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手拂云，千眼观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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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作家
出版日期:2011-3
ISBN:9787506357012
作者:卞毓方
页数:340页
内容概要
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系专业。社会活动家，教授，作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文学硕士。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5年以来致力于散文创作。他的作品或如天马行空、大气游鸿，或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颇受读者喜爱。代表作有散文《雪冠》《烟云过眼》《犹太三星》《韶峰郁郁，湘水汤汤》《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煌煌上庠》；散文特写集《站在历史的窗台上》《啊，少年中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散文集《岁月游虹》《雪冠》《长歌当啸》《千山独行》等。
俗世标签：
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
中国散文家协会会长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书籍目录
序言：文道独行必大侠／何建明
自序：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上篇
第一章 童年梦幻
第二章 少年青春
第三章 相交在清华园
第四章 仗剑天涯
第五章 人生的那一半
中篇
第六章 建国分水岭
第七章 反右之劫
第八章 “文革”悲欢
第九章 人生七十
第十章 笑傲八十
下篇
第十一章 巍巍九十
第十二章 九五之尊
第十三章 公元2007
第十四章 公元2008
第十五章 公元2009
第十六章 公元2010
不是尾声的尾声
编辑推荐
人在少年时，比的是才气，人在中年时，比的是学问；人到了老年，既不比才气，也不比学问——那样违反自然规律太矫情——老年人比的是人品、人格。
作者简介
《千手拂云,千眼观虹: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的人生比较》主要内容简介：191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爆发，二是清华正式建校（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其中六位与清华大学有着特别的机缘。他们是杨绛（1911年7月17日）、季羡林（1911年8月2日）、黄万里（1911年8月20日）、陈省身（1911年10月28日）、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这六位同龄大师，在历史的花名册上，是要用粗犷的字体特别标示的。他们都是与清华学校同庚，大学毕业后转向海外，尔后又叶落归根，在各自的领域撞响黄钟大吕。鉴于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阅读他们，就像从直升机上鸟瞰一场高水平的马拉松赛，道路的每一处转折、倾斜，选手的每一程战术、发挥，都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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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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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新传记体，作者对1911年出生的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六位大师做了人生比较。鉴于他们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作者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留给读者的是更多的联想和思考。本书作者用历史的眼光、平实的文字把六位大师从童年、成长、求学、留学、工作、婚姻直到晚年生活经历做横向比较的比较文学的论著。六位大师都活到90岁以上，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本书的角度是独特的，选材是精当的，评论是中肯的，可读性很强。可以作为读者了解大师们的一个读本，也可以作为教育孩子成才的励志作品。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大师们的长寿密码。 今年4月恰逢清华百年，这六位大师都与清华的渊源不浅。杨绛和侯仁之都在今年要过百岁，可以借机宣传。 欧阳中石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冯其庸给本书题字。 目录： 序言：文道独行必大侠 /何建明 自序：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上篇 第一章：童年梦幻 第二章：少年青春 第三章：相交在清华园 第四章：仗剑天涯 第五章：人生的那一半 中篇 第六章：建国分水岭 第七章：反右之劫 第八章：“文革”悲欢 第九章：人生七十 第十章：笑傲八十 下篇 第十一章：巍巍九十 第十二章：九五之尊 第十三章：公元2007 第十四章：公元2008 第十五章：公元2009 第十六章：公元2010 不是尾声的尾声 精彩内容节选： 第一章：童年梦幻 1.泛论 大师都是打童年走来，但是走着走着，相当一部分的大师却失去了童年。若问：大师的童年哪儿去了？一是遗忘，大师多半上了年纪，陈年旧月的事情他已记不清，说不明；二是故意隐瞒，因为大师的童年，也是光屁股，啜指头，玩泥巴，和普通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大师(包括后世的“为尊者讳”者)害怕童年把他矮化、稚化，索性闭口不说。