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下）

章节摘录

第九章 书斋内外一、一家融融苏轼元祐还朝，虽然被人强迫戴上党派的帽子，被官僚集团围剿得遍体鳞伤，身心交瘁，但此同一时期的私人生活，却是百花齐放，非常灿烂。汴京比较高级的朝官，为了上朝方便，大都住在皇城附近。这皇城的城门，朱漆金钉，非常辉煌，城壁砖石间，甃嵌着龙凤飞云的图案，雕甍画栋，峻桷层榱，城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在太阳下闪烁生光，真是一派皇家气象，帝阙风光。沿着皇城城墙，整整齐齐种着高槐古柳，浓阴覆地，宁静有如山居。杨奂《汴故宫记》：“登闻鼓院之西，曰右掖门，翰林知制诰者，多居西掖。”黄庭坚有《雨过至城西苏家》诗，颇能写出当地的景色如昼：飘然一雨洒青春，九陌净无车马尘。渐散紫烟笼帝阙，稍回晴日丽天津。花飞衣袖红香湿，柳拂鞍鞯绿色匀。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得闲人。苏氏兄弟并不住在一起，但是苏轼退朝，常常先到辙家盘桓一番，然后回家，相距应不甚远。二苏自分别出仕以来，已有二十余年不能同在一地居住，现在虽然还不能达到“同归林下，夜雨对床”的乐境，但比两地分居，动辄要三几年才得晤叙一次，却要好得多了。两兄弟公余之暇，日有过从，可以元祐三年十月苏轼作《出局》诗为证。那一天，苏轼局中早出，天色阴晦欲雪，而苏辙在户部因公未归，苏轼便在家里煮酒等他，作《出局》诗，亲密地写下子由除一字同叔外，还有一个乳名叫“卯君”，此因他生于宝元二年己卯之故。诗云：“急景归来早，浓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二苏友爱之笃，固是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而彼此互爱子侄，却也毫无异致。如元祐二年除夕，苏辙被派在办公厅里值夜（省宿致斋），不能回家，他家孩子们过年不见爸爸，当然很失望，第二天春节，苏轼朝贺一毕，帽子上插了御赐的银幡，立刻赶往弟弟家去，陪他的侄子们玩耍。作诗三首，录一：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遥遣试春衫。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轼家二十余口，除出长子苏迈尚在江西当德兴县尉外，余自王夫人以次，十七岁的苏迨，十五岁的苏过，侍妾朝云等，一家团叙，其乐融融。《次韵和王巩》诗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太太不妒嫉，儿子个个好学，使他觉得比汉朝的冯衍、晋朝的陶潜幸运得多。王夫人出身青神农家，她有农家妇女刻苦耐劳的习性，是治家能手，虽然教育程度上有点隔阂，不能充分了解她的丈夫，但她谨守传统的妇德，一切依从他、敬爱他，尊重他的一切爱好，包括容纳朝云在内。朝云冰雪聪明，善解人意，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例如有一日，苏轼退朝还家，食罢，按照他的养生法，在室内扪腹徐行。旁有侍儿，他忽然指着自己的大肚皮问她们道：“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说：“都是文章。”一婢说：“都是识见。”主人摇头不以为然。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果然是个红粉知己。全家抵京后半年，苏辙上《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大约未久，苏轼长子那一房也已来京团聚。苏迈照当时大户人家早婚的风习，十九岁即已娶妇，娶的是同乡世交王宜甫的女儿，翌年元丰元年，苏轼就已有了孙儿苏箪，此时，他家一个屋檐下，已经三代同堂，儿孙绕膝，充满了笑语和喧阗。苏轼抵京不久，即往晋谒师门，拜见师母——欧阳太夫人，欧阳修的长子发（伯和）已经过世了，遂与欧阳斐（叔弼）、辩（季默）兄弟常时交往。欧阳家托苏轼撰文忠公神道碑，苏轼则入见太夫人，为他十七岁的夹子苏迨求婚于欧阳斐的千金，太夫人说这是“师友之义”，一口允诺，从此与师门又成了儿女姻亲。苏轼在京，公事既忙，再因朋友众多，趣味广泛，所以很少会有在家空闲的时光。不过他对于儿子的学业还是非常用心的，次子苏迨虽然长大了，但是身体还是病弱，所以不太管他，对稚子苏过则常亲自督教。叔党天生性分，最像父亲，非常努力于诗赋的学习。诗赋是当时科举的主科，又是苏门光辉的家学，苏轼手写一则《评诗人写物》给他，开导他作写物诗的诀窍：诗人有写物之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工。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有一次，苏过念《南史》，父亲睡在床上听。读到一个段落时，苏轼便对儿子说道：“王僧虔家住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当时人称誉马粪王家都是长厚的人。东汉赞论李固，有句话说：‘视胡广、赵戒如粪土。’——粪土本是秽物，但用在王僧虔家，便是佳号；用来比胡、赵，则粪土有时而不幸。”——前者是修辞的技法，后者则是剀切明白的人格教育，两者皆不偏废。苏轼平常生活，很有秩序，讲究养生之道。他在家晨兴夜寝，各有一定的法门：每日五更初起床，梳头数百遍，盥洗后，就和衣还卧另一干净榻上，假寐数刻，据说“美不可言”；直到天色平明，吏役齐集，他即起身换朝服，冠带上马，入宫早期。夜眠，苏轼颇以“自得此中三昧”为豪，他的方法是：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体，使无一处不稳；如有一处未稳，即重新安排，务令稳贴。身体上如有任何轻微倦痛的地方，则略自按摩，然后闭目，静听自己的呼吸，直到呼吸平匀，心也跟着静定，如此一顿饭时，四肢百骸，无不和通，睡意既至，即便呼呼入梦，虽寐不昏。苏轼的个性，乐与朋友群居，而不眤妇人，即使家中妇女，他也很少和她们说话。宋代士大夫社会里，饮宴的风气甚盛，高等门第，家有妓乐，但以只应宾客为主。苏家虽也未能免俗，养了几个能歌善舞的侍儿，不过苏轼接待宾客，却有各别的对待，凡遇“不可与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来到，他就搬出“搽粉的虞侯”来，以丝竹和歌声来逃避乏味的言语；若遇佳客临门，则屏绝声色，只备清茗佳酿，相与坐谈累夕，兴会淋漓。苏轼推托不掉应酬，他也乐意欣赏女性的明慧和美丽，他会用最美的辞章来阿谀她们，赠诗作曲之外，甚至为她们作画，但是过眼烟云，从不轻付感情。所以，苏轼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五十岁后，有诗曰：“已将镜镊投诸地，喜见苍颜白发新。历数三朝轩冕客，声色谁是独完人。”固然，这是苏轼“不眤妇人”的性情，但与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关系，黄州书于雪堂的“四戒”中，有一条即是“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他认为四戒中“去欲”最难，以苏武为例，他陷身胡地，啮雪吞毡，死生一线，但仍不免为胡妇生子，“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他的朋友中，如多情词人秦观、风流成性的杨绘和雅好声色的王巩，都经他再三劝告“戒之在色”。如定国谪宾州，致书有曰：“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公以道眼看破。”饮茶，是苏轼生活上的一大情趣，一大享受。但在北宋当年，茶的种植制作，还在推广时期，好茶不多，如丁渭于真宗朝所制“龙凤团”茶饼，每年仅产四十饼，只够宫廷御用，皇族以外是不敢想望的；至庆历朝，蔡襄努力改良品种，另创一种“小团茶”，欧阳修《归田录》记述：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嗣后，植茶事业不断推广，至元丰年间，神宗有旨下建州造“密云龙”，质量更是超越小龙团而上，官廷赏赍，限于王公近臣，所以苏轼珍视异常，自己偶尔品啜一瓯，绝不用以招待一般宾客。