按时服用抗抑郁类的药物才不致崩溃。即将走到生命尽头之际，生活弃他而去。好在，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小造物：一只猫。它温柔又淘气，它在他肩头安静地睡觉，到吃饭时间知道挠他的绑腿，玩耍时会弄乱他的纸，脏爪子会弄脏他的桌子……一人一猫相互依恋。他在信中写道：“我的猫，用它的小脏爪，抚慰着我的悲伤。”父亲离开时那个不到4岁的女儿，后来成了一位出色的钢琴家，对天人相隔的父亲怀着永不停息的爱。她为了纪念父亲，为他出了一本封面是云的画册。画册中有一半就是父亲给女儿的信件和复制品，信中有植物图集，有线条干净、天真、沉着的图画，用铅笔或水彩着色。里面有北极光，有海冰、黑狐狸、母鸡、西瓜、茶炊、飞机、船、猫、苍蝇、蜡烛、鸟……很美很温柔，“它们并非只为取悦眼睛而存在，而是肩负着教育的目的。”刊于 2016年09月27日 北京青年报

11岁小朋友的书评

看到一位11岁小朋友的读后感，居然是《古拉格气象学家》，11岁能有兴趣读完这样一本书，真不容易。就像一百个人读《红楼梦》就有一百种角度一样，周新雨小朋友从《古拉格气象学家》里读到了父爱，即使充满稚气，也很美好。父爱如山，你一定会发现——读《古拉格气象学家》有感《古拉格气象学家》讲述的是一名在古拉格劳改营里的气象学家——范根格安姆，他坚持给女儿寄去画着谜语的小卡片和标本、小画，直到这位父亲被处死的前一天晚上……范根格安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爱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那颗明亮的“小星星”——他的女儿、艾莱奥诺拉。他正直忠厚，可他最后还是随着一声枪响，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无情的，却充满了爱的世界。这一声枪响也结束了我们之前的一辈人希望。范根格安姆靠标本和图画教给女儿简单的几何和算术，尽管他被捕的时候女儿还不满4岁。本书中有一段让我感动到几乎要落泪。我亲爱的女儿，他在9月底写信给艾莱奥诺拉，我将有一段时间不能给你寄我的画了，但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画寄给我。这一天……他是否认为隶属于索洛维茨基鉴于的白波运河劳动营的管理层会把信转交给他？你收到第二只蓝狐狸了吗？他问。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我自己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太忙，是爸爸把我背在肩膀上，送我去的；吃完晚饭，我就坐在爸爸的大肚子上“骑大马”，搞得爸爸一个劲大叫：“哎哟，我的肠子都要吐出来啦！”吓得我马上下来，大叫：“爸爸你没事吧！”爸爸就会哈哈大笑：“笨瓜！逗你玩儿呢！”；晚上，我会把书放在爸爸的身上，或者把头靠在爸爸的肚子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加班回来的妈妈见了，就会说：“唉，你们父女俩。”……是的，当你跌倒时，你背后会有一双眼睛，默默注视着你，帮你拍拍衣服上的污渍；当你哭泣时，有一双手，拍拍你的背，为你拭去泪水；当你成功时，有一张嘴，会露出欣慰的微笑，鼓励你继续前进；当你遇到危险时，有一个人，会毫不犹豫地冲向前，保护你的安全，他就是——父亲。父爱如山，一直在你身边，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周新雨

