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峰之死》书评

十年生死两茫茫，斯人已去，争议依旧！

以纪实文学的角度来看,本书把96年轰动全球的珠峰山难（那次山难造成包括两名全球顶尖登山家罗布.霍尔和斯科特.费舍尔在内的12人死亡，一度为珠峰最大的灾难之一，直到2014年4月造成15人死亡的山难为止）写得惊心动魄，引人深思，然而从道德角度而言，本书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本书作者乔恩.克拉库尔是事后诸葛亮，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说三道四，而最大的争议在于克拉库尔对当时的幸存者之一，俄国知名顶尖登山家安纳托利.波克里夫的批评，认为后者在山上的种种行为有违一名职业登山家的专业素养，为此波克里夫颇有微词，为了反击克拉库尔在1997年（本书推出的第二年）出版了一本名为《The Climb》的自述来驳斥克拉库尔的观点，此后很多人认为作为专业登山家的波克里夫出版的《The Climb》才是叙述那场山难最权威最客观的书籍，这引起了克拉库尔的愤怒，他认为人们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本意不是诋毁波克里夫的人格，而是就事论事，他回忆道：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是在波克里夫登顶以后没有经过领队费舍尔的同意就私自折返，抛下客户不管，这有违登山向导的职责（当是波克里夫是费舍尔所在的商业登山队的向导之一，负责把出钱的客户送上峰顶并护送下山）这直接导致了后面山难发生时波克里夫未能及时救援（尽管后来波克里夫救出了另两位客户，但克拉库尔还是认为波克里夫私自下山仍是失误之一），波克里夫一方对这件事的解释是，自己是经过领队费舍尔的同意才先行下山的，理由是先行下山为同伴准备热茶并提供下方支援（而克拉库尔的观点认为波克里夫的理由让人无法理解，因为下面的营地早有夏巴尔人在做这些事情了，克拉库尔认为波克里夫下山是因为自己没有携带氧气筒登顶此时已到极限不得已而下山，而在克拉库尔看来作为登山向导不带氧气筒登顶是冒失的逞强行为，因为此时波克里夫是向导而不是登山家，主要职责是协助客户，他这么做有点本末倒置）并为此和费舍尔有过一次长谈，但克拉库尔马上反驳当时自己就和队里的另两名队员亚当斯和哈里斯跟波克里夫以及费舍尔在一起，清楚的听到波克里夫只对费舍尔说了一句“我陪亚当斯下去”根本没有所谓的长谈，而费舍尔并没有同意，这一点其它两人可以证明。而波克里夫又说是在克拉库尔及另两人离开以后又和费舍尔谈过先下山的事情并得到了同意，克拉库尔质疑根本没有第二次谈话，因为在波克里夫所说的时间费舍尔离他有相当一段距离，并且波克里夫因为没带氧气筒登顶已是又冷又累，很难想象会有什么事会促使他往回爬。其实这段关于波克里夫先行下山的肇因在于他事先没有使用氧气筒登顶，克拉库尔质疑波克里夫这样的行为，而波克里夫之所以先行下山并不是道德上的问题而是实在已达极限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作为向导采用无氧登顶有待商榷）他自己恐怕当时也没有预料到之后会有一场大灾难，而事后从这名不善表达俄国硬汉的言行来看，他对这些事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深感自责。第二项争论的焦点在于当时的领队费舍尔到底有没有事先制定登顶以后的计划（即让波克里夫先行下山做准备的计划），关于这点，波克里夫本人在多次电视采访及及专题节目中否认费舍尔曾经事先制定过相关的计划，贝德曼（当时的另一位登山向导）告诉克拉库尔，如果费舍尔有个计划，他不会在5月10号队伍出发登顶前还不知道，除此之外，贝德曼认为波克里夫也不知道所谓的计划。山难发生半年多后，波克里夫在电视，网络，报纸的多次采访中为自己先行下山一事作了解释，但他从来没有指出自己这么做只是为了遵守费舍尔事先拟定的计划。很多人认为克拉库尔对波克里夫的诋毁是为了摧毁波克里夫的名声，而克拉库尔觉得很委屈，他回忆说：那年5月，在峰顶很多人都犯了错。我本人的行为也可能导致了两名队友的罹难，我从不质疑波克里夫在在攻顶日的行为都是本着善意，我非常确定他用心良善，但是让我恼火的是他拒绝承认自己或许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指波克里夫未经同意先行下山），尽管我批评了波克里夫的某些行为，我也不断强调他在5月11日山难发生时的种种英雄行为，毫无疑问，波克里夫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了珊迪和夏洛蒂的性命。我在许多场合都一再重复这件事。尽管如此，他在当天稍早所做的一些决定，却还是带来了麻烦，任何决定要写出诚实，完整山难报告的记者都不可能忽略这一点。1997年11月，克拉库尔和波克里夫在一次辩论会后终于达成了初步的和解，但是令人唏嘘的是，几个星期以后，波克里夫在攀登安娜普娜峰时遭遇雪崩遇难，一度震惊全球登山界，也许就算波克里夫在96年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并不能抹杀他在其后营救行动中的英雄行为，克拉库尔不该太过苛责他的表现，但我认为克拉库尔对于波克里夫的批评是出于对事件原因的调查并没有夸张到诋毁波克里夫名声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不过怎么说，斯人已去，争议依旧，这本书留给我们的是对于登山的思考以及经验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