是以本文再现的六位同龄大师的童年，只是在遗忘和隐瞒之余幸存的“一鳞半爪”。即便这些“一鳞半爪”，也难免是经过精心筛选，乃至粉饰美化，这都是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不过没关系，我们懂得如何把它复原，因为我们既掌握了时代的脉搏，又掌握了大师成长的轨迹乃至最后下落的姿态。 2.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人一生下来，就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 ——无名氏 杨绛：伶俐乖巧，出手无声 杨绛从历史深处的无锡走来。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在西湖边做过小官，恰如白居易吟咏：“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父亲杨荫杭(1878～1945)，“荫”是辈分，如杨绛的二姑母、三姑母，分别叫荫枌和荫榆，“杭”八成寓指杭州，有其字“补塘”为证。杨荫杭生于清光绪四年，值清王朝行将土崩瓦解之际，“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曹雪芹的喟叹，是借薄命的贾探春自喻的，但是对于叛逆者而言，末世又象征着变化，象征着机遇。杨荫杭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尔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南洋，北洋，东洋，西洋，时人最羡慕的洋墨水都叫他喝了。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生性耿直，颃世颉俗，所以在官场就混不圆，终于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丢了官。据杨绛回忆，那件事与扣压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有关：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回忆我的父亲》) 谁能说，父亲的个性，没有在杨绛的身上留下烙印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的知识，而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这当然是杨绛成人后，读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书才产生的联想。拉氏形容朋友间的默契，说：“一起幻想，同他们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同他们聊，想到他们，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只要是同他们呆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有夫有妻如此，无疑是人生的极佳状态，用古话讲，就叫“琴瑟和谐，鸾凤和鸣”。进入二十一世纪，吴学昭曾问杨绛：“您父母这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你们姊妹有多大影响？”杨绛回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动不动就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这是中国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杨绛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木底一般高5－10厘米，有的高达二十多厘米，但不会超过一尺，所以又称为“寸子”。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推荐语： 前言、序、后记 序言：文道独行必大侠 何建明 自古以来，成就大器者均有自己独到的优秀和优质之处，武道与文道皆如此。然而今天人们总在提及为什么少了大师这样的问题，这与当今文道、武道上缺了那些独行其事、独树一帜、独端品行的人才有关。 此处所曰的独者，并非是指脱离现实、远离公众、性情孤僻者，而是指在思想上、学术上和心理上、行动上具有自己独立意识、独立见解、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不去随便或简单地附和他人者。在今天，无论是文道还是武道或者其他什么的行当，浮躁者似乎居多，尽管有人不情愿主动地做这样的人，但种种诱惑下有时只得有意无意地堕落下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客观。 尤其是文人，在名与利面前最容易丧失个性和本性。卞毓方先生属于例外，而且是典型的例外者，因此他这些年来在我们视野里忽隐忽现证明了他的既生存又时常“消失”地现状，恰巧再一次证明了他的独行者的本相。卞毓方的散文写得好、写得比一般名家的好，是我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当了二十多年文学大刊的主编在大量阅读当代诸多作品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曾经在数年前我感叹过这样的一句话：看小说，要看李国文的作品；看散文，要看卞毓方的作品。这话后来被数家报刊转发，我怕是否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可若干年过去了，竟然不仅没人出来指责，倒有不少人附和我的话。这令我安慰。 事实是：卞毓方的散文确实在当今中国散文界称得上是大家之作。这样的评价其实在季羡林先生生前也已有了，他评价卞毓方的散文是“常常有一种奇谲的光，与之相辅，艺术性强，文采葳蕤，颇有气韵、底蕴”。现今的散文，通常看到的多数是写情或写景，作者围绕或事或景进行抒情、说理和实录、叙述。而卞毓方的散文作品我称之是“知性”散文，即在完成常态的写情写景之上的那种融入知识与智慧的文学。知性散文不易之处不仅在于一个作家的知识面，自然首先得有散文家的那种灵动的文采，擅长的景情叙述，更得有智慧的领提与捏拿和结构、章法上的考究。