曾作很美的一阕茶词，专门歌颂这“密云龙”，调寄《行香子》：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嬴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能够分享这珍藏的，据说只限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所谓苏门四学士来时，他才吩咐家人：“取‘密云龙’。”一天，苏轼在外厅会客，忽命取“密云龙”，苏宅内眷总以为当是黄、秦、晁、张中哪一位来了，屏后偷觑，却是晚登苏门的廖明略（正一）。二、苏门六君子元祐之初，由司马光和吕公著举荐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苏轼的同辈朋友，但至面对现实政治，利害不同时，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变脸色。苏轼对于人情变化莫测，独自感叹道：“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苏轼的友谊生活中，真能与他声气相通的，不过几个知爱的后辈，他如有所汲引，也只这几个惯坐冷衙门的书生而已，此外，两三个书画名家，做在朝时期的诗伴画友而已。说到晚辈朋友，立刻就会想到大家习闻的苏门四学土，那是指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黄庭坚与苏轼本为笔友，诗文往还已有多年，而从未识面，这次从监德州德安镇任上，被朝廷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甫于元祐元年（公元一○八六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来谒苏轼，以洮河石砚为贽。秦观登进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做校正秘书省书籍的工作。晁补之，字旡咎，为从学苏门最早的一人，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都是第一。神宗亲阅其文，称为：“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原为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入京为太学正，后迁秘阅校理。张耒，字文潜，少年时在陈州游学，苏辙时任学官，深爱其才，苏轼是在老弟家中认识他的，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张耒感切知己，因从轼游。以进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师。文潜虽自及第以来，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长得躯干魁伟，大腹便便，貌似寺庙中的弥勒佛，陈后山咏文潜曰：“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为雨。”刻画得非常传神。元祐元年十一月，苏轼主试馆职。宋制，凡除馆职，必须具备进士及第，历任成资（符合一定的年资），经大臣保荐，学士院考试入等（合格），才能授职。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称三馆，凡在三馆者，皆谓馆职，职居校理、检讨、校勘以上者，皆称学士，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这次学土院举行馆职试，黄庭坚以李常或孙觉荐，晁补之以李清臣荐，张耒、晁补之、张舜民等五人，并擢馆职。黄庭坚迁著作佐郎，加集贤院校理，张耒、晁补之并迁秘书省正字。秦观未与荐试，因为他的“历仕成资”还不够格。因为他们是苏轼主试所拔擢的职官，一日之间，建立了座师与门生关系，而他们后来都做到三馆检校以上的职务，所以并称“苏门四学士”。张耒有诗称述他们师弟几人当年的风姿，如言：长公（轼）波涛万顷陂，少公（辙）巉秀千寻麓。黄郎（山谷）萧萧日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秦（观）文倩丽舒桃李，晁（补之）论峥嵘走珠玉。虽是一门之言，却颇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风格，包括做人的风度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在内。诗中所说的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又号后山居士，先由苏轼会同李常、孙觉合荐以布衣为徐州教授，后用梁焘荐，除太常博士来京，从苏轼游，踪迹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称“苏门六君子”。不过无己自言他的师承是曾巩，有句曰：“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后来他与黄庭坚共为江西诗派的宗师。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禄甚薄，而以从事文教工作的先生们为最穷。苏门这几位学士，自然不能例外。不要说元祐初期，他们都还官小禄薄，即使后来官阶高了一点，依然还是穷酸。如秦少游于绍圣年间，已官黄本校勘，住东华门之堆垛场，与时官户部尚书的钱穆父（勰）为邻。某年春日，少游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作诗致隔邻的穆父求助，诗曰：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立刻派人送了两石米去，赈济他的困境。晁旡咎也是一样，苏轼诗《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说：“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又《戏用晁补之韵》诗曰：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洒令人饥。试问凤凰饥食竹，何如驽马肥苜蓿。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澜翻如布谷。如陈师道，清寒耿介，一丝不苟，最后竟因无衣御寒而死。那是建中靖国初年（公元一一○一）的事，师道时任秘书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时值严冬，非重裘不能御寒，他只有一袭旧皮袍，他的太太与赵挺之的太太是嫡亲姊妹，就向赵家去借了一件，师道问这是哪里来的，他太太不敢隐瞒，从实说了，师道说：“你岂不知道，我从来不穿别人衣服的？”拒不肯穿，只着一领单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得年才四十九岁。元祐当时，苏轼位高禄亦较厚，而且依照惯例，撰内外制都有额外的“润笔”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赐牌子金一百两，所以经济情况比诸在三馆的门人，要好得多。不过苏轼向不看重金钱，毫无积蓄，而且认为一般人所说的节俭，实是怪吝的别名，这时期，收入虽然丰厚，但他还是四壁萧然，室无长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顾。曾自记元祐在京一事：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如本书上册所述，苏门中以李廌为最穷，苏轼常常周济他。苏轼出知杭州时，朝廷赐物中有马一匹，便将它送与李廌，并且顾虑到李廌得马救穷，一定要卖的，则必须写张公据给他，证明来源，才能脱手。