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城狂想曲》章节试读

《又一城狂想曲》的笔记-第1页

漫游者还活着？
几个月前，偶然在图书馆一隅搜到几本李欧梵教授的书。虽然早先在国内遇过他的《音乐札记》，其他作品却还未曾见过。于是不容分说，立马借出《一起看海的日子》《清水湾畔的臆语》以及《又一城狂想曲》。三本书读来并不费力，一气呵成。只觉得，能从人类学大部头里抽身，来关心个人的情感与反思，乃是舒畅事一桩。
择日，翻出新加坡女作家流苏的《旷日情书》，忽而发现她也爱读李欧梵。流苏在书中写到：“我告诉彭，我爱上了李欧梵，晚上跟他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他说好极了，还介绍我看李的长篇小说《范柳原忏情录》，可是他提醒我不要给七十岁的白流苏吓倒（放心，老的是白流苏，又不是我！）”(2003, p.50)。一个流苏，一个白流苏，因为李欧梵的小说而连结，这怎能不让人想到电影《时时刻刻》(The Hours)中那本神秘串连三个苦命女人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读罢李欧梵的书，印象乃是：作为不折不扣的古典乐迷，他最爱谈音乐欣赏；作为现代文学教授，他最爱谈现代性批判(criticism of modernity)；而作为长期游居的人，他则最爱谈“都市漫游者”——flâneur。
漫游者这一概念，最初由法国大艺评家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提出，指的是为了感受城市而在其中漫步的人。这似乎与人类学家史密斯(Valene Smith)对游客的定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史密斯在他的书《主人与客人：旅游人类学》(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中指出，游客乃是为了感受变化而自愿和暂时离开家的有闲之人(1989, p.1)。可是，似乎没有任何漫游者愿意将自己与“臭名昭著”的游客并为一类，漫游者也似乎早已成了所有旅人或流浪者的神话。如今大行当道的所谓“旅游产业”(tourist industry) 不断噬食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地，且制造出标准化的(standardized)商品和服务。这不禁让我想起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对“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的批判, 同样是产业化，同样是复制再复制。因而，游客感受所谓变化的可能性，在文化同质性(cultural homogeneity)的背景下，已遭到极大的质疑与抨击；漫游者的空间也极可能被侵蚀殆尽。
漫游者似乎总是浪漫的。不仅李欧梵意识到了这点，流苏对此也感同身受。她写到：“旅行的时候，我总爱在城市漫游，充满好奇地观察城市的五光十色，与其他的漫游者一起沉溺在略带颓唐的声色喧嚣里”(2003, p.10)。流苏这个感受大概是读罢李欧梵的书才得以提炼的，而李欧梵本人对漫游者这个概念的理解则直接来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 和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 的代表人物，本雅明的思想同他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密不可分。汉娜•阿伦特(Hannan Arendt)在本雅明《启明》(Illuminations)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城市环境对于青年时的本雅明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对这段背景详加考量，就很难理解“漫游者”在其作品中的重要性(1973, p.27)。李欧梵不仅对“漫游者”这一概念充满兴趣，他对本雅明更是敬重有加。《又一城狂想曲》的序就是以他与本雅明的模拟对话展开。头一句便是：“班（本）雅明先生：我能不能就称你为雅明先生？或者断章取义，用美国人的亲热称呼，就叫你班，行吗？请不要见怪”(2006, p.1)。李欧梵对本雅明的喜爱和推崇可见一斑。
本雅明似乎并不愿草率地将漫游者与浪漫联系在一起，可他相信，城市的确应该为波西米亚式(bohemian)的生活留有一席之地。作为一个道地的柏林人，本雅明对这座城却提不起丝毫兴趣。他独爱的是巴黎，只因为巴黎是个容得下漫游者的“天堂”。1913年本雅明第一次探访巴黎时就对其颇有好感，称那里“几乎更像家”(BriefeⅠ,p.56 in Arendt, 1973, p.25)。柏林是20世纪的城市，巴黎却是19世纪的首都，本雅明如是说(Arendt, 1973, p.25)。在本雅明眼里，巴黎确是个可以闲逛，可以游荡之地。漫步在各种石柱间、拱门下、长廊中，看见的是真实的巴黎——常态且自然。这大抵是促使他完成《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 Das Passagen-Werk)的最重要原因。本雅明看透了巴黎——这个真正属于漫游者的都市。在这里，无需为生计奔波，无需达成任何目标。漫游者切入城市，却又与其保持距离，一切只为默观地活着。这与王家卫的《蓝莓之夜》(My Blueberry Nights)或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没有方向的家》(No Direction Home)所隐射的美国公路精神有相似之处，可欧洲的流浪者似乎更擅长行走。几十年前，当巴黎还是一个能靠步行走遍的城，它便真是漫游者的家。漫游者的真谛也正在于此：不为任何目的而纯粹地在城市里漫步。而他们是谁？除了艺术家和作家，恐怕就是涂尔干(Durkheim)笔下那些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失业者和异见分子。如果《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中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是典型的美式流浪者，《摩登时代》(Modern Times)里的卓别林就不失为纯粹的漫游者。由此来看，漫游者浪漫吗？当然浪漫，只是本雅明不愿承认罢了。

所谓漫游(flânerie)，似乎不只是肢体上的行走，它也是心智上的游移。漫游对于本雅明，早已成为一种思考方式，引导他完成精神上的探索(ibid)。这种探索，面对的是以倍速移动的城市人群，不被人留心和欣赏的城市建筑和景观，以及机械化重复的光景和生活。漫游者正是要打破这一切，构建一个独立的、属于视觉和内心的世界。可惜的是，如今的城市化(urbanization)彻底抹灭了城市的边界，本雅明时代可以步行走完的巴黎早已不复存在，“游手好闲”的漫游者不断被讲求“效率至上”的城市排挤和边缘化(marginalized)，消逝在商业社会的洪流里。如果本雅明还活着，他也许会第一个站出来，像尼采(Nietzsche)给上帝判死刑一样，宣布“漫游者也已死”。虽然两者的心情大不相同。
说起“狐狸教授”李欧梵，他定是对漫游充满向往的人。住过芝加哥，住过洛杉矶，但真正使他对“漫游者”产生思考的也许是香港。在华人世界，似乎没有哪个地方比香港更爱谈漫游者。香港文化博物馆还曾做过名为《城市漫游者——社会纪实摄影》(The City Flâneur: 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专题展览。香港人当然关心他们生活的城市空间，但这种关心似乎从不来自城市文化或景观的角度，而只是功能化，以及商业化的考量。这个矛盾在2004年的“西九龙事件”中充分暴露。作为香港新居民的李欧梵，同马家辉、林夕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一起站出来，反对港府将事前辟为文娱艺术区的西九龙转为商业用地，希望留一块文化园地给市民。可这样的文化方案，想必在香港很难长期立足，就如同漫游者从来不会被香港社会所容忍和接纳一样。如此情形，香港还大谈漫游者，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可事实上，失去漫游者的又何尝仅是香港一地？对于本雅明或阿多诺(Theodor Adorno) 这样执着追求真本性(authenticity)的人来说，漫游者的死亡似乎意味着寻找真本性的主体(object) 的消失——没有谁还能看见真实的城市，一切皆是再现(representation), 皆是假事件(pseudo event)。这与人类学家麦克康奈尔(MacCannell)提出的旅游中的“演述场”(arena)和“舞台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不谋而合。游客能看见真实的城市吗？如今的我们，也许只能笨拙地学着漫游者的样子，不避讳威尼斯晒着衣服的阳台，不放弃巴黎的后巷与街角，在夕阳西下时，去追寻一个城市的本来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