卞毓方在这方面是高手，甚至是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那种高手，故而他的散文可以博古说今、谈天说地，尤其是在论说政治和政治人物的文学中也变得丝毫不生硬、不胆怯、不回避，且能左右逢源、高瞻远瞩、入木三分。 卞毓方身上还有一个品质是许多当代文人所不具备的，即他从来不为一些肤浅的赞美和轻易赏出的名利所动。他极少在文人圈里活动，又很少参与文坛的诸多议论或纷争，然而他的作品一经抛出，即能轰轰烈烈，震耳欲聋。这就是卞毓方，就就是卞毓方的散文。 有人说卞毓方身上有一股气，即文气、生气和灵气，有时还有些霸气。我同意这些评价，只是我认为他的文章中还有一种锐气和孤气，尤其是锐气特别明显，其文情很少有随风摆动、跟风而行之感，总是会感觉他在远远的地方，或者在众人想不到的立足点上放射着不朽的思想光芒。故我也愿意总称卞毓方先生是文坛的独行者的缘故。 独行侠必成大侠，这是道上的古人之训。我们的学者和学界，需要卞毓方这样的独行者，这样中国的文事才能张显更加灿烂的光芒。 自序：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这不是高论。 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譬如以朝代更替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为核心，譬如以社会发展为经纬。我不是搞历史的，写不来那些“学”“术”并重的论著。我写散文，一般只对人物感兴趣，涂鸦之余，兴之所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把他们从时间的深处请回来，组合排列，纵向展示，横向比较，在我看，亦不失为断代史的两三注释，三五补白。 这是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301医院，笔者看望住院治疗的季羡林先生，趁兴谈道：“您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元老，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吴宓的启发，把陶渊明和一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现在受您的启发，也想做一篇关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较文章。” 季先生转过头来，寿眉上挑，目光似乎有点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说，“当初，为了写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资料。对于您，1911年有两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二，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围太大了，你没法比。”季先生说。 “我只挑与清华有关的。” “你都挑了谁？” “第一个是王竹溪。”我说，“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两个月。1929年进清华，高您一级，学的是物理。1933年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当周培源的研究生。1935年8月31日，王竹溪与您，还有乔冠华等六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您在《留德十年》中说，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们五个人，单独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盘，总是输。输急了，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较量，结果还是失败。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忙，在车上的八九天中，你们就没有赢过他一局。” “王竹溪这人很好，学问大大的有。他象棋厉害，但不是清华顶尖的，顶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说，“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说起当年清华园的象棋比赛，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王竹溪讲的。” “当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国，王竹溪去英国，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导师，”我说，“这事很出名。” “当然啦，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季先生欲说还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谓比，是比当事人一生的轨迹。”我说，“山不转水转，1952年院系调整，王竹溪转入北大物理系，又与您成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儿患上了血吸虫病。” “我没有去鲤鱼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够格，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杨绛也是1911年的，生日是7月17，比您大半个月。”我说。 “她入清华时叫杨季康。”季先生记得清楚，“她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 “杨绛1932年入清华，先是借读，第二年考上清华研究生。”我说，“她研究生没有念完，1935年陪钱锺书出国留学，杨绛和钱锺书去的是英国。” 稍等，我又说：“钱学森也是1911年出生，生日是12月11。他大学不是清华，是上海交大。1934年毕业，1935年去美国留学。” “钱学森跟清华没关系吧？”季先生反问。 “有关系。”我讲，“他1934年从上海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当年留美公费生。2001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在历届学生中选出20位知名学者，其中就有钱学森。” “噢，你弄得很细。”