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张措辞婉转，又绝对不伤李廌自尊心的《马券》给他，原文是：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书公据。四年四月十五日。这《马券》，后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传。又有黄庭坚题跋一则，极饶风趣，跋曰：“翰林苏子瞻所得天马，其所从来甚宠，加以妙墨作券，此马价应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继，将不能有此马，御以如富贵之家……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惠，当乘之往来田间，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尔。尔甚穷亦难忍，使有义士能捐廿万并券与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悬，亦足以豪矣。众不可，盖遇人中磊磊者试以余书示之？”苏轼的仁厚，不在赠马，在于那一番体贴别人的心肠。不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里的满足，物质上的匮乏，不足以压倒他们。苏门中人，各有独特的成就，相成的关系甚浅。苏轼是个天才型的人物，挟其天马行空的气魄，逞其健笔，昂首高歌，赵翼论之曰：“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黄庭坚和陈师道却截然与他相反。庭坚认为文学上的成就，终须由积学而来，与徐师川书说：“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庭坚对于苏轼的天才和气魄，自知无法超越，故有意无意之间，想要别辟蹊径，出奇制胜，但是锻炼过甚，则不免走入生涩拗僻的魔阵。陈师道是北宋第一个苦吟诗人，专心致志，逐字推敲，叶梦得《石林诗话》传述道：世言陈无己每登临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恶闻人声，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寄邻家。徐乃诗成，乃敢复常。如此呕心沥血作诗，与苏轼全凭才气的路子不同，所以后来他尽弃所学，与黄庭坚同宗老杜，开江西一派的诗运。秦观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约、写景清丽，时人讥其纤弱，秦观亦自认少时用心作赋，习惯已成，虽风调优美，总脱不掉“词人之诗”的面貌。张耒为诗，自然清新，务为平淡，颇受白乐天的影响，而苏轼对他们两人，则曰：“秦得吾工，张得吾易。”晁补之以文自雄，诗不如赋。李廌文词肆放，苏轼称之“有飞沙走石之势”，诗亦才气横溢，似乎有点师门气概了，然而毕生穷愁潦倒，终至豪气尽失，变入幽逸一路。苏门师友，各有风格，而苏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独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天才诗人，所以也不强人与他同调。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网罗天下人才，创出自由的文风。故东坡时代的宋诗，万象纷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气象；尽脱唐人窠臼，赋与宋代文学以新生命，创出宋诗的新境界，下启江西诗派二百余年的新诗运。苏门六君子中，苏轼独于黄庭坚则较敬重，一是山谷在诸生中，年纪最长，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岁，比苏轼只小九岁。两人相见时，黄已颇有声望，所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在亦师亦友之间。一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点恃才傲物的脾气，苏黄二人，格调不同，因为太熟的关系，有时也不免互为讥诮。如苏轼论山谷诗文说：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庭坚虽因后辈，不便指名直说，但言：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意亦暗指轼诗。秦观每以庭坚对苏轼的态度不够敬重，心怀不平。山谷《避暑李氏园》诗：“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少游便向老师抱怨：“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但是苏轼并不在乎。至苏轼下世，庭坚独尊诗坛，时人以“苏黄”并称，山谷连称“不敢”，他终生以师礼事苏轼，这种风范，尤其可贵。苏轼在及门诸生中，对秦观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责备，态度也较严格。元祐初，少游晋京谒苏，一见面，苏轼便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某虽无学，亦不如是。”少游诚惶诚恐，不知此言何来。柳永是被他们共认为格调卑下的词家，苏轼一向瞧他不起，便说：“‘销魂，当此际’，非柳七句法乎？”苏轼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了一阕新作，中有“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这样两句。苏轼说：“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摇首不以为然——苏轼指导后辈，精密如此。苏轼当时，名满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斗，谁不希望一登龙门，而身价十倍。欧阳文忠开创出宋代文学的革新运动，得苏轼接替继续领导当代文运，发扬光大，虽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础，然而时光飞逝，苏轼现在也已进入中年，行将老矣，他必须要将欧阳交付给他的这根棒子，寻到一个有资格接棒的人，今如欲为交付，不能不把这份深重的责任，期望于这几个门人身上。一次，他公开这份心事于其门人曰：“国家的文运，必须要有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此道统才不至于坠失，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辈出，必定要使这一代的文运，有个宗主。“从前，欧阳文忠公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将来这文章盟主的责任，都该由诸君负责接手，正如文忠与我之间的传承一样。”苏轼在知杭州时，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属意的，是“秦得吾工，张得吾易”的秦张二生，言曰：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但在以后岁月里，他却并未放弃继续发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窜逐蛮荒，他才断了念头，与李廌（方叔）书曰：顷年于稠人中，骤得张（耒）、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盖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立于先，必有觉于后也。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却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重悲哀。

