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全两册）》章节试读

《唐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全两册）》的笔记-第11页

荒金大琳和荒金治所写的代序提出了几个有意思的问题：
『一』 特殊的行文方式。《序》与《序记》分别为唐太宗和唐高宗所撰写，其时高宗尚为皇太子，待到立碑之时，李治已为皇帝，因此两碑的立法为左右对称，太宗的序碑在大雁塔南门西龛（左侧），行文从右到左；高宗的序记碑在东龛（右侧），行文从左到右。为使二人并列上位而使两碑对称，因此有这样特殊的行文方式。
『二』 立在永徽四年的一种可能。“永和九年”为癸丑年，考虑到太宗对《兰亭序》的特殊情感，他完全可能与大臣们讨论过在下一个癸丑年（即假定的贞观二十七年）举办纪念活动，只是他已在这之前去世。高宗即位后的永徽四年立此碑，那年恰好是癸丑年。
『三』 碑上的修正线。荒金通过对原碑拍照并放大，与拓片比较之后，发现了相当多拓片上没有的修改痕迹（为何拓片上没有？是因为修正线过细，拓片无法拓下？），他们推测太宗在位时，褚遂良已书写过圣教序，只是第一次挥毫时，可能还没有正式准备建石碑，所以含着一点行书的风格，后来高宗在位，褚遂良遭贬，回长安时，高宗嘱褚准备立碑，此时褚的心境自然不开阔，再写已不如从前，不得已用之前的稿子来修正，从修正线上的痕迹看出，行书笔画被改成了楷书笔画。只是，褚作为一名书法大家，何以会留下修正补笔的痕迹？荒金指出，这是相当不正常的。
此书为为原大印刷，每个字都有拓片和原碑照片的比对，以配合荒金的研究成果，似并非为临摹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