季先生说，“你想比的，还有谁？” “还有侯仁之，”我答。不待我说下去，季先生就讲： “侯仁之我知道，比我小4个月。” “您记得很准，”我笑了，“您生日是8月6号(公开的说法，实际是8月2号)，侯仁之是12月6号。” “他不是清华的。”季先生说。 “侯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出身，念书时旁听过清华的地理课，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又兼过清华的《市镇地理基础》课。1952年转到北大。去年(2006)年底，侯先生和您，以及其他十位教授一起荣获北大首届‘蔡元培奖’。”我答。 “林庚去年10月走了，要是晚走两月，‘蔡元培奖’应该有他。”季先生神情转为黯然。 冷场。双方都没有说话。我想到林庚，他是1910年出生的，1928年上清华，先学理科，后改文科，林庚个性鲜明，和季先生渊源很深，要是小一岁的话，倒是个理想的比较对象。 过了一会，季先生问：“还有吗？” “陈省身，”我说，“他上学早，1930年就从南开大学毕业，然后到清华任助教，并读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毕业，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任清华教授。” “我们见过，在南开大学。那一回，是出席范曾搞的一个活动，”季先生笑笑，“是为范曾撑腰，壮门面，碰上的。陈省身已经过世了吧。” “是2004年。”我答。 鉴于讲话时间已长，我赶紧长话短说：“还有黄万里，黄炎培的儿子，清华水利系教授，右派；还有钱钟韩，钱锺书的堂弟，他考上清华，没上，念了上海交大；还有孙毓棠，清华历史系的，诗写得很好，在文学圈里相当活跃；还有董同龢，音韵学家，他1932年进清华中文系，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以及中国文学会主席，后来去了台湾。不谈了，不谈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黄炎培我熟悉，黄万里不清楚，孙毓棠熟悉，钱钟韩、董同龢知道一点，不多，你点的这些人，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等着看你的文章。”季先生微笑颔首。 然而，2007年下半年，外加整个2008年，我已移情语言文字探源，且在推出《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之后，又完成了一本《季羡林图传》，同时趁热打铁，着手撰写《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因此，前面所说为季先生那一代同龄大师作比较文学的事，一直没能提上日程。期间，也曾把题目交给我的学生赵枫莲女士，她作了努力，写出部分初稿，后因故未能完成。2009年岁初，我作美国之行，便中探访、游览了钱学森、陈省身、黄万里当年留学、工作之地，往事袭来，怦然心动，遂决定亲自动手，以上述与季羡林先生的谈话为契机，写一本比较文学的专书。 在1911年出生，而又与清华有关的名人中，我最终挑选了六位，分别是：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与黄万里。王竹溪其实是个好例子，才气好，人品也高，但在写了一半以后搁下，原因在于他去世太早，只活了七十一岁。七十一岁，拿“古尺”衡量，也是过了“古稀”，高寿了，但在今天，只能算中寿，和上述六位比，更是小来兮。本书最终确定的六位主人公，都活到九十岁以上，而且在笔者着手“比较”的时候，其中四人业已九十晋八，百岁在望——光凭这一大把年纪，就够“巍巍乎高哉”的了；按生日先后排列，分别是杨绛、季羡林、侯仁之和钱学森。以上六位大师，都是二十世纪漩涡湍流中的砥柱，在历史的花名册上，是要用粗犷的字体特别标示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与清华学校同庚，大学毕业后转向海外，尔后又叶落归根，在各自的领域撞响黄钟大吕。鉴于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所以阅读他们，就像从直升机上鸟瞰一场高水平的马拉松赛，道路的每一处转折、倾斜，选手的每一程战术、发挥，都看得一清二楚。 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我投机取巧，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现在干什么事都讲究互动，我把更多的思考留给读者，我相信读者的眼力。2009年2月5日 北京
精彩短评 (总计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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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着杨绛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看的，结果发现作者笔下的六人都特别吸引人。 -
算是奔着杨绛买的，偶然的机会因为钱钟书而知道杨绛，并慢慢的被这位具有优秀品质的文学家所吸引，书中对6位1911年出生的名家横向、纵向描述比较一番，虽然笔者与季羡林熟识些，但也坦诚更加敬重杨绛的品格。作者较严谨，切入点较特别，一本书鸟瞰了6位在各个领域内散发光彩且长寿的老人。 -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新传记体，作者对1911年出生的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六位大师做了人生比较。鉴于他们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作者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留给读者的是更多的联想和思考。本书作者用历史的眼光、平实的文字把六位大师从童年、成长、求学、留学、工作、婚姻直到晚年生活经历做横向比较的比较文学的论著。六位大师都活到90岁以上，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本书的角度是独特的，选材是精当的，评论是中肯的，可读性很强。可以作为读者了解大师们的一个读本，也可以作为教育孩子成才的励志作品。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大师们的长寿密码。
