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镜子》书评

阅读《资治通鉴》时的绝佳参考书

爱看史书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考据癖，没准还会有点细节记忆强迫症。每次遇到具体的年代，关键的、有趣的、特殊的历史事件，都想用大脑记住，以便今后落笔写文或开口畅谈时不至于“书到用时方恨少”。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人脑不是机器，可书中精华又太多，怎么办？做摘录？用电脑或手机的笔记功能？对于大部头的书籍来说，这些劳动都比不上买一本原本的导读类的书来的省力和方便。《帝王的镜子》就是这种导读类的书，不过它与市面上大多文学名著的导读类书籍相比，有两大区别：1、它是史书的导读书籍，著作者需要有对于史实的充分了解。否则万一把古人的虚构故事当成事实来谈，岂不是要贻笑大方？所幸该书作者是位历史行家，态度十分严谨，毫不像市面上一些书籍用众人早已熟知的故事拼拼凑凑糊弄读者。2、作者写的很详细，绝非夸夸其谈或者纯粹摘录原文，而是将原书的精华彻底浓缩并对历史进行了分析。《资治通鉴》原书价格很高，内容也很多，通读必定要花很多时间，《帝王的镜子》充分做到了吸引读者这一点，虽是史书的浓缩版，却毫不晦涩难懂。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于司马光及其他一些编纂者的生平，以及该书成书始末做了简介，这些对于有考据癖的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资料。第二部分根据资治通鉴全书各系列编排的顺序对于书的内容进行了浓缩。全书采用白话文记述，且对历史局势进行了适当的分析，通篇围绕中国政局变化的缘由，一些人物对政局变化的影响所展开。作者不但是个史学家，也是个文学家，很多历史人物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毫无直接从文言文翻译而来的生硬感。最喜欢作者精炼的用词，孙礼“涕泪横流”，司马懿“故意错乱”，孙皓与刘禅是“不相称的一对活宝”，作者实在是太幽默了。对于不懂或者不通文言文，且没有时间看完《资治通鉴》原版翻译大部头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是福音。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资治通鉴》原书的选材、笔法、评论做出了分析，还在全书末尾摘取了原文的精华章节供人欣赏品评，于是读者被吊足了胃口，在即将看完此书时感觉意犹未尽，心里忍不住惊叹：原来《资治通鉴》是一本这么复杂这么精彩的书，看来得仔细品读了！惊叹之余，全书戛然而止，但作者的目的也恰到好处的达到了，既让人了解资治通鉴，又让人在充分学习之余，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读后感（1）

1月4日读了部分雷家骥《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感觉还不错，帝王的镜子这个取名，也比姜鹏的“帝王教科书”的取名好，因为是借鉴的意思，而不会让人以为，当皇帝，真的有许多权谋上的教条。《资治通鉴》选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诸侯分晋作为记载的开始，是很有深意的。司马光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而三家分晋，却是天子自坏其礼。周朝的灭亡种子，因此种下了。“君臣之礼既然崩坏，从此以后，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莫不泯灭，生民之类莫不糜灭，岂不哀哉！”司马光的史识在这里，也表露无遗了。但是，追溯起来，这件事又得回到五十年前，韩赵魏联合消灭智氏，瓜分智氏领土的事情。司马光写这一段，有他的时代背景在。他评论道，从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国家颠覆灭亡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岂仅智伯一例呢。“司马光这段评论，与他处在宋朝党争的当时是有某些特别的意义的，也就是说，他对宋神宗用王安石等来变法，是非常反对的，尤其是对新法本身反对更激烈。在研究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我们有一个认识，司马光尽管与王安石是好朋友，但是他对王安石的才干佩服而不满意，对王安石的德，他似乎有保留的态度，因此司马光写这段评论，似乎就是暗示神宗与王安石及其新政而来。弦外之意，大概就是暗示宋神宗失于明辨才德，而王安石正是才优胜于德。事实上，司马光的‘臣光曰’，往往有借题发挥的意味。”这个发现，我觉得很有见解。司马光写商鞅变法，着重点在于立信，“司马光的看法，商鞅处在攻战之世，天下趋于以诈力相尚，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商鞅犹且不敢忘信以治理其民，何况是四海治平之政呢。”看来，司马光的评论和裁取材料，还是针对王安石新政的不满而发。他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反对改革的方法和行为。本书写得很有趣味，很有识见，我现在还只读到秦纪部分，作者还善于比照史记，将历史的不同侧面表现出来，也表达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不同于司马光的保守看法，读来挺有意思。比如，韩非子游说秦国，以武力作为手段，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司马光认为，“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感其国以及人之国，所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如今韩非为秦国策划，而首先就想亡他自己的国家，真是罪不容于死呀，何足怜悯？”在作者看来，“司马光这段评论，就后世国家民族观念来看，是非常适当的。但如果就春秋战国时的观念来看，这似乎有商榷的余地。当时所谓的‘天下’观念，通常指中原华夏文化覆盖的地方而言。只要服膺华夏文化的国家，当时的人并不过分加以歧视或排斥。因此孔子有周游列国，孟子也有周游列国，以游说诸侯的行动。秦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这种观念之下，使得很多才智之士，在他们国家不能获得重用，而能施展抱负于秦。”这种见解，就很简洁有力。荆轲故事，司马光认为燕国的太子丹是个轻举妄动的家伙，用行刺“张燕而弱秦”，是愚蠢之事。但是，对比《史记》，会发现司马迁的看法很不相同。太子丹跟荆轲分析情势时，体现了很开阔的国际视野，实际上，是很有眼光的，并不是一时意气用事。他派荆轲刺杀秦王，一方面，是秦国的政策也是如此，不断收买或暗杀他国的大臣（“暗杀与刺客，是春秋以至汉代很流行的社会风气之一”），另一方面，他的目的还在劫持秦王，以归还流过被侵的领土，或者把秦王暗杀了，造成秦国内乱，六国趁机可以攻破秦国。雷家骥通过对比通鉴和史记的不同，将一件事情的不同历史价值观一一展现，同时也暗含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写法，很有意思，也很高超。书中还写到了刺客豫让，这个人物形象，让我想起金庸笔下的光明左使范遥。金庸大概是从司马迁那里得到了启示吧。有空可以写点我自己的《金庸识小录》。秦的灭亡，跟赵高很大关系。李斯是法家，赵高算不算？赵高其实不是宦官。他跟胡亥提出策略，“收举遗民，贫者富之，贱者贵之”，这让我想起毛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毛是不是从这里得到治国的启发？有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