前言

一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那枝天生健笔，似乎随时都在不停地挥洒，学问既渊博，兴趣又那么广泛，所以著述之丰，虽经长时期“元祐党禁”的摧毁，传世之作，还真不少。如以文集而言，明成化吉安知府程宗刊东坡全集，源出苏门定本，其内容包括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合为七集，总计有一百一十卷之多，而集外的书简、题跋、杂文、短记之类，还不在内。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之第一手好数据。不过，做文章的目的，总是以写给别人看的为多，大抵是对身外的事物，发表其一定范围内的主张或意见，其间不免受环境的拘牵、地位的限制，不能完全是作者的本来面目，与纯粹发挥个人性情，抒写内心情感的诗歌，就塑造人物形象的数据价值而言，其质地精纯的程度，文不如诗，显然可见。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综自青年时代，自蜀入汴的“南行”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我写东坡传记，取材于他的诗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因为要运用苏诗做苏传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讽诵一样，兴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时，须从一字一句之间，推敲诗中蕴含的真意。我在着手之后，始觉此事，大不容易。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西洋不同，抒情与叙事并重，东坡和杜甫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而以写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读懂他的诗意。而东坡一生的遭遇，却又甚不平凡。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的师傅，开府州郡为封疆的大吏；穷则为大庾岭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饮水的流人。他见识过贵族门第里的骄奢淫乐，也体验过闾巷小民们的贫困和无助，很少有人的生活经验，像他一样复杂，以一身而贯彻天堂和地狱两个绝对的境界，所以要熟知他的经验，就成为非常不易的功夫。不能熟知他的经历，就不能充分了解苏诗；不能充分了解苏诗，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高文典论，常是披在外面的锦绣袍褂而已，不足尽以为据。说到读苏诗之类，前人言者甚多，而以南宋人陆放翁，知之最审。二东坡逝世七十余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陆放翁在成都安抚使衙门里做参议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来做四川制置使，这两位诗人聚在一起，便常谈诗说艺，屡屡论及东坡。因为放翁是个闲官，富有时间，石湖居士就劝他研究苏诗，以遗后学，放翁逊谢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两联坡诗，其一为：“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其二为：“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问他该作何解？范答：“东坡被窜黄州，自忖不复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复元祐旧臣，所以说‘已致鲁诸生’。——想来不过如此。”“这就是我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放翁慨然道：“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储备将相之才，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把三馆一起撤销了。东坡旧时曾直史馆，但自谪为散官，史馆之职，削去已久，至此，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东坡用事之严如此。”“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再度过大庾岭时，所作《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诗的最后一联，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当时有两个鲁生，拒不应召，遂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不知时变”。东坡写此诗时，他两兄弟的情况，正如放翁所言：“建中初年，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尽量收用元祐旧臣，即使无法在朝中占据位置，也都被任为封疆大吏，唯有东坡兄弟，只领一份宫观祠禄的干俸，不被重用。”但东坡诗只从正面说“朝廷已经征召了鲁国诸生”，暗中却隐藏着“不能致者二人”之意，自嘲与子由该为不知时变的“鄙儒”。放翁感叹道：“如这两句诗，意深语缓，若不明了当时的情况，便不容易窥测。”放翁随后又举了一个“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的例子，认为若未读故老孙勰的诗跋，便不知绿衣所指何人，她又说了什么话，如此就无法看懂这两句诗语，所以放翁的结论是：“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石湖居士听了，也叹息道：“如此诚难矣！”理解苏诗，在陆放翁、范石湖那个时代，确然如此，但后来以爱读苏诗者之众，从事批注苏诗的人，传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细读注，困难未必不解。注苏最早的本子，当以崇宁大观年间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为先，距东坡谢世还不过几年，次则南宋绍兴初年（公元一一三一年）赵夔等的《苏诗十注》、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等，皆其著者。注本虽多，但是并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劝放翁再事研究，放翁当时不敢担当这一工作，后来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却以两代数十年不断的努力，综核前人诸说，重新增编补订，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诠解详备称誉士林。这个规模大具的注本，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公元一二○二年），放翁作序，前面那段与范成大对话的回忆，就见于放翁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这时候，政治上的元祐党禁，虽已解除，但治苏学还是忌讳，施宿因为出版此书，遭人蜚议而被罢官，所以传本甚为稀少。明人好选评而薄笺注，而他们的选评，事实上只是借东坡这块招牌，来发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故而晚明公安派诸君子虽极推重东坡，但在研究上，却不甚有用。直至清代学者才将施注本发掘出来，各以其专门知识来加以补充，如海宁查慎行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以详于考证地理为其特色；冯应榴编《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则精于考古，两书皆颇流行。后来商丘宋荦（牧仲）得施注宋椠本于江南藏书家，他便动员门人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和儿子宋至等为之删订编补，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遗诗四百余首，为《苏诗续补遗》上下二卷。邵长蘅承担此一工作时，又发现放翁所说难处之外的另一重困难。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因此，他的知识范围，无边无际，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见闻宽广，皆非常人所及，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可以不限题目，牛溲马勃，皆以入诗，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嘻笑怒骂，街谈巷议，信手拈来，皆成佳咏。如沈德潜《说诗睟语》曰：“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但是后世读者，学问识见，两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苏诗内容，时遇困难，依然不免，如邵长蘅作《注苏例言》十二条，其中一条便说：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曰：“注诗难，而注苏尤难。”