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荷包》书评

乾隆皇帝的荷包如何鼓起来

文/王绍贝（自由撰稿人，汕头）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守成奇才，在清朝绝对君主独裁制的固有体制内，他将国家威权与体制的“优越性”、“制度自信”发挥到极点，也是跨越三代领导人、长达一百多年的所谓“康乾盛世”的顶点，姑且不论这套制度的优劣，也不讨论人民的“幸福感”这些抽象问题，从经济总量（不谈人均收入）、内政、外交方面来看，乾隆在位期间对内统治人心稳定，对外方面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还未能正面抗衡清朝，“金瓯”尚称稳固。乾隆不仅是一个很有手腕的政治人物，更是一个留下了四万多首诗歌的微博式诗人（写诗轻易如写微博），而且还特别擅长文物鉴定，傅申教授认为“乾隆要是不做皇帝专做鉴定，定是一把好手”，赖慧敏女士则通过扎实的档案研究指出，乾隆还是个特别擅长敛财、捞钱供自己挥霍的皇帝。
《乾隆皇帝的荷包》一书是台湾中研院研究所赖慧敏经过20多年孜孜不懈地解读清朝内务府档案的研究成果之一，这部书的书名很吸引人，但一看内容却足以令外行读者胆怯，全书90%以上的内容都是非常硬的档案统计数据，用数据和档案说话是这本历史著作的最大特点。书的上篇论述了乾隆皇室财政的来源，下篇论述了乾隆运用皇室财政修建藏传佛寺的情况及其政治上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历史上从汉代以来就确立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割的原则，田赋归国库，山海、盐铁之利归皇室财政、皇帝私人掌控。在君主独裁制达到顶峰的乾隆时期，皇室财政、皇室开支更是“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不仅如此，清代国库和内务府还存在家国不分的情况，为了掩人耳目，税关解交内务府的银两皇帝朱批“交海望”，海望为户部尚书，“交海望”乍看之下以为此银流入户部银库，但海望同时兼任内务府总管大臣，他比必须向皇帝奏报该银入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据统计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银库：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估计总收入在8000万两以上，大约是清代国家两年的田赋税收，是整个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皇室难以匹敌的。皇室财政的来源主要有四项：内务府的官庄（房地产）、关税盈余、当铺与生息银两及盐务。
内务府官庄——皇帝是国家最大的地产主
满清入关前即设有庄园制度，入关后皇室圈占直隶31州县的土地，以及关外热河、盛京等地的土地，形成官庄。内务府官庄的来源还有百姓投充的土地、查抄犯罪官吏的田产及开垦关外土地之牧场为耕地。官庄面积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的57万多亩增长到373万多亩，说皇帝是中国最大的地主一点也不过分。内务府的官庄通过土地和房屋的租赁收取租金，乾隆年间的地租收入约在10万至15万两之间。赖慧敏比较清代各地的地租，发现皇室的地租属于偏低，偏低的原因并不在于皇帝特别仁慈，而是由于官庄存在诸如圈地实际圈占的数目多于官报数目、土地清丈不确实、投充庄头隐匿赡养地、自然灾害、银钱比价等问题，导致官庄收入低下。
康熙年间，内务府官庄约五十余万亩，到乾隆晚年增至一百多万亩，主要是查抄承安的家产。伊犁之锡伯部落领队大臣承安的罪名是“玩愒性成、复耽麴蘖，一切事务，竟置不问”，承安的祖父揆叙，曾祖明珠是康熙朝的内阁大学士，曾助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权势威吓一时。明珠与索额图互相植党倾轧，康熙二十七年，皇帝将之罢斥。明珠结党营私，都没被抄家，而承安不过是爱喝酒、不问事务即被革职，赖慧敏认为乾隆这么做主要是觊觎他家的田产，查抄出承安田产40.6万亩，承安家的土地占了内务府土地的三分之一。乾隆皇帝捞钱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税关“盈余”成为内务府提款机
乾隆时期经济发展，百货充盈，理应大幅提高关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源，然而乾隆皇帝却人用包衣奴仆来囊括硕果，皇帝利用奴仆广开皇室财源，各税官新增苛捐杂税，由此埋下清代中衰之根源。清代的税关收入本属国家财政，从交给户部的税收数目来看，清代关税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是“清征薄敛”，但是其实从顺治、康熙时期以来，担任税关监督的大都是皇帝派遣的内务府包衣奴才，关税正课以外的盈余全部解交内务府，乾隆更是从制度上规定了关税正额有缺的照定例处分，各关盈余的数目少于雍正十三年的，要加以处罚，从而关税“盈余”也就相当于必须完成的正课。不仅如此，各关监督遇到国家重大庆典、皇帝下江南巡游等活动，还要自愿报效银两，一次多达数百万两。内务府包衣为了孝敬皇帝，还常将养廉银捐出。乾隆皇帝大肆修筑宫殿、成做各种器物，需钱孔急，不断向关税监督需索银两。陈国栋认为，包衣奴才习性下贱，希意承旨，小气琐碎是其短处，却正是皇帝可以利用的“消极优点”，他们为了讨皇帝的欢心，将税关衙门的办公费用解交内务府，等到地方经费不足，又再三增添新的税目，税目繁多，令人无所适从，增加关税监督贪污的机会。包衣奴才新增的税目十分琐碎却达到替皇帝攒银的作用。西方君主专制时期，统治者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在中国，则是皇帝借助内务府包衣奴才来扩展其财产范围。