古拉格的教训

古拉格的教训云也退十月革命明年就将迎来一百周年，在预想中，肯定会有一场血雨腥风的话语大战，有人缅怀，有人重估，有人清算。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近访华，谈及她的近作《二手时间》，就是关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人心情的。读其书，感觉不少俄罗斯人很有些“十月革命情结”：对比现状，他们宁愿回到过去，因为那时物质再匮乏，毕竟精气神旺盛。他们还无比想念二战以后国家占据世界两极之一的感觉，大国，强国，给他们带来了太美好的感觉。身为一个出色的采访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即使在书中保持隐形，也掩抑不住对同胞的愤懑：他们太不争气，太善于遗忘，只记得苏联在世界上呼风唤雨的时刻，记得在二战中阻击纳粹和二战结束后的国家威望，却忘了十月革命后的血腥内战，忘了1930年代的大饥荒、大清洗，忘了斯大林在最后几年里发起的疯狂迫害，好像连臭名昭著的古拉格也给忘了。只要那些践踏人权的惨事没有发生到自己头上，它们就相当于不存在；只要独裁者已不在人世，就可以选择性地怀念他的“历史功绩”。所有以“古拉格”为主题的作品，都是冲着这种健忘而来的。《古拉格气象学家》，法国人奥利维埃•罗兰的一本新书，跟丰厚沉重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它只是小小的一点“试吃品”，但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黑暗已经足够。书名里的气象学家有个荷兰人的姓氏，叫阿列克谢•费奥多谢维奇•范根格安姆，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村，时间是1881年，一直搞科研，最大的抱负是建立一个全球气象信息网络，也很少关心政治，“他的领域是云，是风，是雨、等压线，北方海路上的浮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过问过苏联已经发生和正在大行其道的饥馑和谎言。罗兰认为他的心理和当时其他苏联科学家没有二致：认为自己在为国家处理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完毕，其他一时的混乱都可迎刃而解。因此，当政治找上门来，而且是以手铐脚镣的方式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太常见的“不能这样，国家需要我的贡献”，和十分常见的“肯定是搞错了”。机器开动了，不管你是哪一路“公民”，掉进来的都做一样的处理。罗兰的书中充满了猜想，因为他能够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十分有限，不过好在关于入狱的记忆都是差不多的。在被移送古拉格之前，他先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待了四个月，书中提到了“囚徒被扒掉衣服检查身体，收回衣服时扣子都是掉了的”这一细节，可以跟《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中某政治犯的女儿的讲述相对照：“这里是卢比扬卡，你已经不再是个人了。而且你周围也没有人。他们领着你经过走廊，给你拍照，让你脱衣，用机器检查你的身体。所有事情毫无人性地进行着。你期待有人投来带有人性的一瞥……但是你的希望落了空。你衣冠不整地站在照相机前，试图多少整理一下衣衫，一根手指指示你坐在哪里，一个空洞的声音要你‘面向前’和‘侧过去’。他们不把你当人看……”只有当尊严被践踏，你才会体会到自己的羸弱。去年的天津爆炸事件，小区居民拉横幅上访等等也引发了“一不留神变草民”的感慨：面无表情的官僚机器随时可以让良民沦为贱民。然而，只要没落到自己头上，你很难去主动体味别人的恐惧和无力，更不用说付出义愤了。罗兰的书试图把恐惧与无力滴水不落地传达给读者。首先，监狱里的暴力并不止步于达到让人服从的目的，采取暴力者会轻易地越界，去享受凌虐他人尊严的快感。除了衣服扣子的细节外，罗兰还引用了曾入此狱的德共领导人诺依曼的妻子的话来阐明这种切身感受：“只有到那一天，当我们身处一扇没有把手的门之后，才能真正意识到监狱的含义；但是囚犯是什么，任凭他人支配身体意味着什么，在卢比扬卡第一次搜身后，就会明白了。”转到古拉格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希望—落空—再希望—再落空的不断循环。这种故事读起来会给我们一种满足（虽然很残酷）：我们知道结局，而书中人却蒙在鼓里。阿列克谢很有信心地写信申冤，期待斯大林早日看到，让他获释，重新回到国家最重要的岗位上。我想，即便对斯大林和古拉格一无所知的读者，都会预感到他是在幻想，甚至期待看到他一点点幻灭的过程。只有从当事人自己角度发出的声音，才可能有力量撕碎读者的隔岸观火感。我想到索尔仁尼琴的早期小说《癌病房》，其中写到一种心理演变的过程：刚刚入狱的新人揣着的自由梦想常常被老囚犯嘲笑，那些人好像因为出不去而产生了什么优越感；而时间一长，新人自己会向老人靠拢，主动去掐灭希望。最初靠希望活着，后来则要靠不抱希望活着。《癌病房》的男主角奥列格在服刑数年之后，心里一旦产生幻想，甚至只要有点高兴起来，他都会情不自禁地鄙夷自己：你怎么还没长大呢？一道命令下来，叫你带着东西走出牢房，你怎么还会以为看到自由的曙光呢？无非是让你听个文件，然后换个地方关押罢了……服刑者心里的愿景也会逐渐降低层级。在被剥衣、审问、任意驱遣、侮辱之后，他们就失去了反抗的意愿，只想回家，再后来，过了几年，回家已被认定为不切实际，他们就只是怀念待过的某个相对较好的流放地。奥列格后来因病被转入医院，本来是类似“保外就医”的机会，他却觉得城市的“大千世界”太复杂，根本无法适应，反而是流放地更加令人神往。