所幸施氏父子合数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征引必著书名，诠诂不涉支离”，详赡疏通，学者都认为是自有苏注以来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长蘅等的删补和整理，稍后复有乾隆名士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八卷，考订尤称精详。至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更是综合苏注之大成，附载《总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这一方面，贡献更多。大家之诗，从来以热心注杜（甫）者为多，但亦不过数家，内容芜杂肤浅，不为识者所取，而苏诗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树，后有清代学人不断的整补，这份丰富的前贤业绩，在研究东坡生平这个工作上，帮助很大，这是必须要先加说明的第一点。三东坡事迹之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宋人笔记。两宋之人，好写杂记短文，而且凡有著录，几乎没有不道及东坡的。历史人物中，像他这样被人津津乐道，有那么丰富的记录传下来者，实在不多。这表示东坡立身行事、言论风采，都深深印入同时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对他具有真诚的爱慕，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之故。但也有人说，此乃由于东坡主盟当时的文坛，凡是弄弄笔杆的，直接间接都曾沾过苏门雨露，所以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如欧阳修，岂不是开创一代文运的宗师，道德文章，无懈可击，但其身后，虽不如他自料那么凄凉：“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但宋人著录中说到他的，便满不如他这门生，那么风光热闹。东坡为人，胸怀旷达，谈笑风生，使得所有亲炙过他风采的人，毕生难忘这位光风霁月的长者，欢喜记述他的逸闻轶事，即使没有著录，好多年后，也要向自家子弟谈论当年旧事，珍视这份记忆，而这些晚辈又根据父兄的传述，笔之于书，虽然并不一定皆是“实录”，但除东坡自己的写作外，这类同时代人的记录数据，自然最值得重视。首先要注意的，应是苏门弟子的著作。他们有最多的机会，与老师朝夕从游，亲承言笑，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人可比，而且传统上，门人弟子的记述，其价值亦常仅次于自作。此中，如黄庭坚、晁补之，就有很多题跋短文，记及师门，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张耒有《明道杂志》，李廌有《师友谈记》，张舜民有《画墁录》等，皆其著者。不过《后山丛谈》这本书，有些记事，却不真实，有人疑是后人羼入的传说，甚至怀疑它是托名的伪书，所以引用之前，仍须斟酌。至于东坡朋友的著作，如王巩有《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谈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说之有《晁氏客语》；曾为东坡僚友者，赵德麟有《侯鲭录》《宾退录》两书，李之仪有《姑溪集》等，他们都是曾与东坡同游共事的朋友，见闻真切，所记应皆可信。东坡的世交后辈，将得自父兄的传述，作成著录者，亦复不少。如《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他是北宋著名兵学家何去非的儿子。东坡非常欣赏去非的兵学，元祐间曾向朝廷奏荐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等书的叶梦得，是东坡进士同年叶温叟的侄孙；作《萍洲可谈》的朱彧，是东坡旧识朱行中（服）的儿子；作《冷斋夜话》的惠洪和尚，与黄山谷交好，所记以闻诸山谷者为多；刘廷世的《孙公谈圃》，系孙君孚（升）的语录，而君孚与东坡是元祐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旧闻》，记事最为谨严，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挥尘前录》《挥尘后录》的王明清，他的母亲是曾布的孙女，故家旧闻，所记亦多可采；蔡京的儿子蔡绦，有《铁围山丛谈》，传述东坡遗事，态度也还公正。邵雍后人邵伯温、邵博父子作《邵氏闻见录》《闻见后录》，一个主苏（轼），一个主王（安石），态度不同。伯温对荆公成见甚深，甚至冒苏洵名伪作《辨奸论》，冒张方平名伪作《苏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讦王安石，为清人李绂所揭破，其作伪也如此，所以即使热烈誉苏，其言也不可随便相信了。邵书中广被流传的，说东坡自黄州过金陵见王安石，剧谈“大兵大狱”那一段故事，实在非常荒谬。就当时两人的地位情况而言，一个是政治理想落空，韬晦金陵的隐者，一个是性命几被现实政治所吞噬，甫自谪所归来的罪官，绝口不谈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况王苏二人，以前政见相左，正因此时皆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才有这次私人会晤，怎会一见面就放言高论时政起来，且被描写得戟指誓言、口沫横飞，又岂是同为历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荆公与东坡的风度？然而这个故事，连正史本传里也采用进去了，《宋史》之为人诟病，绝非无故。又如费兖的《梁溪漫志》，记述一个买屋焚券的故事，说东坡从海外北归，住在阳羡（宜兴），托邵民瞻代买一座住宅，尚未迁住进去之前，一夜，与邵月下散步，听得有一妇人在屋内恸哭，其声甚哀，问知即是所买宅子的旧主，在那里伤心，东坡心生不忍，就在这老妪面前，焚毁屋券，也不收回产价云云。这个故事，写得甚美，惜非事实。东坡确然是个同情心浓厚，不辞“从井救人”的人，但他北归行程，舟至仪征，即已患病，止于常州，就遽尔谢世了，根本没有到得宜兴，又何来月下散步，对妪焚券之事？凡人都有英雄崇拜的潜意识，喜欢为历史人物造作神话，表示欢喜赞叹，这不过为满足自己的情绪而已。虽是好话，亦不能尽信；另一方面，也有浇薄文人，捏造东坡违反伦常的畸恋故事，胡说东坡自少好赌，以诬枉古人，惊世骇俗，自高身价。这两种不健全的心理，都足以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东坡一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自己从不在乎毁誉，毁誉亦不足以轻重东坡，不过我们从史论人，总须求真求实，而前人著录，真赝杂糅，甄别取舍之间，确也煞费心力。披沙拣金，虽是辛苦，但在笔记数据中，确也偶有片言只事，恰如灵光一闪，有“风神尽见”之功，此在皇皇巨著中，每不易得，是中亦有佳趣。四我开始写这本新传，时间还早在七十年代的头上几年，其间人事牵扯，时作时辍者好多次，直到一九八○年的冬天，才算写完最后一章，自己从头检阅一遍，深感学殖荒落，老而无成，居然要写像东坡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人物，颇似瞎子摸象，实在有点荒谬，未免愧汗，本来不敢出手示人。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国门，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当时的心情，充满了茫然空虚的感觉，检点旧居，所幸环堵萧然，只有几册破书，别无长物，倒还没有什么麻烦，只是书架下面积此一迭千余页的原稿，偏觉处置为难，携带它漂洋过海，非但不便，而且毫无意义，但寄存他处，时日久长，怕又难免“用覆酱瓿”的命运。设想至此，马上记起我写东坡在常润道中，初赏江南地方骀荡春光这一段时，适值台北盛夏，挥汗如雨，我则伏案走笔，如从坡公同游罨画溪上，浑忘酷热，直至衣巾尽湿，而不改其乐。又有一次，狂台过境，窗外风声怒啸，一灯如豆，我则绕室徘徊，一心体味东坡渡海，“子孙恸哭于江边”的那幕惨剧。此情此景，都还如在眼前，于是我想，无论如何，这部稿子，总是真诚落笔，费了好几年心力的结果，不能轻自抛弃。行前，偶然和朋友说起此一烦恼，即承吾友刘显叔兄和陈烈夫人为我热心介绍联经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顿觉两腋生风，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台北。此时回想起来，也实在有点好笑，人都有自寻烦恼的毛病，譬如当年我不做这件写书的傻事，则也没有后来那段烦恼，若无刘兄伉俪慨然相助，则我现在还要为这份稿子牵肠挂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须于此，对帮助我的朋友郑重致谢。一九八一年四月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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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钱穆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已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林语堂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余秋雨