有学者认为包衣任税关监督的好处是，若官员贪污，皇帝可以查抄其家产，也有学者认为乾隆皇帝宽纵贪污的大官，遂使贪污案件屡禁不止。赖慧敏则认为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就税关监督来说，皇帝多以议罪制度惩治官员，因贪污被查抄家产者仍属少数，一来查抄家产所得利益不多，二来税关监督还必须承担盈余不足的风险。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几次蠲免田赋，赢得宽仁的美名，然而对灾荒所导致的关税短少问题却不予宽容，迫使官员将自身的亏损转嫁百姓身上。对于贪污和“盈余”不足的官员，乾隆在四十年（1775）以后都采取议罪、罚俸方式，来填饱荷包。譬如，乾隆六十年（1795）全德当九江关监督，因收受商人19万两贿赂，本当处死，乾隆却让他继续当官，命他加倍罚缴38万多两，乾隆发明议罪制度，养成官员“笑骂由人，好官自我为之”的心态。
皇帝既为自己荷包着想，官员自然上行下效，乾隆后期，由于皇帝性好铺张浪费，开销不断增大，国家财政不孚支应，只好转向加摊派、兴捐献。在摊派和捐献中，各级官员层层加码，各有截留，腐败现象从上而下遍及各级官员。最为讽刺的是，乾隆皇帝在《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提到，“危乎上之所好恶，速矣下斯成倡随”、“人君好尚可弗谨”，这么好的道德文章终究是掩盖不了他带领全国官员一起贪污的史实。
内务府专卖的奢侈品、皇家特供产品
清代税关还是变卖内务府物资的重要渠道，官方垄断的奢侈品销售大受欢迎。清朝入关后，皇室垄断东北人参开采权，人参变卖所得尽归皇室所有。变卖人参使乾隆获得千万两以上的收入，但原因并非产量大增，而是由内务府所属单位专卖，使其价格不断上涨所致。包衣为了讨好皇帝，竞相提高参价。乾隆六十年五等参每斤售价接近一千两！官定人参价格不便宜，市面上参价更居高不下，成为官场贿赂上司的高贵礼品。
除了人参，清人生活中，冬天用高丽纸糊窗，夏天用琉球的扇子，吃新疆进贡的葡萄干，穿着欧洲来的羽缎、哔叽衣裳成为时尚，这些物品均是清朝周边藩部属国朝鲜、琉球、安南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的进贡，这些奢侈品、日用物资远远超过宫廷所需时，乾隆皇帝就会将贡品交给崇文门税关发卖，百姓争相购买，以买得起、用得起“内造”物品和皇室的变价物资为身份、地位、面子的象征。
放贷取利，全国最大银主
清初，内务府设立各种庄园、渔猎户等，供应皇室所需之物资，后来发现这些物资远远超过皇室一年所需，于是不定期变卖内务府贮藏的货品、各国贡物，至乾隆年间，內帑已累积数百万两的资产。存着这么多钱不用实在可惜，乾隆皇帝于是想出了开办当铺赚取利息的主意，内务府开设经营了26座当铺，但后来乾隆皇帝发现当铺收入利润不高，因此不惜关闭十余座当铺，将钱直接借给商人，其利息高于当铺之利润。清代前期，以皇帝为首的各级文武衙门、官僚、贵族，都在公开或半公开地放债取利，皇帝是当时全国拥有资金最巨，每年贷出金额最大的银主，又是全国取得债息最多的人。商家借款的利息多半维持在12%的水准，大大低于民间高利贷，年利率虽然不高，但因借款的年限长达十年、二十年，以致于利息数目超过或等于本银。于是就有许多盐商因为借贷內帑而导致资不抵债、破产、抄家的命运。
乾隆时期的盐务与税关部门情况相似，历经清朝盛世，国家重要税收之一的盐税似乎没有增加；反观皇室财政，由乾隆初的数万两到乾隆晚期达一二百万两。盐政官员都是内务府包衣出身，正课之外，私费不赀，“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名目有报效（朝廷重大庆典的巨额捐款）、借帑利息（支付给内务府贷款的利息）、余银（“正额钱粮之外”的多余之银）、提引余利（预提翌年盐引额度）等，从这些陋规、科派中皇帝也获得不少好处。乾隆初期原本交给户部的盐政衙门经费，改解内务府；衙门的运库银两借给商人，利息归皇帝所有；盐商欠税课，查抄家产也归皇帝所有。
乾隆皇帝荷包的银子流往何处去
清代皇室的主要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不过赖慧敏也指出，乾隆皇帝除了将聚敛的民脂民膏供自己挥霍、享受之外，也为国家做了点政治上的好事，那就是用自己的荷包修建藏传寺庙，这些寺庙分布多伦诺尔、盛京、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形成一道“宗教长城”。除了拨內帑修建藏传佛寺，皇帝还通过户部、内务府、税关提供喇嘛口粮，清政府还给蒙古贵族朝拜寺庙提供路费、免税贸易的权利，从而达到借由宗教来统治蒙藏地区，并且将蒙古人对宗教的热诚从西藏转移到北京和热河等地。通过修建热河藏传佛寺，维持了清朝和蒙古一百余年的和平关系，比明朝和蒙古战争每年动辄耗费七八百万两银来说，更能呈显清代统治者策略的成功。
原文删节刊于《南方都市报》2016年7月24日A2叠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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