奥列格够幸运的了。反观阿列克谢，他赶上了最黑暗的1930年代，在一封封给斯大林的信始终石沉大海之后，他也被迫降低一级愿景——去向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递交诉状。正是这个有着“血腥侏儒”之称的叶若夫，日后签署了将数万囚徒集体处死的命令。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阿列克谢坦言“不抱任何希望”，求助于叶若夫，“还不如去感动一条鲨鱼”，但是“我的意识要求我也要试试这条路”。奥利维埃•罗兰收集到了阿列克谢的狱中书信。行动自由遭限制的人，写下的文字会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就像《二六七号牢房》的开头两句“走过去是七步，走过来是七步。”饭碗里的一片菜叶，脚边一株新长出来的杂草，某种气味，远方火车的汽笛声，乃至早晨起来打两个喷嚏，都会被他注意到而进入笔下。阿列克谢的记述还算是粗疏的，不那么富有“匠人精神”，“我被分配到大棚里干农活，”他写道，“一天的工作从早上6点开始到下午4点结束，10格小时，中间无停无歇。”接下去，他就开始给女儿画小画，画些植物叶片。罗兰希望读者也能被这些画所打动：假如这些八十年前的倒霉蛋的遭遇不足以让你同情他们，你是否能从这些笔触正常的画中感觉到自己到他们并无不同？叶片的画风很素雅，颜色很匀，近乎标准的植物图谱画，旁边的序号都仔细地描绘成艺术字体。有几幅画是用叶片、鸡蛋等物来图解圆形、五边形、椭圆形、心形。1936年12月17日的信里还夹了一头驯鹿的画。他画的动物都尽量写实，没有掺入个人的情绪。于是又想起林达那本《像自由一样美丽》，写二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一所集中营里孩子们的画作。这些作品可解读的空间很小，引起的情感反应也是单一的：孩子很无邪，纳粹灭绝人性，如此而已。但是，五十多岁成年人画画就不一样了，他缺少天马行空的想象，因为心中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即使有意愿，也无法画出能给女儿带来孩子一样直率的快乐的图画，哪怕他已经嘱咐妻子告诉女儿，爸爸去北极考察，归期不定。再者，他是个科学家，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看待它们、绘制它们的；然而正因为这一点，阿列克谢至死不肯放弃自由的幻想，对他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求生之道，不如说是更其痛苦的折磨。《古拉格气象学家》还让我想到苏联名作家安•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也是关于一个被流放的年轻人久久难以回家的故事；我甚至想到意大利作家布扎蒂的《鞑靼人沙漠》，一个驻边的士兵，浪费了大半生来等待莫须有的敌人，从这等待中琢磨出了一种荒诞的幸福。这些故事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主角都没有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他们的一生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一场奋斗，对读者来说则是一次无法挽回的教训。可是我们无法从这教训里学到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苏联和古拉格的环境下——这一点正是那些俄罗斯人怀念十月革命、怀念斯大林帝国的背景：不能相见，不如怀念。《古拉格气象学家》除了警示我们那个时代的可怕以及再也回不去之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性的闪耀？还是人性再闪耀也敌不过质地厚实的黑暗？从1986年开始，奥利维埃•罗兰先后去过俄罗斯（起初是苏联）将近三十次，平均一年一次，他花了大量时间去了解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接触俄罗斯人，这种关切，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和法国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俄罗斯人通过追思苏联时的集体荣誉感来冲淡眼下的失落（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记下一个俄国老太太的话：“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民族！而现在我们只是小贩，是抢匪……是谷物商人和经理人”）；罗兰同样觉得眼下的俄罗斯一无是处：商业，消费至上，贫富分化，治安低下，民族问题爆发，但他还乐意呵呵一笑，去点醒那些沉溺于大国梦里的俄罗斯人。虽然《古拉格气象学家》是一个顺藤摸瓜的调查的成果，但奥利维埃•罗兰的写作姿态中有股很不讨喜的自恋。他很把自己的发现当一回事，告诉我们，俄罗斯这个国家并不值得他如此重视，可他依然屈尊俯就地屡次造访那里，还在西伯利亚的重镇伊尔库茨克，跟那里语言大学的学生讲解亨利•米肖和克洛德•西蒙的文字之美（罗兰的品位倒还不错，这二位都是语言特色鲜明但知名度相对偏低的法国作家/诗人）。不过，他对写作此书之缘起的解释还是让我信服的：“当我谈论革命，我谈的……是千万人梦想中的那一个，是改头换面的世界，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气象学家的故事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和他们一起被屠杀的，是我们（我们的父母，我们之前的一代人）曾经共享的希望。”