后记

第九章 书斋内外一、一家融融二、苏门六君子三、王巩四、画友五、文字生涯六、书法七、绘画八、书斋文物九、宴游和谐谑十、重结西湖缘第十章 杭州去来一、储粮防灾二、吏治三、治六井·开西湖四、僚友五、方外交六、救灾和水利七、奉诏还朝八、破琴之梦九、竹寺题诗案十、东府感旧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一、颍水之鱼二、颍扬之治三、广陵生活四、初和陶诗五、二次还朝六、再被围攻七、丧偶八、太后崩逝九、守边定州十、再遭谪逐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一、远谪南荒二、过岭三、初到惠州四、借刀杀人之计五、劳己以“为人”六、服食养生七、朝云之死八、惠州和陶九、白鹤峰新居十、又贬海外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一、海南风土二、食芋饮水三、房屋风波四、读书著作五、家人朋友六、采药与造墨七、别海南第十四章 北归一、秦观之丧二、广州·英州三、韶州四、虔州五、归程何处是六、染疾七、逝世八、浩气不亡九、子孙十、身后后记    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那枝天生健笔，似乎随时都在不停地挥洒，学问既渊博，兴趣又那么广泛，所以著述之丰，虽经长时期“元祐党禁”的摧毁，传世之作，还真不少。如以文集而言，明成化吉安知府程宗刊东坡全集，源出苏门定本，其内容包括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合为七集，总计有一百一十卷之多，而集外的书简、题跋、杂文、短记之类，还不在内。    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之第一手好数据。不过，做文章的目的，总是以写给别人看的为多，大抵是对身外的事物，发表其一定范围内的主张或意见，其间不免受环境的拘牵、地位的限制，不能完全是作者的本来面目，与纯粹发挥个人性情，抒写内心情感的诗歌，就塑造人物形象的数据价值而言，其质地精纯的程度，文不如诗，显然可见。    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综自青年时代，自蜀入汴的“南行”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我写东坡传记，取材于他的诗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    因为要运用苏诗做苏传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讽诵一样，兴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时，须从一字_句之间，推敲诗中蕴含的真意。我在着手之后，始觉此事，大不容易。    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西洋不同，抒情与叙事并重，东坡和杜甫一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而以写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读懂他的诗意。    而东坡一生的遭遇，却又甚不平凡。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的师傅，开府州郡为封疆的大吏；穷则为大庾岭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饮水的流人。他见识过贵族门第里的骄奢淫乐，也体验过闾巷小民们的贫困和无助，很少有人的生活经验，像他一样复杂，以一身而贯彻天堂和地狱两个绝对的境界，所以要熟知他的经验，就成为非常不易的功夫。    不能熟知他的经历，就不能充分了解苏诗；不能充分了解苏诗，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高文典论，常是披在外面的锦绣袍褂而已，不足尽以为据。    说到读苏诗之类，前人言者甚多，而以南宋人陆放翁，知之最审。    j．    东坡逝世七十余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陆放翁在成都安抚使衙门里做参议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来做四川制置使，这两位诗人聚在一起，便常谈诗说艺，屡屡论及东坡。因为放翁是个闲官，富有时间，石湖居士就劝他研究苏诗，以遗后学，放翁逊谢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两联坡诗，其一为：“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其二为：“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问他该作何解?范答：    “东坡被窜黄州，自忖不复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复元祐旧臣，所以说‘己致鲁诸生’。——想来不过如此。”    “这就是我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放翁慨然道：“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储备将相之才，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把三馆一起撤销了。东坡旧时曾直史馆，但自谪为散官，史馆之职，削去已久，至此，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东坡用事之严如此。”   “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再度过大庾岭时，所作《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诗的最后一联，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当时有两个鲁生，拒不应召，遂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东坡写此诗时，他两兄弟的情况，正如放翁所言：    “建中初年，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尽量收用元祜旧臣，即使无法在朝中占据位置，也都被任为封疆大吏，唯有东坡兄弟，只领一份宫观祠禄的干俸，不被重用。”    但东坡诗只从正面说“朝廷已经征召了鲁国诸生”，暗中却隐藏着“不能致者二人”之意，自嘲与子由该为不知时变的“鄙儒”。放翁感叹道：    。r如这两句诗，意深语缓，若不明了当时的情况，便不容易窥测。”    放翁随后又举了一个“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的例子，认为若未读故老孙勰的诗跋，便不知绿衣所指何人，她又说了什么话，如此就无法看懂这两句诗语，所以放翁的结论是：    “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    石湖居士听了，也叹息道：“如此诚难矣!”    理解苏诗，在陆放翁、范石湖那个时代，确然如此，但后来以爱读苏诗者之众，从事批注苏诗的人，传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细读注，困难未必不解。    注苏最早的本子，当以崇宁大观年间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为先，距东坡谢世还不过几年，次则南宋绍兴初年(公元一一三一年)赵夔等的《苏诗十注》、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等，皆其著者。    注本虽多，但是并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劝放翁再事研究，放翁当时不敢担当这一工作，后来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却以两代数十年不断的努力，综核前人诸说，重新增编补订，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诠解详各称誉士林。这个规模大具的注本，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公元一二。二年)，放翁作序，前面那段与范成大对话的回忆，就见于放翁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这时候，政治上的元祐党禁，虽己解除，但治苏学还是忌讳，施宿因为出版此书，遭人蜚议而被罢官，所以传本甚为稀少。    明人好选评而薄笺注，而他们的选评，事实上只是借东坡这块招牌，来发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故而晚明公安派诸君子虽极推重东坡，但在研究上，却不甚有用。    直至清代学者才将施注本发掘出来，各以其专门知识来加以补充，如海宁查慎行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以详于考证地理为其特色；冯应榴编《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则精于考古，两书皆颇流行。    后来商丘宋荦(牧仲)得施注宋椠本于江南藏书家，他便动员门人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和儿子宋至等为之删订编补，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遗诗四百余首，为《苏诗续补遗》上下二卷。邵长蘅承担此一工作时，又发现放翁所说难处之外的另一重困难。    