今年4月恰逢清华百年，这六位大师都与清华的渊源不浅。杨绛和侯仁之都在今年要过百岁，可以借机宣传。
欧阳中石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冯其庸给本书题字。
目录：
序言：文道独行必大侠 /何建明
自序：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上篇
第一章：童年梦幻
第二章：少年青春
第三章：相交在清华园
第四章：仗剑天涯
第五章：人生的那一半
中篇
第六章：建国分水岭
第七章：反右之劫
第八章：“文革”悲欢
第九章：人生七十
第十章：笑傲八十
下篇
第十一章：巍巍九十
第十二章：九五之尊
第十三章：公元2007
第十四章：公元2008
第十五章：公元2009
第十六章：公元2010
不是尾声的尾声
精彩内容节选：
第一章：童年梦幻
1.泛论
大师都是打童年走来，但是走着走着，相当一部分的大师却失去了童年。若问：大师的童年哪儿去了？一是遗忘，大师多半上了年纪，陈年旧月的事情他已记不清，说不明；二是故意隐瞒，因为大师的童年，也是光屁股，啜指头，玩泥巴，和普通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大师(包括后世的“为尊者讳”者)害怕童年把他矮化、稚化，索性闭口不说。是以本文再现的六位同龄大师的童年，只是在遗忘和隐瞒之余幸存的“一鳞半爪”。即便这些“一鳞半爪”，也难免是经过精心筛选，乃至粉饰美化，这都是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不过没关系，我们懂得如何把它复原，因为我们既掌握了时代的脉搏，又掌握了大师成长的轨迹乃至最后下落的姿态。
2.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人一生下来，就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
——无名氏
杨绛：伶俐乖巧，出手无声
杨绛从历史深处的无锡走来。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在西湖边做过小官，恰如白居易吟咏：“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父亲杨荫杭(1878～1945)，“荫”是辈分，如杨绛的二姑母、三姑母，分别叫荫枌和荫榆，“杭”八成寓指杭州，有其字“补塘”为证。杨荫杭生于清光绪四年，值清王朝行将土崩瓦解之际，“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曹雪芹的喟叹，是借薄命的贾探春自喻的，但是对于叛逆者而言，末世又象征着变化，象征着机遇。杨荫杭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尔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南洋，北洋，东洋，西洋，时人最羡慕的洋墨水都叫他喝了。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生性耿直，颃世颉俗，所以在官场就混不圆，终于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丢了官。据杨绛回忆，那件事与扣压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有关：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回忆我的父亲》)
谁能说，父亲的个性，没有在杨绛的身上留下烙印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的知识，而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这当然是杨绛成人后，读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书才产生的联想。拉氏形容朋友间的默契，说：“一起幻想，同他们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同他们聊，想到他们，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只要是同他们呆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有夫有妻如此，无疑是人生的极佳状态，用古话讲，就叫“琴瑟和谐，鸾凤和鸣”。进入二十一世纪，吴学昭曾问杨绛：“您父母这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你们姊妹有多大影响？”杨绛回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动不动就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这是中国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杨绛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木底一般高5－10厘米，有的高达二十多厘米，但不会超过一尺，所以又称为“寸子”。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推荐语：
前言、序、后记
序言：文道独行必大侠 何建明
自古以来，成就大器者均有自己独到的优秀和优质之处，武道与文道皆如此。然而今天人们总在提及为什么少了大师这样的问题，这与当今文道、武道上缺了那些独行其事、独树一帜、独端品行的人才有关。
此处所曰的独者，并非是指脱离现实、远离公众、性情孤僻者，而是指在思想上、学术上和心理上、行动上具有自己独立意识、独立见解、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不去随便或简单地附和他人者。在今天，无论是文道还是武道或者其他什么的行当，浮躁者似乎居多，尽管有人不情愿主动地做这样的人，但种种诱惑下有时只得有意无意地堕落下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客观。