有条件却不移民，惨变古拉格亡魂能怪谁呢？

今天，9月3日，是中国著名法文翻译家傅雷在culture revolution中自杀50周年的忌日。正好也是在今天，我读完了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傅雷图书资助出版计划”资助出版的《古拉格气象学家》一书，不由感叹：生平有些类似傅雷的这位气象学家，本来有能力有条件有机会像自己的哥哥那样移民，却偏偏留在苏联入党做官，惨变斯大林古拉格的枪下亡魂，这又能怪谁呢？傅雷给子女留下一本《傅雷家书》，这位气象学家范根格安姆（书中又译为“范根海姆”，以下用此名）留给妻女书信及插画若干，这些第一手材料加上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前身）档案及同时代其他人的回忆录，构成了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重访被称为古拉格群岛第一岛的索洛韦茨基还原范根海姆生死劫的主要线索。范根海姆其实是乌克兰人，出身帝俄小贵族家庭，上过莫斯科大学，但因参与1901年学生动乱被除名，服完兵役后又就读工学和农学学科，后来当老师，参加一战为俄军预报风雨气象以便进行毒气战。十月革命一来，他的哥哥尼古拉待在白军那边，后来移民出国。他则回到任教并与第一任妻子结婚的城市，等红军夺回该市，他开会鼓动群众，成为州首席农学家。1924年，43岁的他加入苏联布尔什维克党，1930年成为新成立的苏联水文气象局首任局长，在这年前后他离婚再娶，不久生下一个女儿。凭他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像哥哥那样移民。在苏联内战期间，他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在接受NKVD的前身OGPU(欧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讯时，他说之所以藏起来没去找红军是因为第一任妻子当时病了，审讯员认为这理由微不足道。现在看来，他对第一任妻子的感情或许并没有那么坚定，不然怎会离婚再娶呢？这次出去的机会，他显然放弃了。在格别乌看来，像范根海姆这样的旧贵族旧军官，是bitch（即旧知识分子的俄语бывший интеллигентный человек拉丁化byvchi intelliguentny tcheloviek的缩写），抓他的罪名是“反革命破坏”和“反苏维埃煽动”，前者可以为“篡改天气预报危害社会主义农业”造成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找个替死鬼，后者缘于有好几个下属告发他，但后来还是撤销了。但对伟大统帅的鹰犬格别乌来说，一个罪名已经够判他十年劳改了，多次访苏的法国亲共作家阿拉贡就大唱赞歌道：任欺任屠的人们啊，你们需要一个格别乌！范根海姆最终认罪，他是个decent man,只告发了一个死去的同僚。到了索洛韦茨基，除了在大棚里干些不太重的农活，他被分发到图书馆，整理书报、为犯人做科学讲座，甚至出手为一个15岁的孩子争取了一次与母亲的最后会面，令后者铭感于心，出狱后也成为一名气象学家。但这些对范根海姆都不重要，他挂心的是第二任妻子和1934年他入狱时不足4岁的女儿。他给她们写信，既安慰妻子挺下去，又尽父亲之责，借信中手绘的各式插画，教女儿识字数数猜谜。这些插画充分展现了这位气象学家的数学农学及文学才能，但是，在那个杀人者人亦剔其头的大恐怖时代，又显出他too simple。更naive的是，他还不断给斯大林，给以前结识的高尔基等权贵们写信，虽然都石沉大海。也许以为光靠文字表忠心还不够，他用碎石子做了若干斯大林的肖像镶嵌画，然而不知他怎么想的，每次他完成一幅斯大林的肖像后必然紧接着弄一幅家畜像比如说马头，然后一起寄给家属！邮件当然会被检查，气象学家先生，你这是讽刺伟大统帅是畜牲还是禽兽不如？要知道，著名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就是在1933年写诗，拿虫子和蟑螂比拟斯大林的手指和胡须，而后在古拉格掉了脑袋。范根海姆1937年11月3日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周边森林里被枪决。而在1956年，家属虽然等来平反通告，死亡时间和地点仍是秘密。直到1990年代，收藏整理斯大林恐怖政治受难者资料的俄罗斯记忆协会，有成员可以去查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档案并且当选国家杜马议员，秘密才被揭开。可是今天的俄罗斯呢？索洛韦茨基成了旅游景点，当局在开倒车……读者尚不能从本书中了解被历史车轮碾碎的范根海姆36岁即1917年“十月革命”时他作出那个悠关日后生死的留在国内决定的原因。但是，感谢作者，这部十万字的小书，不仅引述了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格罗斯曼《一切都在流动》、《生活与命运》等古拉格证词，还批露了库斯勒因出版《正午的黑暗》而被萨特绝交、叛逃美国出版《我选择自由》的苏军高官克拉夫申科在法国被《法国文学》周刊诽谤后起诉获胜、二战后创建国际反集中营制度委员会并在法国率先使用“古拉格”剑指苏联的作家大卫·卢塞又被《法国文学》诽谤为“捏造者”后打官司得胜等情况，并推荐了托马斯·奇兹尼《大恐怖在苏联，1937-1938》、朱利斯·马格林《泽卡国度之旅》等书，非常期待国内能尽快引进出版，毕竟，明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谁知道到时吹什么风呢？同步发表于我的微信公号，欢迎关注