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因此，他的知识范围，无边无际，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见闻宽广，皆非常人所及，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可以不限题目，牛溲马勃，皆以入诗，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嘻笑怒骂，街谈巷议，信手拈来，皆成佳咏。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日：“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但是后世读者，学问识见，两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苏诗内容，时遇困难，依然不免，如邵长蘅作《注苏例言》十二条，其中一条便说：    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    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    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日：  “注诗难，而注苏尤难。”    所幸施氏父子合数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征引必著书名，诠诂不涉支离”，详赡疏通，学者都认为是自有苏注以来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长蘅等的删补和整理，稍后复有乾隆名士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八卷，考订尤称精详。至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更是综合苏注之大成，附载《总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这一方面，贡献更多。大家之诗，从来以热心注杜(甫)者为多，但亦不过数家，内容芜杂肤浅，不为识者所取，而苏诗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树，后有清代学人不断的整补，这份丰富的前贤业绩，在研究东坡生平这个工作上，帮助很大，这是必须要先加说明的第一点。    两宋之人，好写杂记短文，而且凡有著录，几乎没有不道及东坡的。历史人物中，像他这样被人津津乐道，有那么丰富的记录传下来者，实在不多。这表示东坡立身行事、言论风采，都深深印入同时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对他具有真诚的爱慕，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之故。    但也有人说，此乃由于东坡主盟当时的文坛，凡是弄弄笔杆的，直接间接都曾沾过苏门雨露，所以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如欧阳修，岂不是开创一代文运的宗师，道德文章，无懈可击，但其身后，虽不如他自料那么凄凉：“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但宋人著录中说到他的，便满不如他这门生，那么风光热闹。    东坡为人，胸怀旷达，谈笑风生，使得所有亲炙过他风采的人，毕生难忘这位光风霁月的长者，欢喜记述他的逸闻轶事，即使没有著录，好多年后，也要向自家子弟谈论当年旧事，珍视这份记忆，而这些晚辈又根据父兄的传述，笔之于书，虽然并不一定皆是“实录”，但除东坡自己的写作外，这类同时代人的记录数据，自然最值得重视。    首先要注意的，应是苏门弟子的著作。他们有最多的机会，与老师朝夕从游，亲承言笑，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人可比，而且传统上，门人弟子的记述，其价值亦常仅次于自作。此中，如黄庭坚、晁补之，就有很多题跋短文，记及师门，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张耒有《明道杂志》，李□有《师友谈记》，张舜民有《画墁录》等，皆其著者。不过《后山丛谈》这本书，有些记事，却不真实，有人疑是后人羼入的传说，甚至怀疑它是托名的伪书，所以引用之前，仍须斟酌。    至于东坡朋友的著作，如王巩有《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谈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说之有《晁氏客语》；曾为东坡僚友者，赵德麟有《侯鲭录》《宾退录》两书，李之仪有《姑溪集》等，他们都是曾与东坡同游共事的朋友，见闻真切，所记应皆可信。    东坡的世交后辈，将得自父兄的传述，作成著录者，亦复不少。如《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蘧，他是北宋著名兵学家何去非的儿子。东坡非常欣赏去非的兵学，元祜间曾向朝廷奏荐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等书的叶梦得，是东坡进士同年叶温叟的侄孙；作《萍洲可谈》的朱或，、是东坡旧识朱行中(服)的儿子；作《冷斋夜话》的惠洪和尚，与黄山谷交好，所记以闻诸山谷者为多；刘廷世的《孙公谈圃》，系孙君孚(升)的语录，而君孚与东坡是元祜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旧闻》，记事最为谨严，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挥尘前录》《挥尘后录》的王明清，他的母亲是曾布的孙女，故家旧闻，所记亦多可采；蔡京的儿子蔡绦，有《铁围山丛谈》，传述东坡遗事，态度也还公正。   邵雍后人邵伯温、邵博父子作《邵氏闻见录》《闻见后录》，一个主苏(轼)，一个主王(安石)，态度不同。伯温对荆公成见甚深，甚至冒苏洵名伪作《辨奸论》，冒张方平名伪作《苏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讦王安石，为清人李绂所揭破，其作伪也如此，所以即使热烈誉苏，其言也不可随便相信了。    邵书中广被流传的，说东坡自黄州过金陵见王安石，剧谈“大兵大狱”那一段故事，实在非常荒谬。就当时两人的地位情况而言，一个是政治理想落空，韬晦金陵的隐者，一个是性命几被现实政治所吞噬，甫自谪所归来的罪官，绝口不谈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况王苏二人，以前政见相左，正因此时皆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才有这次私人会晤，怎会一见面就放言高论时政起来，且被描写得戟指誓言、口沫横飞，又岂是同为历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荆公与东坡的风度?然而这个故事，连正史本传里也采用进去了，  《宋史》之为人诟病，绝非无故。    又如费兖的《梁溪漫志》，记述一个买屋焚券的故事，说东坡从海外北归，住在阳羡(宜兴)，托邵民瞻代买一座住宅，尚未迁住进去之前，一夜，与邵月下散步，听得有一妇人在屋内恸哭，其声甚哀，问知即是所买宅子的旧主，在那里伤心，东坡心生不忍，就在这老妪面前，焚毁屋券，也不收回产价云云。    这个故事，写得甚美，惜非事实。东坡确然是个同情心浓厚，不辞“从井救人”的人，但他北归行程，舟至仪征，即已患病，止于常州，就遽尔谢世了，根本没有到得宜兴，又何来月下散步，对妪焚券之事?    凡人都有英雄崇拜的潜意识，喜欢为历史人物造作神话，表示欢喜赞叹，这不过为满足自己的情绪而已。虽是好话，亦不能尽信；另一方面，也有浇薄文人，捏造东坡违反伦常的畸恋故事，胡说东坡自少好赌，以诬枉古人，惊世骇俗，自高身价。这两种不健全的心理，都足以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东坡一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自己从不在乎毁誉，毁誉亦不足以轻重东坡，不过我们从史论人，总须求真求实，而前人著录，真赝杂糅，甄别取舍之间，确也煞费心力。    披沙拣金，虽是辛苦，但在笔记数据中，确也偶有片言只事，恰如灵光一闪，有“风神尽见”之功，此在皇皇巨著中，每不易得，是中亦有佳趣。    四时辍者好多次，直到一九八O年的冬天，才算写完最后一章，自己从头检阅一遍，深感学殖荒落，老而无成，居然要写像东坡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人物，颇似瞎子摸象，实在有点荒谬，未免愧汗，本来不敢出手示人。    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国门，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当时的心情，充满了茫然空虚的感觉，检点旧居，所幸环堵萧然，只有几册破书，别无长物，倒还没有什么麻烦，只是书架下面积此一迭千余页的原稿，偏觉处置为难，携带它漂洋过海，非但不便，而且毫无意义，但寄存他处，时日久长，怕又难免“用覆酱瓿”的命运。    设想至此，马上记起我写东坡在常润道中，初赏江南地方骀荡春光这一段时，适值台北盛夏，挥汗如雨，我则伏案走笔，如从坡公同游罨画溪上，浑忘酷热，直至衣巾尽湿，而不改其乐。又有一次，狂台过境，窗外风声怒啸，一灯如豆，我则绕室徘徊，一心体味东坡渡海，“子孙恸哭于江边”的那幕惨剧。此情此景，都还如在眼前，于是我想，无论如何，这部稿子，总是真诚落笔，费了好几年心力的结果，不能轻自抛弃。    行前，偶然和朋友说起此一烦恼，即承吾友刘显叔兄和陈烈夫人为我热心介绍联经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顿觉两腋生风，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台北。此时回想起来，也实在有点好笑，人都有自寻烦恼的毛病，譬如当年我不做这件写书的傻事，则也没有后来那段烦恼，若无刘兄伉俪慨然相助，则我现在还要为这份稿子牵肠挂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须于此，对帮助我的朋友郑重致谢。    一九八一年四月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