尤其是文人，在名与利面前最容易丧失个性和本性。卞毓方先生属于例外，而且是典型的例外者，因此他这些年来在我们视野里忽隐忽现证明了他的既生存又时常“消失”地现状，恰巧再一次证明了他的独行者的本相。卞毓方的散文写得好、写得比一般名家的好，是我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当了二十多年文学大刊的主编在大量阅读当代诸多作品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曾经在数年前我感叹过这样的一句话：看小说，要看李国文的作品；看散文，要看卞毓方的作品。这话后来被数家报刊转发，我怕是否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可若干年过去了，竟然不仅没人出来指责，倒有不少人附和我的话。这令我安慰。
事实是：卞毓方的散文确实在当今中国散文界称得上是大家之作。这样的评价其实在季羡林先生生前也已有了，他评价卞毓方的散文是“常常有一种奇谲的光，与之相辅，艺术性强，文采葳蕤，颇有气韵、底蕴”。现今的散文，通常看到的多数是写情或写景，作者围绕或事或景进行抒情、说理和实录、叙述。而卞毓方的散文作品我称之是“知性”散文，即在完成常态的写情写景之上的那种融入知识与智慧的文学。知性散文不易之处不仅在于一个作家的知识面，自然首先得有散文家的那种灵动的文采，擅长的景情叙述，更得有智慧的领提与捏拿和结构、章法上的考究。卞毓方在这方面是高手，甚至是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那种高手，故而他的散文可以博古说今、谈天说地，尤其是在论说政治和政治人物的文学中也变得丝毫不生硬、不胆怯、不回避，且能左右逢源、高瞻远瞩、入木三分。
卞毓方身上还有一个品质是许多当代文人所不具备的，即他从来不为一些肤浅的赞美和轻易赏出的名利所动。他极少在文人圈里活动，又很少参与文坛的诸多议论或纷争，然而他的作品一经抛出，即能轰轰烈烈，震耳欲聋。这就是卞毓方，就就是卞毓方的散文。
有人说卞毓方身上有一股气，即文气、生气和灵气，有时还有些霸气。我同意这些评价，只是我认为他的文章中还有一种锐气和孤气，尤其是锐气特别明显，其文情很少有随风摆动、跟风而行之感，总是会感觉他在远远的地方，或者在众人想不到的立足点上放射着不朽的思想光芒。故我也愿意总称卞毓方先生是文坛的独行者的缘故。
独行侠必成大侠，这是道上的古人之训。我们的学者和学界，需要卞毓方这样的独行者，这样中国的文事才能张显更加灿烂的光芒。
自序：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这不是高论。
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譬如以朝代更替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为核心，譬如以社会发展为经纬。我不是搞历史的，写不来那些“学”“术”并重的论著。我写散文，一般只对人物感兴趣，涂鸦之余，兴之所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把他们从时间的深处请回来，组合排列，纵向展示，横向比较，在我看，亦不失为断代史的两三注释，三五补白。
这是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301医院，笔者看望住院治疗的季羡林先生，趁兴谈道：“您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元老，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吴宓的启发，把陶渊明和一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现在受您的启发，也想做一篇关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较文章。”
季先生转过头来，寿眉上挑，目光似乎有点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说，“当初，为了写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资料。对于您，1911年有两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二，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围太大了，你没法比。”季先生说。
“我只挑与清华有关的。”
“你都挑了谁？”
“第一个是王竹溪。”我说，“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两个月。1929年进清华，高您一级，学的是物理。1933年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当周培源的研究生。1935年8月31日，王竹溪与您，还有乔冠华等六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您在《留德十年》中说，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们五个人，单独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盘，总是输。输急了，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较量，结果还是失败。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忙，在车上的八九天中，你们就没有赢过他一局。”
“王竹溪这人很好，学问大大的有。他象棋厉害，但不是清华顶尖的，顶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说，“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说起当年清华园的象棋比赛，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王竹溪讲的。”
“当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国，王竹溪去英国，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导师，”我说，“这事很出名。”
“当然啦，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季先生欲说还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谓比，是比当事人一生的轨迹。”我说，“山不转水转，1952年院系调整，王竹溪转入北大物理系，又与您成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儿患上了血吸虫病。”