《古拉格气象学家》：是国家暴力，还是命运使然

我们讨论苦难，总喜欢“冤有头，债有主”，希望能给所有损害找到一个理由。“古拉格”的灾难自不必说，，它必然是国家暴力对人性、正义的再一次典型凌驾。可我们又很难不对任何一个看似笃定的结论产生怀疑：国家暴力带来的乌云，真的让所有人都逃无可逃吗？《古拉格气象学家》是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的一部作品。作品书写的目的，是为了探寻一个人“消失”的真相：气象专家范根海姆在肃反期间以“反革命破坏”的罪名被捕，只是因为前一年乌克兰发生了严重饥荒，“总要找一个人来背黑锅”。而在整个审讯与羁押，直至流放到古拉格的过程中，范根海姆的表现都是极为顺从的。他在牢狱中期待着光明，并且以通信的方式保持与家人的联络，并希望告诉自己女儿关于世界的美好。然而不幸地，他最终也未能等来自己坚信的光明，甚至连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被处死，都无从知晓。人生最悲惨的境遇，是自己有朝一日离开，便可能永远无法回来。他心心念念的是高墙外的生活与自己所爱，到最后却发现自己陷入的囹圄其实永远无法逃脱。对于范根海姆而言，他作为一个受难者的特殊性，在于自己本有机会移民，逃离这“是非之地”——他的哥哥正是这样做的才逃过此劫。而范根海姆不愿离开的原因，又正是以为倘若离开，便再也无法“归来”——他的所有梦想，所有期盼，全部都交付给了看似充满阳光与可能性的国度。“即便乌云布满天空，阳光仍会照耀这里”。我们不难将这样的情节，与我们熟悉的故事做一个类比。在知识分子中，理想主义者永远是大多数。也许是视野太过开阔，他们太愿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太愿意相信一切风雨不过是一时的祸患，而那些被信仰的，将注定永生——事实或许确实如此，但倘若选择如此，便必然要以自己微薄的命运来抗衡实际的暴虐与残忍——邪恶与暴力固然短暂，但却足以占有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一切。事实上，《古拉格气象学家》的书写是十分艰难的。范根海姆未能幸存，他的故事也不曾被任何人完整记下，因而作者十分努力，才利用手中存有的、并不丰富的事实资料，拼凑出一个人一生中最后的时光。作者不得不加入自己的观点来充实这个故事，但这些观点又往往因为事实的缺乏而显得轻浮。但这部作品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古拉格是真实的，范根海姆是真实的，而他对于女儿的爱与期许，也通过作品最后收录的私人信件得以展现。那一幅幅细腻的博物画作，告诉孩子自然有多美妙，而丝毫不见阴暗与痛苦的言语，则保护了一个孩子对世界的想象。关于苦难，我们听过的想象与流言太多，以致令人麻木。可些微的真实都会令人难以释怀。也许对于古拉格的悲剧，所谓“国家”将负有绝对的责任，但我们仍然无法否认个人选择在其中的参与。而所谓命运，不过是一个人坚信、不肯丢弃的东西。他为此付出所有，也将收获应得的一切。至于阴霾，就姑且把它看做是荣耀的附属吧。