内容概要

李一冰，台湾著名学者，苏东坡研究专家。

书籍目录

第九章  书斋内外

一、一家融融

二、苏门六君子

三、王巩

四、画友

五、文字生涯

六、书法

七、绘画

八、书斋文物

九、宴游和谐谑

十、重结西湖缘

第十章  杭州去来

一、储粮防灾

二、吏治

三、治六井•开西湖

四、僚友

五、方外交

六、救灾和水利

七、奉召还朝

八、破琴之梦

九、竹寺题诗案

十、东府感旧

第十一章  颖州•扬州•定州

一、颖水之鱼

二、颖扬之治

三、广陵生活

四、初和陶诗

五、二次还朝

六、再被围攻

七、丧偶

八、太后崩逝

九、守边定州

十、再遭谪逐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一、远谪南荒

二、过岭

三、初到惠州

四、借刀杀人之计

五、劳己以“为人”

六、服食养生

七、朝云之死

八、惠州和陶

九、白鹤峰新居

十、又贬海外

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

一、海南风土

二、食芋饮水

三、房屋风波

四、读书著作

五、家人朋友

六、采药与造墨

七、别海南

第十四章  北归

一、秦观之丧

二、广州•英州

三、韶州

四、虔州

五、归程何处是

六、染疾

七、逝世

八、浩气不亡

九、子孙

十、身后



后记

附录  苏轼及宋大事年表

编辑推荐

《苏东坡传(下)》编辑推荐：著名苏东坡研究专家李一冰教授八年呕心沥血之作，比林语堂《苏东坡传》更全面、严谨和生动的东坡传记。著名学者余秋雨评价《苏东坡传》：“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千古一人苏东坡大传，与林语堂《苏东坡传》共为苏东坡传记中的双璧《苏东坡传》上下二册，凡60万字，事无巨细，资料来源多参照苏轼作品和宋人笔记等文献资料，一一标明出处，参考书目达200多种。内容的选取上，作者独辟蹊径，十之八九的内容取自东坡诗词，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为我们勾勒出东坡充满传奇的一生和不平凡的际遇，更加真实可信。作者文笔汪洋恣肆，典雅细腻，既以大宋朝为宏观参照写出了苏东坡颠沛流离的一生，又以苏东坡为微观视角道尽了大宋朝的风雨跌宕和内外变局。李一冰眼中的苏东坡：－－从来文人都不适于从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实际利害，而文人只管发挥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传统的典常来约束一切，而文人则重视自由意志的考量，不屑规例。苏轼生有极为坚强的个性，其不适于从政，尤其如操持中书省这样需要最高幕僚技术的实际政务，就处处露出破绽来了。－－苏轼是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然看不起文人，所以朔派领袖刘挚，曾告诫他家子弟道：“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苏氏家学，本于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评的特质。苏轼是非观念之强，也实不下于司马光，嫉恶如仇，坚持小人之防，努力保卫元祐朝“贤人政治”的原则，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绝不与人妥协，好用激烈的语言文字，扫荡脏乱。这样做，必然要与现实的权力世界发生直接冲突，使自己在政治社会中，变成一个可怕的“异端”。异端固常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他本身则将遭受无穷的迫害，何况他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何况他有不可轻视的主眷。－－苏轼曾经自己形容他那“难安缄默”的脾气说：“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苏轼也不例外。

作者简介

苏东坡传世的文章、轶事极多，诗词更为一代巨匠，难有匹敌。东坡一生历经坎坷，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师，穷则食芋饮水为南荒逐客，因此胸臆中积郁一腔难平之气，不吐不快，所作诗词两千余首，皆是从性情深处倾泻出的真情感。

本书十之八九取材自东坡诗词，参照其他文献资料，勾勒出他一生不平 凡的际遇。以诗人少有的人生经历，与其心血结晶的诗作相印证，使一个活生生的苏东坡跃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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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磨难成就大风流 大悲欢书写大人生 立体呈现苏东坡至真至性之传奇

著名苏东坡研究专家李一冰教授八年呕心沥血之作

比林语堂《苏东坡传》更严谨、全面和生动的苏东坡传记

余秋雨评价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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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已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林语堂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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