“我没有去鲤鱼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够格，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杨绛也是1911年的，生日是7月17，比您大半个月。”我说。
“她入清华时叫杨季康。”季先生记得清楚，“她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
“杨绛1932年入清华，先是借读，第二年考上清华研究生。”我说，“她研究生没有念完，1935年陪钱锺书出国留学，杨绛和钱锺书去的是英国。”
稍等，我又说：“钱学森也是1911年出生，生日是12月11。他大学不是清华，是上海交大。1934年毕业，1935年去美国留学。”
“钱学森跟清华没关系吧？”季先生反问。
“有关系。”我讲，“他1934年从上海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当年留美公费生。2001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在历届学生中选出20位知名学者，其中就有钱学森。”
“噢，你弄得很细。”季先生说，“你想比的，还有谁？”
“还有侯仁之，”我答。不待我说下去，季先生就讲：
“侯仁之我知道，比我小4个月。”
“您记得很准，”我笑了，“您生日是8月6号(公开的说法，实际是8月2号)，侯仁之是12月6号。”
“他不是清华的。”季先生说。
“侯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出身，念书时旁听过清华的地理课，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又兼过清华的《市镇地理基础》课。1952年转到北大。去年(2006)年底，侯先生和您，以及其他十位教授一起荣获北大首届‘蔡元培奖’。”我答。
“林庚去年10月走了，要是晚走两月，‘蔡元培奖’应该有他。”季先生神情转为黯然。
冷场。双方都没有说话。我想到林庚，他是1910年出生的，1928年上清华，先学理科，后改文科，林庚个性鲜明，和季先生渊源很深，要是小一岁的话，倒是个理想的比较对象。
过了一会，季先生问：“还有吗？”
“陈省身，”我说，“他上学早，1930年就从南开大学毕业，然后到清华任助教，并读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毕业，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任清华教授。”
“我们见过，在南开大学。那一回，是出席范曾搞的一个活动，”季先生笑笑，“是为范曾撑腰，壮门面，碰上的。陈省身已经过世了吧。”
“是2004年。”我答。
鉴于讲话时间已长，我赶紧长话短说：“还有黄万里，黄炎培的儿子，清华水利系教授，右派；还有钱钟韩，钱锺书的堂弟，他考上清华，没上，念了上海交大；还有孙毓棠，清华历史系的，诗写得很好，在文学圈里相当活跃；还有董同龢，音韵学家，他1932年进清华中文系，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以及中国文学会主席，后来去了台湾。不谈了，不谈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黄炎培我熟悉，黄万里不清楚，孙毓棠熟悉，钱钟韩、董同龢知道一点，不多，你点的这些人，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等着看你的文章。”季先生微笑颔首。
然而，2007年下半年，外加整个2008年，我已移情语言文字探源，且在推出《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之后，又完成了一本《季羡林图传》，同时趁热打铁，着手撰写《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因此，前面所说为季先生那一代同龄大师作比较文学的事，一直没能提上日程。期间，也曾把题目交给我的学生赵枫莲女士，她作了努力，写出部分初稿，后因故未能完成。2009年岁初，我作美国之行，便中探访、游览了钱学森、陈省身、黄万里当年留学、工作之地，往事袭来，怦然心动，遂决定亲自动手，以上述与季羡林先生的谈话为契机，写一本比较文学的专书。
在1911年出生，而又与清华有关的名人中，我最终挑选了六位，分别是：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与黄万里。王竹溪其实是个好例子，才气好，人品也高，但在写了一半以后搁下，原因在于他去世太早，只活了七十一岁。七十一岁，拿“古尺”衡量，也是过了“古稀”，高寿了，但在今天，只能算中寿，和上述六位比，更是小来兮。本书最终确定的六位主人公，都活到九十岁以上，而且在笔者着手“比较”的时候，其中四人业已九十晋八，百岁在望——光凭这一大把年纪，就够“巍巍乎高哉”的了；按生日先后排列，分别是杨绛、季羡林、侯仁之和钱学森。以上六位大师，都是二十世纪漩涡湍流中的砥柱，在历史的花名册上，是要用粗犷的字体特别标示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与清华学校同庚，大学毕业后转向海外，尔后又叶落归根，在各自的领域撞响黄钟大吕。鉴于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所以阅读他们，就像从直升机上鸟瞰一场高水平的马拉松赛，道路的每一处转折、倾斜，选手的每一程战术、发挥，都看得一清二楚。
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我投机取巧，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现在干什么事都讲究互动，我把更多的思考留给读者，我相信读者的眼力。
2009年2月5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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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有点攒了，但感谢田小爽女士赠书。 -
向大师学习人生 -
在他们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人生 -
书本身很好，只可惜，很多我都已经知道了。 -
卞毓方写作此书的时候杨绛和侯仁之都在世，今天看的时候仅有杨绛一人了。 -
还挺好的