和想象的不太一样。看来是受到蛊惑了。没太看明白。

人物和历史的传记，有点乱。书最后的附页中是他给女儿信的彩图。也是我喜欢的（但是彩图少得可怜）。被宣传书的人提出放在书的介绍里。希望这本书能有个前言或者译后记之类的，能对书的作者、被传记人和内容做个大致的说明。

个人的努力真的无法抗衡环境吗

阿列克谢·费奥多谢维奇·范根格安姆，如果是我们身边人，或许很有几分魅力：在专业领域（气象学）功底扎实，兢兢业业；为人正直，脾气好；有生活情趣，会给女儿图解植物……但这个“本以悠然观察自然为己任，却被历史狂潮碾碎的男人”，他的命运缩成一个代号——古拉格气象学家。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为这样一个小人物作传，丝丝缕缕牵出古拉格历史。范根格安姆和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普通人民一样，本本分分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谙政治，单纯地忠于领袖。可是突遭剧变，无端获罪，申诉无门于他是个巨大的冲击。范根格安姆的选择，亦是当时很多同在劳改营里的人的选择：一遍遍申诉，坚信能够得到公允的结果。踏踏实实想要过好此生，在和平年代，或许不致活得太糟糕。然而环境对范根格安姆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发现“没有他，生活会继续，他的事业也会继续，后人会重拾他的创建、他的工作、他的梦想，这又是另外一番折磨”。作为不是天才的大多数，个人的努力真的无法抗衡环境吗？只要一个不平等的环境想要将你抹煞，随时可以用另一个个体替代你的存在吗？这样的现实太令人心寒了。何况，范根格安姆生来不是一个抗争者，纵使对环境失望，也不知从何说起。“反抗不在他的性情之中，也没在他受过的教育之内”。他不曾激烈地以卵击石迸出瞬间壮烈的巨响，也不愿放下身段委曲求全明哲保身，近似迂腐地固守着空洞的希望，大抵是一个光明磊落读书人的自然选择。范根格安姆所能做的另一番努力是希望女儿安好、走上正途，任何困境都无法阻隔父爱。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狱中给女儿写信聊历史，范则手绘植物、气象、数理，引导女儿探索大千世界的奥秘。无论等待他的是怎样的明天，都要坚持笑对，更不能蹉跎女儿的未来。如是观之，个体的生命抑或希望，若能以另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来延续，在历史长河中并不孤寂。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视角重新审视古拉格气象学家的故事。他的一生以悲剧收尾：含恨而终，向时的虔诚也在世事无常中被自己推翻，仿佛一切皆如烟尘。可是他的努力、他的执迷不悟、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并没有被湮没。它深深烙印在民族血脉中，与其他无辜蒙冤者一道，是伤痛、是训诫、亦是另一种成长和希望。它成就了苦难的俄罗斯民族坚韧的个性，如罗兰所言，执着于真相的历史学者一次次埋首浩繁卷帙，探寻气象学家这样小人物的命运轨迹，而不去追究所谓意义，只能是这个民族独有的行为。所以，谁胜利了呢？竭力被掩埋的历史不再喑哑。罗兰说：“在某种意义上，气象学家和其他无辜者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和他们一起被屠杀的是我们曾经共享的希望，是我们曾经至少在某一刻相信即将变为现实的乌托邦。”唏嘘之后仍要前行，为着逝者的努力、为着或主动或被动的抗衡，我们不谈失望，只是憧憬未来变得各有所梦。——丙申年读奥莉维埃·罗兰《古拉格气象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